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初期的德国调停

祝曙光，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教授、高教研究所所长

抗战爆发后，德国一直在中日之间进行调停。德国之所以积极调停中日冲突，是基于自己的战略考虑。因为德国希望日本北向进攻苏联，使苏联面临日德东西夹击的不利境地。如果日本将主要兵力投入中国战场，使中日战争长期化，会削弱日本对苏联的威胁，日本作为盟国的战略价值将大大降低。

日本为了争取国际舆论，把战争责任推向中国，切断德国对华援助，希望德国调停中日冲突，因为日本与德国签订了饭共产国际协定》，德国出面调停对日本有利。

德国在中国拥有巨大的商业利益。1937年，中国成了德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德国输入中国的产品总值已经超过日本。德国还向中国派驻军事顾问团，向中国出口军火，在中国的经济现代化与军事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35年5月，中德关系由公使级上升为大使级。尽管德国是日本的盟国，但德国并不想失去对华贸易优势。抗战爆发后，日本垄断东北和华北贸易，排斥其他工业国家。在华德国公司和公民的财产遭到日军扣押或摧毁。1937年，德国产品占华北地区进口总额的18%，但到1939年下降到了6%。对此，希特勒非常不满，指出：自1938年8月以来，日本从未与德国无条件地合作过。为此，1938年7月德国外交部向日本驻德大使提出五点书面抗议，详述德国在华北的经济利益，特别是自日本占领华北以来，被日本全盘逐出的两个领域——铁路运输和电器行业。 “德国认为，鉴于上述现实，根本谈不上日本改善德国在华北的待遇。”11月，德国驻日大使向日本外相提出德国在华贸易和损失赔偿问题。为了报复日本并获得中国的原料和外汇，希特勒一度听任国防部通过印尼、香港和其他中立地区继续向中国提供军火。

中国政府出于进口德国军火和获得德国军事顾问智力支持的目的，竭尽全力维持良好的中德关系，分化日德关系，至少不使德国偏袒和帮助日本。因此，德国成为中日两国均愿接受的调停者。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严正声明中国政府解决“卢沟桥事变”的立场：1．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蒋介石指出，以上四点原则是中国外交的最低限度。蒋介石的庐山谈话奠定了国民政府接受国际调停的基本原则。

中国政府判断国际社会可能会对日本采取某些遏制行动，为此，采取了将中日冲突国际化、争取国际社会同情和支援的策略，先后申述于国联和布鲁塞尔国际会议，借以向日本施加压力，迫使日本停止侵略。但是，日本拒绝出席调解中日冲突的国际会议。

淞沪抗战期间，德国即表示愿意调停中日冲突。但是日本自恃在军事上占有绝对优势，不理会德国政府的和平呼吁，以为“国内动员的声势，或者满载兵员的列车一通过山海关，中国方面就会屈服”。但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坚决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军事进攻，迫使日本在采取军事进攻的同时，不得不请求第三国进行调停。

1937年11月2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会见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正式要求德国出面调停中日冲突并提出具体的议和条件。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于11月29日，面见外交部长王宠惠，转达日本的议和条件。

然而，日本对华政策受到军部的极大干扰，缺乏稳定性。攻占南京后，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强硬派抬头。12月21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更加苛刻的议和条件。另一方面日本又不亮出所有底牌，仅笼统提出部分议和条件，试探中国政府的反应。12月22日，广田弘毅将日本的部分议和条件告诉了狄克逊并表示，中国不仅要接受日本的议和条件，而且要向日本“表示乞和的态度”。

1938年元旦之夜，陶德曼非正式地向王宠惠转达了日本4项议和条件。比较日本先后提出的议和条件，可以说是层层加码，是配合军事行动所展开的外交攻势。日本“非正式”向中国提出议和条件，暗藏玄机， “日本是要在未经正式向中国提出细目的情况之下就要中国接受它的4项条件，这是外交交涉上未见先例的卑劣手段：是要含含糊糊地先将4项条件强迫中国接受，然后再运用细目任意需求的一种阴谋”。蒋介石认为中国必须表示严正的态度，不能接受如此苛刻、卑劣的议和条件，但没有必要因此得罪德国。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之所以愿意接见陶德曼， “为缓兵之计，不得不如此耳”。 “今日除投降外无和平，舍抗战外无生存。”

元月13日，王宠惠与陶德曼进行了两次会谈。在正午稍过的第一次会谈中，陶德曼提到：日本外务省次官堀内谦介于12日要求德国驻日大使馆转促中国政府急速回答，“倘在15日之前仍无回答，日本政府则须保留自由行动”。实际上这是日本通过德国大使向中国下达的最后通牒。中国并不屈服于日本的压力。下午4时20分，第二次会谈开始。王宠惠宣读了一份拟好的文件，指出在目前情况下中国政府对于日方议和条件所能表明的态度，明确要求日本将详细议和项目予以公布，并请陶德曼将中方意见转告日本政府。

