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上篇）
2022-06-09
【论文摘要】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幸福感影响可谓是一把“双刃剑”。基于RUMIC（2009）微观数据，采用工具变量法系统研究我国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幸福感影响效应呈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城市市辖区人口规模约在340万人时，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出现拐点。其中，收入是城市规模影响流动人口幸福感的主要传导路径，测算得出，城市规模通过影响个体收入而对流动人口幸福感影响的间接效应约占总效应的64%。同时，城市规模通过提高城市生产率和降低失业率而影响流动人口幸福感的间接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6.1%和9%左右。
【论文关键词】城市规模；流动人口；幸福感
城市建设的最终归属无疑是让人们的生活更加幸福。伟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言：“幸福是生命的意义和目的，是人类生存的最终目标”。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幸福（happiness）纵然不是生活的唯一目标，至少也是最主要的目标（NG.Y，1996）。[1]然而，伴随着经济发展所取得的瞩目成就，我国城市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倪鹏飞等，2014；刘瑞明、石磊，2015）。[2][3]因此，在当前这个经济社会环境中，我们越来越关注一个焦点：我国城市规模的扩张究竟能否提升居民幸福感？据《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2011—2012）》报告，城市居民幸福感排名领先的城市多为拉萨、太原和合肥等一些二线城市，而不是北京、上海和广州这类大城市①①《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和《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大调查》（瞭望东方周刊，2010）等一些民间组织和学术组织也开展过相关调查和研究，其结论均表明居民幸福感领先的城市并非我们所关注的诸如北京和上海这类大城市。。显然，城市规模的扩张在给人们带来资源集聚和信息便利等好处之外，如影随形的是环境破坏、交通拥堵和社会犯罪率提升等严重降低居民幸福感的经济社会问题，特别是在无序扩张和过度膨胀的城市建设中这些问题更加突出（覃一冬等，2014）。[4]
相对于整个城市居民群体而言，流动人口无疑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一个特殊“居民”群体②②段成荣等（2013）基于“六普”数据研究发现，我国流动人口出现了“流动人口不流动的”新特征，例如，在流入地居住5至10年的流动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37.45%，居住10年以上占20.38%，甚至在流入地居住15年的比重仍高达4.97%。。《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4）公布，截至2013年末流动人口规模已经高达2.45亿人，占全国总人口近17%，而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向是城市，特别是在北京、上海和广州这一类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流动人口规模甚至高达40%（桂河清，2015）。[5]然而，城市规模的扩张对我国流动人口幸福感影响可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城市规模的扩张可以创造出更多就业机会（陆铭、高虹，2012）[6]和更高工资水平（高虹，2014）[7]，这显然有利于劳动力占绝对比例的流动人口群体，进而提升他们的整体幸福感。另一方面，流动人口所面临的一系列诸如无法公平享有城市社会保障等公共福利、流动群体子女与当地居民子女教育机会不均（段成荣等，2013）[8]等问题，却使得他们对城市规模的扩张变得极为敏感，进而降低他们的幸福感。显然，研究我国城市规模扩张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课题。遗憾的是，我们通过大量文献检索发现鲜有文章对这一课题进行探讨。
在本文中，我们将基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等机构共同进行的“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数据”（Rural-UrbanMigrationinChina，RUMIC2009），采用工具变量法实证研究我国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本文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效应是什么？第二，城市规模影响流动人口幸福感的传导途径是什么，以及不同传导途径在多大程度上间接影响了流动人口幸福感？最终，我们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城市规模与流动人口幸福感呈显著地“U型曲线”关系，城市市辖区人口规模约在340万人时，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效应达到拐点；进一步分析发现，收入水平是城市规模影响流动人口幸福感的主要途径，城市规模通过影响劳动力收入而影响流动人口幸福感的间接影响效应占总效应的64%。另外，城市生产率与失业率也是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幸福感影响的重要传导路径，城市规模的扩张通过影响城市生产率和失业率而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间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6.1%左右和9%左右。
一、文献回顾：城市规模与居民幸福感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迅猛发展，有关城市规模与居民幸福感①①通常而言，居民幸福感可以分解为客观幸福感（objectivehappiness）和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happiness），前者主要基于可观测因素（如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来间接评价居民的幸福，后者则是居民对可观测因素进行感受之后的自我评价（McgillvaryandClarke，2006；Van，2007）。然而，由于用来测度居民客观幸福感的各项指标的权重难以确定、指标的共线性等研究技术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质疑以客观幸福感来研究居民幸福的可靠性（PedroandRonina，2013）；相反，主观幸福感不仅能够直接衡量居民享有和支配的资源状况，还可以反映他们的心理偏好，因此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越来越得到深入（陈刚，2013）。