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精神的功能

　　【作者简介】陈其泰，1939年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 总结伟大的民族精神在中华民族几千年漫长征途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无疑是当前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课题。概括来说，民族精神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延续、国家的兴旺强盛具有三项极为重要的功能：（1）精神支柱的功能；（2）凝聚力量的功能；（3）教育激励的功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力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我们必定能够在未来和平发展的道路上谱写出新的壮丽诗篇。

　　【关 键 词】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精神支柱的功能/凝聚力量的功能/教育激励的功能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是民族长期形成的优良文化传统的结晶，也是人们为了推进本民族发展而普遍认同、并发挥了主导作用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人民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事业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发扬和振奋民族精神的迫切性和重大意义。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互相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① 一个领导着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从事实现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执政党，如此高度地重视总结和弘扬民族精神，其意义是极其深刻的。今天，揭示伟大的民族精神在中华民族漫长征途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无疑是当前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课题。

　　民族精神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延续、国家的兴旺强盛具有极为重要的功能，概括来说有以下三项：精神支柱；凝聚力量；教育激励。限于篇幅，兹结合若干史实简要论述如下。

　　精神支柱的功能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把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纳入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国民教育的全过程。”“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文明绵延不绝，中间虽遭种种劫难而能衰而复振，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民族精神起到重要的支柱和维系的作用，尤为关键的是团结统一的精神，自强不息、不畏强暴的精神，厚德载物、海纳百川的精神。

　　中国多民族不断实现融合和国家走向统一的趋势，早在夏、商、周三代即已形成，《诗经·小雅·北山》所吟诵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正反映出统一局面为古代中国臣民共有的牢固信念。以后历代国家政权都以统一作为当时政治成就的最高目标，而历代有远见的思想家也都以推进统一事业、反映民众的统一要求为己任。共同努力，以求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间的和好、融合，便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岁月，战胜一切劫难和挫折的精神支柱。孔子由于倡导“大一统”说而被尊为封建时代的“圣人”，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也在两千年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孔子处于春秋时期周天子地位式微的背景下，他愤慨当时各国互相攻伐，倡导统一，力主维护“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在其撰修的《春秋》中谴责破坏“统一”目标者为“乱臣贼子”。孟子处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因为分立而互相攻伐，赋敛苛重，民众痛苦不堪，孟子对此痛心疾首，要求“解民于倒悬”。全部《孟子》论述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做到“天下归之”及阐发孔子所言“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的道理，倡导推动中国走向统一。他还明确预言：“不嗜杀者定于一。”② 这些都深刻地反映了民众的愿望，也被战国至西汉历史的发展所证实。西汉司马迁生活于汉武帝实现空前大统一的时代，他撰成《史记》，有力地体现出汉武帝时代统一局面空前发展的时代精神。司马迁摆脱西汉时期俗儒一味讥贬“亡秦”的陋见，在《秦本纪》、《秦始皇本纪》中正确评价秦统一中国的贡献，称“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并主张“法后王”③，即继承和推进秦统一中国的大业。尤其热情歌颂西汉时代“海内一统”的局面，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④ 司马迁又整理出自传说中的颛顼、帝喾、尧、舜至夏、商、周，其古帝王都出于一个共同的祖先——黄帝，这恰恰反映出后人对统一的愿望。诚如郭沫若所说：“如五帝三王是一家，都是黄帝的子孙，那便完全是人为。那是在中国统一前后（即嬴秦前后）为消除各种氏族的畛域起见，而生出的大一统的要求。”⑤《史记》“世家”记载的诸多诸侯国，鲁、晋、卫等是周王室成员所传下，燕、陈、楚等也都是黄帝之后。记载“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⑥；“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⑦，并在《匈奴列传》中记述“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通过记载中国境内各民族在血缘上和世系上的密切联系，体现出高度的历史文化认同。

