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理论视域下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
2022-06-08
[摘要]昆汀·塔伦蒂诺是当代西方最具个性的电影导演之一。从昆汀的艺术创作中，能够发现鲜明的“作者电影”的影子。许多研究者也从多方面对昆汀电影的审美个性进行过解读。这些研究的焦点，正是对昆汀艺术个性的提炼。他所导演的影片中的暴力美学、独特的后现代主义表现方式以及“作者”与“类型”的巧妙融合，都给观众留下独特与凝练的审美体验。本文从以上三方面出发，以“作者理论”为视角，探讨了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创作。
[关键词]作者理论;昆汀·塔伦蒂诺;电影艺术
昆汀·塔伦蒂诺是当代西方最具个性的电影导演之一。他的许多影片，如《落水狗》《低俗小说》《杀死比尔》系列，以及《被解放的姜戈》等，都曾备受好评，也同时颇受争议。虽然昆汀电影的取材、情节设计、场面调度与主题意蕴等具有多样化和驳杂性的特征，但从其艺术创作中，又能发现鲜明的“作者电影”的影子。许多研究者也从多方面对昆汀电影的审美个性进行过解读。这些研究的焦点，正是对昆汀艺术个性的提炼。
“作者电影”作为法国新浪潮时期提出的概念，进一步肯定了导演在一部电影中“核心灵魂”的地位，承认了电影导演与画家、音乐家和作家这些“个人艺术”的创作者之间的相似性。[1]虽然一部优秀的影片是许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但统摄全局的导演必然赋予电影强烈的“个人色彩”，当这种“个人色彩”很好地诠释了其一贯的、独特的艺术观念时，“作者电影”便应运而生。由于电影被赋予了鲜明的个人标签，导演所创作的电影便具有系列性特征。昆汀的电影正是如此，其影片的暴力美学、独特的后现代主义表现方式以及“作者”与“类型”的巧妙融合，都给观众留下独特与凝练的审美体验。本文从以上三方面出发，以“作者理论”为视角，探讨了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创作。
一、“昆汀式”暴力美学
暴力美学是昆汀电影最为鲜明的标签。昆汀的暴力美学并非一种局部性的视听刺激，或是为影片情节推波助澜的工具，而是对个体生存命题的揭示和探求。“暴力”贯穿于其影片的始终，使观众的情绪难以游离于对个体生命沉浮的牵挂和思索当中。
首先，昆汀的暴力美学展现了现代社会个体命运的不确定性。暴力成为个体命运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暴力无处不在，其发生与湮灭都具有偶然性、突发性，对个体的命运既是一种毁灭，又可能预示着新生。在《被解救的姜戈》中，昆汀将同名的经典西部影片进行了瓦解和重构，建立出一个全新的，属于昆汀式的叙事空间。《被解救的姜戈》是昆汀暴力美学的典型表征。在影片中，姜戈不再是从前那个独来独往、枪法如神的西部牛仔。而是前半生一直受人摆布和欺凌的黑奴。在遇到“牙医”舒尔茨之前，黑奴姜戈没有自我。他像牲口一样，是白人贩子获取利益的工具。他的妻子被卖到糖果庄园，受尽折磨。就在舒尔茨利用姜戈成为赏金猎人的过程当中，情节的每一次突转都是因暴力而起，同时，每一次暴力的发生也促成了姜戈精神上的成长。影片的后半程，糖果庄园爆发了两次暴力事件。一是舒尔茨被杀，姜戈被俘。二是姜戈杀死糖果庄园奴隶主，成功救出妻子，获得自由之身。第一次暴力事件使姜戈丧失了朋友舒尔茨的庇护，为其真正的独立和自由奠定了基础。第二次暴力事件，表明了姜戈已经成长为一个敢于并且有能力与命运进行抗争的英雄。可见，在昆汀的电影中，暴力不仅是矛盾激化的表现、气氛渲染的关键条件，导演也借此展现了个体命运的不确定性，以及暴力在导致毁灭与促发新生中的“微妙”作用。这是昆汀暴力美学的一个独特个性。
