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圣源寺历史文化价值及保护对策研究

王梦琪，吕跃军*

(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云南大理671003）

摘要：为了深入挖掘大理圣源寺历史文化价值，促成其得到有效保护，文章使用文献法和田野调查法，考证其为大理地区早期佛教寺院，现存寺院重修自清康熙年间，至今遗存康熙年间木刻原版《白国因由》及光绪年间墨书《白国因由》和《阿育王传》。圣源寺与大理较为著名的本主庙“神都”比邻而居，是白族民俗“绕三灵”的核心活动场所。圣源寺观音阁为明初建筑，曾为明朝白族隐士杨黼宗族之家祠，著名白文碑《山花碑》原存于此。圣源寺及观音阁、神都不仅是重要的历史古迹，也是大理白族文化的典型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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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圣源寺；历史文化；保护对策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90X(2015)03-0043-06

收稿日期：2015-01-05 修回日期：2015-02-28 网络出版时间：2015-06-0220：22

基金项目：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10YJA850032）；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XM2007)。

作者简介：王梦琪（1988—），女，河南南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

*通信作者：吕跃军（1960—），男，山东邹平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民族医药文化、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研究。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53.1044.S.20150602.2022.006.html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JournalofYunnanAgriculturalUniversity，20159(3)：43-48http：//xb.ynau.edu.cn

ISSN1004-390X；CN53-1044/SE-mail：ynndxbsk@qq.com

DOI：10.3969/j.issn.1004-390X(s).2015.03.009

大理圣源寺又名“圣元寺”，是大理地区早期佛教寺院之一，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号称“佛都”，有“大理第一寺”的美称。圣源寺（东经100°06′，北纬25°50′，海拔2028m）位于云南省大理市大理古城北20km，喜洲镇庆洞村西，苍山五台峰东麓。现存寺院为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重修，整座建筑坐西朝东，按中轴线布局，自山门进入依次为过厅、南北厢房和大殿。大理市人民政府1985年公布其为大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圣源寺因曾经保存《白国因由》一书的雕版，以及正殿格子门上以观音十八化为题材的精美浮雕而远近闻名。现今，殿廊左右墙壁上还留有清光绪年间手书《白国因由》和《阿育王传》的墨迹。然而，现存圣源寺受自然灾害和人为损毁严重，亟待保护。

一、圣源寺溯源

圣源寺始建于隋末唐初曾有“殿阁庵堂数十所”［1］是一组规模宏大的宗教建筑群。唐贞观年间，观音大士在此显圣，助南诏蒙氏建国，于是蒙氏重修圣源寺。至宋朝，真宗年间，大理国段氏重修；炎宗碑文中“炎宗”说法或为误记，根据干支“壬子”与高顺贞活动年份大致推得。年间，平国公高顺贞复建。元朝，元帅杨智重修。迨明时，杨黼、李元阳等都曾对圣源寺重修、扩建。明末水患曾严重毁坏了寺院，以致偌大的圣源寺只剩下前殿后塔昭示古迹，直到明末，才有鸡足山圣峰寺和雅禅师之徒彻空和尚成为圣源寺住持，修复寺院。清康熙年间，住持中也大师带领大龄、惺机、含弘、阔周等弟子在殿后开辟新址，又“改创堂殿，左为楼，右为禅室，右辟一所，改钟楼为观音阁，左右禅室称之，前建三教殿……（中略）为祠坛三楹于殿阁之间”［1］。中也大师圆寂后，大龄等弟子“庚午冬建过道，壬申年盖大门”［1］，此举是对圣源寺的大规模恢复、改建，整个寺院也由原来的坐北朝南改为坐西朝东。七年后（即1706年），住持寂裕将中的观音十八化部分内容刊刻于大殿隔扇门上。其后，咸丰丙辰（1856年）、同治庚午（1870年），圣源寺两度遭遇兵燹，“千百年古迹竟成焦土”［2］。光绪壬午（1882年）后又经十余年，终将寺院修复，形成圣源寺如今的格局形式。民国时期，对圣源寺的修复工程主要有两次，分别于民国七年（1918年）、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留下《重塑圣源圣像并修殿阁廊庑募引》和《重修圣源寺记》两通碑刻。文化大革命时期，圣源寺曾遭到严重损毁，寺内供奉的佛像皆被破坏，大殿隔扇门上所雕刻的《白国因由》也被刮掉，现在只能依稀看到一些模糊的轮廓，唯殿廊顶上的精美彩绘得以幸存。殿廊两侧墙壁上光绪癸未年（1883年）所留《白国因由》和《阿育王传》的墨迹曾被石灰涂抹掩盖，直至1999年，圣源寺现任住持演圣法师对圣源寺进行抢救性修复，在冲洗墙壁时，才让这些字迹得以重见天日。

