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立足实践创新话语的启示

骆郁廷，王 瑞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立足实践创新话语是毛泽东话语创新的突出特色，它启示我们，实践是话语创新的源泉，实践是话语创新的动力，实践是话语检验的标准，实践的特点决定话语的风格。因此，话语创新要始终立足实践，创新中国话语则要始终立足中国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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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实践；话语；群众；风格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5）05－００34－05

收稿日期：2015-04-15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招标课题“中国软实力建设与发展战略研究”（07JZD0003）和教育部委托课题“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与增强国际话语权研究”（13&WT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骆郁廷，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软实力研究；王瑞，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毛泽东历来重视实践在认识发展和话语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立足中国实践创新中国话语的典范。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坚持以实践为基础，创造了大量深刻而生动的话语。毛泽东立足实践创新话语的可贵探索，对于我们今天进行话语创新，提升国内外的话语权，具有重要指导和启示作用。

一、实践是话语创新的源泉

毛泽东立足实践创新话语的探索启示我们，思想认识和话语来源于实践，中国话语生长的根则深植于中国实践的土壤之中，而中国实践的主体是中国的广大群众，群众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实践经验，为中国话语的创新提供了重要资源。因此，实践是话语创新的源泉。

（一）实践是思想认识和话语的来源

认识是人们社会实践和社会交往的直接产物。毛泽东指出：“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认识的重要来源”[1]。同理，话语作为认识的表达，也源于实践。毛泽东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创造了大量话语。对此，毛泽东亲自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开展的实际情况，经过32天的考察，最终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描述了农民运动的发展情况和一些成绩，指出农民运动做了在政治和经济上打击地主、建立农民武装、净化社会风气等十四件大事。对于一些人对农民运动的指责，毛泽东根据考察情况做出回应，指出那些所谓农会做出的“过分”举动，“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1]毛泽东正是基于实践对农民运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认识到了农民在革命中的巨大作用，并创造了“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农民运动好得很”等话语，从根本上转变了人们对农民和农民运动的看法。

话语不仅在实践中产生，还能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只有立足实践，探索规律，创新话语，才能走在实践前头，正确指导当前的实践。可见，实践是话语创新的重要根据。“持久战”及其相关话语，就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的实践中，分析抗日战争发生的国际背景、战争性质、中日两国的力量对比等基础上，预测抗日战争的发展趋势提出的，并最终得到了检验。

（二）中国实践是中国话语创新的源泉

要创造深刻反映中国实践本质的话语，就要投身中国实践。因此，中国话语的创新，要始终立足中国实践，着力创造基于中国实践的原创话语。

中国话语的根子深深扎在中国实践的沃土之中，即便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运用，关键也在于结合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紧密结合。毛泽东正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创造出无数有生命力的中国话语，如“工农武装割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革命初期，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主要以西欧和苏联为鉴，“城市中心论”一度占据上风，但在实施过程中导致节节败退，给党和军队带来巨大损失。毛泽东通过对事实的分析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1]这些原因就是：白色政权间的长期分裂与战争、国民革命对红军和工农群众的洗礼、全国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和中国共产党正确而有力地领导。因此，毛泽东带领党和人民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并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三）群众的实践经验是话语创新的丰富资源

群众是实践的主体，也是话语创新的主体力量。群众在实践中积淀了大量宝贵的实践经验，为话语创新提供了丰富资源。因此，创新话语需要我们深入群众之中，向群众学习宝贵的实践经验，总结创造出先进理论和话语，再用以武装群众，指导群众更好地开展社会实践。毛泽东一向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和作用，认为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是“真正的英雄”[2]，并号召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等都要向群众学习。同样，话语创新也要向群众汲取力量。话语源于生活、源于实践。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激发了群众伟大的创造力、积淀了群众无限的智慧和宝贵的经验，而这些智慧和经验是话语创新的丰厚滋养。毛泽东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2]，而这些“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也正需要我们将其凝练成科学的话语来表达。因此，深入群众，观察群众的生活，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学习群众的鲜活语言，是话语创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和宝藏。

二、实践是话语创新的动力

毛泽东立足实践创新话语的探索启示我们，实践不仅是话语创新的源泉，还是不断推进话语创新的动力，这是因为实践使人不断产生新需要、提出新问题、创造新方法，从而推动了话语的不断创新。

（一）实践不断产生新需要

人具有广泛而无限的需要。人活着就会有需要，有了需要就要设法满足需要，满足需要就必须进行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实践活动。然而，“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3]，新的需要又会推动新的实践，如此循环往复。新需要推动实践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推动话语不断创新的过程。

