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场外理论文学化问题的几点补充意见

朱立元

内容摘要应当严格区分场外征用与应用某些场外理论在文学场域内进行的审美性以外（非文学）的种种阐释和评论。后者的落脚点还是在文学场域内，目的是为了阐释和评价文学，不应该视为场外征用。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关键词 场外理论强制阐释文学理论化阐述焦虑

作 者朱立元，复旦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美学学会会长。 (上海200433)

张江先生：

仔细拜读了您的《场外理论的文学化问题》，感到很有意思，您把问题引向深入了。我非常佩服您对理论问题的敏锐觉察和思考的细致深刻，以及经常能够提出新的理论概念和命题。这是许多搞理论的人包括我在内都很难做到的。对您强调借用、应用场外理论必须回到文学场域的观点，我完全赞同，作为回应，我想提几点补充意见，供您参考。

第一，关于“场外理论的文学化”的提法是否可以改进？我不是说这个提法不对，而是说“文学化”的提法容易引起某种歧义或者误解。因为，一般人容易把理论的“文学化”理解为将理论或者批评用生动的、诗意的美文表达出来，而不是让理论、批评进入文学场域。我最近就读到的一些文学批评家的文章，力主批评应当用文学的语言、有文学的色彩，就是这个意思。我又联想到，耶鲁“四人帮”之一的哈特曼就认为文学批评也是一种文学文本，与文学文本并无本质的差别，他指出：“如果对批评加以细致阅读，在它对于文学的关系中，把它看作是与文学共生的，而不是寄生于文学之上的，那么这就会使我把目光转向过去的丰富多彩的批评。”所以，他强调应当把批评看作是在文学之内而不是在文学之外，如随笔等文学文体（样式）具有融理论批评和文学表现于一体的基本特征。虽然这种观点有些片面，但是，他的主张实际上就是文学理论、批评的“文学化”。如果这样理解，就与您提出这个命题的初衷南辕北辙了。所以，我建议将“文学化”改为“文学理论化”，不会有歧义，是不是更好一点？ 第二，您在批评某些强制征用场外理论进行微文学阐释的“批评理论”时说道：“这不是文学理论，而是现代意义的批评的理论，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理论而不在文学，它实现的是理论的文学化，即使用文学为理论服务，而不是文学的理论化，亦即构建文学的理论”。这里提法似乎与前面相矛盾。您说的批评理论当然是征用场外理论的理论，把批评“理论文学化”解释为“使用文学为理论服务”，这跟前文的说法正好相反；而把“文学的理论化”解释为“构建文学的理论”，情况也一样。这样反而肯定了前文批评的“文学的理论化”，而批评了您力主的“理论文学化”，这恐怕不太合适，跟前文的表述正好相反。所以，我建议这一段文字要修改一下，保持与前文逻辑上的一致性。

第三，您提出了一个文学和文学理论“场域”的概念，我非常赞赏。虽然您没有详细发挥，但在我看来其重要性不亚于“场外征用”概念。因为“场外”、“场内”的划分，必须建立在“场域”概念的基础上。而且，不仅仅要讲文学理论的“场域”，更要首先讲文学的“场域”。因为，衡量应用场外资源进行的理论、批评，是不是文学的理论、批评，关键在于是不是落脚在文学的场域，为解决文学场域内的问题服务。在此，场域的概念恰到好处，它既有相对确定的范围，又有一定的弹性，不那么狭隘、单一、固定。您指出，“传统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是对文本具体特征和审美价值做文学、美学的评论”。我以为，这实际上大致规定了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的场域——以文学的审美价值为中心，来对文本做文学的（而不是非文学的）具体、深入的解析和阐释。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与当代许多西方文论远离文学的审美特质，作跨学科、跨文体的无限阐释和发挥，意在用文学文本为证明某种先设理论的有效性服务，是大异其趣的。当然，文学作为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这是国内文艺理论界比较认同、我个人也赞同的观点），其功能不是单一的审美性，而是以审美性为主干的多样特性与功能（如认识性、伦理性、政治性、教育性、民族性、娱乐性……）的集合体。所以，文学的场域应该是广大的，富有弹性的。看文学批评是不是进入文学场域，不能仅仅看它是不是就文学作品的审美特性和价值作出了评判，还应该从多方面衡量，否则容易将很多真正的文学批评排除在文学场域之外，与那种我们反对的场外征用混淆起来。