距圣源寺南侧约15米有观音阁，为明代建筑亦有“元末明初”一说，刘敦桢考其制式认为“似明代遗物”。。这里原是圣源寺的钟楼，坐西朝东，明末水患后，圣源寺主体建筑被严重损毁，钟楼得以留存。清康熙年间，中也禅师重修圣源寺，将其改为观音阁。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清军从苍山花甸坝攻打杜文秀政权，双方在这里发生了一场激战，圣源寺被焚毁，独有观音阁幸存下来。此阁为重檐歇山顶木结构亭阁式建筑，是大理地区现存古代建筑中年代较早的一处，对于研究白族建筑有一定的价值。云南省人民政府1987年将观音阁公布为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圣源寺北侧隔墙有“神都”，为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重建。其建筑亦为坐西向东，按中轴线布局，自东向西依次为照壁、大门、过厅、南北厢房、大殿。神都中所供奉最高神祇为“五百神王”，名叫段宗榜，他统率着周围71个村庄的本主。相传他不仅是南诏清平官，曾因奉南诏国王劝丰佑的派遣，应缅甸王国的请求，率兵打败了入侵的狮子国部队，被南诏封为十八功臣之一，同时还是大理国王族段氏的远祖。神都是是苍洱地区较为典型且名气较高的白族本主庙，民间称之为“建国神宫”或“中央皇帝庙”。

二、圣源寺历史文化价值

（一）圣源寺与《白国因由》

《白国因由》是一部记述大理古代历史与观音神话传说的故事集。前述白国因由，后分18段，记述观音化为梵僧降状罗刹，金齿龙泉寺下易罗丛村茉莉与黄龙生九子，授记细奴罗立国称王，救助阁罗凤击败唐朝李宓军，帮助段思平建大理国，并讲经说法，以佛教淳化大理风俗民情等内容。末段为寂裕的后记，简述其缘起。这部神话传说式的故事集，将蒙、段两氏开国神话予以佛教化，从中亦可了解大理受佛教影响极深。

这部著作的作者与创作年代均不详。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圣源寺住持寂裕将《白国因由》做成雕版刻本，并将其中观音十八化的部分内容刊刻于圣源寺大殿隔扇门之上。1957年2月，大理白族自治州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委员会曾用原存圣元寺之版片重印，原版片毁于“文革”之中。1984年，大理州图书馆曾根据原本重排，印成线装本。1998年10月，又收入《南诏大理历史文化丛书》由巴蜀书社出版成为如今通行的版本。

在大理地区，这并非第一部以佛教故事讲述建国历史的著作。《南诏图传》（创作时间约为公元898年关于《南诏图传》的创作时间与真伪仍有争议，在此采用陈亮旭的说法仅作参考。），是大理地区现存最早将观音融入到建国历史中的作品。它对其后云南地区的方志著述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而至今盛行于云南，尤其是大理地区的观音传说皆滥觞于此。元末明初成书的《白古通记》，记述了从观音伏罗刹到阿育王与白国渊源，再到南诏时观音显圣七化助南诏建国，三灵白帝育大理开国皇帝段思平的历史，使得这种将封建王权与佛教的观音相结合的表述模式不仅得到了继承，还有所发展。这部“通过编纂白子国谱系，载述南诏大理至明初史事及传说，为白族展现了古代大理地区辉煌的历史和一个可以与汉文化相颉颃的儒佛交融的神奇世界”［3］的《白古通记》，它给处于朝代更替的动荡时期的白族先民以精神慰藉，让他们有了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及至《白国因由》，学者侯冲曾将它作为“白古通”系小说，对其内容进行了考证。笔者认为，《白国因由》虽然成书较晚，佛教意味较重，甚至在表述历史时也多为佛教传说，但这部书将清康熙以前所有的史料、传说杂糅在一起，并将它们都依附于当地佛教信仰的最高神祇——观音，终于形成“观音十八化”日本学者立石谦次在研究《白国因由》时，将其与《南诏图传》、《记古滇说原集》、《曹溪一滴》、《观音古阁碑记》等史书、碑记做了详细对比，并梳理出这些史料之间的承袭与参照关系，在此不做繁引。。南诏大理国的王权通过“佛教的阿育王与观音、土著的女神与山神，以及中国官方文献描述西南时所记载的重要人物”［4］混合组成一种“怪诞的系谱关系”［4］，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传达史实的功能……是我们理解云南施行佛教意识形态内容及状况的重要材料”［5］。如今，在圣源寺正殿的墙壁上，我们有幸依旧能看到这样神奇的组合——除了为人熟知的刊刻于大殿隔扇的《白国因由》及殿廊顶上的彩绘，还有那两面墙壁留存的墨书，南墙的下阙来自于《白国因由》的序跋，北墙的上阕虽不能完全辨认，但依稀可以看到“阿育王”、“释迦佛”等字迹。

