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身份错位与“文艺大众化”问题

姜 辉

(东莞理工学院 文学院，广东 东莞 523808)

摘　要：启蒙者与启蒙对象作为传播行为的一对主客体，其交互作用产生的效应为革命文本中的革命主体身份问题提供了富有启发意义的答案，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建设，启蒙者与启蒙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此起彼伏、沉浮交错的。同时，“启蒙”活动主客体的每一次身份转换同时也是一次文学转型的完成。而在整个历史运行过程中，知识分子与工农的角色置换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复杂纠缠发人深思，需要进行梳理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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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启蒙”；身份错位；“文艺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B83-05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5）07－０146－03

收稿日期：2015-04-11

作者简介：姜辉（1971-），湖南双牌人，文学博士，东莞理工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艺思潮与文论研究。

在现代传播学意义上，“启蒙”实质上是一种文化传播行为，是以人为主体的活动。尽管构成传播过程的因素复杂多样，传播模式也各自不一，但传播者与受传者构成传播的主客体和基本要素则是确定无疑的。在启蒙活动中，启蒙者以传播者的身份成为社会的舆论领袖，通过媒介向公众进行权威性的宣传；而公众作为受传者，在接收到启蒙者的宣传信息之后，以特定的方式将接受效应反馈给启蒙者。因此，从这个视角出发，启蒙者与启蒙对象作为传播行为的一对主客体，其交互作用产生的效应便为革命文本中的革命主体身份问题提供了富有启发意义的答案，即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到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再到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文学，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文学，启蒙者与启蒙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此起彼伏、沉浮交错的，这种关系的动态发展意味着启蒙者(主体)与启蒙对象(客体)位置的变换和身份的错位：五四文学的思想启蒙、左翼文学的政治启蒙、解放区文学的思想改造以及十七年文学的政治教育,“启蒙”活动主客体的每一次身份转换同时也是一次文学转型的完成。而在整个历史运行过程中，知识分子与工农的角色置换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复杂纠缠发人深思。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知识分子就以知识的拥有者、传播者与创造者的身份掌握了话语权力，成为对国民进行思想引导和精神拯救的启蒙主体。这就意味着,在思想文化启蒙的预设语境中，知识者与大众的地位并不对等，掌握了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的现代思想的知识者无疑居于主导地位，不仅肩负着教化大众、启蒙大众的历史使命，同时还要批判和改造落后的国民劣根性。但由于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缺乏有效的媒介导致相互隔膜而无法沟通，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精神障碍。在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故乡》等众多经典文本中，我们都不难触摸到一个终其一生致力于疗救民众精神病苦的启蒙者的孤独与绝望。在创作上，五四作家的这种精英立场不可避免遭到了大众的冷眼与拒绝。对此，茅盾的评价是：“六七年来的‘新文艺’运动虽然产生了若干作品，然而并未走进群众里去，还只是青年学生的读物；因为‘新文艺’没有广大的群众基础为地盘。”[1]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工农大众作为革命赖以依托的主体力量为越来越多的革命知识分子所认识，以个性解放为主导的思想启蒙的失败使革命知识分子转而寻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旨在摧毁资本主义社会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政治启蒙。在这一新的启蒙活动过程中，革命知识分子仍作为鼓动革命、宣传革命和组织革命的传播者，承担起以新锐的无产阶级意识去启发和引导工农群众的使命。这样的启蒙使命也使他们在文学上积极寻求新变，拥抱工农大众。郭沫若倡导文艺青年“到兵间去、到民间去、工厂去、革命的漩涡去”。[2]成仿吾则明确提出将“以工农大众作为对象”、“努力获得阶级意识”、“语言上接近工农大众的用语”作为“革命文学”的品格。[3]但在激进的左翼知识者那里，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知识分子个性主义和精英意识的张扬。无论革命知识分子如何苦心积虑地试图抹平与工农的阶级身份差异，但知识分子身上固有的贵族的高贵气息仍掩抑不住地流淌出来。郭沫若说：“你要去教导大众，老实不客气的是教导大众，教导他怎样去履行未来社会的主人的使命。”[4]冯乃超则直接以“导师”之名推动对大众的启蒙：“文学的任务如果是民众的导师，它不能不负起改革民众生活的任务，就是说民众该有提高民众意识的责任。” [5]这种政治启蒙的创作初衷，无论是在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弟兄夜话》《野祭》《菊芬》《冲出云围的月亮》，华汉的《两个女性》《复兴》，还是在洪灵菲的《前线》，以及丁玲的《一九三O年春上海》，都不难看到。小说中的知识分子都无一例外地怀着反对剥削制度、谋求无产阶级解放的理想，孤独地走向工农大众，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启蒙工作，其坚定的革命信念与火热的革命激情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的确是配合了当时的革命斗争形势，艺术阐释了现实革命理论，发挥了无产阶级文学鼓舞斗志、唤起民众的启蒙作用。但文本中的年轻革命知识分子在遭受革命低潮和情感痛苦的撞击之后，其流露出幻灭虚无、自怜自叹的浪漫主义和感伤主义的情调，又与五四启蒙知识分子成为精神的孪生儿，也表明他们的政治启蒙仍旧停留在“五四”人道主义的意义层面。文本中的工农群众也大多是粗略的想象和观念的符号，缺乏个体人物的丰富性和独特性。有研究者指出：“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迫使中国革命运动的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它的社会基础也从工人转移到农民。但当时的知识分子对农村的认识大多十分有限，甚至是一无所知。” [6]鲁迅对此有过分析：“现在的左翼作家，能写出好的无产阶级文学来么？我想，也很难，这是因为现在的左翼作家还都是读书人——智识阶级，他们要写出革命的实际来，是很不容易的缘故”。[7]

