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无主义在俄国的发生和流变

马龙闪

内容摘要 1830年代，Ⅱ．R，恰达耶夫在俄国发出了虚无主义的先声。1850年代末到1860年代中期，虚无主义思潮在俄国形成并得到发展，皮萨列夫和巴枯宁为其代表人物。几经分化和演变，在1870～1880年代之交，从虚无主义中演化出了“民意党”的恐怖主义。俄国社会思想发展的历史表明：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有着亲缘关系。如果说虚无主义的主词是“否定”，那么，无政府主义的主词则是“破坏”。从“否定”走向“破坏”，仅仅有一步之遥。同时，虚无主义也是恐怖主义的源头和温床，虚无主义的恶性发展和逻辑归宿，就是走向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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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俄国民粹主义 皮萨列夫虚无主义 巴枯宁无政府主义 “民意党”恐怖主义

作 者 马龙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21）

虚无主义在俄国19—20世纪的社会和思想文化史上，是为世人所瞩目的一种十分突出的社会思潮和社会现象。它既是这一时期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又是与俄罗斯思想、俄罗斯民族性格密切相关联的一个独特现象。考察这种思潮和现象在俄国的产生、形成、发展和流变，对深刻认识俄国社会及其历史，对认识俄罗斯民族性特征及其对俄国发展道路、现代化的影响，乃至认识该思潮对其所波及国家和地区的影响，都是十分重要的。

在进入论题之前，需特别说明，我们对俄国虚无主义的研究，既区别于西方自由主义学派，也不同于传统苏联史学派。前者不加具体分析，不予区别，将19世纪革命民粹主义运动，甚至整个革命运动都一概称之为虚无主义运动，这是为我们所坚决摒弃的；而后者则否定虚无主义在革命运动中的存在，把虚无主义说成是贵族阵营、自由主义者对革命运动和革命者的“歪曲”和“污蔑”，这也是我们不能同意的。我们认为，虚无主义是俄国19世纪和20世纪的一个客观存在，它是进步阵营、民粹主义运动和整个革命队伍中一个极端主义派别，是歪曲革命、对革命运动的一种扭曲和丑化。它对革命事业自始至终是起着损毁和破坏作用的。虚无主义从1820年代末到1830上半期传人并发生于俄国，在1850年代末到1860年代中期形成、发展，经过1870到1880年的演变，以致影响到20世纪头30年的极左文化运动，在不同时期都给革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危害。现在研究这段社会思想史，总结、反思革命的经验教训，不能不看到虚无主义在其中曾经有过的危害作用；如果我们对此闭目塞听，视而不见，就失去了我们作为学者和知识分子应承担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虚无主义在俄国的缘起

虚无主义原是一种欧洲的现象，但传到俄国同其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相结合，又成了一种地道的俄罗斯现象。据有关考证，虚无主义在中世纪作为一种学说已为人所知，那是指1179年被亚历山大三世教皇革出教门的一种否定耶稣真身肉胎，否定耶稣其人真实存在的虚无主义学说。到1733年，它又被一位哲学家(Φ．JI．FeTUHyCOM)运用在神学、哲学和其他学科之中。在社会思想史上，“虚无主义”是一种观察世界的立场和观点，它否定人类通行观念的存在，否定世人普遍接受的道德和文化价值，不承认任何权威，人们就把这种观点和立场称作虚无主义。

德国和法国对虚无主义概念的解释，应该看作是虚无主义在俄国的思想源头。1820年代下半期和1830年代，沙俄政府害怕青年人到法国受到进步思想影响，倡导他们到德国游学，期望用德国的纪律和秩序规整俄国青年。但事与愿违，恰在这个时候从德国社会内部涌动着启蒙主义思潮，兴起了“狂飙突进运动”，其声势之大，甚至超过了法国本土的情状。这样，德国兴起的启蒙思想、浪漫主义，以及其中的虚无主义思想，就影响了俄国青年一代。然而，这只是虚无主义在俄国的理论来源，并不足以说明虚无主义在俄国广泛传播的真正原因；一种思想形态的东西，一种思潮的存在和传播，必须从相应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存在中去寻找，去发掘。

