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二题：青年与政治

何怀宏

内容摘要 20世纪是一个“动员时代”，即动员大众主要以运动的方式参与政治。而这一运动的先锋，乃至一段时期的主体就是青年学生。为这个“动员时代”揭幕和落幕的都是一种自发性的青年学生运动。这一现象的源头或萌芽就隐含在新文化运动之中、青年政治容易走向浪漫的运动政治，而20世纪相当推崇这种政治。我们今天有必要重新思考和反思青年运动~

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关键词 动员时代青年学生新文化运动政治参与

作 者 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1）

本文拟探讨在20世纪中国非常典型的一种现象，即青年与政治的关系，这在新文化运动中已经呈现雏形。笔者曾经提出过一种观点，认为20世纪的主干期是一个“动员时代”，即动员大众，主要以运动的方式参与政治。而这一运动的先锋，乃至一段时期的主体往往就是青年学子。晚清曾有过以进七官员主导的改革如清流、洋务运动；有过举人发起或试图主导的变革如戊戌变法。这还都是体制内的。再晚则有秀才和童生的造反，如他们在取消科举之后的纷纷东渡，为革命党人大大增加了力量。推动变革的主体已经有越来越年轻的趋势，但是，一种新型的动员政治的现象还是主要在20世纪，尤其是新文化运动或者说五四运动之后发生的。二我们甚至可以说，为这个“动员时代”揭幕和落幕的都是一种自发性的青年学生运动。此前，体制外的革命党人也有过密谋的武装运动，然而，一种和公开宣传的理念或意识形态直接结合的运动，一种群体的或和群众斗争大规模结合的运动，一种以理想主义为号召的、开始是和平、但最终常常走向暴力的群众运动，还是20世纪主干期特有的现象。而这一现象的源头或萌芽就隐含在新文化运动之中。

一

新文化运动发端伊始，就表现出独特的专注于青年的特点。被视作新文化运动号角或旗帜的《新青年》杂志，在1915年9月创刊时，陈独秀写了一篇可视作发刊词的“敬告青年”，明显只是将青年看作是自己的主要对象。这份新创刊的杂志还连续几期刊有高一涵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以及翻译的“青年论”。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他对中老年人表示失望，但也不是太激进地要批判和打倒他们，而是说“彼陈腐朽败之分子，一听其天然之淘汰。”“雅不愿以如流之岁月，与之说短道长。希冀其脱胎换骨也。”而他之所以持这一观点，抱有这样一种只是属望于“青年”的情结，看来是基于一种“新陈代谢”、物竞天择的社会进化论观点，即不仅是新的总要代替旧的，年轻者总要替代年老者，而且，新的、后来的，总是要比旧的，比先前的要好的。

因此，陈独秀不希望年轻人“少年老成”，对青年提出了六点希望：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围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六点希望，用今天或者说比较全面的观点来看，第一条的独立自主和第四条的开放而不封闭，大概是现在的年轻人也都不会反对的。而何谓“进步”、“进取”则需要解释，让生活完全“实利”和“科学”化则更有可能引起质疑。但当时提出这些大概是针对传统与现实的弊病而有一种纠偏的倾向。

《新青年》创刊那年陈独秀36岁，而围绕着这份新创刊杂志的一些巾坚撰稿人物，在1915年的时候，高一涵是30岁，易白沙29岁，稍后加入的李大钊26岁，胡适24岁，刘半农24岁，钱玄同28岁，鲁迅34岁，周作人30岁，即他们自己也是相当年轻的，他们有的人还是前清秀才、之后再习新学者比如陈独秀，但大多数已经是纯粹新学堂出身或海外留学归来者。而像他们的读者则更多是20岁左右，可以说是“后科举的一代”了。在这一时期仍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文化人物、前清进士蔡元培1915年时是47岁，算是其时年长的了，但他主要是作为北京大学校长发挥作用。