　　《史记》这部成功巨著记载了中国各民族不断走向更高程度统一的历程，因而成为加强民族凝聚力的宝贵典籍，对世世代代促进民族文化认同起到巨大的作用。司马迁所确立的“大一统”历史观深刻地影响了后代少数民族当权者和历史家，十六国、北朝政权分立时期表现特别显著，因而形成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特有规律：越是处于分裂时期各民族越是向往统一。“统一”意识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发挥了支柱作用，这在延续一两千年持续发展的修史制度及其丰富成果上有生动的体现。《史记》的“大一统”历史观在深刻内涵和本质意义上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向和全民族共同的愿望，因而成为后代史家仿效的榜样。东汉初，班固撰成《汉书》，承继并发展了司马迁的“大一统”历史观，成为又一影响巨大的名著。东汉朝廷又先后诏令班固（兰台史令）、刘珍（史官谒者仆射）等“著作东观”，纂修当朝史《东观汉纪》一百四十三卷。中国古代设馆修史制度即由此发端。从曹魏以后至南北朝，各朝都置史官，其名称有著作郎、著作佐郎、修史学士等。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十六国分裂时期，多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割据政权也几乎都设置史官，如匈奴族刘渊建立的汉，设左国史，羯族石勒建立的后赵设史学祭酒，负责记载本国史。鲜卑拓跋部祖先以游牧为生，未有历史记载，从道武帝建国立号后，即效法中原文化，设置史官，修成编年体国史。随着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又改为纪传体国史，并由史官李彪、崔鸿等修成孝文以下各朝起居注。东、西魏分裂，其史官制度和国史资料为东魏所继承，在此基础上，北齐天保二年（551）置史馆，诏令魏收纂修《魏书》，历四年完成。北齐的史馆，有朝廷按史馆建制任命的堪当修史之任的史官（有著作郎、著作佐郎、修史臣、校书郎等），有专门的修史机构，又命大臣监修，以示朝廷高度重视。中国历史上史馆的正式设立即始于北齐，它一方面由华夏民族重视历史记载的长期传统发展而来，另一方面，其初步形成又是因鲜卑政权实行汉化政策直接导致，因而是北朝时代汉族与鲜卑族共同的文化认同结出的珍贵果实，意义十分深远！

　　唐朝是比汉朝规模更大、国力更加强盛的朝代，南北民族融合后显示出了更加雄伟的创造力，唐初政治家和史学家共同认识到必须为刚刚过去的五个朝代（南朝的梁、陈，北朝的齐、周，隋）正式修成完整的史册，因而直接推动了设馆修史制度的确立。有唐一代，官方修成《梁书》、《陈书》、《周书》、《北齐书》、《隋书》和《晋书》六部前朝史，又纂修了数量巨大的当朝史，并规定了全国范围定期向史馆上报有关多种记载的制度。以后历五代、两宋至清各朝史馆基本上均依照唐制建立，有的朝代（如宋代）机构更加发达。历代都将修史工作视为朝政大事，保证了二十四史的完成，成为几千年连续不断的历史记载，在世界独一无二，堪称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迹！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同样高度重视纂成前朝史，元代修成《宋史》、《辽史》、《金史》，清代前后历时九十年修成《明史》，充分证明“大一统”历史观在多民族统一进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精神支柱作用。

　　凝聚力量的功能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列强一再对我国发动野蛮侵略，国内封建统治昏庸腐败，致使中华民族处于危机四伏之中。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正是中华民族发扬了团结统一、勇于抗击侵略、自强不息、不断探索救国道路的精神，凝聚了全民族的力量，最终战胜了列强要把中国变成其直接殖民地的图谋。