18世纪初的彼得改革，在社会上层引进了西方文明，改革造就的贵族阶层是这种文明的直接受益者。经过数十年对西方文化教育、文明礼仪和生活方式的移植、仿效和学习，这个阶层从内到外，从物质到精神，其文明程度几乎已可同西方的上等人相匹敌。但是俄国社会的下层，广大民众，特别是被视同牛马、没有人身自由的农奴，却仍然生活在野蛮、专横、贫穷和非人待遇之中。文明化的贵族知识分子，更由于接受了法国启蒙主义和共和思想，并在1812年拿破仑战争中走出周门，耳濡目染西欧文明的现状，回国后对照俄国的野蛮和黑暗，深感愤愤然而心绪难平。于是，便发生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和后来所遭到的残酷镇压。1820年代下半期到1830年代，俄国青年在尼古拉二世的高压恐怖统治下，怀着极度苦闷来到德国，从这里接受了黑格尔、谢林和费希特等人的思想，其中也包括弗里德里希．H．雅可比的虚无主义对他们的影响。这些思想在他们头脑中发酵、滋长，便酿成了1830年代及此后在俄国发展起来的各种思想潮流。

据俄国学者考证，虚无主义最早被俄国学界所使用，是1829年由评论家、美学家H．I．纳杰日津在《欧洲通报》杂志上发表的题为《虚无主义者的一帮》一文中。后来在19世纪30—40年代，使用这个概念的还有H．A．波列伏依、B．r．别林斯基、M．H．卡特科夫以及其他俄国作家和政论家；他们赋予这个用语以各种色彩，既有褒义也有贬义。唯有M．A．巴枯宁和后来的兀．A．克鲁泡特金等人才给虚无主义以正面含义，而无视它所包含的贬损和责备色彩。到1858年，一位叫B.B．别尔维的教授，在其《看待生命开始与终结的心理对比观点》一书中，作为怀疑主义的同义语也使用了“虚无主义”的概念。

上面这些，都只是从“虚无主义”概念传播的角度来说的。其实，正是在这个概念开始在俄国出现和传播的时候，社会上作为实实在在的思想形态的虚无主义，已经存在了。这是同俄国落后的专制农奴制社会，同十二月党人起义被镇压以后尼古拉二世所实行的黑暗警察统治，和俄国青年的思想情绪联系在一块的。

在俄国，最早发出虚无主义先声的，应该看作是Ⅱ．R．恰达耶夫( 1794～1856)。恰达耶夫为中国读者所知晓，是普希金《致Ⅱ．R．恰达耶夫》那首著名的抒情诗。普希金在诗中表达了对俄国未来的信心和乐观主义，而恰达耶夫却对俄国的命运充满着浓重的悲观主义。

恰达耶夫出身于贵族，父母早丧，被姨母照料长大。他自幼聪慧，表现出天马行空、特异独立的性格。这从他在骠骑兵团面临晋升的关口，却毅然决然申请退役一事，就清楚地表现出来。他参加了1812年反拿破仑的卫国战争，有着与十二月党人相同的经历，但唯独在元老院广场起义那年他出国游历，躲过了十二月党人的命运。但游历回国后，亲眼目睹了十二月党人惨遭镇压的情景，感受到了尼古拉二世统治的黑暗现实。

恰达耶夫和他那一代贵族青年一样，早年受到法国启蒙主义、共和思想的熏陶，在反拿破仑战争中走出周门，在西欧目睹并亲身感受了那里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然而，回到俄国看到的却是一片野蛮、落后和黑暗。专制农奴制对人们的蹂躏，特别是对农民和奴仆的非人的摧残，使他感到痛苦和愤懑；理想和现实的反差，使他产生了极度的悲观主义。俄国走什么道路，向何处去，在他脑海里划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1829～1831年，他写了一组共8封《哲学通信》，在朋友中间广为传播。1836年9月他的第一篇通信在《望远镜》杂志上一发表，立刻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震动。

恰达耶夫的这组书信，反映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俄国社会出现的悲观主义和绝望情绪。他看不到俄国的希望与光明未来，感到俄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笼罩在一片灰暗和悲观中，因而，表现出了明显的虚无主义。他说，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个充满躁动不安的、表现着“伟大激情”的“民族青春期”，“可我们却完全没有这样的时期。起初是不开化的野蛮状态，后来是愚蠢的蒙昧时期，接下来是遭受残暴凌辱的异族统治，这种暴虐统治后来又为我们自己民族的当权者所继承——这便是我们青春期的可悲的历史”。他又说，“我们来到世界上，就像一些陌生的孩子，没有遗产”，“我们仅仅生活在界限非常狭隘的现在，没有过去和未来，置身于僵死的停滞之中”；“命运使我们孤立于人类全球性的进程之外”，如果不是鞑靼人征讨西方时经过俄国的土地，如果不是有从白令海峡直到奥得河的广阔领土，世界“也许就不会注意我们”。