而过去一代有影响力的思想文化学术人物则多已年迈，例如王先谦是年已经73岁，郑观应73岁，沈曾植65岁，张謇64岁，廖平63岁，林纾63岁，严复61岁，辜鸿铭58岁，康有为57岁，章炳麟52岁，叶德辉52岁，夏曾佑50岁，杜亚泉42岁，杨度41岁。42岁的梁启超还富有影响力，但也已从最高峰渐渐衰落。王国维38岁，但心已然苍老，专注于学术。曾经激进的刘师培31岁，现在也完全不谈时政。而像比较典型的传统学者官员、57岁的梁济在思想界几乎还寂寂无名。这是一个一波紧接一波的变革时期，上一代的思想启蒙者和行动者，悠久文化的传承者都在接续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心，尤其对年轻人逐渐失去影响力，新文化运动加速了这一过程，并使青年更关注政治。

但《新青年》楬橥的新文化运动在一开始的确主要是专注于文化的，它想在被认为是不太成功甚至失败的器物革命、制度革命之后，掀起一场针对传统的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主持者认为以旧道德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已不合时宜，必须不仅学习西方的技艺和制度，还应该在价值观和道德观的精神文化领域内有一场变革，这是“吾人最后的觉悟”。这里关键的是“觉悟”两字，即思想认识的启蒙和解放。而“伦理的觉悟”比起“政治的觉悟”来，又是“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所以，他早期著文、用文，多谈思想、伦理、教育。如其著文“今日之教育方针”、“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宪法与孔教”、“再论孔教问题”、“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文学革命论”、“旧思想与国体问题”、“近代西洋教育”、“复辟与尊孔”等等。用文如易白沙“孔子平议”、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制度之根据论”等等，都反映出一种思想文化的关切。

然而，这种思想文化的关切的确又始终是与对现实政治的焦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它直接的动因和最终的目标还是要解决政治问题，只是现在认为政治问题需要一个根本的解决，这就是从思想文化上解决，从教育启蒙上解决，从改革社会制度风俗比如改革家族制度解决——而批判父权、特别是提携和面向青年也是解决方法之一。

《新青年》时期，李大钊在青年与政治方面都有鸿文，在联结两者，尤其是将青年与一种特定的政治思想联系起来的方面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和人们的初始印象不同，其实他本人也是青年，在新文化运动兴起时只有26岁。他发表的《青春》一文，富有文学的感染力。1918年10月，李大钊在《新青年》5卷5号上又发表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庶民的胜利》等文章，他负责编辑的6卷5号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专号”。《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起，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公开出版的机关刊物。

二

《新青年》创始者和一些中坚人物诉诸青年，也许直接来自对民国之后头几年政治的失望，但这种失望看来低估了政治转型的困难，而其后面还有一种完美主义的思想倾向，以及这种思想倾向带来的急切情绪和对现实政治的苛评。中国要从延续了数千年的君主制度，平稳地转向健全的共和制度是需要时间的，但社会的心态却发展到不愿意再给时间。于是，最有生气的一股力量不再致力于参与和改良政治，而是试图完全重起炉灶，更换新人，先是从思想文化上、继而在社会政治上做一种根本和全盘的改造。

在《新青年》等报刊发挥唤醒作用之后的两三年后，各种社团、学会组织开始大量涌现，这些社团开始多是以思想、学术、文化乃至道德修身为宗旨，且基本都是以青年为主体，有明确的青年意识乃至强烈的青年情结。

以当时最有影响的全国性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为例，它的创始人和灵魂性人物是王光祈(1892～1936)，1918年6月30日，他和曾琦、周太玄等在北京聚会，讨论了他对少年中国学会的设想。与会的七人共同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王光祈为筹备处主任。确定学会宗旨为：“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俗。”7月下旬，七个发起人又聚会决定：凡加入少年中国学会者，一律不得参加彼时污浊的政治，不请谒当道，不依附官僚，不利用已成势力，不寄望过去人物；断然在青年与过去人物和当时政界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而后来参加学会的会员，尤其中坚人物也都是当时的青年才俊，他们中有后来的共产党人或社会主义者，如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高君宇、李达、黄日葵、蔡和森、赵世炎、张闻天等，也有后来转向国家主义者的曾琦、左舜生、李璜、余家菊等，还有文人如康白情、郑伯奇等。而当时不论思想倾向，皆有程度不同的青年情结。学会也倡导年轻人求学的工读互助团，互相激励，互相支持。1920年3月，王光祈决定去德国学习。 4月船过香港，作《去国辞》五章，一时传诵。其中写道：“惟我少年，乃能奋发！”“不恃过去人物，不用已成势力！”“惟我少年，乃能自立！”“惟我少年，有此纯洁！”“愿我青春之中华，永无老大之一日！”“惟我少年，努力努力！”