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的革命和建设，实际上就是党不断依靠群众力量、满足群众需要的实践活动。在这些满足群众不同需要的实践过程中，毛泽东创造了众多话语。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寇对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加之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导致根据地的经济财政严重困难。为此，毛泽东号召根据地减租减息、精兵简政，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组织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促进了根据地经济发展，满足了群众的物质需求，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强的物质保障和安定局面。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依然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为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保障解放战争的供给，毛泽东提出“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并针对不同解放区灵活实施《中国土地法大纲》。建国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为了恢复生产，发展经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为群众创造更富足的条件，毛泽东提出了“一化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可见，毛泽东带领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不断满足群众需要的实践活动，是中国话语创新的巨大动力。

“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4]同样，人民群众的需要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推动理论的发展和话语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腾飞，随着人们物质需要的不断满足，精神需也不断高涨。了解、表达、提升和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与社会发展需要，成为话语创新的持续动力。

（二）实践不断提出新问题

“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2]，解决问题就是化解矛盾。实践就是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过程，也是问题和矛盾不断涌现的过程，旧的矛盾和问题解决了，新的矛盾和问题又会产生。问题的不断发现、分析和解决，是实践发展、认识深化和话语创新的直接动力。

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然而，这两对矛盾在不同时期的情况又很复杂，使党在不同时期面临的问题不同，而针对不同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不同的解决路径，创造了不同的话语。土地革命时期，党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组织广泛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战胜封建买办势力，解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为此，毛泽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力求推翻封建买办势力的压迫、剥削。解放战争时期，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发动内战。这时，共产党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组成“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然而，当时一些人对国民党及美帝国主义心存忌惮，为此，毛泽东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指导和鼓舞了全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夺取了战争的最后胜利。可见，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矛盾和问题，毛泽东创造了不同的话语。

实践是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社会主义建设正是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推进的。因此，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5]问题的不断提出，为实践发展和话语创新提供了强大动力和重要契机。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征程中，需要我们增强理论自觉和自信，不惧挑战，直面困难，改革创新，不断创新话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推进到新的阶段。

三、实践是话语检验的标准

毛泽东立足实践创新话语的探索启示我们，从实践中产生的话语还要不断经过实践的检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充实、发展和完善话语。

（一）实践是检验话语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从实践中产生的话语又需回到实践，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验证话语是错误还是正确。可见，话语指导实践的过程，也是话语被实践检验的过程，实践是检验话语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毛泽东很重视实践对认识和话语的检验作用，他指出：“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1]他提出的“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就是在战争实践中产生又为战争实践所检验的真理性话语。1927年，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的过程中，认识到以往军队在政治上的不坚强，是斗争失败的重要原因。因此，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提出“支部建在连上”的建军原则和制度。“支部建在连上”的目的，就是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着重加强连队的思想政治建设，夯实人民军队的思想政治基础，铸就人民军队的灵魂，从而大大增强了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经过战争的检验，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1]1929年，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又强调：“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1]因此，历经数次战争检验证明，“支部建在连上”是保证军队坚决服从党的领导、始终为人民而战、提高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法宝。正是在总结人民军队“支部建在连上”、加强军队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建党原则和创新话语。

（二）话语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和发展

实践对话语真理性的检验方法，就是将话语运用于实践，并将话语的内容与实践的实际结果加以对照，凡是实践证明话语内容与实践结果相一致的，就具有真理性，反之，则具有荒谬性。在现实中，实践对话语真理性的检验情况较为复杂。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很多话语被实践证明并非完全正确。通常是经过实践的检验，话语的不足与缺陷暴露出来，人们再依据实践获得的新经验和新认识对原有的话语进行更正、补充和发展。可见，通过实践对认识和话语的检验，又进一步推动了话语的发展和创新。

毛泽东说：“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1]任何话语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检验中求得修正、补充和发展，毛泽东的话语也是如此。1960年后，毛泽东总结了经济建设中的教训，要求调整经济工作，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确定奠定了基础。可见，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相关话语，经过实践的检验，不断被更新和发展。

（三）实践对话语的反复检验与推动

就某一具体过程而言，人们在实践基础上形成话语，再用话语指导实践，经过实践检验又使话语获得发展。但因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反映复杂事物的话语很难通过一次验证就完成，而是要经过多次循环、反复检验，才能完结。话语的发展过程，就是从实践产生，用于指导实践并经过实践反复检验而逐步深化和创新发展的过程。