恰达耶夫在信中表现出来的孤愤、悲情和自虐情绪，是一种痛苦的自责和自我否定。他说：“我们在时间中如此奇怪地运动着，以至于我们每前进一步，过去的一瞬便会无可挽回地消失。这是一种以借用和模仿为基础的文化之自然而然的结果。我们完全没有内在的发展，没有自然而然的进步；每一个新思想都不留痕迹地挤走了旧思想，因为每个新思想都不是从旧思想中派生出来的，而是从天知道的什么地方冒到我们这里来的。我们所接受的永远仅仅是现成的思想……我们在成长，可我们却不能成熟；我们在向前运动，可是却沿着一道曲线，也就是说，在走着一条到不了终点的路线。我们就像那些没有学会独立思考的孩子，在成年的时候，他们体现不出任何自我的东西来。”

恰达耶夫对俄罗斯民族历史的反思和检讨，带有浓厚的民族虚无主义。他说：“看一眼我们，便可以说，人类的普遍规律并不适用于我们。我们是世界上孤独的人们，我们没有给世界以任何东西，……没有为人们的普遍利益做过任何事情；在我们祖国不会结果的土壤上，没有诞生过一个有益的思想；我们的环境中，没有出过一个伟大的真理；我们不让自己花费力气去亲自想出什么东西，而在别人想出的东西中，我们又只接受那欺骗的外表和无益的奢华。”这是对俄罗斯历史文化的强烈否定。这种否定中透露着他对俄罗斯世界使命和全人类责任的孜孜不倦的追求。

他又说：“我们从未与其他的民族携手并进；我们不属于人类的任何一个大家庭；我们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既无西方的传统，也无东方的传统，我们似乎置身于时间之外，我们没有被人类的全球性教育所触及。”

俄罗斯没有经历过西欧的文艺复兴，没有发生过宗教改革运动，也不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运动；恰达耶夫的这些痛切之言，正击中了俄罗斯的要害，揭示出了俄罗斯民族及其历史的特征。而他关于俄罗斯不属于东方和西方的惊世之言，也分裂了俄国的社会舆论，开启了日后“西欧派”和斯拉夫派关于俄罗斯发展道路，即是走向西方还是走向东方这两大思潮和流派的旷日持久的争论。一位俄国学者评价他时说道：“恰达耶夫的虚无主义，他对西方的直言不讳的赞颂，他对天主教的意识形态化言论，不仅为尼古拉专制的维护者所怒斥，而且也为A.N．赫尔岑、A.C．普希金和其他批判当时俄国专制农奴制现实的思想家所不能接受。”有人认为，恰达耶夫是“俄国社会政治虚无主义的鼻祖”。然而，恰达耶夫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哲学通信》在1830年代的俄国像“黑夜中响起的枪声”，震惊了俄国的思想界，给后世以深远的影响。

1830年代的俄国，具有虚无主义的社会土壤。在这时期成长起来的杰出诗人莱蒙托夫( 1814～1841)，在其诗篇中也充满着“怀疑、否定、痛恨的思想”。可以说，代表并概括诗人全部作品形象的恶魔和童僧，就包含着否定的虚无主义。所以，俄罗斯学者认为，莱蒙托夫和恰达耶夫一样，也有那个时代的虚无主义思想。