王光祈后来在德国获得音乐博士学位，写了不少研究西方和中国音乐的著作和论文，但国内形势丕变，他对国内已经影响甚微。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后来大都积极投入了政治，且因为政见不同而激烈冲突乃至水火不容。学会无形中已经解体。取代学会组织的是严密纪律和认定一个指导思想、乃至一个领袖的政党，而政党自然被学会要有力得多。连接人们紧密关系的中心联络词已经不是以年龄划线、特重友谊的“少年”或“青年”，而是以政治立场划线、同仇敌忾的“阶级”或“同志”。只有很少的人还像王光祈那样是执著于文化艺术的“永远的少年”。

后来变得著名，但当时还主要是一个省的青年组织的新民学会，成立得其实还要早些。它于1918年4月14日在湖南长沙成立，初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重视个人修身的道德，倡导以下信条：“一、奋斗，二、实践，三、坚忍，四、俭朴。”规定会员要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它重视思想学术与个人道德，认为这才是改良政治之本，且其时连其重视实践的核心人物毛泽东也有一种长期准备的心态，希望用较长时间进行思想学术上的准备才真正参与政治。学会的会员共70余人，也大都是20出头的年轻人，是19世纪的“90后”，如毛泽东25岁，萧旭东（子升，后改名萧瑜）24岁，蔡和森和向警予均23岁，罗章龙和李维汉均22岁，而夏曦、劳君展只有18岁，蔡畅还只有17岁。42岁的何叔衡、35岁的谢觉哉是其中的两位稍稍“老者”，但也并不处在学会领导者的位置。和当时涌现的其他学会差不多，学会的内部纵有寥寥几位年龄较大者，也是因为他们的心灵比较追求年轻，是他们努力向年轻人看齐，以年轻人为中心；而不是年轻人向他们看齐，以他们为中心。

而当五四运动来临，新民学会的会员就不再以修身向学为主旨，毛泽东创办了《湘江评论》，疾呼“民众的大联合”。1919年11月至次年6月，学会积极参与和成功地推动了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1920年中，学会宗旨被修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1921年1月，新民学会会员开新年大会，毛泽东在会上重申学会的目的应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且主张应采用“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去达成这个目的，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党。不久，新民学会的许多会员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后学会逐渐停止了活动。

新潮社实际是杂志在前，社团在后，或者说以编辑杂志为自己的主要工作。新潮社可以说是当时文化水准最高、学术训练最好的青年社团，其主要成员也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发动者。《新潮》（Renaissance，文艺复兴）杂志是由北京大学几个大二学生：中国文学门傅斯年、英国文学门罗家伦、哲学门顾颉刚首倡，并联络同学杨振声、康白情、俞平伯等，于1919年1月正式创刊。它也是受《新青年》影响，倡导“新道德、新文学”，且近水楼台，得到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的支持，其主要成员开始以学术和文艺为主要兴趣，但不久就参与发起和领导了五四示威，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罗家伦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但傅当时即反感火烧赵家楼和打人之事，罗家伦等后来也对其参与的运动颇有悔意。他们后来多到欧美留学，回来后担任系主任、大学校长和研究所所长等，成为学术的中坚力量或组织者。而新潮社在其主要人物出国之后即趋解体。他们中有些如顾颉刚、俞平伯甚至早就不参与运动，有些则对参与的运动或自己主要的使命有重新的认识，如傅斯年认为：“中国越混沌，我们越要有力学的耐心。”

但是，五四运动恰恰不是开始一个青年“力学”、文艺复兴的时代，而是一个政党“动员”、政治和军事压倒一切的时代。内忧外患，客观主观，使中国不再容易有平静的课堂和书桌。很快，专注于学术的人们不仅要被推到边缘，乃至要成为革命和改造的对象。前述王光祈在德国拿了音乐博士没有对国内产生什么影响，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刘半农也有点负气地去法国拿了一个文学博士，但回来也没有多少影响了。新“海归”们不要说对社会有大的影响，甚至对思想文化的影响也很少了。这些留学欧美的“海归”们一无例外地没有再成为当时有影响力的思想政治人物，即便他们有些出国前曾经是风云人物，他们对日后的学术还是有影响，但对当时的思想界、尤其对青年却没有多大影响了。他们已不可能阻挡走向武力斗争的巨轮，而这巨轮也正是他们开始拨动的。而这拨动又几乎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从主要是面向青年的刊物阶段，发展到青年社团阶段之后一个难以避免的结果。

