浅谈史料的搜集与鉴别——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冯敏燕

（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辽宁大连116029）

摘要：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着重论述了自己的史料观，其中对史料的搜集与鉴别的论述形成了其独特的方法理论，研究这一问题可以为今后的史学研究工作提供重要的方法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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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史料的搜集；鉴别

中图分类号：K25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05—0149—02

收稿日期：2013—12—02

作者简介：冯敏燕（1988— ），女，山西阳泉人。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外教育交流史。

中国历史上的史料浩如烟海。所有的历史研究，都必须以史料为依据，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前提。想要建设一部科学的中国史或进行史学研究，就要从史料的搜集、鉴别、整理开始。但搜集史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史料并不是简单地摆在人们的面前，而是分散在许多不为人知的地方，需要史学研究者耐心地去探求。但探求也不能盲目地进行，需要有科学的方法，有科学的方法才可以有效率地完成史料的搜集、鉴别等工作。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本著作中重点论述了如何进行史料的搜集与鉴别，并由实践层面上升到理论高度，给之后的研究提供了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

一、梁启超与《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是一位著述极为宏富的学者，广涉政治、经济、教育、哲学、佛学、历史、文学各领域，著述之富，范围之广，近代史上罕有人能与之比肩，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以一个近代人的眼光，兼采中西学者之长去研究和整理传统学问，对当时的学界有很大影响，时至今日，仍有启发意义。

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学者中，梁启超最为重视史学理论的研究，他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各个方面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1921年，梁启超将在南开大学的讲演稿整理之后，在《改造》第四卷第3—4号上先行发表一部分，次年一月以《中国历史研究法》为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后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3。《中国历史研究法》详尽论述了史料的范围、类别、搜集、鉴别等各个环节，通过对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深刻剖析之后，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

二、搜集史料

梁启超认为史料分散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必须以精密科学的方法来搜集，否则就得不到史料，但得到的史料又有真赝之分，必须经过严谨的辨别，才可以辨出真伪，这就需要适当的搜集与鉴别史料的方法。

史学工作者要研究某一历史现象或历史事件，首先就要把相关的史料收集起来。梁启超认为普通史料的搜集可以在旧史中查找，不需要特别地去搜集。但他所要求的史料并不是仅仅如此而已。梁启超非常重视归纳法，他指出史料的记载往往是分散的、孤立的，谈到史料常常单举一事，若单看记载的一件事情觉得无足轻重，如果将同类事情汇集起来进行分析比较，就会有新的发现。正如他所言：“治庭园者孤植草花一本，无足观也，若集千万本，莳以成畦，则绚烂炫目矣。”

这种搜集史料的方法最关键的一点是要注意常人注意不到的地方。他指出要注意消极的史料，他认为消极的史料的重要程度不亚于积极的史料，例如梁启超读历代《高僧传》发现隋唐以前僧侣的重要事业是翻译某经某论，或讲经作注，宋以后这种记事在诸僧传中就看不到了，于是可以得出推论：宋代以后僧侣不讲学问。

梁启超还指出个人的言行、一件事情的始末即使在正史上史料极其匮乏，用力搜剔，也可以收获颇多。对于旧史中全部没有记载或只是缺略的事实，通过博搜旁证也可以有意外的发现。遇到史料被旧史家故意湮灭或错乱证据者，治史者应从别处搜索证据来补充或纠正。

三、史料的鉴别

（一）正误鉴别

所有留传到今天的史迹，大都经过了若干年、若干人的口述或笔述才能知道它的概况，各个时代人的心理不同，观察点也不同，各种史迹每从某一个时代之人的脑中滤过，都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因此，对待史料我们要有鉴别的能力，不为传统的思想及个人成见所蒙蔽，要有怀疑的精神，对素来不成问题的事项保持怀疑的态度。

梁启超对史料的鉴别提出了反证法，但历史上的事实并不是都可以用如此简单的方法鉴别，有些是明知其事极不可信却找不到明确反证的史料，对于此种史料，梁启超认为可以采取两种步骤：第一步，要有怀疑的态度，指出其可疑的地方；第二步就是遇到问题，换一个角度去思考。梁启超将史料分为直接的史料和间接的史料。直接的史料无论在何国，都不易多得，年代越远，则其留传下来的越少。直接的史料如浪淘沙，十分稀少，于是梁启超认为在史学界占最重要位置的是间接的史料。间接的史料是指其书与其书中所记叙史迹发生时代的距离，远至百年千年，彼所述者都是以其所见的直接史料为范本，他认为间接史料年代愈早，则其可信度愈高。当然，适用此标准也有例外的时候，有一些极其可贵的史料晚出或较迟传播，后人能利用而前人所不及见，如罗马之福林，埋在土中两千年，所以，19世纪末人所著的罗马史的可信程度超过千年前人的著述。任何史料，即使是名著也有不实不详之处，所以，研史者不论对任何史料都要时时刻刻用怀疑的态度来进行分析研究，则真相就可以慢慢呈现。

（二）辨伪鉴别

梁启超认为辨伪法应先辨伪书，再辨伪法。伪书就是后人假借古人的名伪造的书。书愈古老，伪书就愈多。伪书如此之多，在辨伪的各个环节中，方法的寻找和运用非常重要，如果方法科学，就可以节约时间，提高辨伪质量。于是，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出了辨别伪书的十二条公例，如之前书目没有著录或他书从未征引，忽然出现，可能是伪书；之前书目虽有记载，但长时间未曾出现，忽有一异本突然出现，要从其书的篇数、内容方面与旧本进行比较，差异较大者，可能是伪书；书中所记载的与当时社会状态矛盾的，可断定是伪本；书中所言思想与当时的时代主流思想不同，那也可以判断是伪本；还有原本已被前人证实，已确保为真本，但今本与它不同的就必是伪书了，等等。梁启超除了提出辨别伪书的十二公例以外，还提出了辨别伪事的七条公例，例如，明知是假的还当成真实的来撰写的；记载的事情虽然是事实但描述过当的；还有纯属文学著述的，等等。

梁启超全面论述了史料的鉴别方法，他列出的鉴别伪书十二条公例和辨别伪事的七条公例，都是史料学的基本方法和基本知识，对我们当今的史料研究者仍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四、梁启超对史料搜集鉴别的方法对当今史学研究的重要借鉴意义

（一）梁启超非常重视史料的搜集，并且善于把分散、孤立的史料收集起来，对其进行分析，通过相关比较，得出历史的真相，给我们留下了真实的历史，让后世人对历史有了比较准确的理解。

（二）关于史料“正误辨伪”强调“求真”两个字，他是受了前清乾嘉诸老所提倡的“实事求是”主义的影响，要求我们史学研究者要用科学的方法审查史料，务必求得正确的史料来作自己研究的基础。

（三）对于史料搜集的方法，不只是从旧史记载中搜寻，而是从更广阔的范围进行搜集，使搜寻史料的来源更加广阔。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把史料的搜集鉴别从实践层面上升到理论高度，他在史料方面的论述在中国近代史学尚未成型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给之后的研究提供了典范。他所表述的这些较为完整的理论，在当今的中国史学界仍有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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