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本、食利者意识与劳动观念的回归

赵司空，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理性看待金融资本

我们需要对金融资本作出理性的、客观的分析，而不是一概而论金融资本对劳动观念的挑战。

首先，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是互存的，良性的金融资本是实体经济的后盾？企业创建之初就需要金融资本的支持；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金融经济中的证券市场可以帮助实体经济到市场上融资；企业的正常运行、流动也需要金融资本的支持，例如银行转账、付款等交易过程都需要金融平台的支持，企业的利润所得也需要金融机构来帮助投资。金融资本如果没有实体经济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实体经济如果没有金融资本的支持就会运转艰难，发展也会非常缓慢。

其次，金融资本使财富积累具有叠加效应。例如，对一家公司来说，实体经济与金融投资的混合经营，很可能比单一实体经济的盈利要多，有些甚至能使财富成几何级数增长一金融资本的财富积累规则不同于传统实体经济。

再次，由于金融资本的财富积累速度快，有的甚至能够成几何级数增长，因此有些个人或企业便片面夸大金融资本赚钱的效应，放弃或者弱化实体经济，甚至操控证券市场，赚取巨额财富，这种投机行为不仅不利于经济发展，而且起到了不良的社会示范效应，对传统的劳动观念形成了挑战。

改革开放之初，勤劳致富是时代的主旋律，奋斗的“富一代”在这个阶段产生，随着金融资本的兴起，金融投机行为下的财富快速积累不仅造成了两级分化，而且产生了新的食利者阶层，食利者意识也逐渐渗透到中产阶层中，这才是对劳动观念的最大挑战。

财富构成的多元化与食利者意识的出现

马克思在分析国民经济学时指出，国民经济学坚持“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本质的论点，……最后，它还致命地打击了私有财产和财富源泉的最后的、个别的、自然的、不依赖于劳动运动的存在形式即地租，打击了这种已经完全成了经济的东西因而对国民经济学无法反抗的封建所有制的表现。”劳动价值论认可劳动创造的财富。劳动价值论与工业资本的兴起密切相关，洛克说劳动确定了私有财产权，韦伯则探讨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兴起的作用，均说明了劳动价值论为工业资本的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础。而金融资本的兴起则使财富的构成出现了多元化趋势。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划分了财富（收入）的两部分，即“劳动收入（工资、薪金、奖金、工资以外劳动所得，以及其他法定划分为与劳动有关的报酬）和资本收入（租金、股利、利息、利润、资本所得、版权所得，以及其他因拥有以土地、房地产、金融工具、工业设备等形式存在的资本所带来的收入，这里再次忽略精确的法律划分）”。但他没有对金融资本收入和其他资本收入作出进一步的区分。我们可以推测，随着金融资本的兴起，金融资本的利得将在财富收入中占更加多的比重。人民网2015年7月12日的一篇文章“中国的‘大众富裕阶层’都是哪些人？你差了多少”一文引用《福布斯》发布的《2015中国大众富裕阶层财富白皮书》的数据指出，到2015年年末，中国大众富裕阶层将达1528万人，私人可投资资产总额将达到114.5万亿元。从财富来源上看，金融产品投资约占财富来源的29.7%，其中银行理财产品、股票和基金是大众富裕阶层最青睐的三种理财产品。有报道称目前中同股民达到了9000万或1.2亿，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上述说法。

金融资本利得在财富收入中所占比重的增加，这一事实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劳动观念的弱化。事实上，许多金融行业从业者的劳动强度并不比其他行业从业者的劳动强度低，有些甚至是非常高强度、快节奏的工作状态。但是，金融投机行为所带来的巨额财富的增加，则将社会分化为食利者阶层和劳动者阶层，食利者意识向中产阶层的渗透和蔓延才真正挑战了传统的劳动观念。

这轮股市提供了鲜活的例证。原本理性的投资行为随着沪指从3000多点向4000多点的快速上涨而变得疯狂，一夜暴富的心理在不断膨胀，新人市的散户、追加资金的散户在不断增加，有的采用杠杆进行配资，股民们在兴奋地谈论着6000点的到来。然而，沪指从5100点向3000多点的下跌速度比快速上涨时更加疯狂，绝大多数股民被深度套牢，利用杠杆配资的股民被强制平仓或面临强制平仓的并不罕见。这轮股市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股市疯狂的背后潜藏着蠢蠢欲动的食利者意识，渴望一夜暴富之后能够摆脱劳动，实现所谓的财政自由，成为普通中产阶层的梦想。第二，金融投机行为所产生的一夜暴富很难在普通中产阶层中实现，因为一方面已经居于食利者阶层的金融巨头垄断了这条通道，另一方面普通股民也很难具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和雄厚的抗跌资本。

除了金融投机行为催生着食利者意识之外，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另外一个现象，那就是小型食利者阶层的出现。皮凯蒂分析法国的情况时指出，1970年之后出生的法国人“继承财富将占其一生财富资源（包括来自继承和劳动）的1／4”，“我们的社会从数量稀少的庞大食利者变成了数量众多的小型食利者，即由小型食利者组成的社会。”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例如由于房价的畸高，在北上广这些一线城市拥有两套或以上房产的中产阶层便成为新的小型食利者，不论是房屋出租，还是将房屋变现，都是一笔巨大财富。甚至可以说，所谓上海本地人和新上海人的区别，以拥有两套或以上房产为标准，便可以区分为小型食利者和以劳动谋生者。这种区分或许没有金融巨富所带来的财富冲击感，但却由于发生在身边而变得对劳动观念更具破坏力，并且这种破坏力是渗透性和弥漫性的。正如皮凯蒂所说，“当今社会的不平等正达到新的历史高度……这种不公平不再是一部分上层社会对比大众，而是一种渗入各人口阶层的普遍的不公平。”渗入各人口阶层的普遍的不公平，在普遍地、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劳动观念。