其次，对于暴力美学的表现方式，昆汀的电影也具有鲜明的个性。黑色幽默、荒诞、夸张变形等，在昆汀的许多影片，如《落水狗》《低俗小说》以及《杀死比尔》系列中，都与暴力形影不离。这些元素的融入，使得影片的画面极富表现力，也赋予了影片强烈的荒诞意味。如，《杀死比尔》中，女主人公一开始被打得倒在地上，满头是黑色的血迹，脸上满是污渍和绝望之情，眼睛被打肿，门牙被打掉，而对她施虐的男人则温柔地对她说：“别以为我在玩虐待。”而女主人公在后来的复仇中同样显露出了残忍的一面，如在饭店中对战日本黑帮，女主人公一人手刃二十余名男性黑帮分子，场面极其血腥。人体如同灌满了血的气球，稍微被刺破一个口鲜血就会喷涌而出。而电影中的许多不合理之处，如刀剑如何带上飞机，女主人公如何能凭借寸拳从被活埋的境地中绝处逢生等昆汀均无意去解释。整部电影剧情铺垫严重不足，人物内心的变化亦非导演所关注的对象，甚至复仇的结果亦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昆汀所营造出来的整个在现实生活中绝不可能发生的暴力氛围。可以说，颇具实验性质的《杀死比尔》是一部典型的形式压倒内容的电影，但是昆汀对自己武侠情怀的大胆表现，却得到了观众与评论界的宽容。
昆汀将黑色幽默、荒诞、夸张变形等与暴力结合在一起，为观众拼贴出一个个拒绝理性与传统的、混乱又断续的现实世界。这使得昆汀的暴力美学具备了独特的“形”与“神”。一方面，影片用极富表现力的影像来冲击观众的眼球，甚至重新定义公共话语的意义; 另一方面，电影却又包含着导演所思索的抽象的哲理命题。在特殊的、偶然的与虚构的故事中，观众痛定思痛后所看见的是普遍的、必然的和真实的残酷现实。[2]这是导演暴力美学独具个性的呈现方式，也是昆汀“作者电影”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二、独特的后现代主义表现方式
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对于今天的观众和艺术家来说，并不陌生。后现代主义哲学、文学与艺术早已经渗透于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当中。电影作为一种大众艺术，深刻地反映出这一点。当今许多电影艺术家的创作都带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风格。昆汀·塔伦蒂诺是其中最成功的导演之一。[3]他的《落水狗》《低俗小说》和《被解放的姜戈》等，皆因其鲜明的后现代主义风格而备受关注与热议。
首先，后现代主义的反传统个性在昆汀的影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电影整体基调，还是具体画面风格;无论是宏观叙事，还是局部细节处理，这种反传统元素在他的影片中俯拾皆是，其演绎又是风格多变，不一而足。观众能够从中发现导演独到的艺术智慧，其解读兴味也因此而愈发浓烈。这种反传统有时表现在背景设置上，如，昆汀翻拍的《被解救的姜戈》中，白人牛仔变成了黑人奴隶。昆汀向观众展现了一个奴隶成长为孤胆英雄的过程。传统西部片的传奇性叙事与黑奴电影的厚重历史感，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元素拼贴在一起，使电影获得了奇妙的戏剧性和微妙的戏谑色彩。这种反传统有时又表现在宏观叙事上，如，《落水狗》中，导演讲述了六个临时聚集在一起的陌生人共同抢劫珠宝店的故事。这部电影没有主要角色，拼贴性叙事，甚至也没有推动情节发展的核心力量。这显然与传统犯罪类型电影的叙事模式大相径庭。昆汀没有以抢劫为焦点，其叙事线索是以六人之间的关系变化为推进的，并且，由于时间上的“错序”，影片情节的发展变得扑朔迷离、难以预料。观众无法根据以往的审美习惯去进行预期，却转而与昆汀一起共同完成这个“拼图游戏”。这种叙事风格在《低俗小说》中亦被昆汀运用得纯熟老练。 其次，昆汀的“叛逆”在影片中总是通过幽默滑稽的艺术表现手法给予展现。因此，在他的电影中，“笑”成为重要的解构性力量。“笑”是一种艺术效果，而非艺术手段。如，姜戈与凯尔文的初次见面，在吧台吞云吐雾的他碰到了老一代姜戈——在塞吉奥·考布西1966年执导的影片《姜戈》中的主角——弗兰科·尼罗。老牛仔戴着白色帽子、白色手套，点了一杯龙舌兰，看着旁边的姜戈问：“你叫什么？”