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弊病的历史沿革及其教训

高放

内容摘要 苏联弊病的历史沿革在于列宁执政六年遗留下五个问题，斯大林执政时期又增添五对矛盾，后来苏共领导人一再讳疾忌医、延误改革，终于导致五个危机总爆发。苏联之兴源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苏联之亡则源于未掌握四个特殊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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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苏联兴亡历史根源 经验教训

作 者 高放，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苏联弊病的历史沿革

苏共是20世纪最早建立的共产党，是领导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取得重大成就的执政党，它曾经帮助了中国革命、推进了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它在1991年灭亡自有多方面原因，至今思想理论界依然众说纷纭。我是老马克思主义者、老共产党员、民间学者、平民教授。对苏共苏联兴亡的历史根源和经验教训，我一定要站在民间平民的立场，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为指导，坚守共产党员党性，以事实为依据，不为尊者讳，敢讲真话，追求真理，实事求是进行总结，用以资政育人，唤起民众，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成功，力求避免重蹈苏联覆辙。现就近年来我国思想理论界关于苏东问题的不同观点和争论，谈点对苏联弊病的历史沿革的新看法。

有人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提出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们断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将在英、法、德等西欧先进国家取胜，可是英、法、德等先进国家至今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这表明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空想，而不是科学。俄国是落后国家，本来就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作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普列汉诺夫到1917年4月，还认为俄国生产力水平太低，“不可能谈论社会主义变革”，可是列宁却抢先发动十月革命，首先实现社会主义，所以注定必然失败。其实，这种观点是浮光掠影、似是而非的浅薄之见。马克思恩格斯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规律，论证了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必然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确实在19世纪就已经从乌托邦发展为科学。乌托邦具有空想和理想双重涵义，马克思恩格斯基本上剔除了空想，科学地论证了理想。科学理论要付诸实践，变成现实，需要经过亿万群众长期奋斗，难以一蹴而就。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依然矛盾重重，弊病多多。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又在欧美多国重版，有识之士都在努力探索如何从社会主义寻求出路。恩格斯早在1893年6月底回答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问及是否将要成立欧洲联邦时，明确指出：“当然。一切都在朝着这个方向走，因为我们的思想正在全欧洲传播。……全世界的工人都在迅速地学习联合的艺术。”当今欧洲已有28个国家组成欧洲联盟，我预计将会进一步发展成为欧洲联邦，更进一步就是社会主义欧洲联邦。这将是欧洲今后发展的大趋势。可是迄今还有一些欧洲国家的共产党极力反对欧盟，还要单独一国实现社会主义。我认为这是跟不上时代变化的陈旧观念。

再看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他们抓住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胜利后的难得机遇，鉴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无意、无法、无力解决广大民众迫切要求解决的“和平、土地与面包”三大问题，所以紧密依靠、发动、组织工农兵，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异常成功地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后六年间（1917～1923年），建立了工农红军，打败了14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消灭了发动国内反革命叛乱的反动派，创办了一批社会主义工商业。从1921年起实行新经济政策，要长期发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积极作用，坚持在苏联一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以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成就来推进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所有这些成就都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时代化、俄国化、大众化所取得的。这是无可争议、无法否认的事实。绝对不能说苏联之亡是源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及随后的六年执政。但是抚今追昔，也要认识到，由于列宁过早病逝，还是留下了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例如，苏联的国名就不恰当。1922年12月30日成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没有任何民族和方位的特征。苏维埃只是俄文普通名词COBET的音译，原意是“会议”。苏联国名如果全按意译，该译为“会议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会联”。当时采取这种带有浪漫主义、理想主义色彩的国名，是为了便于将来各国革命胜利后都改名为“苏维埃德国…‘苏维埃法国”等，都加入苏联。实际上后来“苏联”这个名称助长了苏联输出革命、对外扩张的野心。列宁遗留下来的更为重大的问题，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中还存在诸多有待解决的难题。仅从政治体制来看，我认为就有以下五个难题。