《白国因由》所载的观音幻化故事，一直与南诏、大理的开国历史联系在一起。它所保存的古老传说神话，对了解和研究大理地区民族、宗教、文学、历史，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而《白国因由》出现并仅存于圣源寺并非巧合。因为圣源寺所处的喜洲地区文化历史悠久，那里不仅是传说中白国国王张氏、大理段氏、大中国高氏的故里，也是南诏国统一后使用的第二座都城。同时，那里也被认为是《白国因由》一脉承袭的《白古通记》的创作地［6］。

据张锡禄考察，圣源寺及观音阁皆为密宗寺院，且圣源寺内原有大理地区密教十方坛之一的观音坛［7］，足见圣源寺在大理地区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如今，圣源寺观音阁所供奉“观音老爹”，白眉长须，面含笑意，和蔼可亲。“从造像风格来论，他已经完全摆脱了梵僧观音那副苦行僧的模样，也冲破了阿嵯耶观音之神圣化和概念化的手法。观音老爹造像富于写实，充满世俗的生活气息，并极受民众信仰和崇拜”［8］。由此亦略可窥知大理地区佛教的一个特征：它不仅曾经代表了南诏大理国的王权特点，并且也已和苍洱之间的世俗文化融为一体。

（二）圣源寺与“绕三灵”

“绕三灵”（即“绕山林”、“绕桑林”、“逛山林”，白语谓之“观上览”或“拐上纳”)，是苍山洱海一带的白族人民在长期农耕文化中形成的内涵丰富的娱神、娱人的传统民间文化活动。“三灵”，即洱海西岸三个神灵象征，它们是白族特有的“本主”崇拜中的几位重要“本主”和传入大理地区的佛教神祗。

清末进士段位《绕山林竹枝词》曰：“南乡北去北乡南，月界清和廿四三。一样时装新结束，来朝相约拜伽兰”［9］。杨琼《滇中琐记》记载“会凡四日，甲日在郡城城隍庙，乙日经三塔寺至圣源寺，丙日河矣城，丁日马久邑。盖南遵苍山麓绕至圣源寺，又北循洱海滨至马久邑，故谓绕山林也”［10］。由此不仅能想见当时绕三灵的盛况，也能了解到人们此举实意所指及其大致路线。时至今日，每年农历四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苍洱之间数百个村庄的白族民众，自发以村庄为单位，组成“绕三灵”祭拜队伍，从大理古城城隍庙出发，先后到佛都、神都、仙都及洱海西岸其他几个本主庙朝拜，以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作物丰收。

