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视“中的食品安全危机溯因

刘海霞1，2

（1.西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2.兰州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50）

摘　要：食品安全危机已经成为一个广受关注并需要努力寻求破解之道的时代性难题。食品安全危机是多因之果，既有自然原因又不乏社会原因。单一的措施无法根治复杂且频发的食品安全危机，在“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更应该将其置于生态文明的视野中加以省察和分析，生态文明为多层次、多维度地破解食品安全危机提供了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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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食品安全危机；环境问题；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C93;B27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5）05－００84－05

收稿日期：2015-02-03

基金项目：刘海霞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北地区环境问题引发的社会冲突及其防控机制研究”（11CZZ027）、甘肃省高等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及其当代启示”（2014A－040）；杨莉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承续及现实价值研究”（13XKS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海霞（1977-），女，甘肃陇南人，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兰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生态哲学、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食，色，性也。”“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吃”，既是人类维系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本能需要，也是映照人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随着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富足，人们对于饮食不再仅仅满足于“吃饱”，而是越来越注重如何“吃得好”、“吃得营养”、“吃得健康”、“吃得安全”、“吃得放心”、“吃得文明”、“吃得有品位”。然而，近年来，“苏丹红”、“注水牛肉”、“地沟油”、“猪瘦肉精”、“染色馒头”、“增白剂”等重大食品安全危机事件却接连发生。食品安全危机已经成为一个广受关注并需要努力寻求破解之道的时代性难题。在生态文明的视野中探讨当前中国食品安全危机事件的原因与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一、食品安全危机频发的自然原因

食品是人类的生存之基，而食品安全则是人类永续发展的前提。食品安全危机是指人们使用问题食品后所引发的直接的或潜在的身体健康风险和危害以及由此导致的民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担忧和恐慌。食品安全问题是多因之果，但日益凸显的环境问题显然难辞其咎。如果不根治环境问题，食品安全危机的治理也就只能仅仅停留在纸上谈兵的层面。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水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仅2009年-2013这5年间，国家环境监测网实际监测的地表水的结果显示，全国地表水质总体上不容乐观，部分城市河段污染较重，湖泊（水库）富营养化问题突出。水污染主要来源于工业污染、农业污染、生活污染、重金属及放射性污染。中国城市近郊“埋伏”着不计其数的垃圾焚烧厂和填埋场，经长期日晒和雨水冲刷，垃圾渗滤液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地下蓄水层。另据水利部门监测显示，仅2013年，全国废污水排放总量达到775亿①，其中大量污水未经任何处理就直接被排进了江河湖海，许多水域由于自身无法“消化”这些污水而遭受污染。水污染已经成为我国环境问题中最突出、最严重的污染。在我国，“有水皆污”绝不是骇人听闻。我国有1/4的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许多疾病如霍乱、传染性肝炎、胃肠炎等都与水污染有关。水作为人类生命活动中必不可少的资源，水污染必然导致水质恶化，水质恶化必然造成食品污染。

我国土壤污染不容忽视。土壤污染对食物链的动态平衡系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重金属、固体废物等不易分解的污染物进入土壤，必然通过饮水、饮食等给人的身体健康带来直接的或间接的危害，这种危害甚至可能通过遗传影响后代，产生可怕的“持续性”影响。据国土资源部的监测结果显示，全国土壤污染形势严峻，部分地区土壤污染严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不容乐观，一些工矿企业废弃地周围的土壤污染亟待解决。从镉、汞、砷、铅4种无机污染物含量分布看，我国南方土壤污染明显比北方严重。国土资源部分别对690家重污染企业用地、81块工业废弃地、146家工业园区、188处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场地、13个采油区、70个矿区、55个污水灌溉区以及267条干线公路两侧的土壤点位的调查后发现，超标点位的比例分别为：36.3%、34.9%、29.4%、21.3%、23.6%、33.4%、26.4%、20.3%，主要污染物为镉、汞、砷、铬、铅、铜、锌、多环芳烃和石油烃等①。许多有害元素，一旦进入人体很难清除，导致人体发生蓄积性中毒。土壤污染是除了土壤环境背景值本身较高之外，主要由工矿业、农业等人为活动强烈影响造成的必然结果。土壤污染导致食品质量的下降，它就像慢性毒药，会隐蔽地严重威胁人的生命安全。