第一，苏联的政党制度不完善。苏俄于1918年春取缔了孟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后，7月和9月从后者分化出两个小规模的共产党，即革命共产党和民粹主义共产党，俄共（布）继续与之实行三个共产党联合执政。Il月间，民粹主义共产党因人数太少，即宣布并入俄共（布）。随后还剩下两个共产党联合执政。1919年7月有人攻击俄共（布）实行一党专政，俄共（布）理应这样回答：“我们不是一党专政，而是两党联合执政．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可是列宁却这样回答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这个说法我认为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符合当时苏俄实际。1920年7—8月共产国际“二大”决定一国只能有一个共产党，于是9月份革命共产党即并人俄共（布）。从此之后，苏俄真的成为一党执政、一党专政的国家。由于革命共产党主要是联系农民群众，如果把革命共产党改名革命社会党继续保留下来并在农民中发展，苏联成为以工人政党为领导，以工农两党联合执政来加强工农联盟的基础，岂不是更加完善的政党制度？

第二，苏联的党政关系不正常。由于十月革命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取胜，苏俄初期政权机关主要领导干部和决策都出自党中央，所以难免出现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局面。列宁发现其弊病后，曾于1921年提出要实行党政分开，党只实现“总的领导”，不干预政权机关的职权、职能和职责。可惜他未解决好这个问题就过早病逝了。后来苏联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弊病更加严重。从1931年1月起，苏联政府开始与苏共中央联合发表文件，到1939年5月以后进而改变为党中央与政府联合发布决议，党中央已列于政府之前，凌驾于政府之上。

第三，苏联的政法关系不通畅。苏联国体是无产阶级专政，政体是共和国而不是君主制或君主立宪制。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必须依法实现专政和共和。列宁十分重视法制，他执政六年期间，制定了宪法、婚姻家庭和监护法、劳动法、土地法、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形成较为完备的法制体系。但是在执法中，因受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无产阶级专政需要的影响，常有违法现象出现。列宁于1918年在与考茨基论战中这样说：“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此论岂不是将政权凌驾于法律之上？而苏联又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体制，所以苏联法制虽然较为完备，实际上难以实现法治，党治、人治的弊病较为突出。

第四，苏共的组织原则不准确。1905年以前，在沙皇专制制度下布尔什维克主张党的组织原则是集中制，孟什维克则要实行地方自治型的民主制。1906年布、孟两派要召开统一的代表大会，双方各让一步，都同意采用民主集中制。可见，民主集中制是两派妥协折中的产物，后来俄党章都写入了民主集中制。1921年俄共（布）“十大”时提出了工人民主制，本来这是准确的提法，可惜未写进党章。后来实践表明，苏共在执行民主集中制过程中越来越缺少民主，越来越加强集中，民主集中制实际上变成为领袖个人集中制或苏共中央政治局寡头集中制。

第五，苏共的领导体制不健全。俄党自1906年“四大”起，党章就从未规定党中央设主席一职，列宁是以其德高望重、才能卓越成为全党公认的领袖，他在党内只是中央委员之一。可是1922年4月俄党十一届一中全会却增设党中央总书记一职，选举斯大林为总书记。总书记本来只是党中央书记处的首脑，而并非党的最高领导人。在苏共党章中，1966年之前从未规定党中央设总书记一职。由于党中央未设主席一职，这一制度上的缺失致使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之后独揽全党大权，进而独揽党、政、军三大权，实行个人集权制。

总之，我认为列宁遗留下来的这五个问题，也就是我在这里归纳出来的这五个“不”（不完善、不正常、不通畅、不准确、不健全），后来长期未得到解决，甚至弊病更加严重，例如一党专政变为一派专政，以党代政变为党凌驾于政权、政府之上。

可是，现在有人看不到列宁所遗留下来的这些问题，却认为在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是列宁主义的忠诚继承者和卓越发展者，随后是由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叶利钦、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背叛了马、恩、列、斯主义，才导致苏联灭亡。这种看法是掩盖历史真相、完全不符合实际的偏见。在列宁之后，斯大林确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领袖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统帅。他在1936年宣布苏联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随后又领导人民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战后又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推进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他在战前、战时和战后三次使社会主义制度显示出了优越性，其卓越功勋应予以充分肯定。