除了少数几个中年人，最有活力的年轻一代几乎和年迈的一代脱开了，产生了深深的鸿沟。他们有强烈的政治意识，但和实际政治又几乎不接触，缺乏甚至蔑视实际政治的经验和训练。他们抱一种完美主义的理想，痛恨牟利和强权的“污浊”政治，但一旦他们掌权或试图争夺政治权力，他们自己其实也很难摆脱利益和强力的诱惑。人性的善恶在代际之间，在不同身份和职业之间的分布其实相差不多。而如果不重视个人品德，尤其是不重视制度伦理和群体行为的道德，而只强调政治上先进与否，则将走向只要有“政治先进”的标签，就可以为了目的不计手段的道路。

新文化运动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一场青年运动。它有宝贵的文学激情和生命活力，也有深刻的政治意蕴，甚至就在对单纯文化、文学内容的运动和倡导方面，其后也有深深的政治的刺激和对理想政治的向往。这是和西方近代的文艺复兴运动很不一样的地方。而最后的结果也是政治引领文化，而非文化引领政治或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的确有一些坚持走与文艺结合、或者与学术结合的青年，还有自结村社寻求一种浪漫理想的共同生活的青年，但他们或很快希望破灭，或渐渐被边缘化。新文化运动中的年轻人更多的是投向政治。而青年与政治的结合，则往往是要走向开始是抗议的社会运动的道路，爱国主义则是一个天然正义的爆发点。所以说，五四运动的爆发几乎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一个不可避免的“果”。一种青年与政治的结合并不是它爆发的唯一条件或充分条件，但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三

中国百年前的年轻一代从刊物一社团发展到政党一武力相争，这以后的变化就快了，不过这后面已脱离了“新文化运动”的范畴，我们不再在这里叙述，而是想一般地讨论一下青年与政治、或者说年龄与政治的关系。

青年，尤其是青年书生和政治的密切关系，甚至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上的东汉太学与明末东林党那里去。但和传统又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新青年的政治虽然仍旧具有使命感，甚至社会上有天然合理的观感，但传统的精英意识已转变成希望“化大众”后来则是“大众化”的倾向。中国现代这样一种独特的青年对政治的运动式介入，或可和强调具有实际政治经验的古罗马、威尼斯的元老政治，以及西方青年学生运动作一比较。

有两种政治，一种政治是治理型的政治，还有一种政治是运动型的政治。前者是常态，是传统，是政府存在的主要形式。后者则是比较新的现象，是从社会方面来运作的，往往表现为一种抗议的政治。但是，一个政府或一种政治权力也可能诉诸运动的方式，这对它自身自然是有危险的，但是，也可能更加强化和集中它的权力，尤其是控制社会的权力，甚至走向极权主义。

治理型政治也可分为两类：一是生长或扩张式的政治；一是守成乃至收缩式的政治。罗马共和国以至早期的罗马帝国就不失为进取式的，而拜占庭帝国则更像是守成式的。罗马共和国实行的是一种以元老政治为核心的混合政体，就像其一直自称其国的那样，罗马就是“我们元老院和罗马人民”(Senatvs Popvlvs Qve Romanvs)。进入元老院的并不都是上年纪的老人，但一定都是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人。而由于元老院都是原来的官员，任期终身，大多还是老人。罗马人17岁可以服军役，富有的公民、骑士等级的成员必须服役满10年才能竞选财务官，其他公民只能在步兵服役，服役15年才能竞选同样的职位。竞选高级市政官的最低年龄要求为36岁，竞选执法官的最低年龄要求为39岁，竞选执政官的最低年龄要求为42岁，对于贵族来说，可以相应放低2岁。