在本文中，我们所研究的居民幸福感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成为了经济学文献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居民幸福感的决定方程可以简化为各要素对幸福感的函数关系式：H=f（P，E，…），其中H为居民主观幸福感，它受到居民个体特征（P）和社会经济环境（E）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前者包括性别、年龄、教育和健康等人口社会学变量，后者包括收入、消费、就业和政治自由、经济自由等社会经济和制度变量（桂河清，2015）[5]，而城市发展显然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在城市经济学理论中，城市规模研究的初衷无疑是寻找城市发展的“最优规模”或“有效规模”（Capello，2000）[9]，学者们对城市规模合理性的测度指标选择角度非常广泛，在早期的研究中，多数学者基于经济效率角度来研究城市发展的合理规模（李博之，1987；Chanmes，1989；Zhu，1998）[10][11][12]。随着幸福经济学的不断发展，居民幸福感为研究城市规模效益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线索，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该领域的研究在深度和规模上都呈现出“井喷”态势（KahenmanandKrueger，2006）。[13]
总体而言，城市规模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在理论上是不确定的，而大量经验研究也没有得出一致结论。一些学者认为城市规模的扩张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正向积极影响效应。例如，Graham（2008）[14]采用拉丁美洲18个国家的微观调查数据统计分析发现，城市规模与居民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并指出可能的原因是“大城市”拥有更多的教育资源和就业机会。JiangandLu（2012）[15]基于中国的经验数据研究发现，居住在中国大城市的居民幸福感显著高于居住在中小城市的居民。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城市规模扩张对居民幸福感起着消极影响，或并不会对居民幸福感产生影响。例如，GerdthamandJohannesson（2001）[16]基于瑞典的微观数据、GrahamandFelton（2006）[17]基于拉丁美洲18国数据、Hudson（2006）[18]基于欧洲15国和覃一冬等（2014）[4]基于中国的经验数据均研究发现，生活在大城市显著降低了居民主观幸福感，反而生活在中小城市或乡村的居民幸福感更强。倪鹏飞等（2012）[2]研究认为，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的俱乐部趋同特征，与城市特征、人均GDP和城市设施等因素并无关系。DelkenEills（2008）[19]从城市衰退角度以侧面论证城市规模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甚微，他发现德国城市衰退并不会降低居民幸福感，因为真正幸福感较低的居民会选择在城市衰退时离开城市。
当然，还有学者认为城市规模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主要取决于城市扩张所带来的规模效应（ScaleEconomy）和拥挤效应（CrowdedEconomy）之间的权衡（陆铭等，2012）[6]，因此，城市规模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可能并非单调的线性关系。例如，袁正等（2012）[20]基于中国CHIP（2002）微观数据实证发现，城市规模与居民幸福感呈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城市非农人口规模在310万左右时是保障居民幸福感的最优规模。相反，孙三百等（2014）[21]基于CHIP2002与2007两期数据研究发现，城市规模与居民幸福感呈“U型曲线”关系，但城市市辖区人口规模达到300万左右时，城市居民幸福感最低。虽然上述经验研究结论恰好相反，但可以肯定的是城市规模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极有可能存在一定的门槛效应，而这一门槛效应也就是城市经济学中关于城市发展的“最优规模”或“有效规模”的重要研究问题。
【论文关键词】城市规模；流动人口；幸福感
城市建设的最终归属无疑是让人们的生活更加幸福。伟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言：“幸福是生命的意义和目的，是人类生存的最终目标”。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幸福（happiness）纵然不是生活的唯一目标，至少也是最主要的目标（NG.Y，1996）。[1]然而，伴随着经济发展所取得的瞩目成就，我国城市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倪鹏飞等，2014；刘瑞明、石磊，2015）。[2][3]因此，在当前这个经济社会环境中，我们越来越关注一个焦点：我国城市规模的扩张究竟能否提升居民幸福感？据《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2011—2012）》报告，城市居民幸福感排名领先的城市多为拉萨、太原和合肥等一些二线城市，而不是北京、上海和广州这类大城市①①《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和《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大调查》（瞭望东方周刊，2010）等一些民间组织和学术组织也开展过相关调查和研究，其结论均表明居民幸福感领先的城市并非我们所关注的诸如北京和上海这类大城市。。显然，城市规模的扩张在给人们带来资源集聚和信息便利等好处之外，如影随形的是环境破坏、交通拥堵和社会犯罪率提升等严重降低居民幸福感的经济社会问题，特别是在无序扩张和过度膨胀的城市建设中这些问题更加突出（覃一冬等，2014）。[4]
相对于整个城市居民群体而言，流动人口无疑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一个特殊“居民”群体②②段成荣等（2013）基于“六普”数据研究发现，我国流动人口出现了“流动人口不流动的”新特征，例如，在流入地居住5至10年的流动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37.45%，居住10年以上占20.38%，甚至在流入地居住15年的比重仍高达4.97%。。《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4）公布，截至2013年末流动人口规模已经高达2.45亿人，占全国总人口近17%，而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向是城市，特别是在北京、上海和广州这一类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流动人口规模甚至高达40%（桂河清，2015）。[5]然而，城市规模的扩张对我国流动人口幸福感影响可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城市规模的扩张可以创造出更多就业机会（陆铭、高虹，2012）[6]和更高工资水平（高虹，2014）[7]，这显然有利于劳动力占绝对比例的流动人口群体，进而提升他们的整体幸福感。另一方面，流动人口所面临的一系列诸如无法公平享有城市社会保障等公共福利、流动群体子女与当地居民子女教育机会不均（段成荣等，2013）[8]等问题，却使得他们对城市规模的扩张变得极为敏感，进而降低他们的幸福感。显然，研究我国城市规模扩张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课题。遗憾的是，我们通过大量文献检索发现鲜有文章对这一课题进行探讨。
