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之痛：明清地方治理的顽疾——《明清歇家研究》序

王家范，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

铁球原在宁夏大学教书，通过递“投名状”的方式要求来华东师大历史系攻读博士。这“投名状”便是已经《历史研究》编辑部三审、待时即发的《明清歇家研究》三四万字长文。 “歇家”这个名词，算是知道的，因为指导研究生论文的需要，不久前刚读过《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上下两册，里面便有青海“歇家”。铁球说江南也有，倒是把我吓了一跳。我不信，他就对我说：到时会拿出一大叠材料给你看， “歇家遍天下”，这可是个大宝藏啊！

铁球是个疯子，来上海的三年里，没日没夜地开挖他的“歇家”宝藏。每天不到凌晨三四点不睡觉，上午10点后起床，早中两顿饭并作一次吃，吃得很节省。他的单人寝室，几乎从不打扫，毛巾脚布不分，灰飞烟灭，堆成小丘，脏乱出了名。所幸我也不讲究，常在他“龙床”上睡午觉，醒来见他仍不停地在找资料、写文章。铁球告诉我，他积累的原始资料已经有100多万字，说话时神采飞扬。那个时节，他满脑子是“歇家”，别的啥都不想。路上遇到熟悉的人，开口便是歇家长、歇家短，一开讲便刹不了车，半小时还不想结束。有人开玩笑地跟我说，华东师大几乎要被他“歇家化”了。谁不知道歇家，他一定揪住不放，强迫免费启蒙，直到有的人远远看见他的身影，就赶快绕道而行。他是一个拿歇家研究当生命的疯子，视学术重于生命。我真的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世间罕见的学术疯子！

铁球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铁”，他真有那股湖南蛮子一往无前的狠劲。从认定它有着巨大开发价值那一时刻起，便铁了心，不挖空这座矿山，让宝石尽见天日，他是决不会松手的。天佑有心人，如果凭着阅读纸质文献的传统方法，一本一本地搜、一页一页地翻，恐怕到秃发齿颓、垂垂老矣，也完成不了“一网打尽”这个煌煌大目标。所幸我们已经进入了电子数据时代，各种电子化的文献产品陆续问世，铁球又很快熟练地掌握了电子搜索“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关键词 ”的方法，凭着一台电脑，飞向网络空间，原始史料滚滚而来， “天下歇家”尽收眼底。当然这仍然需要工夫，一天天地积累，时间就这样地在电脑桌上度过。三年啊，过时艰难，回首恰似一瞬间，有飞流直下那种畅快感。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个亘古不易的真理，即使在科技先进的时代，依然是铁的法则。

“大数据技术”正在逐渐衍化为一种神话，似乎史学变得像电脑游戏那样，人人可玩出花样，考据实证一类的科班训练被彻底废了武功。真是如此吗？我就不信这个邪。凡说这种话的人，我敢肯定他压根儿就不明白人文、史学为何物，意义在哪里？先拿眼前胡氏“歇家”做例子，说点起码的常识。茫茫史海，哪里有歇家的资料？总先得有史料学方面的素养，知道什么样的史籍里可能会有歇家的史料。即使读书阶段经过“史料学”训练有点儿数，也还少不了往四处乱撞瞎摸的周折，线索才会逐渐清晰明朗起来，最终打开一条血路，直奔目的地冲将过去。当初，铁球说他掌握了不少歇家资料。我没什么感觉。好奇之下，利用电脑里“四库全书数据库”搜索“歇家”，居然出现二三百条，果然不少。再梳理一下，发现《二十四史》里基本没有，《十通》里也极少，歇家文献最多的是保存在任职地方官吏的事迹以及他们所编的官方文书里。这就合乎情理了， “歇家”属下层小人物，进不了正史；又非正面角色，只有当官方采取管制行动（即“打黑”）时，才被作为“邪恶势力”载入文字。凭这样的摸索，等到黄山书社出版《官箴书集成》时，铁球这种学术上的敏感就起作用了，立即不吝重金买下全套，这是他积累的第一桶金。来华东师大后，他开发的第二桶金，便是全国各地的方志库，竭尽全力南北搜寻载录。而后，又发现正被司法史界大力开发的司法诉讼档案也是一个“海”，再度下海掏宝。可以说，正是这三大宗史料，建构起了他做人的歇家资料库。