虚无主义在俄国的形成与发展

如果说1830年代恰达耶夫从俄国社会内部发出了虚无主义的先声，那么，到1850～1860年代，虚无主义作为一股社会思潮已经涌现了出来。

这个时期，一方面正值克里米亚战争前尼古拉一世“黑暗的七年”(1848—1855)。面对严酷的警察统治，森严的书报检查制度，和对各种言论禁锢如铁，人们对专制制度的仇恨和愤懑，极大地积蓄着知识界抗议的势能；另一方面，经济上资本主义因素的初步发展，促进教育打破等级观念，向民主化方向演进，给下层平民子弟提供了更多进入大学的机会，造就了一批平民知识分子。这些人出生于神职人员、小官吏、商人，甚至农民的家庭，他们更接近社会下层那些被侮辱、被损害者，因而，对传统社会秩序怀着更为强烈的仇视。这些人有文化，然而出身寒门，不为上层社会所接受，与官厅和禁卫军或骠骑兵之类为贵族子弟专享的职位无缘。他们贫困无助，受尽贵妇阔佬的“白眼”，沦为被边缘化的一群，因此，他们对贵族社会的仇恨尤深。与此同时，当此专制农奴制衰败之际，从没落农奴主贵族中走出了一批逆臣贰子，这在俄国是被称作“忏悔贵族”的一群人。他们看到农奴和仆人终年劳碌，却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相比之下，他们自己却终日养尊处优，过着丰饶悠闲的生活。这样，他们便受到良心责备，产生强烈的“忏悔”意识；感到他们这些“文明少数”享有的文化，是靠“苦难多数”供养、用其血泪、苦难和劳动换来的，因此感到他们欠下了这些人的“债”，应当以服务他们的精神来偿还。这样，这些“忏悔贵族”在对专制农奴制社会的不少看法上，就与平民知识者不谋而合，差别仅在于，前者是出于个人的“忏悔”，后者是为着个人的“复仇”。但在个人主义上又交叉汇合到了一块。

正是上述这两种类型的人——平民知识分子和“阡悔贵族”，构成了1850年代以后俄国民粹主义运动的主体。而虚无主义就是这一运动中的一股极端主义思潮。在1850年代末~1860年代初，由于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加深的社会危机，以及由面临1861年改革而引发的进步与反动、改革与保守的激烈对抗，益发加强了这股力量对旧体制、旧秩序、旧传统、旧道德发出抗议的声浪。正是在这个时期，虚无主义在社会上浮现出来，成了当时俄国一个瞩目的社会现象。

作家屠格涅夫，以其清醒现实主义特有的敏锐洞察力，立即捕捉住了这一现象，在其中篇小说《父与子》中，通过主人公巴扎罗夫的形象，对虚无主义作了精彩的艺术概括。巴扎罗夫应朋友阿尔卡季之邀，到他家的庄园做客，在那里与自由主义贵族巴维尔发生了冲突。巴扎罗夫率直、坚毅，有些鲁莽，重视自然科学，蔑视艺术和传统，整天做青蛙实验。这种性格和做派，让其朋友的伯父，自由主义贵族巴维尔横竖看不顺眼，于是，在饭桌上发生了一场父辈与子辈的论战。

巴扎罗夫说：目前对我们“最有益的就是否定——于是我们便否定”。

巴维尔问：“‘否定一切吗？”’

巴扎罗夫坚定地回答：“‘否定一切。’”

巴扎罗夫表明，他是“一个用批评的观点对待一切的人”，“不把任何原则当作信仰”。他否定“任何权威”，不管他们“怎样受到广泛的尊敬”。他还否定哲学、艺术、音乐、绘画等，甚至也否定爱情。在他心目中，只有具体的自然科学值得肯定，因此他迷恋于搞青蛙实验。可是，他的信条与自然法则相违迕，从朋友家做客出来之后，就邂逅了一位风姿绰约的贵妇人阿金佐娃，这位贵妇又偏偏喜欢音乐和艺术。然而，这并没有妨碍巴扎罗夫对她的爱恋。她撩人心弦的美貌、优雅动人的风姿，让他神魂颠倒。但他颇有意志力，为摆脱这段没有希望的爱情，他甚至在滂沱大雨中狂奔不止。后来，他回到军医父亲的庄园，身染疾患，郁郁而终。

屠格涅夫所描写的这个人物形象，在当时俄国社会是有典型意义的。当时的俄国，曾出现了一批反映虚无主义的小说，除屠氏的《父与子》外，A．Φ．皮谢姆斯基于1863年发表的《浑浊的海》、H．C．列斯科夫的《无处可去》、B．Ⅱ．克柳什尼科夫的《海市蜃楼》，等等，都属于这一类文学作品。虽然这些作品塑造的虚无主义者形象引起了这样那样的争论，但这种虚无主义在俄国社会的存在，是确切无疑的；更让人感兴趣的是，被称为“俄国虚无主义领袖”的皮萨列夫，竟直接在《父与子》的主人公巴扎罗夫身上，“认出了自己”和“我们年轻一代”的容貌特征。他说：“我们整个有追求、有思想的年轻一代，都能从这部小说的出场人物中认识自己。……当您走到镜子面前，镜中反映的物象即使在颜色上稍有差异，即使镜子不完全准确，您也能从中认出自己的容貌来。”他甚至径直说：“他（巴扎罗夫——JI.普）是我们的年轻一代的代表；他的个性里集聚着那些分散在群众身上的品质；这个人的形象鲜明清晰地浮现在读者脑海中。”

