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人本:教育本土化办学的价值共识——陈鹤琴、陶行知办学实践探索
2022-06-08
【论文摘要】陈鹤琴、陶行知在长期、曲折的办学实践中分别创构了各具特色的本土化教育理论-"活教育"与"生活教育"。虽然二者的理论侧重点不完全一致，但其秉持大爱精神与植根儿童命脉，注重教育本土化与现代化求索中的人本精神，提倡"中西融通"与凸显办学路向的文化自觉，均昭示了他们作为现代教育家的价值共识，体现了与时俱进的中华民族教育创新精神，对当代如何学习西方先进教育经验和创造性地结合中国国情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论文关键词】回归人本;教育本土化;教育家办学；价值共识
陈鹤琴和陶行知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伟大的教育家，他们在幼稚教育、基础教育、师范教育等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从美国留学相继归来后，他们以非凡的毅力在各自的教育实践领域开疆辟土，创办了令后人仰慕不已的南京鼓楼幼稚园、晓庄师范实验学校、重庆育才学校和江西幼稚实验师范学校，并在办学实践过程中创构了特色鲜明的本土化教育理论一"活教育"与"生活教育"，对当代如何学习西方先进教育经验和创造性地结合中国国情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教育家办学之原动力：秉持大爱精神与植根儿童命脉
教育家办学取得成功的因素固然很多，但其中最为重要的无疑是教育家在其漫长的办学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无私大爱之精神气度和植根儿童命脉之本体追求。在这方面，陈鹤琴与陶行知堪称教育家办学之典范。
陈鹤琴办学之所以备受称赞，固然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历史机遇和条件，但更重要的是他有一颗纯爱儿童的真心和诚心，有一种在任何艰难困苦环境下都首先挂念着儿童是否快乐和健康成长的教育家性格。他曾深情地说："我是喜欢儿童，儿童也是喜欢我的。我还是学教育，回去教他们好。"⑴正是凭着对儿童出自内心的爱，陈鹤琴以常人难以承受的顽强毅力投身充满挑战的儿童教育世界之中，他通过对长子陈一鸣及鼓楼幼稚园小朋友的一天又一天的观察、实验、琢磨、反思，写出了具有真情实感和真知灼见的《儿童心理之研究》和《家庭教育》等著述，以至于陶行知惊叹陈鹤琴的《家庭教育》，着实"以科学的头脑，母亲的心肠做成此书"，称该书是"中国做父母的必读之书"。[2]陶行知曾应陈鹤琴的邀请为中华儿童教育社谱写《教师歌》，在这首教师歌中陶行知特别指出：你要到小孩子的队伍中来，才能真正地发现、了解和解放小孩，而更为重要的是要"信仰了你的小孩"，甚至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小孩"。事实上，陈鹤琴就常常把自己变成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孩，深受学生爱戴。每次举办师生"同乐会"时，陈鹤琴总是乐于表演他的精彩绝活一"我是一个小兵丁"，"他以手杖为枪，举枪、瞄准、射击……动作天真活泼，稚气逗人，台下观众迸发出雷鸣般的鼓掌声。"
早在担任上海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期间，陈鹤琴就密切关注租界区华人子弟的受教育权利问题，不遗余力地为华人学校争取办学的经费补助。1935年，他郑重地向社会发出宏愿，写道"愿全国儿童从今日起，不论贫富、不论智愚，一律享受相当教育，达到身心两方面最充分的可能发展；愿全国盲哑及其他残废儿童，都能够享受到特殊教育，尽量地发展他天赋的才能，成为社会上有用的分子，同时使他们本身能享受到人类应有的幸福。"[4]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社会上难民儿童骤然增加，难民儿童教育问题很快成为社会的焦点问题之一。此时，陈鹤琴经常深人难民聚集地调研，与芦棚中的难民亲切交流，尽力解决难民的日常生活和教育问题。曾与陈先生一起从事难民教育的倪海曙回忆道：那时，陈鹤琴"经常出人难民收容所的芦席棚，和蔼可亲地和难胞讲话，有时还亲自教课。正是从先生身上，我懂得了什么叫教育家，看到了真正教育家的崇高形象。先生的纯朴，使人常有'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的感觉。"5]
当爱国进步学生遭到国民党政府无端开除时，陈鹤琴更是不计个人安危，表现出"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他说"这样的学生，我是要的。"[6]同样，当其心爱的实验学校遭遇危难时，陈鹤琴始终与学生们紧密团结在一起，发誓与学校共存亡。1944年，由于曰军野蛮侵略的步步升级，其"活教育"实验基地一江西实验幼稚师范学校被迫开始了壮烈的南迁，从泰和文江到赣南梅林，再到广昌饶家堡，陈鹤琴和师生们饱尝艰辛，历尽磨难。作为一校之长，陈鹤琴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常常是断后借粮，主动承担了流亡中最重要的决策和最困难的事务。与此同时，陈鹤琴十分注意沿路密切联系群众，努力开展战时状态的教育革新，随时播撒"活教育"种子，务使之在国难中进一步生根、发芽，以扩大其在民间社会的实际辐射和影响力。