三百六十行，行行有门道。“史料即史学”，说的就是史学的门道。那活儿，你可以小看，但决不是什么人一上手就做得成的。它需要“看三年、做三年”，慢慢练就讲究史料搜集和磨勘的“手艺”。功力靠苦练，细磨琢巧妙，七分笨劲加三分灵气，斯可谓“出道”。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我和铁球的关系正好颠倒，“歇家”研究是他把我领进门。三年里，我和众师兄弟，几乎成了他“胡歇家”伴读的一群顽童。说实话，我们中没有一个有志于歇家研究。他早早占着山头，备足粮草兵马，谁敢挑战这么个实力派的“山大王”？我们能做的，就是挑刺捉岔子，逗乐搞激将，让他把家宝琢磨成个可观赏的“艺术品”，而不要成了占地五六十亩、年产百担稻谷的“土地主”。犹记得当年研究生讨论班上、 “思古勉今”网页上，唇枪舌战、你来我往，直杀得昏天黑地，好不热闹。此生能有几回这样的师生混战？铁球从来没有认过输，但在印成书的论著里，他的“改进”随处可见，明显的漏洞都经弥补，不说天衣无缝，至少也是自圆其说，俨然形成一个周密的体系。

铁球是个有雄心壮志的人。他不满足于做富有的“史料大王”，而是想通过钩沉索隐，披沙沥金，以小见大，切入赋役制度与司法制度的宏大背景，勾勒出社会结构变动下与以往研究不一样的明清社会。“行百里路半九十”，越近绝顶悬空处，行走越是艰难，这点他并不害怕。现在50余万字大著出来了，回头看看他的心愿究竟实现了多少？这应该由他自己来交代。值我写序之时，大著尚未完全杀青，结论还在修改，我只能猜测若干。然而，既作为被邀请的预展入场者，不发表一些观感似乎也有违主人的好意。

二

最近报刊发表了纪念田余庆先生学术成就的一组文章（参见炼方早报·上海书评》专辑），涉及治学精神与治史方法，返身对照我们自己，大有良药苦口之感。例如，用尽力气研究某个问题，沉浸既久，由宠爱而变溺爱，就很容易把问题强调到过分的程度，主观放大拔高，失了本真。田先生详尽地讨论了100年的门阀政治史，具体而微、细节毕显，却始终清醒地认识到门阀政治只不过是“皇权政治的变态”，绝不苟同中国存在个什么“门阀贵族时代”。先生又说“从理论出发”提出的问题往往是假问题，力主研究中不应有预先设定的解释模式，一切从实际出发；研究务必注意反证，复杂的问题往往有反证，反证方能显示问题的复杂。铁球雄心勃勃，孜孜以求，欲把“歇家”问题朝着“推动社会结构变动”的方向延伸拔高。对此，我一直心存担忧，觉得有主观逻辑恣意扩张的危险。下面，我略做些回应性的评论，结合自己跋涉明清史这些年感受过的困惑，或许对其继续加深研究有一些启发。

综观铁球整部书，通过丰富的史料实证，发掘出一种名谓“歇家们”的基层社会小人物，详细描述了他们由客栈小老板到向各处变脸渗透，插手与被插手多种官方事务的过程。全书的精彩处，在我看来，并不在“高大”，而在“细微”，细微处发现真情实况。透过这个窗口，移步换景，放大镜头，折射出了高度集权国家垂直制权力统合下基层官僚机构处境的艰困，实际操作应付手段的多方权变，官方与绅商、小民利益博弈如何成了“猫捉老鼠”般的游戏，以至于让“歇家们”无孔不钻，有声有色地扮演起“官家猫”与“民间鼠”的双重角色，吃里扒外，亟图一逞，好些细节是过去不曾被具体描述过的。