皮萨列夫在巴扎罗夫身上“认出自己的容貌”来，不是偶然的，因为他正是“俄国虚无主义一词本义的主要表达者”。皮萨列夫( 1840—1868)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但孩童时代就离开双亲，在亲戚家长大。他自幼聪慧好学，在16岁上就进入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读书。在校读书期间就开始发表新锐之作，引起社会注意。这个时期，他家道中落，不得不过着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所写的、像巴扎罗夫那样的平民知识分子生活。但他是个优雅温和的年轻人，不像巴扎罗夫那样的谈吐。他的命运是典型俄罗斯的，带有某种悲剧色彩。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在风华正茂的年纪，“就因微不足道的理由被捕入狱”，且一蹲就是4年。但在单人牢房里他写了大量文章，出狱不久，就因游泳不幸溺亡，时年仅仅28岁。他一生短暂局促，但其思想影响了俄国思想发展的轨迹和历程。

别尔嘉耶夫说：“俄罗斯的虚无主义是俄罗斯启蒙运动的激进形式。”普列汉诺夫也表达了几乎同样的意思，他说：“‘皮萨列夫主义’好像是一种导致我们那些‘启蒙主义者’的唯心主义谬说的东西。”的确如此，皮萨列夫虚无主义最为人们所诟病的，是他所抱的“否定的方针”。对待艺术、美学，他走向极端，一概予以否定；他否定普希金、谢德林，主张为了未来的事业，要抛弃拉斐尔和贝多芬。他是“美学毁灭论者”，认为美是无用的。他认为“抽象”、“思辨性”的东西，也是无益的，所以也否定哲学。皮萨列夫的虚无主义，像巴扎罗夫一样，同极端功利主义交织在一块。他无论观察什么，都是从功利主义，即有用和没用出发。他有一句名言，“一双靴子比整个莎士比亚都有用”。

皮萨列夫的“美学毁灭论”和他对普希金等伟大艺术家的否定，固然有俄国1860年代艺术与生活关系的争论和反对“纯艺术论”的背景，但他反对唯心主义美学毕竟做得太过分了。跨过真理毫发即会导致谬误，何况他“否定的方针”走得这样远。他主张只写“人类苦难”的题材，标榜艺术为现实实际利益服务的精神；他指责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认为它对贵族生活包括对服饰发式的描写，违反别林斯基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这种主张，导向狭隘的、极端的功利主义，甚至带有某种艺术的“犬儒主义”。

皮萨列夫在否定艺术、美学和哲学的同时，热情推介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这在当时落后的俄国具有进步意义，但他的唯物主义带有浓厚的庸俗成分。他往往用生理机能来解释人的活动。他认为历史发展的特点以及人类的社会存在，都取决于生理上的原因。他说：“如果改变了人的食物，整个的人将随之而发生渐变。消化功能乃是人体构造的基础——这把钥匙可能解开所有历史的奥秘。”

别尔嘉耶夫认为，皮萨列夫是俄国虚无主义的“主要思想家”和“领袖”。但他又认为，“在现实中，虚无主义是一个远比皮萨列夫广泛得多的现象，能够在俄罗斯社会运动的内在基因巾找到它”。虚无主义作为一种“极富俄罗斯特色”的产物，还是“一种独特的宗教现象”：“它出现在东正教的精神土壤上，它只能出现在东正教思想形态的精神里。……虚无主义的基础，是东正教对世界的否定、对世界基于邪恶的感受以及对生活中所有财富和奢侈、艺术与思想中所有多余创造物的罪孽的认识。”他认为，从东正教学校出来的毕业生、那些教士的子弟们，在俄罗斯虚无主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这里，他特别以杜勃罗柳波夫深深的宗教情怀和禁欲主义为例，阐释了人们对这种虚无主义信仰的宗教痴迷性。他认为，这是1860年代的一种“俄罗斯文化类型”。现代俄罗斯的研究者，也把虚无主义作为俄罗斯的一种“亚文化”现象提了出来。由此可见，虚无主义在俄国社会思想史和整个社会心理中，是具有重要地位的。