罗马的父权也是很重的，甚至可能比中国更重。罗马的年轻男性在父亲去世以前从属于父亲，没有自己的财产权，甚至没有自己的人身权。父亲可以随便取用儿子的财产，甚至可以随便决定儿子的生命。父亲有权拒绝接受一个新生儿，可以结束他的生命或将其遗弃。父亲也可以卖掉孩子，或者将他抵押给别人和让别人收养。他也可以包办孩子的婚姻，甚至为了政治目的而让已婚的孩子离婚以和其中意的人结婚。只有当父亲去世，或者失去公民权的时候，孩子才获得独立的权力和家族主人的身份。女性也必须完全依赖于父亲或者丈夫的保护。孩子在父亲面前没有地位，但是，父亲也必须承担起对孩子的教育，尤其是政治的教育、公民的教育。罗马人其实是非常重视这种对自家年轻人的这种政治教育和严格训练的，也重视政治的联姻。这种政治教育主要是学习政治的规则，尤其是学习严格遵守法律。家庭而非学校成了培养未来国家公民和执政者的主要场所。但这种强大的父权和元老政治似乎并不影响罗马共和国的活力和进取。在其崛起的数百年里，它的版图从意大利中部不断扩展为一个横跨三大洲的强大国家。

威尼斯共和国则是一种更厉害的“元老政治”，甚至就是一种纯粹的“老人政治”，而它也不仅维持了1300多年的独立，且在数百年的时间里维持了强大和繁荣。它的总督被降为一种名义领袖的地位，实权由元老院和官员们掌管。在威尼斯，市民到25岁才能进入大参议会，30岁才能进入元老院，40岁才能成为权力很大的十人委员会的成员。也就是说，等到他在体制内至少有了15—25年的政治学徒经历之后，并且让自己学会了严守法律之后，他才能获得高级职位。实际上，威尼斯的高级职位多是由70—80岁的人掌管，从1400年到1600年，参选总督的平均年龄是72岁。威尼斯的年轻人大概是先从事各种其他的职业生涯，他们可以在海上，在其他地方释放他们的精力和发展他们的才干，他们许多是先致富之后再从政，金钱也就不构成他们从政的动机。威尼斯共和国在政治上的确是出奇地长期稳定，经济也非常繁荣。这种元老政治似乎也不影响它的数百年的海上扩张与霸权。它的财政收入比任何欧洲国家都要富有，甚至比法兰西都要高出50%。它的城市内部不需要军队，仅用很少的警察就能维持秩序。

这并不是说要在今天推崇元老政治，而是说，在父权的家族制度和强大的国家能力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冲突；国力的强大与否，乃至政治的优良与否与治者年龄的年轻与否也并没有必然对应的关系。成年乃至老年并不意味着缺乏进取性。增长的年龄的确有一种“老成持重”的倾向，但当涉及到政治，涉及到“国之重器”时，的确有必要特别谨慎，有必要有一种“持重”的精神，因为政治是要影响到千百万人的生活的，是要决定同之盛衰甚至存亡的。这里实际上最强调的或还不是年龄，而是经验和责任，只是说处理复杂政治事务的经验和责任感的培养是需要时间的。的确有很年轻就富有政治经验或政治智慧者，但这种情况不可能普遍，往往只是一些稀少的领袖之才，而他们也往往从幼年起就受到了政治的教育和熏陶。

运动型的政治也可分为自发式的和受控式的。自发式的社会运动一般来说是无政治权力者的运动，是一种从社会环境或情绪中比较自然地爆发出来、没有一个严密的政党策划和动员，而至多是一些松散的社团组织起来的抗议活动。虽然同样发生在20世纪的60年代，但中国的“红卫兵运动”其实是一种受控于最高领袖的社会运动，而西方的学生运动，比如法国的“1968年运动”显然是一种自发的抗议运动。晚近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更是崇拜自发性的，它或是鉴于20世纪社会运动被利用的教训，不仅非常明确地不要政党和领袖领导，不要夺取政治权力，甚至不要明确的纲领乃至目标、不要固定的代表。自发式的运动往往有其不得不发的主观和客观的根源，它在运动中容易分裂，不易持久，虽然如果坚持其自发自主性的话，也不易利用。受控式的运动则是由一个严密组织的政党，通过严密的程序，有一套精心动员的模式发动起来的，当然有时也是依靠一种领袖的克里斯玛的魅力，直接向社会动员。它倒是在相当程度上能够有统一领导、收放自如的，也是能够持久有力的。运动型的政治还可分为一种是基本守法或至多是轻微违法、公民不服从的和平抗议的运动，即一种坚持非暴力原则的运动；④另一种则是不惜引起或使用暴力、激化冲突、甚至就是为了转向暴力的运动。自发式的运动多是前一种运动，受控式的运动多是后一种运动。

