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为民作主”走向协商民主
2022-06-09
摘 要：在现代社会背景下，“为民作主”作为封建主义思想的残余，更多地是表现出它的局限性。而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的民主治理形式，无疑是对“为民作主”的超越，它更能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实性与优越性。基于此，为了使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得到切实保障，应当因地制宜，不断优化协商民主发展的社会条件，推动协商民主在我国健康发展。
关键词：民主治理；协商民主；“为民作主”；局限性；超越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11-0021-03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人民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理应成为每个公民的自主认知。但近年来，在社会上，老百姓下跪事件时有发生。下跪的百姓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换来清官替民作主、为民请命。虽说下跪是迫于无奈的，但实质上跪出来的却是一种奴性、一种臣民文化。这显然是与现代化背景下所提倡的公民精神极不相符。为此，我们应充分发挥协商民主的积极作用，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协商民主活动。通过有效协商，一方面可以为群众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搭建有效的平台，另一方面可以实现干群对公共事务的共同治理，最大限度地保障公共利益。
一、“为民作主”思想的局限性
俗话说，“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在旧社会，受封建主义民本思想影响，官是作为“民之父母”的身份出现，因而“爱民如子”，对百姓要像对赤子那样细心呵护，这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官。而对于民众而言，他们的自主性处于缺失状态，一方面对贪官污吏表示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则对替老百姓主持公道的清官加以颂扬。这表现出中国民众内心深处的清官情结以及对清官极大的依赖心理。尽管说“为民作主”思想包含有一定的合理成分，起码它是以重民为前提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其所折射出来的官民关系是一种上下级的关系，而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这显然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精神相背离。因而，在现代社会背景下，“为民作主”思想更多地是表现出它的局限性。
第一，片面依赖官员个人的道德自律。“为民作主”思想本身更多地强调软性的道德修养，而忽视了刚性的制度约束。尽管说，注重为官者个人的品行和道德修养是不可或缺的，但单纯依赖道德手段就妄想所有官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则是过于理想化，易出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问题。其实，对于毫无实权的普通民众，尚且不能保证他们个个遵纪守法，而对于拥有公共权力的官员，更不能把廉政的希望就寄托在他们的道德自觉之上，这只会使他们的道德堤坝不堪一击。而且由于缺乏外在的制度约束，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相冲突时，拥有自身利益诉求的官员还能否坚持自律并洁身自好，短时期内群众也难以用统一的指标衡量。这更别提个别“伪君子”的存在，表面上看是为民作主，实质上是替自己谋私利。对此，解决的办法不仅在于强调为官者个人的道德品行，更重要的是要用硬性的制度来约束为官者个人的欲望。
第二，易造成决策上的“一言堂”。“为民作主”思想本身包含着浓重的主观色彩，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可预料性，易造成官员在决策上的“一言堂”现象。尽管说，作为官员，拥有着公共权力并掌握着最终的决策权是无可厚非的，能提高行政管理的决策效率，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决策的过程是否民主，是否真正体现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可是，“为民作主”思想更多地是突出官员个人的意愿与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民众利益诉求的积极性，忽视了普通民众的参政议政能力。如此，官员个人的社会地位则被特殊化了，似乎治理国家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他们的身上，这就使得这些官员容易形成“家长制”作风和衙门习气。而在对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事务上，有些官员就有可能信口开河并决策武断，从而导致民众的合法权益得不到真正实现。
第三，易形成臣民文化。“为民作主”思想本身投射着臣民文化的色彩。其实，封建社会下的官民关系本质上说是一种父子君臣关系，而并不是一种对等关系。民众习惯于将直接管理他们的官员称之为“父母官”，而自己就如少不更事的孩子，需要家长细心的呵护和严格的管教。当民众自己的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时，就祈求父母官“替小民作主”。因此，“为民作主”实质上是民众由于得不到法律保护而祈求权力庇护的典型表现。如此，臣民文化就潜移默化地在封建社会当中形成，而受臣民文化浸润的民众，当然也就不懂得作为公民本身所应拥有的权利和义务，这也就造成官员的行政权力不断膨胀，而普通民众则与公共事务之间产生隔膜，只能惟命是从。
总之，随着我国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为民作主”的思想本身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其局限性，这种文化传统一方面会导致部分道德薄弱的官员最终沦为自身利益的代言人，产生以权力寻租为内容的腐败行为；另一方面则使得民众的主体地位得不到较好体现，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主的广度与深度。基于此，在当今民众主体意识日益增强的社会背景下，如何扩大民主程度并为普通民众参与公共决策提供更多的机会，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