除了皮萨列夫之外，巴枯宁也是俄国虚无主义的典型代表。在巴枯宁身上，熔铸着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德国学者博恩甚至将巴枯宁称作“是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奠基人”。俄国哲学家H．O．洛斯基认为，巴枯宁在1840年代“从保守主义转到另一极端——鼓吹摧毁所有旧事物”，“信奉永恒的摧毁性精神”，宣扬“对破坏的酷爱即是对创造的酷爱”；甚至主张“通过废除婚姻和家庭”、“组织对儿童的社会教育来实现”资本向工人组织的“转交”。巴枯宁认为：“所有真正自由的人们是不需要国家政权的，因为这些人即使没有它也会相互帮助的。……整个社会应形成为由诸自由村社组成的自由联盟。”从这里可以看出，巴枯宁实际上把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融成了一炉。这正像人们所说，“在俄国，没有虚无主义就不会出现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同虚无主义是有亲缘关系的”。如果说虚无主义的主词是“否定”，那么，无政府主义的主词就是“破坏”，从“否定”走向“破坏”，仅仅有一步之遥。

别尔嘉耶夫说：“无政府主义也像虚无主义一样，是俄罗斯精神的典型产物。”巴枯宁正是从一系列“否定”出发，得出了无政府主义的结论。按照他的逻辑，对私有财产继承权的否定，必然走向对一切旧制度的否定，这样，就走向对国家思想和国家制度本身的否定，如此，也达到了对自上而下的管理制度的否定。由此，也就得出了一个与此相关、因而也是否定的结论——不要国家的无政府状态。这就是说，他逻辑的终点，就是要达成各公社的自由联合，不是听从长官的命令和什么学说的指导，而是按照自然发展的趋向，南公社联盟再相互层层结合，最后成为一个自由联邦体。显然，巴枯宁这种否定国家存在必要性的无政府主义，就是建立在虚无主义基础之上的。

“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是民粹主义的极端形式”，而这种无政府主义在整个俄国民粹主义运动各思想流派中，是影响最大、左右运动最久的一个思想流派。因为巴枯宁反对国家制度的无政府主义，是同反对沙俄专制制度紧密结合并联系在一起的，这正是他的思想吸引革命青年之处。在1874年“到民间去”运动前夕，刚好在1873年8月巴枯宁发表了他的《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一书。这对于急需要理论指导的民粹主义者来说，刚好恰逢其时，巴枯宁在这本书中提供的无政府主义正如雪中送炭，对他们起了纲领性的指导作用。

巴枯宁主张“直接组织全民暴动”，认为不必经过宣传、发动，即可揭竿而起。因为在他看来，人民不堪忍受的被奴役状况，使他们中间积蓄着双倍的拉辛和普加乔夫的暴动能量。无需宣传教育，只要把各地分散的力量联合起来，只要给一个推动，即可发起一场总暴动。所以，他所代表的派别叫做“暴动派”。这种思想，显然错估了农民的反抗性，夸大了革命形势，所以一被应用到实际，就被碰得头破血流，

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对科学、大学教育和知识分子，都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们只要实践，认为实际斗争就是“科学”。巴枯宁号召青年“抛弃这些大学、学院和学校”，他说，这些学校，“总是力图使你们脱离人民”，你们“不要在科学上煞费苦心了”，“到民间去吧！你们的战场，你们的生活和你们的科学就在那里”。

反对文化崇拜，否定大学教育，是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一个突出特征。在巴枯宁和彼-阿·克鲁泡特金看来，大学是“为少数人建立的”，“同外界隔绝、脱离人民生活”，“是为我们所不需要的”，“必须关闭”它们；我们所需要的，只是“星期日学校”和“工人学校”。无政府主义对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也是像对待传统大学一样，是持否定、鄙薄态度的。认为他们从事抽象理论，不值得加以信任；他们甚至把知识分子同官吏画上等号，认为“大部分教授是官吏”，因此在革命队伍中，对他们是采取排斥态度的。