这样看来，与五四文学的启蒙效应一样，力图“与工农相结合”的左翼文学并没有很好地实现其政治启蒙的使命，他们只是将此前的五四精英意识主观地转换成革命精英意识，将五四的个性主义价值理念转换成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观念，启蒙的主体仍然是精英知识分子，启蒙的客体也仍然是工农大众，尽管这时的工农群众爆发出的革命能量已被启蒙者充分认识乃至展示，但在启蒙者俯视的目光下，民众在被发动前的驯服与保守以及发动后的粗暴与野蛮，仍然成为革命走向胜利的巨大障碍。而启蒙赖以进行的媒介仍然是知识分子唯一拥有的文化权力——文艺，这样的启蒙活动，它从受传者那里所能收到的反馈与五四的思想启蒙并无差别当然也就可想而知。瞿秋白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对五四的思想启蒙做出了重新评估，他说：“普洛大众文艺的斗争任务，是要在思想上武装群众，意识上无产阶级化，要开始一个极广大的反对青天白日主义的斗争。五四时期的反对礼教斗争只限于智识分子，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启蒙主义的文艺运动。” [8]在他看来，知识者应向自己的阶级出身告别，努力获取无产阶级意识，以达到自身社会角色的无产阶级化。这不仅要求文学创作的对象主体大众化，即以工农无产者为主人公，表现和反映工农大众的生活和心声；而且创作主体也必须大众化，因为唯有大众出身的作家才具有大众的生活、大众的意识和大众的情感。同时也要求文学的阅读和消费的大众化，否则文学依旧是“小众”的文学。如此一来，语言文字和文学形式的大众化则是成为必然了。

不难发现，三十年代的政治启蒙与文艺大众化运动隐含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角色的深刻变异，作为知识者的作家由思想启蒙导师开始向被启蒙者过渡。1939年5月，毛泽东在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文章《五四运动》中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9]如果说革命早期的李大钊呼吁“把知识阶级和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仅仅是一种思想结论和倡导，那么，到了革命形势已经发生巨变的延安时期，是否与工农结合成为衡量知识分子革命与否的最终标准。而在数月之后，“知识分子的工农化”首次以政治决策的形式被推行。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通过的政治决定《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强调：“对于一切多少有用的比较忠实的知识分子……应该好好的教育他们，带领他们，在长期的斗争中克服他们的弱点，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使他们同老党员老干部融洽起来，使他们同工农党员融洽起来”，“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9]如果说早期的延安政治话语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态度还是重用包容与教育改造兼具，那么，随着政治生态的变化，知识分子的话语地位进一步滑落。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对“人民大众”做了清晰而又权威的等级界定：“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了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了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10]在人民大众的人物序列里，知识分子敬陪末座。不仅如此，知识分子精神世界里的污浊、肮脏、自私与怯懦，在政治权威看来，“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10]因而也就更有必要接受工农群众的思想改造，以便在精神上和灵魂深处受到磨练、洗涤和净化。这不仅在政治上将知识分子与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做了紧密的连接，将知识分子打入另册，而且从精神层面贬抑、批判了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从而彻底质疑和瓦解了五四以来现代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精神优越地位和文化启蒙身份。在这种语境下，作为启蒙活动主客体的知识分子与工农之间的角色便产生了置换：知识分子由居高临下悲悯地俯视民众的启蒙者转变为接受工农分子思想改造的对象，曾经被视为愚昧落后、麻木不仁的国民劣根性象征或革命障碍的工农群众，则成为知识分子的认同对象和改造目标。启蒙与被启蒙的地位由此遭到逆转。在知识分子工农兵化的过程中，毛泽东强调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要勇于自我审查、自我剖析和自我否定，要有触及灵魂的洗心革面，要“经过长期的甚至的痛苦的磨练。”只有这样，才能使文艺创作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真正的“大众化”。他说：“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 [10]