毛泽东对国共两党合作的认识，也是随着革命与战争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北伐战争时期，国共两党首次合作，结成统一战线。但因当时党尚年幼，经验不足，放弃了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致使国民党叛变革命时，党和人民无力回击，国共首次合作归于失败。毛泽东总结这次失败的教训，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随着日本对中国加紧侵略，党再三呼吁停止内战，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最终，国共两党实现二次合作。这时，党内一部分同志又产生了右倾机会主义倾向，毛泽东及时提出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随着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并不断制造反共事端，毛泽东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同顽固派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三原则，以克服国民党的降日、反共倾向，争取抗战胜利。可见，毛泽东对国共两党合作的认识，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是不断发展和深化的，并创造了一系列重要话语，有力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四、实践是话语风格的成因

毛泽东立足实践创新话语的探索启示我们，实践不仅决定话语的内容，即思想，还决定话语的形式，即语言风格。再深刻的思想，如果没有恰当的语言形式来表现，也不会形成富有感染力和影响力的话语。因此，话语创新不仅要注意话语思想的创新，还要关注话语风格的创新。

（一）实践特点决定话语风格

话语的风格就是话语形式的特点与格调，话语形式主要是语言这个外壳。“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4]，语言是实践的产物，语言的特点与格调即话语风格也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并反映实践的特点。而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丰富多变的，这就决定了话语风格也是复杂多样的。

毛泽东的话语之所以有力量，不仅在于其思想的深刻性，还在于其风格的多样性，这主要是由毛泽东复杂多变的革命生活造成的。毛泽东有“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更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情壮志。他还常用比喻的手法，创造了许多思想深刻而又生动有趣的话语。谈到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他强调要“学会‘弹钢琴’。”“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6]抗日战争结束前夕，毛泽东估计到国民党将挑起内战，“下山摘桃子”了。他说：“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6]

可见，毛泽东的社会实践和丰富经验为他话语风格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基础和条件，而这样的话语风格增强了毛泽东话语的感染力、说服力和影响力。这就启示我们，在进行话语创新时，不仅要重视话语的内容，还要关注话语的风格。要提倡生动活泼、变幻多样、不拘一格的话语风格，而不是千人一面、生编硬造、华丽空洞的话语风格，只有这样才能使话语更有力量，形成话语权。

（二）中国实践决定中国话语风格

实践的特点决定话语的风格，而中国实践决定了中国话语的形成和发展，中国话语的风格源于中国实践。中国的实践既包括历史的实践，又包括现实的实践。中国历史的实践形成了丰富的历史积淀和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及中国的话语习惯和风格。中国现实的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它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让马克思主义讲中国话，是我国当代实践发展的现实要求。中国实践是中国话语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形成的决定因素。

毛泽东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语言造诣，引古论今、借古喻今是毛泽东话语的突出风格。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是根据地极其困难的时期，为克服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党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但党内一些同志不理解，毛泽东就用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小老虎对付黔之驴的故事来说明”精兵简政“的必要。他说：“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2]这番话不仅有历史文化的背景，更立足当时的革命实践，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可见，毛泽东的话语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和中国风格。

中国话语的创新不仅要体现中国的历史文化特色，更要体现时代感。只有始终立足火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体现中国实践、中国道路的伟大创造，才能创造出富有强烈时代感、强大生命力和广泛影响力的中国话语。

（三）群众作为实践主体主导话语风格的形成

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话语创新的主体，也是话语风格形成的主导力量。只有深入群众、学习群众、服务群众，才能创造出既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又为中国百姓喜闻乐见的鲜活话语。

毛泽东十分重视联系群众，学习群众的生动语言。强调，“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2]俗语、谚语、歇后语都是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话语。所以，必须向群众学习语言。[2]毛泽东批评一些文艺工作者脱离群众、生活空虚，不熟悉人民的语言，他们的作品不但语言无味，而且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2]因此，必须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毛泽东明确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7]毛泽东注重言传身教，常常使用人民群众的话语，如“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等，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毛泽东向群众学习和创新话语的实践深刻启示我们，话语创新要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话语创新的必由之路。群众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是不断发展的，群众的话语也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为群众的话语创新提供了不竭的源泉，所以，要不断学习群众的创新话语。在信息化时代，网络话语是群众话语的新形式，“给力”、“蛮拼”、“点赞”等，都是群众创造并在网络流传的话语，也为广大网民所喜闻乐用。因此，学习群众话语包括网络话语，是我们创新话语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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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1.282-283；3；9；17；48；211；109；284；65-66；88；293.

[2] 毛泽东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1.1031；790；933；839；882-883；837；851.534.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79.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5.732；376；1442.

[5]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N].人民日报，2013-01-16.(1).

[6] 毛泽东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1.1442；1129.

[7] 毛泽东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1.534.

［责任编校：赵立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