治理型政治应该是政治的主流，政治的常态，甚至讲政治就是指这样一种政治。它是一种制度的政治。政治首先和主要地要包含“治理”的因素。而运动型政治只应是政治的支流，是政治的非常态，它的政治性往往主要表现为是一种抗议政治，但抗议政治有时也能起到很大的作用，改变政治的气氛，甚至改变政治的方向，不过，最后它最好还是要转变或落实为治理型的政治，否则，就可能是只开花而不结果，只流动而无常驻了。政治是需要延续的，需要制度化乃至法治化的，不能制度化延续的政治只有局部和短暂的意义。

我们当然要肯定抗议性政治的作用，但是，除了在罕见的急需变革的时期，它不应当成为主流，不应成为政治的常态。而对于政治的常态来说，更需要的是政治经验。好的政治是需要磨合的。好的政治家也是需要磨炼的。青年政治其实是容易走向浪漫的运动政治的，而20世纪确是相当推崇这样一种政治。我们今天也许有必要重新思考20世纪以来特别推崇青年运动的一些常见说法，例如“学生运动天然正确合理”、“学生都是纯洁的或者爱国的”等。最重要的还是看事情做得对还是不对，行为是正当还是不正当，而不是以人，尤其是以人的年龄和身份来划线。

任何运动作为一种群体行为都有其某些共性，现代政治运动比较明显的特性一是它的理想性或理念性，一是它的群众性或广泛性。尤其是青年学生运动又具有它的一些特点，比如更具理想性或浪漫性，更加非功利乃至反功利。它富有热情乃至热血，富有献身精神。但也仍然保留作为群体运动容易泯灭个性的大众性和容易颠覆中道的激烈性。青年运动在初始阶段的确是来自比较纯洁的激情和比较单纯的理念。但也不能过分夸大和赞美这种激情，因为它其实是一柄双刃剑。它常常能激发公众的热忱和良知，引起变革，打破政治的守旧和沉闷，改变社会的气氛以致政治的方向，但也并不总是正确的方向。它是否能够修成正果，甚至是否能够产生结果，还需要许多其他条件的配合。也不必过分夸大年轻人的纯洁性，其实所有的年轻人都会变老，而所有的老年人也曾经年轻过。青年人的热情与活力固然可以弥补经验之不足，老年人的经验也可以弥补热情与活力之不足。

的确，我们也会遇到社会的沉闷期，遇到连年轻人也变得“世故”，或者说变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局面，这时理想主义的热情是十分宝贵的。但经验常识也依旧非常重要，它提醒我们警惕不仅有权力的僭越，也有某些浪漫空想的观念试图变为实体的僭越。青年罗尔斯曾经谈到追求物欲的“利己主义”( egoism)弥漫的问题，但是他更加警惕一种以理想之名撷取权力的“利己主义”或“自我中心主义”(egotism)。在罗尔斯看来，后者对共同体的威胁最大。

总之，虽然本文试图更多地做一些分析和反省，但无论如何，新文化运动乃至随后产生的五四运动仍然是上个世纪最好的运动，那是青春灿烂的时期，是满怀希望的时期，虽然也是隐藏危险的时期。

注释：

①参见拙文《从“动员式道德”到“复员式道德”》，收在《生生大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②它是《青年》杂志创刊一年后改名过来的，但为方便统称起见，这里都称之为《新青年》。

③他在文中说：“世界进化，骎骎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见《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在进化论的影响下，一种重视青少年的思想也由来有自，早就开始，如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但在1915年之前，这种思想还未如此普及和发生如此大的社会影响。

④应该看到陈独秀其时是特别强调这一条的，不仅此文将独立自主放在第一位，而且在随后的《青年》杂志一卷五号“一九一六年”一文中，又提出三条对青年的希望是：“第一自居征服To Conquer地位勿自居被征服。”“第二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第三从事国民运动，勿囿于党派运动。”