解放区的文学创作很快对此做出了直接的回应。一个明显的变化便是，不仅五四精英知识分子形象在解放区文本中销声匿迹，就连左翼文本中充满狂热革命激情但又感伤忧郁的革命知识分子形象也基本退场。即便是偶尔露面的知识分子，也是以被讽刺被丑化的反面形象出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文采，《暴风骤雨》的刘胜即为此类典型。其基本特点就是脱离生活实际，只知夸夸其谈，缺乏对革命的深刻理解，奉行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不但不不深入群众，不了解农民，反而在农民面前长篇大论，搬弄学术名词。而与之相对照的则是一系列有着崇高精神境界和榜样力量的农民形象应运而生。《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张裕民、程仁，《暴风骤雨》的赵玉林、郭全海，就是心系集体，大公无私，忠心耿耿跟党走的先进农民。而《荷花淀》的水生与水生嫂，《小二黑结婚》的小二黑与小芹，《王贵与李香香》的王贵与李香香，《新英雄儿女传》的牛大水与王小梅则是解放区成长起来的集农民与战士于一身的农民“新人”。

如果说左翼文本还以一种精英意识俯瞰着蕴蓄巨大革命能量、等待宣召的工农群众，那么解放区作家则由对农民作为政治力量的认同转变为对其道德情感上的崇仰，农民成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尺度和标准。至此，工农分子不仅由被启蒙对象一跃而成为启蒙者，也由革命的主体真正跻升为文学的主体。

不难看出，《讲话》之后的解放区文学是对五四以来的文艺大众化理论的全面总结和升华，既有对五四“平民文学”和 “人的文学”的批判，也有对左翼大众化理论的创造继承和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顺应历史的拓展；不仅深刻反映了特定时期政治阶级关系的复杂变化，也制定、规定了未来国家的文学艺术的秩序、标准和原则。事实上，《讲话》确立的文艺方向，反映的是党对知识分子属性的认定随着革命形式的变化而出现的变化，并从阶级关系上对知识分子完成了人民大众的身份剥离。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放区文学的“去知识分子化”和“工农兵化”，其最终旨归不仅仅在于文艺的“大众化”，也不仅仅是单纯的文艺问题，而是关乎社会进步、思想启蒙与国家政治的重大社会问题。从此，随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作为“大众化”的方向被确立，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正式拉开帷幕，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不但得到延续，而且被进一步强化。此时，基于现代化进程的国家现实需要，分散的小农经济成为国家工业化的主要障碍，打破农民私有观念便成为当时政治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被解放区文学过滤掉的农民的保守与落后则再次浮出水面，于是农民再次以受传者的身份接受传播主体的“教育”。可问题是，此时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成为当然的传播者。与解放区时期相比，不论是其政治地位还是文本地位，知识分子的命运并没有迎来根本的转机。启蒙的身份错位，承载的是文学形态的转型；而作为文学运动的大众化问题，其指向也并非想象的那样单一。从这个意义而言，不论知识分子与工农阶级二者的角色如何变幻，他们都别无选择，因为这是他们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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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茅盾.从牯岭到东京[J].小说月报,1928，（1）.

[2] 郭沫若.革命与文学[J].创造月刊, 1926，（3）.

[3] 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J].创造月刊, 1928，（1）.

[4] 郭沫若.新兴大众文艺的认识[J].大众文艺, 1930，（3）.

[5] 冯乃超.大众化问题[J].大众文艺, 1930，（3）.

[6] 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际出发的社会科学[J].中国社会科学,2005，（1）.

[7] 鲁迅.鲁迅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00.

[8] 瞿秋白.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J].文学,1932，（1）.

[9]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59；619-620.

[10]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55；851；851.

［责任编校：阳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