此时，我想起了他师兄周保明所做的<青代地方吏役制度研究》，与铁球的《明清歇家研究》，像是姊妹篇，风格各异，侧重面不同，却是可以对照着互读的。他俩探究的都是传统中国君主高度集权体制之下，赋役征收（含漕粮、仓场、税关）、司法诉讼等官府主要职能在操作过程中遇到的尴尬场面。尽管持续不懈地禁革打黑，却总割舍不了与各种“代理人”的牵丝攀藤；喊出兴利除弊的高调，不断检讨时政利弊，实施政策微调，打击“邪恶势力”，却屡战屡败。这些情节都大大帮助我们加深了对这个帝国政权在广袤国土上，进行有效治理和严格管制艰难程度的认识。平心而论，中国古代施政者的智商并不低，从不缺乏有识之士出于忧患，殚思竭虑地设计过整肃吏治、防微杜渐的种种方案。政治体制虽然漏洞百出、国家虽然多灾多难，王朝却每每能转危为安，继续存活下去。能说这不是一种政治奇迹？毕竟长寿达2000年之久，仅明清就将近600来年啊！

从秦汉到明清，皇权操纵着一条垂直的官僚机构上粗下细的行政锁链，却要向近千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撒下天罗地网，通过无数毛细血管汲取“营养”，以滋润庞大帝国的生存，保证不致颠覆崩溃。其中处行政第一线的县级单位，编制外的“代理人” （衙役、职役、图甲、保歇等），在明清时代的江南各地，已经扩张到多达一万余人（我曾经通过乾隆《吴江县志》做过统计，此处不赘），而领取俸禄的经制官吏不足20人。与保明的研究类似，铁球的“歇家研究”通过另一视角，生动地呈现出帝国毛细血管运动中功能性紊乱的多种病症。从淤塞一疏通一再淤塞一再疏通的反复“化疗”折腾中，让我们看到了帝国治理地方难以根治的顽症，处处遭遇悖论嘲讽的无奈。

明清时代，地方官府既要完成铁定的向中央交纳赋税的任务，又不容许挪用公款侵蚀国家财政，生出地方债务，正是“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人力财力不足，地方官府便利用旧式的“徭役” （人身依附）观念，强制征派或让无业者“志愿”充当编外人员，来协助应付操作过程中的细琐碎活（有几分像今日之编外干部、“城管”、“协管员”之类）。官府极微的补贴只能叫他们依靠“灰色收入”维持生计，但官府又对这些人吃里扒外的行为极端不满，不高兴时就当作“邪恶分子”猛猛打黑，以示政府主持公道的威权。试问这样自己打自己脸的架势，如何可能“除恶务尽”？有识之士总是感慨扶得东来西又倒，说不尽的郁闷。这样的真情实况，不充分阅读地方性史料，生在现代的我们怎么可能有真切的理解？这是旧集权体制内政策微调往往会遇到的“死囚困境”。我以为，这样的研究已经有点用“新史料”说明新问题的意味，不简单了。铁球还不满足，不清楚他究竟握有多少足够的理由，可以把歇家替官家做事的营生提升到某一社会学高度？在我看来，旧体制不动，官府政策的调整要达到影响“社会结构变迁”的高度，不知有多难！