在本文中，我们将基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等机构共同进行的“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数据”（Rural-UrbanMigrationinChina，RUMIC2009），采用工具变量法实证研究我国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本文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效应是什么？第二，城市规模影响流动人口幸福感的传导途径是什么，以及不同传导途径在多大程度上间接影响了流动人口幸福感？最终，我们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城市规模与流动人口幸福感呈显著地“U型曲线”关系，城市市辖区人口规模约在340万人时，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效应达到拐点；进一步分析发现，收入水平是城市规模影响流动人口幸福感的主要途径，城市规模通过影响劳动力收入而影响流动人口幸福感的间接影响效应占总效应的64%。另外，城市生产率与失业率也是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幸福感影响的重要传导路径，城市规模的扩张通过影响城市生产率和失业率而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间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6.1%左右和9%左右。
一、文献回顾：城市规模与居民幸福感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迅猛发展，有关城市规模与居民幸福感①①通常而言，居民幸福感可以分解为客观幸福感（objectivehappiness）和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happiness），前者主要基于可观测因素（如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来间接评价居民的幸福，后者则是居民对可观测因素进行感受之后的自我评价（McgillvaryandClarke，2006；Van，2007）。然而，由于用来测度居民客观幸福感的各项指标的权重难以确定、指标的共线性等研究技术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质疑以客观幸福感来研究居民幸福的可靠性（PedroandRonina，2013）；相反，主观幸福感不仅能够直接衡量居民享有和支配的资源状况，还可以反映他们的心理偏好，因此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越来越得到深入（陈刚，2013）。在本文中，我们所研究的居民幸福感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成为了经济学文献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居民幸福感的决定方程可以简化为各要素对幸福感的函数关系式：H=f（P，E，…），其中H为居民主观幸福感，它受到居民个体特征（P）和社会经济环境（E）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前者包括性别、年龄、教育和健康等人口社会学变量，后者包括收入、消费、就业和政治自由、经济自由等社会经济和制度变量（桂河清，2015）[5]，而城市发展显然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在城市经济学理论中，城市规模研究的初衷无疑是寻找城市发展的“最优规模”或“有效规模”（Capello，2000）[9]，学者们对城市规模合理性的测度指标选择角度非常广泛，在早期的研究中，多数学者基于经济效率角度来研究城市发展的合理规模（李博之，1987；Chanmes，1989；Zhu，1998）[10][11][12]。随着幸福经济学的不断发展，居民幸福感为研究城市规模效益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线索，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该领域的研究在深度和规模上都呈现出“井喷”态势（KahenmanandKrueger，2006）。[13]
总体而言，城市规模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在理论上是不确定的，而大量经验研究也没有得出一致结论。一些学者认为城市规模的扩张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正向积极影响效应。例如，Graham（2008）[14]采用拉丁美洲18个国家的微观调查数据统计分析发现，城市规模与居民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并指出可能的原因是“大城市”拥有更多的教育资源和就业机会。JiangandLu（2012）[15]基于中国的经验数据研究发现，居住在中国大城市的居民幸福感显著高于居住在中小城市的居民。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城市规模扩张对居民幸福感起着消极影响，或并不会对居民幸福感产生影响。例如，GerdthamandJohannesson（2001）[16]基于瑞典的微观数据、GrahamandFelton（2006）[17]基于拉丁美洲18国数据、Hudson（2006）[18]基于欧洲15国和覃一冬等（2014）[4]基于中国的经验数据均研究发现，生活在大城市显著降低了居民主观幸福感，反而生活在中小城市或乡村的居民幸福感更强。倪鹏飞等（2012）[2]研究认为，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的俱乐部趋同特征，与城市特征、人均GDP和城市设施等因素并无关系。DelkenEills（2008）[19]从城市衰退角度以侧面论证城市规模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甚微，他发现德国城市衰退并不会降低居民幸福感，因为真正幸福感较低的居民会选择在城市衰退时离开城市。
当然，还有学者认为城市规模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主要取决于城市扩张所带来的规模效应（ScaleEconomy）和拥挤效应（CrowdedEconomy）之间的权衡（陆铭等，2012）[6]，因此，城市规模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可能并非单调的线性关系。例如，袁正等（2012）[20]基于中国CHIP（2002）微观数据实证发现，城市规模与居民幸福感呈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城市非农人口规模在310万左右时是保障居民幸福感的最优规模。相反，孙三百等（2014）[21]基于CHIP2002与2007两期数据研究发现，城市规模与居民幸福感呈“U型曲线”关系，但城市市辖区人口规模达到300万左右时，城市居民幸福感最低。虽然上述经验研究结论恰好相反，但可以肯定的是城市规模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极有可能存在一定的门槛效应，而这一门槛效应也就是城市经济学中关于城市发展的“最优规模”或“有效规模”的重要研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