在笔者的调查中，白族民众普遍表示，“绕三灵”一事去崇圣寺只是“顺路”，圣源寺才是必去之处。甚至在如今交通便利的条件下，人们放弃步行之后更是几乎不再特意去崇圣寺举行任何祭拜活动了，这使得绕三灵中的“佛都”崇圣寺近乎仅存虚名。而仅有一墙之隔的“神都”与圣源寺的渊源则更能为“绕三灵”中的“佛都”实为圣源寺提供佐证。因为，如果深入了解下“绕三灵”时在“神都”受到人们顶礼膜拜的最高神祇——段宗榜，就会发现“神都”原来的主人并非这位，而是苍山山神。在传说中，观音大士来到大理地区帮助勤劳善良的人们驱赶罗刹、治理水患时，都得到了苍山山神的帮助。因此，后来就封山神为“大圣西来护法零镇五峰中央神明天子”此名称在《南诏野史》等著作中有多种表记，此处及后文“大圣西来护法灵镇五峰中央建国爱民皇帝”这一名称根据赵光宗老先生讲述录此最完整之名称。，人们在修建圣源寺供奉观音时，同时也为山神修建了“护法神宫”陪伴观音身旁。大理国段思平建国后，不仅以制度化的政策来推广佛教，使其深入民间社会，同时又将自己先祖段宗榜奉为“大圣西来护法灵镇五峰中央建国爱民皇帝”取代了原来护法神宫的主人——苍山山神，并使之成为大理地区最大的本主——统帅苍洱之间大小本主的“五百神王”，原来的“护法神宫”也成为“神都”。这不仅使得大理地区白族先民的本主崇拜逐渐成一体系，以致“绕三灵”成为各村落本主朝拜最高本主段宗榜的活动，佛教文化和本主文化在圣源寺也由此实现了形式和内容上的双重融合。

发展至今时今日的“绕三灵”看似与圣源寺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护法神宫”中的苍山山神以及段宗榜护持的都是“建国圣源阿嵯耶观音”的“佛法”。而且，在庆洞村的村民中依旧有不少人信仰佛教，“绕三灵”的队伍去“神都”朝拜段宗榜也会去圣源寺烧香祭拜。建国观世音与最高本主——段宗榜，就这样相安无事地做了千百年的邻居。因为在善良朴实的白族人民心中，这两尊神明之间并不存在什么根本的芥蒂，只要能够保佑他们、赐福于他们，他们都会去满怀虔诚地去崇奉他们。

（三）圣源寺与《山花碑》

《山花碑》全名《词记山花·咏苍洱境》，为白文“山花词”十韵。这块碑“原立于大理县喜洲公社的庆洞庄圣源寺南的观音阁内，这里原是杨氏宗祠，碑嵌于隔门左侧隔墙中”［11］，后被取出，现存于大理市博物馆碑林。周祜先生曾经按内容将这十韵“山花词”分为三个部分：前四韵咏苍洱胜景，为后文抒发感情作了铺垫；中间四韵是全文核心，不仅热情歌颂了大理国治化，对自己的先祖也极尽赞美之辞：最后两韵怀古抒今，表达了作者身为前朝遗民，在经历家道巨变后发生的心理变化，充满怀才不遇的低落与伤感［12］。

杨氏为大理白族大姓，《山花碑》作者杨黼为大理国的贵族后裔，大理国颠覆后，杨黼无心仕途，曾多次访问峨眉山、鸡足山等佛教名山，是明初大理地区的隐逸儒士对于杨黼身世，赵应宝、张锡禄、侯冲等诸位学者仍有争论，此处不做深究。。关于《山花碑》的早期研究多注重音韵格律，突出强调其文学价值，又因为它独特的以汉字记白语的书写形式，颇受重视。碑阴《重理圣元西山碑记》被发现后亦成为研究杨黼家世的重要资料，其关于圣源寺的记述却往往被人忽略，圣源寺观音阁曾为杨氏宗祠更是鲜有人提及。然而，在这篇碑文中，圣源寺不仅为崇报观音大士重建，杨氏一族更是累世修葺，甚至杨连、杨黼都被神话，在此显现出各种奇异的灵迹，可见与圣源寺的密切关系，而杨黼在《词记山花·咏苍洱境》也直言自己不仅注重依照儒家经典修身养性，亦崇信佛理，勤于抄经诵咒，表现出元末明初大理地区独有的“释儒”或谓“儒释”群体的真实状态。

三、圣源寺保护对策

大理圣源寺，史称“佛都”，左有神都，右有观音阁，是一组规模宏大的宗教建筑群。大殿隔扇门上，原来刻有《白国因由》观音十八化中的部分内容。圣源寺、神都及观音阁均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绕三灵”的核心活动场所。观音阁殿廊左壁上原来嵌有明杨黼撰写的《山花碑》。

这么多厚重的大理白族文化均出现在圣源寺建筑群说明圣源寺有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然而受自然灾害及人为损毁严重，这些辉煌正在逐渐消失亟待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加大保护的力度。对此，笔者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其一，以大理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契机，协调社会各方力量，整体考虑圣源寺的保护规划。