通读全书列举的史料，我的感觉，歇家总是只在官僚把他们当作“禁革”的对象，揭露赋役司法的弊政时才出现；民间也把他们从事的营生看作“不正当职业”，既离不开他们的参与，又百般地厌恶他们人格的卑劣。到雍正推行新政后，他们的势力实际上已经式微。如此这般，歇家的出现能给明清社会（鸦片战争前）带来什么新的希望？比较起乡绅、工商会所甚至宗族同乡会多少还能起点保护自身小团体利益的作用，歇家除了协助官府、吃里扒外之外，他们往往仗着准官方的身份，敲剥勒索工商小民，在民间力量与官府利益博弈方面，为工商小民作出过什么样的贡献？他们只能随着官方管制手段的强化，政策的变动，不断改变他们谋财的空间和行为方式，为自身利益“兢兢业业”。或许延伸开来观察，也可以把歇家看作近代买办、经纪人、贸易物流公司的“前世今生”，但毕竟是近代社会经济大变动在前，而后才有这等“中介人”身份的“转世投胎”，乘时而起。

古代历史上的中国，史料繁多，至今仍可不断开掘。丰富的“作料”，经史家调制烹煮，可以端出一碟碟菜肴，显一手好本领。假如只限定于小圈子内，自娱自乐，互评互比，搞得专深繁复些，或许更占便宜。若是想扩大阅读面，供人品赏，事过境迁之后，如何让现代的人进入那种历史情境，让一般读者可以有回味咀嚼的劲儿，倒是很需要史家讲究义理，多一点深入浅出的“手艺”。

就说手头这本书，关联最多的是明清时代钱粮赋役征收那些烦人的事儿。官府针对以农田人丁为目标的“农业税” （国家财政大头），既把握不准人口田亩数据，又掌控不了非常烦琐的操作全过程，只得步步设防堵漏，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努力提高财赋完成的指数（类似今之GDP，攸关县级长官黜升的命运），到头来反给小民百姓添不少麻烦。200多年里，真不知闹过多少种“均赋均役”改革。然而，结局却令历史当事人感慨万千，谓“法之弊，遂相为救，而渐调于平者，率渐觭于重。数十年来有一厘改，定有一增派，征敛之日繁，亦时势所必趋也”。请注意，这话说得要比“黄宗羲定律”来得早，方志里提供的情节非常细致人微。 “歇家”之类就是凭借这个利益交叉紊乱的财赋舞台，从官方政策衍生出的“法外利益”里，狡猾谋生致富，做起“土豪”暴富梦；即使官方最后下决心禁革掉歇家，又会有类似歇家这样的“邪恶势力”出现。犹如明清革粮长图甲包揽后，则有歇家劣绅包揽；革歇家把持粮册后，又有县书、图书把持，直到民国，县级政府仍感可恶难办。试问，我们什么时候就缺了这种“空手套白狼”，玩弄小智小伎，游刃于官民利益纠结的风口浪尖，像苍蝇蚊子嗡嗡飞窜于各类空间，敲剥民众、吸血敛财的人物？究其根本原因，官家管“众人之事”，执行者也是“众人”中一员；官家颐指气使，常想一手遮天，却网多缝隙，五指按不住跳蚤。于是，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纠葛，人与人之间的利益较劲，官家制度与政策的漏洞，个人对政策漏洞的利用等，戏中有戏，尽是“三岔口”式的暗中打斗。“国家与个人”、“公与私”、“实利与道德”的大话题，在历史上的展开，在无数故事里，诉说的却是极普通的生活常识：人啊人，知人知面难知心，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面对人性的多求善变，利益的永难满足， “水至清则无鱼”，以权谋财、仗势压人、恃强凌弱的现象实难根绝，如何调处得当一些，公正一点，永远是一个考验所有政权智商的特大难题。若看得明白一些，就能感受穿透什么传统、现代，什么主义、信仰，拗口难懂的各类“社会科学”概念之争，背后都隐藏着一些可以共享的日常知识、普通道理。讲历史故事的人，为什么不把读这些史料所得的体验连同故事一起说出来呢？说出来，至少可以激发起读者从自身生活感受到的困惑里引出联想，发觉不必徒寻烦恼，原来古今中西都存在着共同的人生宿命，我们都被现实中许多不悦煎熬，却必须在现实生活中反复阅读社会，如同从历史中体验到的那样。 （《明清歇家研究》即将出版，笔者之序先行刊发。）

编辑 阮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