　　在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魏源及时地对清代历康、雍、乾三世实现全国多民族统一的局面作了总结。龚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议》等文中明确提出“中外一家，与前史迥异”，并强调边疆民族间要建立“安”和“信”的关系。魏源在《圣武记》中，更从新疆人民在国家统一局面下负担减轻的事实，说明国家统一带来的好处，指出，当准噶尔策动反叛时，对新疆人民是“竭泽而渔”，且不时“索子女，掠牲畜”，回民如遇盗匪，只好把财物粮食窖藏起来，到大小和卓木统治时，“兵饷徭役烦兴”，“民脂殆尽”。自从回 部归中央朝廷管理后，则“蠲苛省敛，二十而取一，回户休息更始矣！”⑧ 如此鲜明的对比，雄辩地证明统一给新疆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他又著成爱国主义先驱名著《海国图志》，跨越中西文化严重隔阂的鸿沟，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得出两项与民族生存利益攸关的重要结论：一是在英国野蛮侵略面前，中华民族应当同仇敌忾奋起抵抗，并对正义的自卫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充满信心。因此他呼吁：“天时人事，倚伏相乘，何患攘剔之无期？何患奋武之无会？此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智者所宜讲画也。”全民族奋起抵抗，“寐患去而天日昌，虚患去而风雷行”⑨，就能争取御侮斗争的最后胜利。二是要勇于跨越以往视西方国家为“化外之夷”的认识鸿沟，承认他们武器技术的先进，“师夷长技以制夷”，了解外国情形，知彼知己，因而开创了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时代风气。

　　鸦片战争之后，又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枷锁套在中国身上，中华民族的生存面临更加严重的危机，列强环伺，企图对我蚕食鲸吞。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形势更加险恶，中国被一向所看不起的“蕞尔小国”日本打得惨败，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清朝统治极度腐朽的实质彻底暴露，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在举国群情激奋、思变思强的情势下，康有为领导的维新派走上政治舞台，发动了戊戌维新运动。这是中华民族处在严重灾难面前的奋起一跃，以前所未有的声势和明确的政治主张，表达出全民族为了挽救危亡而进行共同抗争的决心和意志。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集合了全国十八省有强烈爱国心的知识分子，共同表达救国主张，形成有声势的政治行动，它冲破了清朝统治者两百多年来“不准土人干政”的禁令，是全民族爱国力量对腐朽卖国的专制政府表达的有力抗议。康有为撰写的《上清帝第二书》中，对中国即将遭受瓜分的局势作了怵目惊心的分析，向光绪帝明确提出救亡图强的四项方针，而其变法的核心主张，是要求立即结束沿袭两千年的皇帝高高在上、三五守旧大臣擅权的封建专制政体，改为实行西方国家和日本的“议郎”会议讨论国家大事的制度，革除长期造成国家落后衰弱的等级森严、上下隔绝、民情不通的状态，改变为“公四万万人之心以为心”、“能者竭力，富者纾财，共赞富强，君民同体，情谊交孚，中国一家，休戚与共”。⑩ 戊戌维新虽然被顽固派残酷地绞杀了，但其作为挽救民族危亡、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爱国主义改革运动却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回响。以维新派为代表的进步力量向腐朽的封建思想体系发起勇猛的攻击，他们认识到国家利益所在，世界进步潮流之所向。康有为所倡导的在民族生存危急关头，要激起举国民众“同雪国耻”的决心，要结束专制政体，以实现“中国一家，休戚与共”，“合四万万人之心以为心”，也正是中华民族的觉醒至此提升到新的阶段的明证。以往由于戊戌维新遭到失败，又因康梁等人主张维新反对革命，而一味贬低戊戌维新运动的政治意义和思想意义，是一种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片面看问题的不正确态度。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结束了两千年封建帝制，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民主共和的时代，这一具有伟大意义的历史性进步，是革命派前仆后继、浴血战斗而取得的，也是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号召之下，全国民众包括海外爱国华侨和边疆各民族的人心所向，以及为推翻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而共同奋斗的结果，是在救亡图强、革故鼎新的民族精神鼓舞下，凝聚了全国各族人民力量而取得的胜利。经过镇压戊戌变法运动、出卖义和团、与侵略者签订屈辱卖国的《辛丑条约》之后，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反动顽固的面目早已彻底暴露，国内有识之士和人民群众进一步认清其对外放手卖国、对内残民以贼的凶恶、腐朽本质。经过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不屈不挠举行起义、展开组织活动和舆论宣传，革命之说已经遍倡于国中，必须用革命手段推翻这个溃烂的封建王朝，中国才能不亡，成为人们的普遍意识。因此，当武昌首义成功消息传出，各省纷纷响应。清廷反动统治迅速宣告瓦解。在辛亥革命准备和发动阶段，革命思想家进行的满腔热情的启蒙宣传也起到巨大作用，帮助群众认清中国舍武装推翻封建帝制统治之外别无出路，如《革命军》作者邹容等人义正词严地宣告：“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广大华侨和全国各民族在全力支持和积极响应辛亥革命的共同行动中显示出巨大的向心力，更是对中华民族觉醒的有力推进。广大爱国华侨同祖国血肉相连，许多侨胞为革命慷慨解囊，又有许多华侨志士归国参加战斗，精神昂扬悲壮，可歌可泣。孙中山曾高度评价华侨对辛亥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说：“此次推翻帝制，各埠华侨捐巨资以为军费，而回国效命决死，以为党军模范者，复踵相接。”又说：“辛亥革命是华侨的产儿！”武昌起义成功后，立即得到各族人民的响应，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在东北，同盟会员张溶与满族爱国知识分子宝昆等人，于1911年11月17日在沈阳成立“奉天省联合急进会”，组织各族人民开展推翻清朝在东北的统治的斗争。黑龙江各族革命者组织了“新民爱国委员会”，响应武昌起义，策划黑龙江省独立。在新疆，1912年1月，伊犁革命党人杨赞绪（时任伊犁新军步兵署协统）和冯特民策划新军举行起义，当地汉、回、维吾尔、哈萨克、蒙古、锡伯等各族人民，积极支持和参加。其他在陕西、绥远、云南等省，也都有少数民族民众响应辛亥革命而举行斗争。“烈火炼真金”，在勇敢抗击侵略、探索救国道路的伟大民族精神的鼓舞下，近代一次次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展，使早已形成的全国各民族兄弟般相互依靠、相互支持的关系，反复地经受了考验和锤炼，变得更加牢固。