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斯大林违背了列宁关于要长期执行新经济政策、不能急于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他于1936年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我认为彼时苏联社会已经潜伏着五对矛盾。第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斯大林急于建立“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公有制生产关系，教条式编制并执行指令性的计划经济，长期缺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导致社会生产力难以持续快速发展。第二，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的矛盾。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确立以后，政治制度却是权力过度集中的专制体制。列宁遗留下来的一党专政制，经过1924、1926、1928年三次党内斗争，斯大林把托洛茨基派、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新反对派、布哈林一李可夫集团都清洗出党后，进一步演变为一派专政制。我在1980年发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政体问题的探讨》中就已指出：斯大林在“苏联带头实行的领袖终身制、个人集权制和指定接班制背离民主共和制”，实际上这是封建君主专制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变种。斯大林破坏了党内民主和苏维埃民主。缺少社会主义民主，是苏联政治模式的要害。第三，经济基础与文化上层建筑的矛盾。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确立之后，文化制度也是管制过度严厉的专制体制。从1929年庆祝斯大林五十大寿起，盛行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各种文艺作品越来越繁多、越来越高调地颂扬领袖。一本教科书、一部小说，甚至一首歌曲、一部电影都要由党中央审定裁决。不仅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如西方哲学史、经济学、语言学），而且连自然科学（如生物学）的争论问题都要由党中央领导人来做结论、定是非。缺少社会主义自由是苏联文化模式的要害。第四，官僚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苏联在1936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时，已经培植了一个高薪特权的官僚集团。高级干部的最高工资与低薪劳动者的工资已经扩大到相差约30倍（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按照巴黎公社原则只相差5倍），到1950年代初进而扩大到相差约50倍，到1970年代勃列日涅夫时期更扩大到100多倍。除高薪外，高干还享有特供商店、海滨别墅等特权。苏联自己造就的高薪特权官僚集团成为苏联社会主义的掘墓人。缺少社会主义平等，这是苏联模式人际关系的弊端。第五，大俄罗斯主义势力与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矛盾。大俄罗斯主义势力根深蒂固，连斯大林这位格鲁吉亚族的领导人都要依仗大俄罗斯主义，来巩固他在全党全国的统治地位。大俄罗斯主义势力以大压小，恃强凌弱，不能以民族平等原则和族际主义精神对待各少数民族。不尊重少数民族自治、自决、独立自主的权利，长期宣扬俄罗斯语是最优秀、最优美语言，强行在各民族推行俄文，歧视少数民族干部，不注重发展各民族经济和文化。民族关系长期紧张，缺少社会主义民族平等，这是苏联模式在民族关系上的严重问题。

我认为正是上述苏联模式内在的五对矛盾，不但长期延续下来，从未得到根本解决，而且有的还变本加厉，这些弊病才愈益成为苏联的沉疴宿疾。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都是沿袭斯大林路线与体制，一再延误改革，尤其是延误政治体制改革，才导致20世纪80年代末的五种危机，即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文化危机、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合并总爆发。末任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1987年后改旗易帜，转向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更助长了乱局，这样就便于叶利钦在大乱中打出“反极权、反特权、反官僚”的旗号，摧毁了苏共和苏联。苏联灭亡的罪魁是叶利钦，祸首是戈尔巴乔夫，苏联社会弊病的历史沿革源头是从斯大林时期开始的。正是他从1930年代起种下了五个祸根，产生了五对矛盾，随后几十年历经几代数任领导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讳疾忌医，延误了自我改革，终致寿终正寝，这种有严重弊病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被广大人民抛弃了！

我们不能因此否定或淡化斯大林的丰功伟绩，他仍是功大于过的伟大人物。他虽然功高震世，很可惜过重难消。他的过错对后来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各国的灭亡，以及多国共产党的挫折都有深远和广泛的影响。原东欧八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覆灭，基本上都是因为被迫照搬苏联模式，不能独立自主探索本国通往社会主义之路。如民主德国、波兰和匈牙利甚至有苏联驻军监管。南斯拉夫虽然于1948年被苏联清洗出社会主义阵营，但是南自治社会主义之路也没有走通。铁托依然实行个人多权制和终身制。他过世后，南斯拉夫也于1991年瓦解了。