因此，我认为，应当严格区分场外征用与应用某些场外理论在文学场域内进行的审美性以外（非文学）的种种阐释和评论。后者的落脚点还是在文学场域内，目的是为了阐释和评价文学，不应该视为场外征用。您在<民日报》主持的《文学观象》栏目的系列文章，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借用或应用了历史学、伦理学、哲学认识论、文化学等场外理论，但是它们都确确实实是在文学场域内阐释和评论文学，目的是引导当代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而不是为了证明某种先设理论的正确性和有效性。这种区分十分重要，对于更准确地把握和理解您对场外征用强制性的批判大有裨益。

第四，您把当代西方文论中意在用理论兼并、取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的理论命名为“批评的理论”，这种命名无疑是准确的，对其加以批判、否定的倾向也是明显的。不过，细想起来，这个名称一般容易作中性的理解，理解成关于文学批评的理论。这就与您的初衷不一样了。这使我想起七、八年前，我曾经提出过一个区分文艺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理论的看法，我主张把文学理论、批评分为三块：文艺学（即文学）基础理论、文学批评和介于二者之间的文学批评理论。所谓文学基础理论，是指一些专著和大量教科书所系统论述的关于文学的本质、特征，创作、作品、接受、批评各个环节，文学的各种体裁、类型、风格，文学的思潮、流派以及文学的发展等基本原理的理论；它虽然围绕文学展开理论，却并不直接进行文学批评，即使涉及对一些文学作品的分析和批评，也是为了说明某些文学基本理论问题。文学批评则是依据一定的文学理论和美学观点，直接对作家、文学作品和一个时期的文学流派、思潮等文学现象进行具体阐释、论析和价值评判的理论行为和文字。而我所说的文学批评理论，是指以某种哲学、美学、文艺学等理论、理念、观点、方法为背景和基础，对如何开展有效的文学批评所作的概括性的理论阐述，将大量文学批评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一方面它与抽象程度和理论层次更高的文艺学基础理论不同，更加关注现实的文学活动、现象和思潮等，也更加贴近具体的文学批评；但另一方面它又与具体的文学批评有所不同，它有一定的理论概括度，主要适用于指导、调控、约束具体的批评，并以具体的批评作为其理论的直接应用和实施，因而是介于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与具体文学批评之间的一种批评理论形态。

新时期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这种批评理论相当活跃，比如时效性较强的“反思文学”论、“寻根文学”论、“新写实主义”论、“新状态文学”论和其他种种“新思潮”论（“新历史”、“新体验”、“新乡土”、“新都市”、“新市民”思潮等）、“私人化（乃至隐私化）写作”论、“消费时代的文学”论、“身体写作”论，以及种种“后学” （后新时期、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等）……这些批评理论不但指导、应用于具体的批评，而且把对这许多文学现象所作的大量具体批评实践归纳、总结、提升到理论的高度。遗憾的是，这些批评理论，大多时过境迁，比较短命。文艺学界关注不够，总结、提炼更少，较少能被文学基本理论所吸收、提升。当然，也是有有心人尝试做这方面的工作。我记得20年前，华中师范大学文艺理论教研室的老师们，曾经在文学概论（即文学基本原理）课程以外，专门开设过文学批评课程，也编写、出版了“文学批评”的教材，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文学批评理论。我觉得应当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建立起文学批评理论甚至文学批评学。也许这是一种理想。但是，考虑到现时作家们对文艺学基本理论著作不抱有好感，觉得离得太远，那么，有一种接近文学批评的批评理论，无论对于作家还是读者，岂不是很有用处吗？我想，您大约不会反对这个看法吧？因为您在文中说：“我向来主张理论与批评的结合。我的基本愿望是，理论是批评的理论，批评是理论的批评。理论的自我演进当然是必要的，但必须和实践结合，在实践的基础上演进。”这实际上支持有一种不同于文艺学基本理论的、与批评实践更贴近的批评理论。您把当代西方若干主流文论概括为“批评理论”并无不妥，只是不容易与我所理解的文学批评理论相区分。那么，可不可以按照西方文论惯称的“文化理论” （伊格尔顿用得最多）代替“批评理论”的称呼呢？