劳动观念的现实回归与伦理回归

当食利者意识逐渐渗透到普通中产阶层中时，此时的劳动观念已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事实上可能更糟糕，因为不仅中产阶层，甚至更广大的群体都渴望摆脱劳动，例如关于三代农民工的研究表明，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民工仍然比较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并且辛勤劳动以期改善自己及其家庭的经济状况，而第三代农民工则不再像其父辈那样认可自己的农民身份，不再愿意从事辛苦的劳动。不论是对于经济发展来说，还是对于个人价值来说，食利者意识都具有破坏性，在此意义上，劳动观念的回归变得异常重要。

面对金融巨富和普通食利者阶层的挑战，劳动观念的回归首先应该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需要政府从金融资本市场人手，健全法律法规，完善金融资本市场的运作，打击金融投机行为，规范金融市场，为实体经济提供良好的融资平台，也为普通投资者提供健康的投资环境，使更广大的民众能够通过金融经济的中介分享经济改革的红利。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得上劳动观念的现实回归与伦理回归。

先看现实层面。劳动观念需要朝向非食利者意识的回归，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财富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创造力的结合。从现实条件看，众创与众筹的良性结合，或许可以打破金融投机与暴富对劳动观念的侵蚀。众筹作为一种互联网融资模式，如果能够在制度上规避金融投机行为，打击非法融资渠道．并限制资金的过度集中，以服务众创为导向，实现金融资本与大众创业的结合，那么便可能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财富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创造力的结合，并从劳动观念上摒弃食利者意识，从而有助于勤劳致富观念的回归。

当然，对于勤劳致富的观念也需要作辩证的思考。一方面，对发展市场经济而言，勤劳致富的劳动观念仍然具有重要作用，它有助于社会和个人财富的进一步创造和增加。但从财富与自由关系的角度看，在勤劳致富的劳动观中，劳动仍然是创造财富的手段，劳动本身并未成为目的，因为劳动还没有意味着自由。哈耶克主张自由优先于财富，认为不能为了财富而放弃自由，当然，他强调的是最低限度的财富。不过，斯蒂格勒却不这样看，他认为财富的扩大可以增加人们自由选择的范围，“针对任何一项建议的或者正在执行的政策，我想提出这样的问题：它会增加一个社会中的个人的财富吗？如果它会增加，那么，总起来说，它将扩大这个社会中的个人的选择范围。”并且，他还说，一个社会之所以能够养活那么多不用从事生产性劳动、只需要耍笔杆子的知识分子，也是因为社会财富的增加。从现实层面看，斯蒂格勒关于财富与自由的观点更具有实际意义。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只要勤劳仍然是以创造财富为目的，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食利者意识的诱惑，一旦有更加便捷的途径实现财富的积累，勤劳就不会成为首选项，因为在勤劳致富的话语体系中，劳动仍然是异化的，异化劳动能够创造财富，财富也能够带来斯蒂格勒所说的自由，但是劳动本身并未意味着自由，劳动仍然是人们有机会便想要摆脱的东西。正如马克思所说，“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这种活动是他自身的丧失。”

从总体目标和伦理层面来看，只有扬弃了异化劳动，才能够从根本上抵制金融投机行为带来的暴富以及食利者意识的挑战。扬弃了异化的劳动是人类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实现，人类不需要的是异化的劳动，而不是扬弃了异化的劳动。劳动而非消费才是人类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体现，“富二代”、“官二代”的负面行为恰恰印证了这一点。在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劳动向伦理学的回归还很难成为现实，它只能作为总体目标成为人类奋斗的方向。

回望新中国劳动观念的演变，勤劳致富的意义在于揭示人的个性与生命力，但当劳动仅仅是为了挣钱，食利者意识对劳动的侵蚀将不可避免，因为即便在勤劳致富的劳动观念中，关键是致富的梦想，而不是劳动光荣的价值诉求。如此这般，金融投机行为及其带来的暴富必然挑战传统的劳动观念，成为人们渴望利用的致富工具。在劳动观念受到冲击的情境下，食利者阶层及其意识一方面成为人们伦理批判的对象，另一方面也成为人们默默追求的目标，有些人甚至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金融投机行为的参与者。

最后，我们仍需强调，金融资本本身并不必然意味着对劳动观念产生负面影响，金融投机行为才是需要批判的对象。政府要做的是规范金融投资市场，让普通民众分享中国经济改革的红利，防止金融大鳄对普通股民的洗劫。金融资本可以挑战劳动观念，也可以创新劳动观念，前提是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的结合，形成良好的创新与创业环境。

注释：

①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欧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启示”(12CKS031)、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信息文明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系研究”(13AZD094)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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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74、54-55．

[2][4][5]托马斯·皮凯蒂，巴曙松、陈剑、余江、周大昕、李清彬、汤铎译. 21世纪资本论．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18-19、431- 435.

[3]人民网微信版，中国的“大众富裕阶层”都是哪些人？你差了多少．2015.7.12．

[6]赵司空，中国农民身份的转变与市民社会的形成，学术界，2011(9)．

[7]乔治·斯蒂格勒，何宝玉译，知识分子与市场．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132-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