关键词：民主治理；协商民主；“为民作主”；局限性；超越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11-0021-03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人民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理应成为每个公民的自主认知。但近年来，在社会上，老百姓下跪事件时有发生。下跪的百姓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换来清官替民作主、为民请命。虽说下跪是迫于无奈的，但实质上跪出来的却是一种奴性、一种臣民文化。这显然是与现代化背景下所提倡的公民精神极不相符。为此，我们应充分发挥协商民主的积极作用，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协商民主活动。通过有效协商，一方面可以为群众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搭建有效的平台，另一方面可以实现干群对公共事务的共同治理，最大限度地保障公共利益。
一、“为民作主”思想的局限性
俗话说，“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在旧社会，受封建主义民本思想影响，官是作为“民之父母”的身份出现，因而“爱民如子”，对百姓要像对赤子那样细心呵护，这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官。而对于民众而言，他们的自主性处于缺失状态，一方面对贪官污吏表示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则对替老百姓主持公道的清官加以颂扬。这表现出中国民众内心深处的清官情结以及对清官极大的依赖心理。尽管说“为民作主”思想包含有一定的合理成分，起码它是以重民为前提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其所折射出来的官民关系是一种上下级的关系，而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这显然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精神相背离。因而，在现代社会背景下，“为民作主”思想更多地是表现出它的局限性。
第一，片面依赖官员个人的道德自律。“为民作主”思想本身更多地强调软性的道德修养，而忽视了刚性的制度约束。尽管说，注重为官者个人的品行和道德修养是不可或缺的，但单纯依赖道德手段就妄想所有官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则是过于理想化，易出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问题。其实，对于毫无实权的普通民众，尚且不能保证他们个个遵纪守法，而对于拥有公共权力的官员，更不能把廉政的希望就寄托在他们的道德自觉之上，这只会使他们的道德堤坝不堪一击。而且由于缺乏外在的制度约束，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相冲突时，拥有自身利益诉求的官员还能否坚持自律并洁身自好，短时期内群众也难以用统一的指标衡量。这更别提个别“伪君子”的存在，表面上看是为民作主，实质上是替自己谋私利。对此，解决的办法不仅在于强调为官者个人的道德品行，更重要的是要用硬性的制度来约束为官者个人的欲望。
第二，易造成决策上的“一言堂”。“为民作主”思想本身包含着浓重的主观色彩，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可预料性，易造成官员在决策上的“一言堂”现象。尽管说，作为官员，拥有着公共权力并掌握着最终的决策权是无可厚非的，能提高行政管理的决策效率，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决策的过程是否民主，是否真正体现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可是，“为民作主”思想更多地是突出官员个人的意愿与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民众利益诉求的积极性，忽视了普通民众的参政议政能力。如此，官员个人的社会地位则被特殊化了，似乎治理国家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他们的身上，这就使得这些官员容易形成“家长制”作风和衙门习气。而在对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事务上，有些官员就有可能信口开河并决策武断，从而导致民众的合法权益得不到真正实现。
第三，易形成臣民文化。“为民作主”思想本身投射着臣民文化的色彩。其实，封建社会下的官民关系本质上说是一种父子君臣关系，而并不是一种对等关系。民众习惯于将直接管理他们的官员称之为“父母官”，而自己就如少不更事的孩子，需要家长细心的呵护和严格的管教。当民众自己的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时，就祈求父母官“替小民作主”。因此，“为民作主”实质上是民众由于得不到法律保护而祈求权力庇护的典型表现。如此，臣民文化就潜移默化地在封建社会当中形成，而受臣民文化浸润的民众，当然也就不懂得作为公民本身所应拥有的权利和义务，这也就造成官员的行政权力不断膨胀，而普通民众则与公共事务之间产生隔膜，只能惟命是从。
总之，随着我国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为民作主”的思想本身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其局限性，这种文化传统一方面会导致部分道德薄弱的官员最终沦为自身利益的代言人，产生以权力寻租为内容的腐败行为；另一方面则使得民众的主体地位得不到较好体现，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主的广度与深度。基于此，在当今民众主体意识日益增强的社会背景下，如何扩大民主程度并为普通民众参与公共决策提供更多的机会，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