虚无主义的分化和流变

如果说，俄国虚无主义萌生于1830～1840年代，而作为一种思潮，产生、形成于1850年代末和1860年代初，在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后的年代里因社会矛盾的尖锐、社会情绪的激化，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那么，在1860年代末以后，则随着形势的变化，到1870～1880年代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分化和变迁。

虚无主义的第一次分化，发生在1860年代后期。农奴制改革引发的社会骚动和学生风潮刚告一段落，辍学大学生德米特里·卡拉科佐夫，于1866年4月6日对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行刺未遂。这一事件，成了1860年代后半期沙俄走向政治反动的转折点。行刺者被处绞刑，所牵连的革命小组成员，被一一判处苦役和流放。自此，沙皇收紧了全国的政治统治，查封了皮萨列夫为主要撰稿人的《俄国言论》和《现代人》杂志等进步刊物；高等学校和大学生受到更严历的追究和迫害；改革发生了逆转和倒退；自治会的权利受到限制。在这种形势下，虚无主义思潮发生了危机。参加虚无主义小组活动的人数大大减少，小组内部年龄代际间冲突加剧，大龄者更加讲究现实，转向温和路线，年轻者则相反，更趋向急进化和政治化。这样，1860年代的虚无主义就走向分化：一部分人到地方自治局任职，成为职业人士；另一部分人转入城市设备系统服务，以逃避现实；第三种人则转入地下，从事更加激进的虚无主义活动。

俄罗斯学者从研究虚无主义思想史中得到证实，“虚无主义是恐怖主义的源头。恐怖主义作为虚无主义实践的表现形式，从虚无主义出现在历史舞台时起就存在了”。在1860年代初，当虚无主义思潮刚刚出现并形成的时候，就有一份取名《青年俄罗斯》的传单，于1862年5月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社会上传播，其中，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对恐怖主义的呼唤和歌颂。该传单指责赫尔岑“放弃流血的行动，放弃极端的措施”；而该传单的散发者们认为，“要做成点事是非采取极端的措施不可的”；扬言“我们将做得更彻底，不仅要赛过1848年的那些可怜的革命家，而且要赛过1792年的那些伟大的恐怖主义者。……为了推翻现存制度，必须比九十年代雅各宾派所流的血多一倍”。这是虚无主义思潮在俄国刚刚出现之时，在1860年代初就发表出来的一个十分典型的带有某些恐怖主义色彩的虚无主义宣言。

该传单的起草者，喊出了一句日后为革命极端主义者无数次重复过的名言：“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予以消灭。”在20世纪30～40年代的苏联，这变成了让人多么熟悉、多么流行的一句话呀！这句话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政策，它不要中间势力，甚至不要“同路人”和“同盟者”，把这些人统统看作敌人，要统统加以消灭。这是地地道道的冒险主义、恐怖主义的政策。

如果说上面这份传单还只是言论和宣传，尚且停留在思想层面，那么四年之后，一个被当局从喀山大学法律系开除的大学生德米特里·卡拉科佐夫，就用恐怖主义的刺杀行动把这种思想付诸了实践；假如说卡拉科佐夫的刺杀还基本上属于个人行为，那么，涅恰耶夫1869～1870年建立的“人民复仇社”，企图通过一支战斗队，采取恐怖方式消灭当局代表，就是一种有组织的恐怖主义活动。而他更采取骇人听闻的手段，将本组织内一个不愿听从他指令的大学生伊万诺夫以残忍手段杀害，则是把恐怖活动引向了本组织内部和同志关系之间．

1860年代的虚无主义如果说有些还停留在学理的层面，主张否定艺术、音乐、哲学这些仿佛贵族社会的奢侈品，到1870年代，虚无主义则进了一步，进入了更实际的生活领域，仿佛人类的一般感情、亲情、家庭、道德原则都是可以不要的，可以统统加以否定。涅恰耶夫在他制订的一个关于思想、组织和纪律的准则——《革命者基本信条》中，就这样写道：革命者是命中注定的人。他们没有自己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事，没有个人的感情，没有个人的眷恋，没有个人的财产，甚至也没有自己的名字。他门全部身心都被唯一的兴趣、唯一的思想、唯一的热情，即革命，完完全全所吞没。

在这里，涅恰耶夫的虚无主义又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破坏的科学”结合到了一块：革命者鄙视任何学理空谈，在给未来几代人提供知识时，反对提倡和平无争的学问。他们只知道一种学问，就是破坏的科学。他们鄙视目前现存社会道德的一切动机和表现。对他们来说，凡能促使革命胜利的一切，都是道德的。……凡妨碍革命取得胜利的一切，都是不道德的和罪恶的。