农药、兽药、化肥等化学物污染同样不可小觑。蕾切尔·卡森在其生态醒世名著《寂静的春天》中着重讲了农药等化学制剂，特别是杀虫剂带来的怵目惊心的环境污染以及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在普通家庭中，所有的肉类食品和动物脂肪制作的食品都无一例外地受到农药的污染。我们已经看到了杀虫剂与环境疾病的高度相关性，杀虫剂“污染了土壤、水和食物，它们具有使河中无鱼，林中无鸟的能力。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现在这一污染已完全遍布于我们整个世界，难道人类能够逃脱吗？[1]”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因为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不得不必然和这些危险的化学制品打交道。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农药污染不仅在如今的中国重新上演，而且有过之无不及。此外，兽药以及非法的动物饲料添加剂造成的动物性食品污染同样不可等闲视之，它除了造成人体急性或慢性中毒或损伤，还有“三致”（致基因突变、致畸、致癌）作用。

水和土壤是食品生长生产的前提，农药、兽药以及化肥等化学制品已经沦为人类对付自然的化学武器。如果不能保证水和土壤的安全，那么食品安全终究是一句空话。要保证食品安全，首要任务就是解决水污染、土壤污染和化学药物污染。从这个意义上讲，食品安全危机实际上是人与自然关系不和谐的真实写照，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无声“反抗”与“报复”。一百多年前，伟人告诫人类：“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2]人类认识、开发和利用自然时，一定要遵循自然规律，否则人类“战胜”自然之时就是人类失败之时。如果说食品安全危机是人与自然关系不和谐造成的，那么治理危机的良方也应该在生态文明的背景下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入手。

二、食品安全危机频发的社会原因

食品既具有自然属性，又具有社会属性。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讲，食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生产商品的企业都以赢利为目的，这决定了企业生产时，首当其冲的“理性”关注就是商品的价值。资本的唯一目的就是尽可能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如果使用价值不是价值的物质承担着，那么资本家就决不会关心商品的使用价值。“资本家生产商品，不是为了商品本身，不是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他的个人消费。资本家实际关心的产品，不是可摸得着的产品本身，而是产品的价值超过在产品上消费的资本的价值的余额。”[3]马克思一百多年前的深刻分析如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抛开伦理道德，食品生产者和其他领域的生产者一样，都具有“趋利避害”的本性。他们生产的内在驱动力就是在成本收益的博弈中赢取利润最大化，这也正是资本的逻辑所决定的。巨大的利益诱惑，很容易使一些食品生产商不择手段、铤而走险、逃避监管、僭越法律、制假贩假、加毒添害、牺牲食品安全，戕害生命。

企业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食品安全危机频发，企业固然难逃干系，而政府与消费者同样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食品安全是一种应当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通过行政监管等手段保证食品用得“安全”、吃得“放心”，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政府除了进行社会管理之外，从某种程度上说，它还是一个理性经济人。保证食品安全，需要政府付出巨大的运行成本，在成本收益的博弈与权衡中，也必然会因为考虑自身的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而忽视甚至危害个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一语道破：“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务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务，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务；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务。”[4]食品安全这种公共产品缺乏必要的关怀而屡屡上演“公地悲剧”。中国公众最痛恨的“官商勾结”、“权贵资本主义（吴敬琏语）”、“公司公权”也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某些地方政府为了“局部利益、眼前利益”和企业“狼狈为奸”、“苟且媾和”，牺牲食品安全。此外，食品安全危机层出不穷与消费者对待食品安全危机时的“不作为”有很大关系。关于“食品安全”的调查结果显示，遇到了问题食品后，由于不知道投诉渠道，超过60%的人选择忍耐。而且，单个分散的消费者由于收集、分析、判断、处理有害有毒食品信息的能力、精力、经济条件有限，再加上维权机制不健全，只能自认倒霉，忍气吞声，久而久之势必会形成消费者的“消极”、“被动”、“冷漠”、“不作为”，而消费者的这种行为恰恰与企业的“投机取巧”、“不知悔改”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导致食品安全危机事件频发。

食品承载着人类的生命安全和幸福健康。食品安全还与一定的伦理道德息息相关。正所谓“人品﹑食品，品品相照；苍生﹑民生，生生相联。”温家宝也曾指出，近年来接连出现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说明，诚信缺失、道德滑坡危害我国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食品生产的整个链条都体现着生产企业的伦理道德。“无论现代化的流水线，还是传统的小作坊，生产过程都可谓‘天知地知良心知’，而消费者只能‘眼不见为净’。因此，一个社会如果道德滑坡，食品安全往往是重灾区；反过来讲，提升食品安全指数，拯救道德是关键。”[5]要使我国社会经济高效、健康、持续发展，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就是进行诚信教育和食品伦理道德建设。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应该时刻树立强烈的责任意识，遵守职业道德，诚信经商，为社会提供放心安全的优质食品。