姜戈的回答很干脆，“姜戈”。老牛仔继续逼问“会拼吗？”姜戈答：“D-J-A-N-G-O，D不发音。”新老姜戈的“偶遇”构成了戏里戏外两个时空。[4]昆汀像一个正在讲故事的顽皮孩童，突然对听众做起了鬼脸。心领神会的观众自然乐在其中。这是昆汀所独有的幽默气质。在他的电影中，这种小玩笑比比皆是。同时，对这种幽默的体验和认知又需要观众主动运用智慧。观众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背景和对导演艺术个性的认知，才能实现与导演的心理默契。也可以说，昆汀的反传统是通过观众的力量实现的，正是在观众的笑声中，电影完成了对权威、理性和元叙事的瓦解。
最后，昆汀电影的后现代主义风格还体现在历史性与非历史性之间的对撞。他的许多影片都是以真实的历史背景为基础，但又不受真实历史限制，具有很强的非历史性。除了上文提及的《被解救的姜戈》外，《无耻混蛋》亦是如此。正如昆汀自己坦言的，影片仍然是“以真实历史事件为基础的故事，而我扭曲了现实，好让我的故事进行下去”。在历史这个“障碍”面前，昆汀坚持顺着自己的意志走下去。如是，便出现了种种颠覆历史的画面。由此可见，昆汀电影的非历史性并非总是刻意为之，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影片叙事的需要。这使得一部电影背后的作者清晰可见。他倔强地遵循自己的故事，而不会被外部种种障碍捆住手脚。而《杀死比尔》则有着架空历史的意味，女主角多次身处绝境，被子弹击中头部、前胸，被活埋，却都能死里逃生，化险为夷。尤其是面对日本黑帮团队，女主角以一己之力，击杀几十黑帮分子也只在一瞬之间。昆汀为观众塑造的是一个排除了任何科幻因素的“真实”的女超人，而其存在的历史语境则被置于一边。
三、“作者”与“类型”的巧妙融合
昆汀电影无论是画面风格，还是叙事艺术，都体现出鲜明的“作者电影”特征。同时，他的电影又有浓郁的“类型化”色彩。这些电影具有很强的商业价值，是好莱坞电影商业化生产的一部分。昆汀很好地实现了“作者”与“类型”之间的融合，使其影片既有先锋色彩，也能够为更广泛的观众所接受。
昆汀的影片有着鲜明的独创性特征。独创性是其作品可称之为“作者电影”的前提条件。但昆汀的独创性作品与通常意义上的先锋艺术并不等价。他不会用艰深晦涩的电影语言，令观影者望而却步。如昆汀式暴力美学的展现，就与吴宇森等暴力美学方面的巨匠不同，昆汀追求的是暴力画面的多样性和“审丑”式的唯美。昆汀电影审美的实现，与观众的审美介入有着直接的联系。其影片的时间错序、离散叙事，与影片若即若离的插科打诨等，实际上都是邀请观众进行审美介入的积极信号。因此，昆汀的独创性与其说是先锋性，不如说是一种“陌生化”艺术手段。陌生化艺术，并非令其影片更具艺术气息，而是通过对好莱坞电影商品标准化规范的突破，吸引更多的观众。这里没有程式化的情节、脸谱化的人物以及模式化的景象，大众体验到的是全新的审美乐趣。导演正是借此调动起人们的观影激情。
此外，昆汀打破了好莱坞商业电影传统的叙事模式和表现手段，不是只破不立。他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因此又具有浓郁的“类型”化意味。他的很多影片之所以能够引起诸多热议，不仅在于影片对现实及对电影自身的解构，更在于观众与导演之间能够建构起一种心理默契。昆汀的影迷往往在未观影之前，就已经充满了期待。而这种期待包括昆汀会在片中展现何种暴力形式，又会产生哪些经典对白，甚至昆汀在片中向哪部影片致敬，等等，这些无疑是属于昆汀的独特“类型”。
综上所述，“电影作者”最初是指那些具有先锋性、实验性的独立电影人。而作者电影也通常是与美国商业电影相对而言的。因此，谈及作者电影，很多研究者都将视线聚焦于法国电影上。由于其独特的电影体制和观众群体，使得导演可以更自由地根据其艺术理念，拍出体现自身艺术气质的电影作品。但由于电影大众媒介的根本属性，使得先锋与大众从来都不是泾渭分明的，先锋艺术的表现形式，很多都会被引渡到商业电影的创作中来。昆汀便是最好的例子。
[参考文献]
[1] 李洋.新浪潮与法国新电影[J].文艺争鸣，2010（22）.