⑤该文已表现出一种从“虚文”方面批判传统文化的倾向：“周礼崇尚虚文，汉则罢黜百家而尊儒重道。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二倘不改弦而更张之，则国力莫由昭苏。”“事之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者，皆虚文也，诳人之事也。诳人之事，虽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

⑥参见《青年杂志》一卷六号陈独秀文“吾人之最后觉悟”。他谈到两种觉悟：“政治的觉悟”与“伦理的觉悟”，尤其是后者：“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日，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⑦《新青年》杂志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同人刊物，而且是相当集中的一个同人刊物，甚至表现了强烈的精英意识。首先主编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主编且不仅是编稿，也是主撰。有一段时间则是六个人各编一集，不接受外稿。它在一期刊物上常常发表同一个人的多篇文章，或者连续几期发表同一个人的文章。这和当代刊物相当不同。

⑧《青年杂志》一卷六号陈独秀文“吾人之最后觉悟”：“故吾日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不得不待诸吾人最后之觉悟。”

⑨1920年末胡适曾写信给陈独秀，提出《新青年》差不多成为美国《苏俄》杂志的汉译本的批评，主张公开“声明不谈政治”，但没有结果二

⑩有一个对“道德”的误解延续至今，即认为“道德”就是或主要是个人修身、个人追求，但“道德”其实有更优先和重要的方面，即制度的伦理，包括对群体行为的约束。但后来连个人道德和修身也不提了，道德几乎完全被政治淹没或者替代。

如傅斯年1919年底赴欧洲留学，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实验心理学、物理、化学和高等数学。1923年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比较语言学等。1926年冬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1927年任该校教授，文学院长，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1928年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底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后又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台湾大学校长等。罗家伦1920年秋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后又去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回国后任清华大学校长、中央大学校长等职。杨振声1919年底，赴美国留学，先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后入哈佛大学攻读教育心理学一1924年回国后任武昌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兼教务长和文学院院长，青岛大学校长等。顾颉刚算是个“土鳖”，他1920年在北大毕业留校任助教，但仅就个人学术成就来说，反而可以说他是最大。

五四运动发生之后不久，傅斯年即在1919年9月5日写的“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中谈到：“近两年里，为著昏乱政治的反响，种下了一个根本大改造的萌芽。”而“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二”但他个人并不想从事社会运动，而还是想专心学术。他说：“照现在中国社会的麻木，无知觉而论，固然应该有许多提醒的器具，然而厚蓄实力一层也是要注意的：发泄太早太猛，或者于将来无益有损。”“我们原是学生，所以正是厚蓄实力的时候。”“至于新潮社的结合，是个学会的雏形。这学会是个读书会……我们决不使他成偌大的一个结合，去虑治社会上的一切事件。”原载《新潮》第二卷第一号。

后来的鲁迅很快就有了一种对青年人的失望。

东汉末年的太学生与明末东林党，气节和精神可嘉，或还造成和留下了一种要求政治清明的气氛和念记。但也遭到批评说其太“激切”，容易激化矛盾，甚至过于道德高地，持义自负。而他们的确也都没有能够挽救世运。

参见芬纳：《统治史》第一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27、436-439页。

参见内罗杜：《古罗马的儿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131页。

参见芬纳《统治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08-429页 威尼斯的高度稳定与佛罗伦萨的频繁动荡形成强烈对比，但的确，它也没有取得像佛罗伦萨那样璀璨的艺术成就。

今天更是有道德的理由要求所有人的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的，但走向这种平等却不一定要采用决裂的方式，采取激烈甚至暴烈的手段。

参见拙文《受命造反的青春暴力》，载《文化纵横》2011年第1期。

作为一种抗议政治的运动，的确是不太可能完全守法的。

笔者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些青年人曾经创刊一份新的《青年论坛》杂志，希望成为一份新时代的《新青年》，但结果却是慢慢冷却。但我们又看到1980年代的体制还是大胆吸收和采纳了许多青年人的改革意见的，它以另外一种形式发挥了青年人的作用，相形之下，现在的青年人倒是既相当缺少和政治上层直接沟通的管道，又缺乏影响社会政治意识的手段，这是否也是青年人变得政治冷淡的一个原因？

参见拙文《人、共同体与上帝》的分析介绍，收在《中西视野中的古今伦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编辑 杜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