　　近代台湾人民和祖国大陆人民患难与共的情怀，同样是在抗击外侮、救亡图强民族精神鼓舞下各民族凝聚力增强的生动写照。民族英雄丘逢甲的奋斗经历可为一例。丘逢甲祖籍广东蕉岭，至曾祖父一代迁到台湾拓殖谋生，丘逢甲本人于1864年12月出生于台湾淡水厅铜锣湾庄。他从小受到父亲和其他有学问的父辈良好的教育，对于祖国的历史文化有深刻的领悟，又树立了热爱中华民族、忠贞报国、不畏强暴、勤奋进取的精神。逢甲二十岁时，作成《台湾竹枝词》百首（现存四十首），歌咏台湾的历史文化、世情民俗、风光景物。其诗句有反映台湾人与祖国大陆同胞密切的渊源关系的，有叙述台湾地形山势与祖国大陆一脉相连的，有表现台湾与大陆节日风俗、服饰时尚息息相关的，有讴歌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开辟台岛草昧的历史功绩的，特别是有诗句肯定康熙帝统一台湾、巩固海防的伟业。从此，年刚二十岁的丘逢甲誉满全台。《台湾竹枝词》的出色成就有力地证明一百多年前台湾人民对自己祖国和伟大中华民族的高度历史文化认同。