抗战胜利后，江西实验幼稚师范学校本当与陈鹤琴一起回到上海，继续开展"活教育"的进一步实验。但由于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意见分歧，无暇顾及学校回迁。陈鹤琴一方面据理力争，另一方面则对幼师学生道出自己的内心告白"我是你们的校长，也是愿意欤着你们奔走于荒漠间的骆驼。尽我的力，愿为你们寻找可以使你们休息、学习、工作、发展的绿洲。只要我存在一天，我对教育事业，对你们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懈怠，我要斗争下去。"[7]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就是一种对学校、对学生乃至对社会高度负责的大爱无疆之气度，是一种视事业如生命的知识分子情怀，是"一切为了儿童"种以学生发展为本体的现代教育家办学精神。
与陈鹤琴一样，陶行知始终以"爱满天下"的博大情怀去善待每一名学生，善待每一名平民子弟，自觉抵御名利诱惑，坚守本土化与平民化的办学立场。在陶行知看来，教师的快乐与名利无关，其"无限之乐"就乐在其育人的过程本身。他说"现任教育者，无不视当教员为苦途，以其无名无利也;殊不知其在经济上固甚苦，而实有无限之乐含在其中。愚蒙者，我得而智慧之；幼小者，我得而长大之；目视后进骎骎日上，皆我所造就者，其乐为何何如耶！故办教育者之快乐，当在手续上，而不在其结果之代价。"[8]既然学生成长就是教师快乐的源泉，教育者理应"以学生为中心"，全面关爱其忧戚苦乐的情绪变化和全人格的身心健康发展。陶行知说"教育者乃为教养学生而设，全以学生为中心，故开办学校、聘请老师无一非为学生也。若无学生，焉有学校？既无学校，焉有教师？然则教师与学生，焉可无同情耶？同情谓何？即以学生之乐为乐，以学生之忧而忧，学生之休戚即我之休戚，学生之苦恼即我之苦恼也。"[9]当陶行知感受到现实教育越来越功利化、越来越贵族化、越来越外国化时，他颇能坚定志向，极力维护其平民化和本土化的教育立场和办学方向。他说"我本来是一个中国的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地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我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最中国的'留学生。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10]
【论文关键词】回归人本;教育本土化;教育家办学；价值共识
陈鹤琴和陶行知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伟大的教育家，他们在幼稚教育、基础教育、师范教育等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从美国留学相继归来后，他们以非凡的毅力在各自的教育实践领域开疆辟土，创办了令后人仰慕不已的南京鼓楼幼稚园、晓庄师范实验学校、重庆育才学校和江西幼稚实验师范学校，并在办学实践过程中创构了特色鲜明的本土化教育理论一"活教育"与"生活教育"，对当代如何学习西方先进教育经验和创造性地结合中国国情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教育家办学之原动力：秉持大爱精神与植根儿童命脉
教育家办学取得成功的因素固然很多，但其中最为重要的无疑是教育家在其漫长的办学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无私大爱之精神气度和植根儿童命脉之本体追求。在这方面，陈鹤琴与陶行知堪称教育家办学之典范。
陈鹤琴办学之所以备受称赞，固然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历史机遇和条件，但更重要的是他有一颗纯爱儿童的真心和诚心，有一种在任何艰难困苦环境下都首先挂念着儿童是否快乐和健康成长的教育家性格。他曾深情地说："我是喜欢儿童，儿童也是喜欢我的。我还是学教育，回去教他们好。"⑴正是凭着对儿童出自内心的爱，陈鹤琴以常人难以承受的顽强毅力投身充满挑战的儿童教育世界之中，他通过对长子陈一鸣及鼓楼幼稚园小朋友的一天又一天的观察、实验、琢磨、反思，写出了具有真情实感和真知灼见的《儿童心理之研究》和《家庭教育》等著述，以至于陶行知惊叹陈鹤琴的《家庭教育》，着实"以科学的头脑，母亲的心肠做成此书"，称该书是"中国做父母的必读之书"。[2]陶行知曾应陈鹤琴的邀请为中华儿童教育社谱写《教师歌》，在这首教师歌中陶行知特别指出：你要到小孩子的队伍中来，才能真正地发现、了解和解放小孩，而更为重要的是要"信仰了你的小孩"，甚至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小孩"。事实上，陈鹤琴就常常把自己变成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孩，深受学生爱戴。每次举办师生"同乐会"时，陈鹤琴总是乐于表演他的精彩绝活一"我是一个小兵丁"，"他以手杖为枪，举枪、瞄准、射击……动作天真活泼，稚气逗人，台下观众迸发出雷鸣般的鼓掌声。"