日本政府却将王宠惠的答复视为“拒绝的答复”，于元月16日发表声明，宣称“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这就是第一次“近卫声明”。不久，中日两国使节归国，中日外交关系中断。对于第一次“近卫声明”，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感到非常不理解，日本不断促请德国调停，又无议和的诚意并贸然关闭交涉大门，向广田弘毅明确表达“遗憾”之意，并且说明：“日本应负断绝今后交涉途径的责任”。后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也承认1938年1月16日的声明是“最大的失败”。在对待德国调停问题上，中国显然棋高一着，既坚持原则，又获得了德国的同情和谅解，分化瓦解了日德关系，使德国的远东政策天平向中国倾斜。

1939年10月5日， 中国驻德大使馆参赞丁文国奉命向德国外交部请求“调停”，指出：日本不能希望从对华的进一步作战中得到任何东西。“远东和平的重建，德国也有利益关系”，并许诺： “德国的调停，也会给德国带来将来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强有力的地位。”1940年春夏，德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北欧、闪击西欧，取得了一连串异乎寻常的重大胜利，诱发了日本内部早已孕育的南进论的高涨。 “不要误了班车”成了日本朝野最时髦的话题，军部对南进论逐渐着了迷。为此，蒋介石拟定了上、中、下三种“国际战略”。他认为，日军无论南进还是北进，都再无力西进，重庆可保无恙，故“中倭媾和为‘下策’……参加英美战线为‘中策”’，因为美英苏之间尚存芥蒂，倘贸然行事， “遭俄国忌恨，更促其对我断绝关系……独以倭寇为敌而对英美、对德意皆采中立政策……乃为目前唯一之‘上策’也”。蒋介石根据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交替运用他的上、中、下三策，使中国外交处于一种较为“游刃有余”的处境。

抗战爆发后，日本要求德国实施对华武器禁运，并以废除《反共产国际协定》相要挟，但德国对日本的要求或不予理睬或阳奉阴违，德国的武器及兵工生产机器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其实中德军火贸易正是在希特勒执政后才步入鼎盛期的。经受德式训练并用德国武器装备起来的中国军队表现出极高的军事素质，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多名德国军事顾问获得中国的军功勋章，德国军事顾问团迟至1938年7月，即抗战后一年才返回国内。截至1937年10月，德国依约供给中国的武器达5000万马克。另外，德国还与中国签署了武器供应长期订单，包括钢铁厂和兵工厂扩充计划，约7200万马克，德国向中国供应快艇、潜水艇、水雷、鱼雷、海防重炮等，约6800万马克。“抗战前夕和初期，通过易货条约，中德军火贸易达到顶点，1935年中国由德进口的军火占德国军事总输出的8.1%；1936年占28.8%，且成为德国军火输出的主要国家；1937年更高达37%。至于中国输出德国的钨量，占德国输入钨总量的比例，在1937年为70.7%；1938年为63.11%。”抗战爆发后输入中国的军事物资中，600/0以上来自德国。1938年10月19日，中德双方在重庆正式签订协定，包括确认《中德易货协定》及信贷合同继续有效，德国向中国提供1亿马克贷款，中国无须任何担保即可在德国订购2000万马克的货物，等等。直到1940年5月，中国在隶属于德国经济部的合步楼公司还有价值9900万马克的订货（包括潜艇）。1940年11月，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再次出面调停中日战争，要求中国向日本妥协求和。蒋介石答复说，须以日本撤出全部侵华军队为议和前提，并称：“德方当知日本控制中国后，对德终属无利而且有害；反之，中国之独立与主权仍能维持，则将来德国对华之经济发展，自属无可限量”，希望德国在关键时刻“审慎考虑”其远东政策。至此德国才彻底放弃了调停的念头。

虽然后来德国单方面终止了中德军火贸易，其原因并不完全来自日本的压力。因为随着德国扩军备战步伐的加快， “所需军火亦大，故难以继续供应中国。据德国军部1937年供称，其供应中国之军火皆非当下生产所得，而是取自库藏。如此一来，日久必有损德军战力。”从中德军火交易的账目来看，国民政府也无足够财力支付所需军火款项，且有拖欠现象。“是以不待希特勒宣告对华禁运军火，该约亦已形同具文。”

日本对德国远东政策徘徊在德日关系和德华关系之间、在是否将德日关系置于德华关系之上犹豫不决极为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因为在日德同盟中，德国居于主导地位，与德国相比，日本更需要该同盟。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是在无同盟的国际环境下步入战争的，结果受到了列强的干扰，尤其是三国干涉还辽及俄国势力突入朝鲜，使日本不能安然地享受战争的胜利成果，导致甲午战争后俄国在中国东北和朝鲜政治影响的急剧上升和日本影响的不断下降，俄国成了“战胜者的战胜者”。日俄战争是在有同盟的国际环境下进行的，列强不仅不干涉日本的行动，反而暗中帮助日本，日本确立了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优越地位。所以有无同盟对日本的外交与国防战略有重要影响。

中国利用中德日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接受德国调停，延缓中德关系恶化的时间，尽量获取德国的战争物资和智力支持，为中国抗战争取有利的外部环境。

所以抗战前期的中德关系非常微妙，正如外交部长王宠惠所说，对于德国，“根据我国国策，既不愿见其袒敌，复不愿轻与为敌，致令日寇得与之打成一片。当时在外交上之折冲，由笼络而敷衍，由敷衍以致疏远，由疏远以致防范，由防范以致绝交，诚可谓历经波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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