　　丘逢甲于1895年领导台湾义民反对腐败的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成立名为“台湾民主国”的抗日政府，年号“永清”，并致电清朝政府，表示“台湾士民，义不臣倭，愿为岛国，永戴圣清”，声明台湾永远属于中国，推举巡抚唐景崧为总统，丘逢甲任副总统兼抗日义军统领，于六月中旬率义军在新竹附近与日军血战二十余昼夜，终因弹尽饷绝失败，回归大陆故籍。他写有大量诗篇表达炽烈的爱国衷肠。如他所写的表达保卫台湾、收复台湾、实现祖国统一的坚强决心的著名诗句：“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春愁》）黄遵宪也撰写有长诗《台湾行》，歌云：“城头逢逢雷大鼓，苍天苍天泪如雨，倭人竟割台湾去。当初版图入天府，天威远及日出处。我高我曾我祖父，艾杀蓬蒿来此土。……亡秦者谁三户楚，何况闽粤百万户。成败利钝非所睹，人人效死誓死拒，万众一心谁敢侮！”两位杰出爱国诗人的诗句表达了全国人民抗御日寇、收复台湾、统一祖国的共同意志，成为近代诗歌的不朽篇章，永远产生激励人心的力量。

　　丘逢甲的思想随着时代潮流前进，由原先只赞成走维新变法道路，到逐步倾向革命。1911年，黄花岗起义失败，丘逢甲适在广州，他尽力营救革命党人。武昌起义成功后，他于十二月作为广东代表之一赴南京出席各省组建临时中央政府会议，并在此前于上海谒见孙中山，号召在沪粤籍商人捐款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1912年初，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中华民国成立，丘逢甲在南京欢欣鼓舞，写诗讴歌民主革命的胜利：“郁郁钟山紫气腾，中华民族从此兴。江山一统都新定，大纛鸣笳谒孝陵。”（《谒明孝陵》）并被推举为临时参议院参议员。由身在台岛、热爱民族本根文化，到抗议割让台湾，起兵抗击日军，到最后拥护孙中山创建的民主共和国——丘逢甲的经历生动地证明了台湾同胞与大陆民众命运血肉相连，中华民族精神对台湾同胞具有强大感召力、凝聚力。

　　教育激励的功能

　　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又具有重要的教育激励的功能，尤其是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民族精神对于全体华夏儿女具有无可比拟的感召、鼓舞作用，激励千百万民众英勇斗争，在浩劫中新生，在灾难中挺立。

　　抗日时期，万恶的日本强盗对我国进行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最野蛮、最凶残的侵略蹂躏，在这场惨绝人寰的巨大灾难面前，中华民族誓死保卫祖国、万众一心、共赴国难、宁死不屈的伟大精神鼓舞全国军民展开英勇顽强的抵抗，最终获得了抗战的全面胜利。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11)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进行的最艰苦的一次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彻底胜利的斗争，经过浴血战斗，终于获得了民族的独立，并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起点。胡锦涛总书记对抗战时期民族精神的提升和弘扬作了极其精辟的概括：“在那场空前壮阔的伟大斗争中，中华民族进一步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并表现出许多鲜明的特点，这就是：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品格，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民族团结意识，不畏强暴、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民族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勇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侵略者的民族自强信念，开拓创新、善于在危难中开辟发展新路的民族创造精神，坚持正义、自觉为人类和平进步事业贡献力量的民族奉献精神。”(12) 在伟大的民族精神的教育激励下，举国上下同仇敌忾，以气壮山河之势，与敌人展开殊死的战斗，中国共产党最鲜明地表达出全国人民英勇抗战的决心，并成为团结抗战的核心力量，国民党军队的爱国将士也为抗战做出重大贡献，国民党政府在全国民众爱国精神感召下，也改变了初期消极退让政策，而转为坚决抵抗，全国各民族以及海外侨胞空前广泛动员，真正实现了全民抗战，使我们祖国浴火重生。