您概括指出，20世纪西方文论中真正能将场外理论转化为文学场内长期有效的方法较少，能够形成精致完整体系的理论就更少，这样一个总体评价我赞同。您所举的加拿大的诺斯洛普·弗莱的神话原型理论是将场外理论文学理论化的成功例子，以及美国耶鲁学派的希利斯·米勒在将解构理论与小说批评实践相结合方面取得了成功，都深得我心，在此略为补充几句。

早在20年前（1994年），我有机会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弗莱中心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访问，比较集中地研读了弗莱的《批评的解剖》等著作，觉得启发非常大。特别是他的“整体文学观”，把文学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具体的作品是一个更大的有机整体的组成部分，因此不能满足于对一首诗或一部作品作孤立的“细读”，而应该将它放到其作者的全部作品中去考量，放到整个文学关系和文学传统中去考察，进而放到更大的文学范式——原型——中考虑，这就使他远远超越了新批评。而且，弗莱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文学，他强调文学批评必须与其他学科，如人类学和心理学等独立开来，所以他把荣格对原型的定义从心理学领域移置到了文学领域，建立了以“文学原型”为核心的原型理论。他的原型批评理论是真正的文学批评理论。记得结束这次访问前，我在弗莱中心作了一次讲演，报告了我的研究心得，与中心的教授们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学术讨论和交流。离开前，我久久地站在弗莱的高大塑像面前，向这位刚刚去世三年的加拿大伟大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致以崇高的敬意，

您对希利斯·米勒坚持批评始终指向文学场域的肯定同样令人信服。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主持完成了耶鲁学派解构主义批评丛书的翻译，米勒的《小说与重复》是其中之一。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套书直到2008年才得以出版。有意思的是，米勒在该书中一方面抓住文学作品中重复等修辞性语言现象的细枝末节大做文章，颠覆文学文本所必定具有的客观、基本的意义和主旨，把文学的主题、意义的历史性和相对确实性加以消解，显示出其解构主义基本倾向；另一方面却始终坚持了细读文本的新批评传统，面对种种对修辞性批评的指责，米勒毫不退缩地回应道： “当今许多人宣称：修辞性的阅读已经过时，甚至是反动的，已经不再必要或需要。面对这样的宣言，我对原文仔细阅渎的方法仍然抱着一种顽固的、倔强的，甚至是对抗性的申辩。即使是在当今全球化的情境之下，仔细的阅读对大学里的研究来说依然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坚持“细读”文本为文学研究第一要务的态度，显然与远离文学和文本的场外征用式批评大异其趣。

王宁先生还提到了耶鲁“四人帮”另一位于将哈罗德，布鲁姆。我由于翻译了他的《误读图示》而格外关注他。这部属于布鲁姆解构主义阶段的代表性著作，其实还是地地道道的文学批评专著。他把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传统视为正宗，坚持从对一代一代的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的研读出发，运用一系列解构主义的策略来考察代际诗人间的影响关系。在他看来，诗的历史是无法和诗的影Ⅱ向截然区分的，因为一部诗的历史就是诗人中的强者为了廓清自己的想象空问而相互“误读”对方，特别是误读前辈强者诗人的历史。他认为自莎士比亚以来的诗歌史，可以概括为优秀诗人们竭力突破父辈“影响的焦虑”、即后辈反抗前辈的“创造性冲突”的历史。然而，布鲁姆得出“影响即误读”这个解构主义结论的根据，完全来源于对大量浪漫主义诗歌的细读、熟读和创造性思考。到后来，他更是旗帜鲜明地批判远离文学和文本的文化研究，维护文学独立的审美价值，试图恢复以“审美”为中心的精英主义经典观，他明确地说： “‘审美价值’常常被视为康德的一个观念而不是一种现实存在，但我在一生的阅读中却从未有过如此的经验。”布鲁姆的意思是，他几十年的文学教育和批评生涯，对文学经典的阅读和批评始终建立在对文学作品审美体验的“现实”基础上，他的全部文学批评就是对文学进行以审美为中心的阐释和评论。正是对文学的这种坚守，使他摆脱了当时无比强势的文化研究的影响，成为捍卫文学研究和批评中坚持文学和审美立场的少数斗士之一。

2014年12月于上海

编辑 叶祝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