[2] 柳杨.昆汀电影中的荒诞性及其表现方式[J].电影文学，2015（15）.
[3] 赵阳磊.后现代主义的黑色光芒——昆汀·塔伦蒂诺电影研究[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13.
[4] 陈延潼.《被解放的姜戈》中非典型美国西部文化[J].电影文学，2014（04）.
[关键词]作者理论;昆汀·塔伦蒂诺;电影艺术
昆汀·塔伦蒂诺是当代西方最具个性的电影导演之一。他的许多影片，如《落水狗》《低俗小说》《杀死比尔》系列，以及《被解放的姜戈》等，都曾备受好评，也同时颇受争议。虽然昆汀电影的取材、情节设计、场面调度与主题意蕴等具有多样化和驳杂性的特征，但从其艺术创作中，又能发现鲜明的“作者电影”的影子。许多研究者也从多方面对昆汀电影的审美个性进行过解读。这些研究的焦点，正是对昆汀艺术个性的提炼。
“作者电影”作为法国新浪潮时期提出的概念，进一步肯定了导演在一部电影中“核心灵魂”的地位，承认了电影导演与画家、音乐家和作家这些“个人艺术”的创作者之间的相似性。[1]虽然一部优秀的影片是许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但统摄全局的导演必然赋予电影强烈的“个人色彩”，当这种“个人色彩”很好地诠释了其一贯的、独特的艺术观念时，“作者电影”便应运而生。由于电影被赋予了鲜明的个人标签，导演所创作的电影便具有系列性特征。昆汀的电影正是如此，其影片的暴力美学、独特的后现代主义表现方式以及“作者”与“类型”的巧妙融合，都给观众留下独特与凝练的审美体验。本文从以上三方面出发，以“作者理论”为视角，探讨了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创作。
一、“昆汀式”暴力美学
暴力美学是昆汀电影最为鲜明的标签。昆汀的暴力美学并非一种局部性的视听刺激，或是为影片情节推波助澜的工具，而是对个体生存命题的揭示和探求。“暴力”贯穿于其影片的始终，使观众的情绪难以游离于对个体生命沉浮的牵挂和思索当中。
首先，昆汀的暴力美学展现了现代社会个体命运的不确定性。暴力成为个体命运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暴力无处不在，其发生与湮灭都具有偶然性、突发性，对个体的命运既是一种毁灭，又可能预示着新生。在《被解救的姜戈》中，昆汀将同名的经典西部影片进行了瓦解和重构，建立出一个全新的，属于昆汀式的叙事空间。《被解救的姜戈》是昆汀暴力美学的典型表征。在影片中，姜戈不再是从前那个独来独往、枪法如神的西部牛仔。而是前半生一直受人摆布和欺凌的黑奴。在遇到“牙医”舒尔茨之前，黑奴姜戈没有自我。他像牲口一样，是白人贩子获取利益的工具。他的妻子被卖到糖果庄园，受尽折磨。就在舒尔茨利用姜戈成为赏金猎人的过程当中，情节的每一次突转都是因暴力而起，同时，每一次暴力的发生也促成了姜戈精神上的成长。影片的后半程，糖果庄园爆发了两次暴力事件。一是舒尔茨被杀，姜戈被俘。二是姜戈杀死糖果庄园奴隶主，成功救出妻子，获得自由之身。第一次暴力事件使姜戈丧失了朋友舒尔茨的庇护，为其真正的独立和自由奠定了基础。第二次暴力事件，表明了姜戈已经成长为一个敢于并且有能力与命运进行抗争的英雄。可见，在昆汀的电影中，暴力不仅是矛盾激化的表现、气氛渲染的关键条件，导演也借此展现了个体命运的不确定性，以及暴力在导致毁灭与促发新生中的“微妙”作用。这是昆汀暴力美学的一个独特个性。
其次，对于暴力美学的表现方式，昆汀的电影也具有鲜明的个性。黑色幽默、荒诞、夸张变形等，在昆汀的许多影片，如《落水狗》《低俗小说》以及《杀死比尔》系列中，都与暴力形影不离。这些元素的融入，使得影片的画面极富表现力，也赋予了影片强烈的荒诞意味。如，《杀死比尔》中，女主人公一开始被打得倒在地上，满头是黑色的血迹，脸上满是污渍和绝望之情，眼睛被打肿，门牙被打掉，而对她施虐的男人则温柔地对她说：“别以为我在玩虐待。”而女主人公在后来的复仇中同样显露出了残忍的一面，如在饭店中对战日本黑帮，女主人公一人手刃二十余名男性黑帮分子，场面极其血腥。人体如同灌满了血的气球，稍微被刺破一个口鲜血就会喷涌而出。而电影中的许多不合理之处，如刀剑如何带上飞机，女主人公如何能凭借寸拳从被活埋的境地中绝处逢生等昆汀均无意去解释。整部电影剧情铺垫严重不足，人物内心的变化亦非导演所关注的对象，甚至复仇的结果亦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昆汀所营造出来的整个在现实生活中绝不可能发生的暴力氛围。可以说，颇具实验性质的《杀死比尔》是一部典型的形式压倒内容的电影，但是昆汀对自己武侠情怀的大胆表现，却得到了观众与评论界的宽容。