　　中国共产党率先明确提出抗日救亡的主张。“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满洲省委立即发表宣言，号召工农兵劳苦群众开展英勇的斗争，罢工、罢课、罢市，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布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建议各党各派各军在“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的紧急关头，本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原则，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久，中国共产党又明确提出愿意与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政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将原苏区改称边区，将所属第八路军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习惯上仍称为“八路军”，迅速开赴前线。提出八路军的战略任务是：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从侧翼阻击进犯山西的日军。同时，深入敌占区，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抗战初期，日军兵锋迅速推进，国民党正面战场连连失利的时候，装备简陋的八路军却分散为若干的小股力量，大踏步地挺进敌后，开辟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并通过小规模的游击战不断地给日军以痛击。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战略逐步奏效，大大削弱和延缓了日军继续进兵的能力和进程。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顶住了日寇的种种政治诱降和汪精卫叛国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号召全国人民共同抗战，甚至提出了“全民总动员”和“精神总动员”的方针和口号，许多将领和士兵顽强抗敌、血洒山河、为国捐躯，为中华民族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国共两党是抗日战争的主力，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与国共两党在危难之际达成合作分不开的，同时两党的将士们也在战争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张自忠和左权是他们的优秀代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勇于牺牲的精神成为抗战军民英勇杀敌、抗战到底的楷模。

　　在抗战烽火连天的岁月，全国各阶层人民广泛动员，为挽救民族危亡和战胜侵略者争先恐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事例。

　　“九·一八”事变以后，张学良被迫率领东北军退到关内，东北各爱国阶层和不愿入关的原东北军将士组建了各路义勇军。据统计，“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地区参加武装抗日的人数达50余万。以东北义勇军为代表的抗日武装力量的活动遍及东北全境，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全国各地大中城市的青年学生，率先站到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列。“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北平、南京、天津等地的大中学生，纷纷走上街头，举行集会游行，发表通电，进行抗日宣传，建立抗日团体。9月下旬，全国各地学生代表会集南京，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外交部请愿。10月初，全国各地学生举行反日示威。1935年华北事变后，北平爱国学生发起“一二·九”运动，各大中学校学生六千余人向国民党当局请愿，高喊“打倒汉奸卖国贼！”“立即停止内战！”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一二·九”运动的发生，“轰动了全国。它配合着红军的北上抗日行动，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使抗日运动成为全国的运动，所以，‘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13)。

　　全国各界人士也纷纷组织各种抗日团体。1931年9月21日，“北平各界反日救国大会”通电全国，提出“对日实行不合作主义”。上海、汉口、天津、南昌等城市的工商业者发动了抵制日货的运动，严重打击了日本在华市场。上海80余个妇女团体2000余人召开大会，联合组成妇女救国大同盟。她们举办救护训练班，组织妇女救护队，开赴前方参加救护工作。南京妇女界代表发起组织中华国民救国女子军，抱定舍身救国的决心，3天内签名参加者达1300多人，分救护队、宣传队、决死队三部分，以南京女子法政讲习所为筹备地点进行组织、训练。(14) 宗教界人士也动员起来，北平法源寺的僧人、中国佛教会等通令全国各省市佛教会动员各寺院僧侣共赴国难，节约用费，犒劳前方将士。伊斯兰教教徒，发起组织伊斯兰教友会，并发表宣言，表示抗日。