食品安全不仅直接关乎公众的生命和健康，而且它的“负外部性”①还具有恶劣影响。这种“负外部性”会挫伤民众的消费自信，使食品行业陷入信任危机，严重影响食品生产企业以及相关企业的正常生产销售，最终危害我国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民众至今对“三鹿乳粉”、“瘦肉精”、“染色馒头”等食品安全事件心有余悸，中国社会的发展再也不能允许此类事件的发生。否则，“食品安全问题就会成为摧毁我国现代农业的突破口，危及产业安全和经济发展。”[6]此外，这种“负外部性”会降低政府的公信力，诱发群体性突发事件和政治冲突。民众往往对提供食品安全这一公共产品的政府寄予厚望。如果政府不能有效提供和保证食品安全，久而久之，人们就会否定政府的能力和水平，对政府失去信心，政府就会陷入信任危机，甚至导致陷入合法性危机。如今，现代传媒已经渗透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任何食品安全问题都无法逃脱媒体的穷追扩散，其扩散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往往始料不及。即便不起眼的小事，都会满城风雨、海内外皆知。发生诸如此类的食品安全事件，“如果我们再应对不力、处置不当，个别问题、局部问题就会演变为全局性问题”[6]，这种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控制，不仅会降低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还会引发群体性事件、政治冲突和社会动荡，影响公共安全。

三、生态文明：推动食品安全的新视野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新的发展形态，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思和超越，它关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良性循环、持续发展，旨在破解环境危机、实现环境和发展双赢。诚如此，生态文明愈来愈受到人们关注和青睐。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在内的“五位一体”社会建设总布局，创造性地将生态文明置于“五位一体”总布局的突出地位。“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7]这表明，人们不仅要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生共荣”的价值观，同时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生态文明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相互依存、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综合系统。在生态文明的大背景中去考量和推辨食品安全，我们可以获得诸多启发。生态文明是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破解食品安全危机的新视野和智囊袋。

生态文明首先要求改变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和绝对环保主义的两种偏向，树立“人、自然、社会和谐共存、协同发展”的价值观。在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视野中，人是万物的尺度，是自然的主人。只有人有价值，离开了人，自然无所谓价值可言，自然只是人类改造和利用的对象，只有受人改造的份儿。人类的一切需要都是合理的，都应当满足。自然界的全部价值也无非就是它对人类的“有用性”，这样就“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本身的价值”[8]。绝对环保主义则主张天定，人类只能消极适应自然，不能积极改造自然。生态文明否认人对自然万物的所有权、占有权和支配权，同时又批判人类对待自然的消极无为思想，它客观上要求把人与自然看做是一个生态链条，看做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承认自然和人一样都具有内在价值，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万事万物和人一样都是平等的生命体，都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自然是人类之母，人类的全部创造都离不开自然价值。同时，人是“能动的存在物”，人可以掌握并利用客观规律开发利用自然，为人类造福。但是人类的行为方式必须尊重自然的“意愿”，爱惜自然的“价值”，顺应自然的“规律”，保证自然的“健康”。一言以蔽之，生态文明推崇人、自然万物与社会和谐相处、共存共荣、协同发展。

食品安全能否依靠科技进步来解决？我们似乎从人类对科技既“爱”又“恨”的复杂情感中得到答案。不言而喻，科学技术在扩大食品范围、制定食品安全标准等方面对促进人类的生命健康和推动社会发展功不可没。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科技为公共食品安全和人口健康提供重要科技支撑的同时却充当了食品安全问题这一看不见的“杀手”的“帮凶”。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科学发展产生的许多新现象有时不仅表现为财富，而且也表现为严重的威胁，并且在今天给人和人类、给人的现在和未来以及其重大的影响。”[9]而科学技术使用后的这种善恶结果很大程度上是由掌握运用技术的人所追逐的利益和他们的道德良知决定的。人类社会在科学、技术、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中进步和发展，同时它们之间复杂的利益纠葛和利益冲突，成为食品安全危机频发的诱因。几乎每一起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科技都难逃干系。此外，科学本身的不确定性也会导致决策失误，从而遭受各方谴责。