早在担任上海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期间，陈鹤琴就密切关注租界区华人子弟的受教育权利问题，不遗余力地为华人学校争取办学的经费补助。1935年，他郑重地向社会发出宏愿，写道"愿全国儿童从今日起，不论贫富、不论智愚，一律享受相当教育，达到身心两方面最充分的可能发展；愿全国盲哑及其他残废儿童，都能够享受到特殊教育，尽量地发展他天赋的才能，成为社会上有用的分子，同时使他们本身能享受到人类应有的幸福。"[4]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社会上难民儿童骤然增加，难民儿童教育问题很快成为社会的焦点问题之一。此时，陈鹤琴经常深人难民聚集地调研，与芦棚中的难民亲切交流，尽力解决难民的日常生活和教育问题。曾与陈先生一起从事难民教育的倪海曙回忆道：那时，陈鹤琴"经常出人难民收容所的芦席棚，和蔼可亲地和难胞讲话，有时还亲自教课。正是从先生身上，我懂得了什么叫教育家，看到了真正教育家的崇高形象。先生的纯朴，使人常有'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的感觉。"5]
当爱国进步学生遭到国民党政府无端开除时，陈鹤琴更是不计个人安危，表现出"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他说"这样的学生，我是要的。"[6]同样，当其心爱的实验学校遭遇危难时，陈鹤琴始终与学生们紧密团结在一起，发誓与学校共存亡。1944年，由于曰军野蛮侵略的步步升级，其"活教育"实验基地一江西实验幼稚师范学校被迫开始了壮烈的南迁，从泰和文江到赣南梅林，再到广昌饶家堡，陈鹤琴和师生们饱尝艰辛，历尽磨难。作为一校之长，陈鹤琴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常常是断后借粮，主动承担了流亡中最重要的决策和最困难的事务。与此同时，陈鹤琴十分注意沿路密切联系群众，努力开展战时状态的教育革新，随时播撒"活教育"种子，务使之在国难中进一步生根、发芽，以扩大其在民间社会的实际辐射和影响力。
抗战胜利后，江西实验幼稚师范学校本当与陈鹤琴一起回到上海，继续开展"活教育"的进一步实验。但由于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意见分歧，无暇顾及学校回迁。陈鹤琴一方面据理力争，另一方面则对幼师学生道出自己的内心告白"我是你们的校长，也是愿意欤着你们奔走于荒漠间的骆驼。尽我的力，愿为你们寻找可以使你们休息、学习、工作、发展的绿洲。只要我存在一天，我对教育事业，对你们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懈怠，我要斗争下去。"[7]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就是一种对学校、对学生乃至对社会高度负责的大爱无疆之气度，是一种视事业如生命的知识分子情怀，是"一切为了儿童"种以学生发展为本体的现代教育家办学精神。
与陈鹤琴一样，陶行知始终以"爱满天下"的博大情怀去善待每一名学生，善待每一名平民子弟，自觉抵御名利诱惑，坚守本土化与平民化的办学立场。在陶行知看来，教师的快乐与名利无关，其"无限之乐"就乐在其育人的过程本身。他说"现任教育者，无不视当教员为苦途，以其无名无利也;殊不知其在经济上固甚苦，而实有无限之乐含在其中。愚蒙者，我得而智慧之；幼小者，我得而长大之；目视后进骎骎日上，皆我所造就者，其乐为何何如耶！故办教育者之快乐，当在手续上，而不在其结果之代价。"[8]既然学生成长就是教师快乐的源泉，教育者理应"以学生为中心"，全面关爱其忧戚苦乐的情绪变化和全人格的身心健康发展。陶行知说"教育者乃为教养学生而设，全以学生为中心，故开办学校、聘请老师无一非为学生也。若无学生，焉有学校？既无学校，焉有教师？然则教师与学生，焉可无同情耶？同情谓何？即以学生之乐为乐，以学生之忧而忧，学生之休戚即我之休戚，学生之苦恼即我之苦恼也。"[9]当陶行知感受到现实教育越来越功利化、越来越贵族化、越来越外国化时，他颇能坚定志向，极力维护其平民化和本土化的教育立场和办学方向。他说"我本来是一个中国的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地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我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最中国的'留学生。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