昆汀将黑色幽默、荒诞、夸张变形等与暴力结合在一起，为观众拼贴出一个个拒绝理性与传统的、混乱又断续的现实世界。这使得昆汀的暴力美学具备了独特的“形”与“神”。一方面，影片用极富表现力的影像来冲击观众的眼球，甚至重新定义公共话语的意义; 另一方面，电影却又包含着导演所思索的抽象的哲理命题。在特殊的、偶然的与虚构的故事中，观众痛定思痛后所看见的是普遍的、必然的和真实的残酷现实。[2]这是导演暴力美学独具个性的呈现方式，也是昆汀“作者电影”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二、独特的后现代主义表现方式
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对于今天的观众和艺术家来说，并不陌生。后现代主义哲学、文学与艺术早已经渗透于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当中。电影作为一种大众艺术，深刻地反映出这一点。当今许多电影艺术家的创作都带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风格。昆汀·塔伦蒂诺是其中最成功的导演之一。[3]他的《落水狗》《低俗小说》和《被解放的姜戈》等，皆因其鲜明的后现代主义风格而备受关注与热议。
首先，后现代主义的反传统个性在昆汀的影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电影整体基调，还是具体画面风格;无论是宏观叙事，还是局部细节处理，这种反传统元素在他的影片中俯拾皆是，其演绎又是风格多变，不一而足。观众能够从中发现导演独到的艺术智慧，其解读兴味也因此而愈发浓烈。这种反传统有时表现在背景设置上，如，昆汀翻拍的《被解救的姜戈》中，白人牛仔变成了黑人奴隶。昆汀向观众展现了一个奴隶成长为孤胆英雄的过程。传统西部片的传奇性叙事与黑奴电影的厚重历史感，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元素拼贴在一起，使电影获得了奇妙的戏剧性和微妙的戏谑色彩。这种反传统有时又表现在宏观叙事上，如，《落水狗》中，导演讲述了六个临时聚集在一起的陌生人共同抢劫珠宝店的故事。这部电影没有主要角色，拼贴性叙事，甚至也没有推动情节发展的核心力量。这显然与传统犯罪类型电影的叙事模式大相径庭。昆汀没有以抢劫为焦点，其叙事线索是以六人之间的关系变化为推进的，并且，由于时间上的“错序”，影片情节的发展变得扑朔迷离、难以预料。观众无法根据以往的审美习惯去进行预期，却转而与昆汀一起共同完成这个“拼图游戏”。这种叙事风格在《低俗小说》中亦被昆汀运用得纯熟老练。 其次，昆汀的“叛逆”在影片中总是通过幽默滑稽的艺术表现手法给予展现。因此，在他的电影中，“笑”成为重要的解构性力量。“笑”是一种艺术效果，而非艺术手段。如，姜戈与凯尔文的初次见面，在吧台吞云吐雾的他碰到了老一代姜戈——在塞吉奥·考布西1966年执导的影片《姜戈》中的主角——弗兰科·尼罗。老牛仔戴着白色帽子、白色手套，点了一杯龙舌兰，看着旁边的姜戈问：“你叫什么？”姜戈的回答很干脆，“姜戈”。老牛仔继续逼问“会拼吗？”姜戈答：“D-J-A-N-G-O，D不发音。”新老姜戈的“偶遇”构成了戏里戏外两个时空。[4]昆汀像一个正在讲故事的顽皮孩童，突然对听众做起了鬼脸。心领神会的观众自然乐在其中。这是昆汀所独有的幽默气质。在他的电影中，这种小玩笑比比皆是。同时，对这种幽默的体验和认知又需要观众主动运用智慧。观众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背景和对导演艺术个性的认知，才能实现与导演的心理默契。也可以说，昆汀的反传统是通过观众的力量实现的，正是在观众的笑声中，电影完成了对权威、理性和元叙事的瓦解。