　　八年抗战中，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日夜牵动着千百万侨居海外的同胞的心，他们纷纷通过各种形式支持和参加国内抗战。“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抗议日本侵略，相继返回国内。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近300人，全体退学，并发表宣言，表达了“当此国家濒危之时，正吾辈拼弃生命杀敌救亡之日”的炽烈爱国感情。(15) 自9月19日起两个月内，留学生及其他侨胞先后共约7000余人归国。东南亚是华侨最为集中的地区，“九·一八”事变后，该地区的华侨不仅进行声援、捐赠资金和物资，而且组织“华侨义勇军”、“抗日铁血团”和“武装自卫队”等组织直接回国参战。据广东侨委员会1946年统计，抗战期间，仅仅粤籍侨胞回国参军参战的即有4万余人(16)。1938年10月，东南亚华侨抗日救国的统一领导机关——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成立，陈嘉庚当选主席。南侨总会下设近千所分会，涉及东南亚各地区各行业。据陈嘉庚回忆，当时人们对该机构的评价是：“不持各属筹款机关，可密切联系，而冶于一炉，即全南洋八百万侨胞，亦可精神团结，而化为一体。”(17) 在伟大民族精神教育激励下，全国人民和爱国华侨形成了坚强抗击敌人的整体。旅欧、旅美的中国华侨也纷纷成立了各种机构，声援国内抗日。“九·一八”事变后，英国名流和中国旅英人士成立了中国人民之友社；在法国巴黎，组成了中华民众救亡会筹委会；比利时华侨组成了旅比华侨反日救国总会。旅居美国的华侨团体，还集资购买飞机31架，捐赠给国内，用于对日作战。另外，加拿大、巴拿马、秘鲁、委内瑞拉、古巴等国的华侨，也都组织起各种团体，援助国内的抗日救亡运动。

　　八年抗战中，中华民族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以崇高的奉献精神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因此而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在全面抗战的前4年，也是日本侵略者气焰最嚣张、攻掠最野蛮的时间里，中华民族独力对日作战。“七·七”事变后，日本将其24个师团中的21个投入到中国战场，超过其陆军总兵力的87％；1938年，更是将其34个师团中的32个投入中国战场，超过了其陆军总数的94％。(18) 此时，美国虽然与日本在太平洋地区有矛盾，但也曾打算牺牲中国，换取与日本的妥协；苏联担心日本北进，造成两线作战的局面，而与日本签订了为期5年的《苏日中立条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压力才减轻了一些。但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凭借其自强不息的精神，在中国战场上始终牵制了日本陆军一半以上的兵力，同时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正如罗斯福所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19) 可以说，美苏的参战，只是加速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中华民族以坚忍不屈、自强不息的精神进行的长期英勇、顽强的抵抗才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要素所在。中国人民在抗击日寇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做的巨大贡献，使国际社会重新认识了中国的力量和作用。1944年8月，中国代表团参加了首次筹建联合国的四大国会议，并积极参与了联合国章程的制定工作。1945年4月，联合国在旧金山召开制宪会议，中国是四个发起国之一，中国共产党派出自己的代表，与国民政府的代表共同出席会议，特别体现了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意志。中国被确认为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这就进一步在国际上确认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国人民浴血奋战而赢得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这也正是近代一百多年来在伟大的民族精神教育激励下，全国人民前赴后继共同奋斗而取得的珍贵果实。

　　回顾中华民族穿过历史的狂风暴雨，战胜无数艰难险阻，而逐步壮大和强盛的历程，我们心情无比激荡，展望未来的发展道路，我们信心百倍、志坚如钢。我们坚信，只要清醒地估计和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团结统一、自强不息、不畏强暴、厚德载物的伟大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在今后和平发展的征途中，谱写出新的壮丽篇章。

　　注释：

　　①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59页。

　　② 《孟子·梁惠王下》。

　　③ 《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序》。

　　④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⑤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2～223页。

　　⑥ 《史记》卷三一《吴太伯世家》。

　　⑦ 《史记》卷四一《越王勾践世家》。

　　⑧ 魏源：《圣武记·乾隆勘定回疆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7～168页。

　　⑨ 魏源：《海国图志·序》。

　　⑩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3～134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47页。

　　(12) 胡锦涛：《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9月3日。

　　(13)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页。

　　(14) 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3卷，东北问题研究会1932年版，第12页。

　　(15) 《申报》1931年10月22日。

　　(16)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北京出版社1977年版，第86页。

　　(17)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新加坡怡和轩1946年刊本，第56～57页，转引自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北京出版社1977年版，第86页。

　　(18) 《人民日报》1991年11月2日。

　　(19) ［美］伊利奥·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秘录》，新群出版社1950年版，第49页。

责任编辑：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