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与当代美学话语系统学术讨论会综述

　　由中华美学学会青年学术委员会与《东方丛刊》编委会联合主办的“大众文化与当代美学话语系统”学术讨论会，于1994年5月28日至5月31日在太原市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50多名青年美学研究者和部分美学家出席了会议。与会代表围绕当代社会环境中的大众文化、当代东西方大众文化比较、当代美学话语系统的内在结构、当代美学话语转型与人文精神建构、当代中国文化景观中的文艺现状等一系列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其中，关于“转型期”大众文化的思考，关于“美学话语系统”的考察与界定，以及现实文化背景下的文艺状态、当代中国美学研究的任务与出路等问题，是本次会议讨论的热点。

　　关于“转型期”大众文化的沉思

　　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及其活动的广泛展开，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当前中国人的日常审美取向及审美意识。潘知常代表认为，从美学的角度看，当代大众文化的出现，意味着从时间角度对传统美学的解构；当代大众文化在美学上的特点，是提出了一个虽不完善但值得反省的命题：“审美与生活的同一”，这与传统美学所固执的命题：“审美对于生活的超越”显然对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当代大众文化看到了传统美学的根本缺憾。

　　陈炎代表指出，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变革不仅在经济上给大众带来了更多的实际利益和发展空间，而且在精神上为其带来了更多的自信心和创造空间。此间所形成的以感官享受、现实利益和初级关怀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无论对于国家的以群体、客体、秩序为要义的观念体系，还是对于知识分子以个体、主体、自由为旨归的价值标准都有一定的消解作用。其历史意义在于：1．缓和国家与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由于长期的二元结构所形成的紧张关系；2．在客观上实现了中国城市社会观念体系的多元化；3．在结构上有利于中国社会在现阶段的稳定性。傅瑾代表通过对中国戏曲盛衰的历史性审视，而认识和评价大众文化的意义，认为中国戏曲的生存与发展，一直主要受着大众审美观念的支配；何时民众没有话语的权力，何时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众艺术，大众艺术就必然衰亡，中国戏曲的盛衰是一个突出的样本。

　　袁济喜代表认为，我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实际状况可谓忧喜参半。有些状况令人担忧，表现为意义的丧失、感官文化的泛滥，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与传统审美文化的断裂。中国传统美学以政教为中心，审美境界以“天人合一”为中心，尽管宋元以来出现了商业化大众文艺，但一直被裹挟在封建体制之内。可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审美文化的断裂在转型期则显得十分突出。因此，弥补大众文化中的真空地带，建立健康的大众审美文化机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

　　关于“美学话语系统”的考察与界定

　　在关于美学话语系统的讨论中，与会者尤为关注的是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中的美学话语问题。姚文放代表指出，当代美学话语系统应将自己的话语中心落在建立人文精神之上。美学的人文精神在本质上是形而上的、理性化的，带有很强的理想色彩——常表现为一种人文理想。这种人文理想主要是通过提供一种价值体系以凝聚整个社会的精神结构，使之始终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准之上，使人们的社会行为取一种健全、合理、向上的趋势，进而有效地达到一定的社会目标。张胜冰代表认为，人文精神的重建恰是当代美学话语转换所面临的一个现实性问题。传统美学话语中的人文精神是依据传统哲学的原则建构起来的，强调美学的人生哲学意义和终极关怀作用，带有浓厚的理想色彩，这与当代人所处的文化情境形成较大距离，以致造成当前审美文化中人文精神的失落。美学要重塑当代人的人文信仰，其话语转换中的人文精神不是简单的回归传统，用传统话语系统来演绎今天的现实，而是努力寻求传统与现代、中国和西方的新的对话方式和渠道，在这种对话中找到它们之间相互沟通、接轨的理论的和现实的最佳契合点。

　　现实文化背景下的文艺状态

　　关于中国当代文艺的现存状态、进路选择，以及在今天的文化背景下，中国艺术精神何去何从的问题，许多与会者颇为关切。王德胜代表从文化背景的考察切入，认为90年代的中国文艺转型，在特定方面正与市民文化意识的要求不谋而合；在对普通人生的实话实说中，在对平常生活琐事和凡俗情绪的缀拾中，90年代中国文艺成为了一个个满足市民文化意识的叙事文本。这种文艺转型与市民文化意识的认同，其策略表现为：其一，以审美主义的叙事形式来拆解历史的深度模式，并在拒绝“沉重”的过程中追逐生活的轻松、闲适和快意；其二，在渲染市民情调的人际温情中，对人（包括知识分子）进行心理疗治，如《北京人在纽约》、《过年》、《渴望》、《秋菊打官司》等，即不仅投合了普通人对现实生活的温情要求，而且投合了处于“无奈的守望”之境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温情幻象。

　　罗筠筠代表指出，80—90年代普泛的文艺创作心态不是中国艺术精神中的“忘”，而是“入”。无论文学、绘画，还是影视，当代艺术家所追求的是揭露现实、开掘人性、宣泄渴望。正因为此，当代艺术家很少有那种来自心灵与技巧解放的自由感和充实感，也很少有那种“心斋”下“踌躇满志”的审美观照。

　　朱青君代表认为，当今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环境的较为宽松，以及文化传媒现代化，为大众提供了参与艺术创造和自娱自乐的诸多便利和可能，大众自身的艺术潜能也可以得到较充分的挖掘。

　　当代中国美学研究的任务与出路

　　尽管本次会议并未事先明确拟定“当代中国美学研究的任务与出路”这个议题，但在研讨中，与会者都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出对此问题的共同关怀和一种明确的共识：当代中国美学研究任重道远，对其出路也需作多方面探索。

　　有的代表明确指出，当代中国美学的真实而持久的发展，需要美学研究者站在美学学科的前沿位置上，广泛联系当前文化进程来深入考察和探索现实的中国文艺和中国人的审美生活，从而确立美学话语自身的现实功能的价值。

　　岳介先代表则认为，当前我国的美学研究陷于一种独自咏叹的困境。缘由是大众需要的东西研究者关注的少，而研究者所热衷的东西，许多人并不理解。所以，出路之一就是改变研究思路和侧重点，即，切切实实地关心大众文化的生存和发展，以强化美学的应用而改变自身形象。

　　龚钢代表提出，随着世界文化格局的形成，中国美学的发展需要建立一种融通性的美学交流语境，即中国比较美学观的建立。这种建构必须基于一种发展观，即不能固守传统美学的经典界定，以古往的命题代替或遮蔽今天的思考，而是要发展和创新。因此，中国美学的重建，不仅包含了解释学的要求，而且包含有分析哲学的要求。从分析哲学出发，是为了用新的美学语言彰明传统美学内涵，实现美学语言的重建。

　　作者：宋生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