在这里可以看出，他们遵循的是耶稣会会员所奉行的那种“目的为手段辩护”的行为准则，就是说，只要目的高尚，可以不择手段，什么手段都可以被视为正当和合法。正是以此作为行为准则，涅恰耶夫在活动巾并不回避欺骗、敲诈、恫吓和恐怖之类的不正当手段。当然，涅恰耶夫这种主张和行为，是当时民粹主义运动中最为极端者，连其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同道者们也很少加以认同和赞赏。

但从这里可以看出，虚无主义是恐怖主义的源头和温床，虚无主义的恶性发展和逻辑归宿，就是走向恐怖主义。这几乎是一个规律：如果说虚无主义否定的是精神，是理念，是道德准则，那么，恐怖主义否定的则是物质，是生命，是整个世界=如果说虚无主义采取的是对一切的批判的否定，那么，恐怖主义实行的则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武器的否定。总而言之，虚无主义是培育恐怖主义的思想土壤，恐怖主义则是虚无主义的恶性发展和最终归宿。这不仅是为19世纪俄国虚无主义思想史所证实了的，也是为20世纪的政治文化史所证实了的。

俄国虚无主义的第二次分化，发生在1870年代末。当时，俄国民粹主义曾先后两次发起颇具规模的“到民间去”运动二革命者原本是抱着为农民利益而去的，但却不为农民所理解，不少人反被农民告发，因而遭到官府逮捕，最终使运动遭遇失败。虚无主义的动因，对“忏悔贵族”来说，是为了消除个人对受苦受难者的愧疚，取得心灵的安慰；对平民知识分子来说，是为了对个人受侮辱的一种报复。他们都是从个人主义出发的，因而原本有个人主义动因、与个人主义融为一体的虚无主义，因失败，凶沙皇鹰犬们对运动的残酷镇压而受到刺激、反弹，进一步发展了起来，这样，就使早已潜藏在虚无主义之中的恐怖主义基凶得到滋生、成长，促使运动进一步分化，这样，一批极端主义者便组成了民意党。所谓“民意党”者，按创立者自己的解释，是为了表达人民的意志，要向专制政府宣布无情的战争。1881年1月1日，其机关报《民意报》写道：“从战端一开，就不是为了生，而是为着赴死……这场残酷的厮杀，没有其他结局：或者是政府摧毁运动，或者是革命推翻政府，二者必居其一。”这样，“民意党”就把个人恐怖主义活动变成了该组织1870年代末、1880年代初一切活动的中心。

从这期间“民意党”的活动情况看，即使不计算1878年1月24日B .N．扎苏利奇对彼得堡行政长官特列波大的枪击，也不包括克拉夫钦斯基1878年8月4日对彼得堡宪兵头子梅津采夫的刺杀，仅从1879年对沙皇实施的第一次刺杀算起，到1881年3月1日最后猎杀亚历山大二世成功，大约在两年半的时间内，就总共组织了8次谋杀行动，恐怖暗杀活动如此频频发生，同然一方面标志着沙皇专制制度的危机，另一方面也可看出，民意党的恐怖主义活动发展到了何等地步。这在当时，不仅震惊了俄同，在全世界也如闪电雷鸣，让世人惊诧不已。这种恐怖主义行动，无论在当时还是对后世，在世界范围都留下了巨大而悠远的回声=

“民意党”的恐怖主义，招致亚历山大三世的疯狂镇压，也引起1880～1890年代反改革的倒退。直到20世纪初，随着灾荒和农民起义的发生，革命形势才好转过来。这样，在1880～1890年代变成地下潜流的虚无主义，在20世纪初又浮出了水面。这时，西欧社会民主运动中源于法国的经济唯物主义和庸俗社会学倾向，又汇入俄国虚无主义并给它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器。庸俗社会学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庸俗化、绝对化、扩大化和教条化，进一步否定包括资产阶级文化在内的一切过去时代的文化遗产及其代表，这就产生了以1920年代“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拉普”为代表的极左文化运动。这个运动的思想文献以日本和法国为转销口岸，传遍世界，特别传到远东和中国，影响了人类历史。这也使19世纪俄国的虚无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复燃，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一片不可磨灭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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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阮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