全面借鉴苏联兴亡的经验教训，方能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能够坚持74年之久，并且在20世纪世界舞台上发挥举足轻重的重大作用，自有其兴盛、兴旺的历史根源和丰富经验，我们理应全面传承与发展。用我们的话语来表述，苏联的兴盛之源和成功之道在于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要像列宁那样，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本土化、大众化。要善于论证20世纪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新阶段，要敢于提出这个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可能在俄国这样较为落后的国家首先胜利，要勇于承认并且改正自己在实践中犯过诸如战时共产主义那样的严重错误，要精于设计如何通过新经济政策逐步建设社会主义。要像斯大林那样，始终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力求把它运用于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领导卫国战争，并且推进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

第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要建设一个由先进分子组成的有严密组织和铁的纪律的战斗集体；由党制定正确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党要密切联系群众，坚决依靠群众，善于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去实现党的决策；党成为执政党后，要特别重视发扬党内民主，要切实按照党章把代表大会作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要像列宁执政六年那样，坚持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度，每年召开党代会前和会议期间，允许代表就党的重大决策展开自由讨论和辩论，做到集思广益，集体决策，及时调整决策，改正差错，坚决防止对领袖的个人崇拜。要建立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巾央监察委员会，由党代会选举产生并向党代会负责，其职责是专门监督中央委员，包括总书记在内。这样党代会与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就能形成一-权分立、互相制衡、最高权力又集中于党代会的权力较为健全的格局。

第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党要领导群众为工人阶级和全人类解放而斗争，关键是要掌握政权，政权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它要体现无产阶级的意志，维护无产阶级的权益。在落后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培养大量工农知识分子。要认清无产阶级专政是国体，而不是政体。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政体是民主共和制，而不是君主专制或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的同家要有政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必须要有共产党领导，但是共产党一党执政而非一党专政；如果实现多党合作，这种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将更为完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同家领导人权力应该有制约、有任期，并且由民主选举产生，而不能实行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

第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落后国家建没社会主义要经历更长的过渡时期，要首先着重提高生产力总量，对全社会进行逐步渐进的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要从低级起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步向高级发展。要采取列宁制定的新经济政策，允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较长时间内发挥其积极作用，要善于引进外资与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要善于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各种文明成果。要牢记列宁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公式：“乐于吸收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

我们更要善于汲取苏联灭亡的教训，以免重蹈覆辙。苏联失败之根、灭亡之源在于苏共领导人长期未能认清并且运用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所以最主要之点，我认为要从苏联灭亡中进一步通晓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不发达国家区别于发达国家主要体现在封建主义糟粕遗留多，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少。基于这两个要点，我认为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要善于从苏联兴亡中总结出不同于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我早在1981年发表的《再论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之路》一文中就已指出要“从四个方面掌握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当时苏联还处于勃列日涅夫统治后期。在1991年苏联灭亡之后和当今我国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之际，我更感到对这四条特殊规律，有必要作出如下新的简要说明：

第一，不发达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首先要革除封建社会或半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大量落后、陈旧的不良之物，以彻底完成民主主义革命任务。诸如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小农和手工业生产方式，专制主义、皇权主义、宫廷内斗、宫廷政变、暗箱操作、等级授职、官僚特权、官僚主义、以君为主、以官为本、宗法主义、严控异己、布置告密、网织罪名、酷刑逼供、监禁流放、株连亲族、乱施苛政、枉法人治、宗族主义、裙带关系、任人唯亲、家长制、一言堂、歧视妇女、歧视体力劳动者、歧视少数民族，对帝王的个人崇拜，自上而下的文化专制主义、钳制思想、检查书刊、统一舆论、文字狱、愚民政策、愚忠愚勇、大民族主义、天命主义、小农狭隘保守观念、封建迷信等。所有这些封建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遗留物不加以清除，就无法实现社会主义。任其渗透到社会主义有机体中来，社会主义就会变形甚至变质。例如，斯大林带头实行的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就给苏联和众多社会主义国家造成极大危害。

第二，不发达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同时还要较长期保存和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千万不能急于改造、消灭私人资本主义成分，更要对外开放，充分吸收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列宁于1921年提出允许发展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时，预计它要实行“一个时代”，那起码是二三十年之长。可是斯大林却急于从1930年起结束新经济政策，以行政命令手段和群众运动方式对工商业资本主义展开全面进攻，在农村消灭富农阶级、实现全盘集体化。这种急于求成的过左路线一时见效，但长远就会出现不良后果。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有三大成果，即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自由文化，社会主义国家理应革故鼎新，继承创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自由文化，这样才能创立比资本主义文明更高形态的社会主义文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缺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自由文化的配合，必然会加剧官员的腐败和阻碍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开放、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之时，更要尽量抵制资本主义的各种小良糟粕，以免被和平演变过去。