如果我们将食品安全危机置于生态文明的大背景下，就不难发现，食品安全危机和生态环境危机一样，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根子却是人与人关系的不和谐。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这两对关系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它实质上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关系。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人与人的关系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影响日益增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对自然的非法占有是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和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资本无视自然本身利益的存在，资本逻辑的实现必然伴随的是自然的灾难。只有在超越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条件即共产主义社会里，才能实现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解除资本对自然的非法占有权，真正解决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对立。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告诉我们，真正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要从社会制度的层面寻找突破口，这实际上为我们解决食品安全危机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可以肯定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宏观上解决食品安全危机的有力制度保障。但是，这些危机的消解仍然需要在微观上进一步进行更加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制度设计和体制改革。蕾切尔·卡森说过：“不是魔法，也不是敌人的活动使这个受损害的世界的生命无法复生，而是人们自己使自己受害。”[1]这说明，在层见迭出的食品安全危机事件的背后，一定有深层次的体制性、制度性的原因。长期以来，中国农产品价格保持着相对较低的水平，与此相应，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的是廉价食品，这强烈刺激着食品生产商为获得更大利润而想方设法地去降低成本，这样无形中在客观上降低了食品的安全性，成为假冒伪劣食品和有毒有害食品不能够得到有效遏制的重要原因。因此，食品安全制度的制定和设计决不能忽视食品价格和食品安全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国外许多国家所采取的降低农产品市场价格，增加农产品补贴的制度不仅保证了农民增产增收，保护了农民的利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食品安全危机发生的机率。例如，欧盟为了保证食品安全，对生产和提供高质、安全食品的农民进行临时的或长久的农业发展补贴。美国对农业的补贴占全球农业补贴的24%。为了鼓励农民在农业生产的同时保护环境，美国政府不仅积极开展包括“环境鼓励计划”、“保护储备计划”等“绿色补贴政策”，并把它进一步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以上各种做法不仅可以使农民增产增收，保护生态环境，而且还能提高农产品的质量，这些都不失为我国治理食品安全危机的极好经验启示。

生态文明要求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内在地包含着协调好人口与资源的关系。“中国的好处是人多，坏处也是人多”。[10]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多这个坏处日益突显出来，人口过多过快增长，不仅必然对有限的资源和环境带来威胁，而且还会影响中国十三亿人的吃饭问题。人口过多必然带来巨大的食品缺口，而巨大的食品缺口就意味着巨大的利益空间，这样就必然会不断刺激国内不法商贩生产有毒有害、假冒伪劣食品，而且还诱使国外进口食品包括一些危害不能确定的转基因食品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的粮食安全也成为令人堪忧的问题。因此，控制人口过多过快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是解决人资矛盾、破解和治理食品安全危机和生态环境危机的重要选择。

在生态文明这个综合系统中破解食品安全危机，要运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层面的措施多维综合治理。经济上，确立“绿色GDP”发展模式。“绿色GDP”意味着政府在保证经济增长水平的同时，必须考虑因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环境问题，简单来说，就是拿GDP扣除生产这些GDP所消耗掉的环境资源的价值。“绿色GDP”还意味着转变传统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积极探索经济、社会、生态互利共赢的绿色环保的新道路。政治上，加大食品安全治理的资金和技术的投入力度，建立绿色保险和污染损害赔偿机制，实行正确的环境法治。中国食品安全危机不仅仅是一个一般性的民生问题，它已经日益成为一个影响全局的潜在的重大政治问题。活跃在西方国家政治舞台上的“绿党”为我国社会的政治运行敲响了警钟。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保证公共产品的“安全”、“放心”和“健康”成为检验党执政合法性和政府行政合法性的试金石。文化上，提高企业的诚信道德，加强政府行政伦理建设，提高科技人员的道德责任意识，唤醒消费者的道德主体意识。社会层面上，发挥社会民间组织如行业协会、学会、非政府组织、社会检测机构、食品安全监督的民间组织等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作用。社会民间组织作为一种相对中立的民间权力主体，具有草根性、志愿性、专业性、公益性、组织性等特点，可以协调平衡政府权力、市场权力和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克服食品安全治理领域中“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社会组织因其在食品安全规制中的重要作用，成为我国治理食品安全危机的重要力量。

四、小结

食品安全危机破坏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幸福健康和生命安全。事实已经证明，通过宣传教育，成立新的监管机构，制定新的治理措施，引入新的管理方法，责罚相关企业，消灭个别污染源来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生态文明为人类有效遏制生态环境危机和食品安全危机，为自己重建一个可以使儿孙万代永续发展的美丽家园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和新视野。在生态文明的大背景中破解和治理食品安全危机，不仅需要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科学技术的创新以及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更重要的是需要“治本”，这个“本”就是唤醒全民生态意识，让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只有这样，人们才能自觉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己任，凝聚推动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巨大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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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美)蕾切尔·卡森,吕瑞兰,李长生.寂静的春天[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184；3.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384.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9.

[4]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48.

[5] 本报评论员.拿什么拯救食品安全的道德[N].人民日报,2011-04-20.

[6] 汪洋,食品药品安全重在监管[J].求是,2013,(16):3-6；3-6.

[7]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6.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48.

[9] (苏)弗罗洛夫，王思斌.人的前景[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10.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969.

［责任编校：黄晓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