圣源寺及其所处喜洲地区不仅有其地理标示作用，更是具有深厚白族文化代表性的文化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中，圣源寺与“护法神宫”——“神都”毗邻而居，佛教文化与本主文化水乳交融，大型民俗活动“绕三灵”历经千百年存续至今，依旧葆有其顽强的生命力。圣源寺不仅身处以大理喜洲为代表的白族建筑文化的辐射范围和以大理、巍山为中心的南诏大理国历史文化区域，又在以大理洱海为中心的坝区白族民俗文化的典型代表——“绕三灵”的核心活动范围之内，而且还是以大理、宾川鸡足山为代表的佛教文化和以白族本主文化为代表的民间宗教文化交汇相融的实际体现。因此，在对圣源寺进行保护时，应当将这样的背景要素纳入整体规划，要与大理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相结合，从而将其上升到整个大理文化生态保护的高度。

同时，圣源寺的整体保护不仅有赖于政府的合理规划，还要贯彻“寺院在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行政领导下，由僧人自己管理”的方针，尊重僧人对寺院的管理权利。另外，更要坚持“民间事民间办”的原则，发挥群众的主体性作用。因为即便在历史上，圣源寺对其所处的庆洞村甚至周边村民都有其特殊含义和价值，它的修复、重建等工作也主要依靠民众自觉自愿集资、合力而为，所以应当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其二，圣源寺的历史文化价值主要包括圣源寺、神都、观音阁和历代碑刻等文物、遗迹及以观音传说、“绕三灵”和与圣源寺相关的名人故事等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时应注意对不同类型的文化遗产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同时又应将它们的保护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圣源寺在历史上曾经是一组大型建筑群，由于各种自然、人为原因，现仅存观音阁和圣源寺，同时，又紧邻神都。由于建造年代及其所供奉神祇不同，它们的建筑风格并不一致。在进行保护时，不能一味追求整齐划一，而要针对其自身情况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争取最大程度恢复其历史风貌。另外，圣源寺历经多次重建、维修留下不少碑刻，仅笔者作为主要参考资料的碑记中即有四块现仍存于寺中即“重建圣元寺并常住碑记”、“重建圣源寺祠堂碑记”、“重塑圣源圣像并修殿阁廊庑引”、“重修圣源寺记”这四块。，名声在外的《山花碑》也应移回原址为宜，在规划时可以考虑将其集中保护、展览，使古寺历史能够完整地存续下去。大殿殿廊顶上彩绘和左右墙壁上的墨书幸能保存至今实属不易，甚至隔扇门上的《白国因由》雕花依然略能辨其痕迹，对这些应当尽快采取保护措施，以免因缺乏认识再去破坏。

对于传说、故事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要进行采集、记录，使其得以保存，还可以通过文字、图画或其他多媒体形式进行展览、宣传，以达到继承、传扬的目的。“绕三灵”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保存和继承有着更高的标准和要求，但是在其重要活动场地神都及与其相邻的圣源寺附近，新建的民居正在蚕食群众的活动场地，昔日的密林也难觅痕迹，“绕三灵”的队伍不得已适应这种变化改变路线，即便是如此还是要在烈日下暴晒，这不仅严重打击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也大大压缩了活动的时间。因此，若想重见昔日“绕三灵”的盛况，就必须重视恢复其文化空间，至少也要适度恢复其活动场地，才能使这项传承千年民间活动永葆生机。

其三，对圣源寺的保护并非将它原封不动地保存起来，以保护为前提，同时进行适度的开发利用才是理想、有效的保护模式。

圣源寺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仅存在于历史上，更是千百年传续至今并应得到进一步发展以传递给子孙后世的一笔宝贵财富。因此，不仅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原则，还应当看到它的对当今社会的文化、经济价值。随着文化产业的兴起，在了解市场信息和社会需求的前提下，适当引入市场机制进行开发、运营已经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重要趋势。对于圣源寺，不仅市场运作下的宣传可以凭借其多层次、多角度的特点更易为人所接受，产业化的开发利用还能够促进庆洞村的劳动力回流，改善其“空心村”现状，同时也能缓解单一保护所带来的资金不足的压力。此外，圣源寺背倚世界地质公园苍山，临近214国道，又地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喜洲古镇”和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大理古城”之间，有着便利的交通区位。因此，将其开发成旅游景点不仅是有必要的，也是切实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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