第三，不发达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不能急于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要经历较长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既要大力清除封建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遗留物，又要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文明成就，更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方面逐步建设社会主义。苏联由于从1930年起全面向资本主义进攻，用行政命令和群众运动加速提前消灭资本主义，建成社会主义，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不仅生产力难以持续快速提高，社会难以全面协调发展，而且对外与资本主义世界长期处于对峙、对立、对抗状态（只有1941～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时期与美、英、法等国有过短期合作），同时还要对外输出革命、输出有严重弊病的苏联模式，这是后来东欧诸国发生剧变的重要原因。在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逐步建设社会主义进程中更要着力克服大民族主义，不能急于实现民族融合，要切实贯彻民族平等和团结原则，处理好民族关系。如上所述，苏联加深大俄罗斯主义势力与各少数民族矛盾是其灭亡原因之一。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则是因大塞尔维亚主义急剧膨胀而分崩离析的。

第四，不发达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不能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苏联在这个方面就犯过四次历史性的错误。第一次是1918—1920年内战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时期，因应对战争环境保证供给的需要，苏俄曾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农村采取粮食收集制，农民自留一点口粮后全部上缴国家，国家用以保障城市居民和军队的需要，全国停止货币流通与市场交易，实行消费品实物分配。布尔什维克党误以为用这些战时应急措施就可以一步登天实现共产主义。1921年战争结束后，列宁及时总结经验，立即改正错误，转而采取新经济政策，恢复城乡市场，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可是斯大林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1936年宣布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本来理应继续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可是1939年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又急于要从社会主义过渡到更高阶段的共产主义。大会上卡冈诺维奇等人为斯大林歌功颂德，提出要以斯大林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党章。结果大会通过的新党章第一次在国际共运史上写道：“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为自己工作的指南。”马克思和列宁早已不在人世，党章写明以马列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实际上是以斯大林所理解的马列主义为指南。而斯大林误解了马列主义，误以为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以他一再犯下急于过渡的错误。1939年已开始在顿巴斯煤矿等大企业实行按需分配，免费用餐，这种试验后因1941年爆发苏德战争而中断。战后1946年斯大林在答外国记者提问时，又肯定一国可以建成共产主义。他于1946年2月9日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的演说中还列举：大约用三个五年计划，即用15年达到每年生产5千万吨生铁、6千万吨钢、5亿吨煤炭、6千万吨石油，这样就可以为实现共产主义奠定物质基础。这是苏联第三次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计划。有人至今还认为赫鲁晓夫背叛了斯大林，其实正是赫鲁晓夫忠实于斯大林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过“左”路线。赫鲁晓夫在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上提出苏联已进入全面建设共产主义新时期，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上进而更具体地表明，要在20年之内建成共产主义，这是苏联第四次犯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错误。

众所周知，受苏联模式影响，我国在1953年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后，又在1956年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1958年又急于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时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又要财政部考虑取消货币，搞供给制，“文革”期间好多地方又在建设共产主义新农村。

幸而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党章明文规定党的任何领导干部“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这就是废除了领导人的终身制。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指出了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1992年党的十四大规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7年党的十五大阐明要建设政治文明，2002年党的十六大强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2007年十七大和2012年十八大都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对如何全面克服苏联模式弊病、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的认识在不断提高，理论在逐步完善，实践在持续前进。我们深信，在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必能全面汲取苏联兴亡的经验教训，为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世界社会主义和增进人类福祉作出独特的贡献。

苏联弊病的历史沿革和苏联兴亡的经验教训，犹如警钟长鸣，警示昭昭，令人振聋发聩，深引为鉴。切不可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也不可偏听偏信，判断失误，那是会误了千秋伟业，重挫光明前程。

[2015年6月20日端午节完稿于中国人民大学寓所]

注释：

①本文系《探索与争鸣》系列丛书第二部《警钟——聚焦苏东剧变》（上海三联书店即将出版）序言节选。作者从1950年起在高校从事苏共党史和国际共运史教研工作，是迄今这方面教研时间最长、年龄最大的学者。

编辑 高苑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