最后，昆汀电影的后现代主义风格还体现在历史性与非历史性之间的对撞。他的许多影片都是以真实的历史背景为基础，但又不受真实历史限制，具有很强的非历史性。除了上文提及的《被解救的姜戈》外，《无耻混蛋》亦是如此。正如昆汀自己坦言的，影片仍然是“以真实历史事件为基础的故事，而我扭曲了现实，好让我的故事进行下去”。在历史这个“障碍”面前，昆汀坚持顺着自己的意志走下去。如是，便出现了种种颠覆历史的画面。由此可见，昆汀电影的非历史性并非总是刻意为之，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影片叙事的需要。这使得一部电影背后的作者清晰可见。他倔强地遵循自己的故事，而不会被外部种种障碍捆住手脚。而《杀死比尔》则有着架空历史的意味，女主角多次身处绝境，被子弹击中头部、前胸，被活埋，却都能死里逃生，化险为夷。尤其是面对日本黑帮团队，女主角以一己之力，击杀几十黑帮分子也只在一瞬之间。昆汀为观众塑造的是一个排除了任何科幻因素的“真实”的女超人，而其存在的历史语境则被置于一边。
三、“作者”与“类型”的巧妙融合
昆汀电影无论是画面风格，还是叙事艺术，都体现出鲜明的“作者电影”特征。同时，他的电影又有浓郁的“类型化”色彩。这些电影具有很强的商业价值，是好莱坞电影商业化生产的一部分。昆汀很好地实现了“作者”与“类型”之间的融合，使其影片既有先锋色彩，也能够为更广泛的观众所接受。
昆汀的影片有着鲜明的独创性特征。独创性是其作品可称之为“作者电影”的前提条件。但昆汀的独创性作品与通常意义上的先锋艺术并不等价。他不会用艰深晦涩的电影语言，令观影者望而却步。如昆汀式暴力美学的展现，就与吴宇森等暴力美学方面的巨匠不同，昆汀追求的是暴力画面的多样性和“审丑”式的唯美。昆汀电影审美的实现，与观众的审美介入有着直接的联系。其影片的时间错序、离散叙事，与影片若即若离的插科打诨等，实际上都是邀请观众进行审美介入的积极信号。因此，昆汀的独创性与其说是先锋性，不如说是一种“陌生化”艺术手段。陌生化艺术，并非令其影片更具艺术气息，而是通过对好莱坞电影商品标准化规范的突破，吸引更多的观众。这里没有程式化的情节、脸谱化的人物以及模式化的景象，大众体验到的是全新的审美乐趣。导演正是借此调动起人们的观影激情。
此外，昆汀打破了好莱坞商业电影传统的叙事模式和表现手段，不是只破不立。他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因此又具有浓郁的“类型”化意味。他的很多影片之所以能够引起诸多热议，不仅在于影片对现实及对电影自身的解构，更在于观众与导演之间能够建构起一种心理默契。昆汀的影迷往往在未观影之前，就已经充满了期待。而这种期待包括昆汀会在片中展现何种暴力形式，又会产生哪些经典对白，甚至昆汀在片中向哪部影片致敬，等等，这些无疑是属于昆汀的独特“类型”。
综上所述，“电影作者”最初是指那些具有先锋性、实验性的独立电影人。而作者电影也通常是与美国商业电影相对而言的。因此，谈及作者电影，很多研究者都将视线聚焦于法国电影上。由于其独特的电影体制和观众群体，使得导演可以更自由地根据其艺术理念，拍出体现自身艺术气质的电影作品。但由于电影大众媒介的根本属性，使得先锋与大众从来都不是泾渭分明的，先锋艺术的表现形式，很多都会被引渡到商业电影的创作中来。昆汀便是最好的例子。
[参考文献]
[1] 李洋.新浪潮与法国新电影[J].文艺争鸣，2010（22）.
[2] 柳杨.昆汀电影中的荒诞性及其表现方式[J].电影文学，2015（15）.
[3] 赵阳磊.后现代主义的黑色光芒——昆汀·塔伦蒂诺电影研究[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13.
[4] 陈延潼.《被解放的姜戈》中非典型美国西部文化[J].电影文学，201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