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中的女性自我表达

　　内容摘要：古往今来，服饰在女性生活中一直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而女性对服饰的选择和依恋往往传达出她们潜藏其中的女性话语。王安忆作为当代著名的女性作家，其作品中有大量对女性服饰的描绘，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探索女性与服饰的关系，从而了解当代女性隐藏在服饰中的自我表达。 

　　关键词：女性 服饰 情爱表达 孤独表达 审美表达 

　　王安忆曾于《长恨歌》中说到：“这城市里的女人，衣服就是她们的蝉蜕。她们的年纪是从衣服上体现的，衣服里边的心，有时倒是长不大的。”在她的小说中，形形色色的女性穿红着绿自由来去。或在华服中博取路人艳羡的目光，或在旧衣陈袄中蹉跎了岁月。衣服于她们早已不是简单的外物，而是陪伴她们一程程走下去的最忠实，最诚恳，也是最熨帖的伴侣。本文试图通过研究王安忆在《长恨歌》、《香港的情与爱》与《荒山之恋》中对女主人公的服饰描写来分析女性通过服饰完成的自我表达。 

　　一.情爱表达 

　　战国策》中曾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千百年来，女性的服饰装扮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符合男性欣赏者的需要。《荒山之恋》中的女主人公为了征服心仪的老同学，特别换上粉红衫大花裙，可男主人公假装不在意，“一蹬车子，走了”，红裙瞬间失色。再比如《香港的情与爱》中的逢佳，她本意爱浓烈的红色，却为了迎合老魏的喜好选一身的黑。“她买下黑的裙装，黑的T恤、黑的长袜，黑的发带，显示出一股执著的决心”。服饰在这里已经变成她们情场上的武器，配合着她们脉脉的眼波流转，去争取她们的情和爱。事实证明这种手段是有效的，“她”的老同学其实早已为“她”俘获，那淡漠是装出来的欲擒故纵；老魏心里知道逢佳爱黑也是爱泼墨似的浓丽的黑，但他并不揭穿，甚至“有点感动”。男性都是视觉动物，这是女性在代代相传的历史经验中被告诫和告诫，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不断求证和得到验证的真理。 

　　拜伦说过：“爱情对于男人而言，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对于女人而言，却是一生的全部。”虽然这话有失偏颇，但女性为了爱情的确会调动她们所拥有的一切资源和智慧。从原始人类对女性的生殖崇拜开始，女性作为审美载体的地位就已经确立。而此后随着父系社会的建立，女性开始从属于男性。她们的活动被大大束缚。“男女不通衣裳”，以明确尊卑，“女功”又将女性约束在闺阁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女性所拥有的资源是极其有限的，服饰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她们托付一颗真心真情的首选工具。 

　　然而要明确的一点是，社会发展到今天，服装所蕴含的女性情感欲望并不限于专一的爱情，这也是笔者选择用“情爱”而不是“爱情”二字的原因。《荒山之恋》中的“她”做了两套时新的睡衣裤，“墨绿条儿的，文静苗条；粉紫花纹的，鲜艳娇嫩”，“她”一天一套地换着，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搓衣服”。这样的美好，是说不出的暧昧风情。谁看到这风情她是不管的，观众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有观众。因为“她”是金谷巷的美人，来自四面八方的陌生男性的目光膜拜就是对她的最好肯定。“她的打扮有观众了，她的眼神有对象了，她的生活有目标了似的”。在衣袂飘飘中，女性爱和被爱的渴望展露无疑。 

　　二.孤独表达 

　　女性的孤独主题一开始主要表现在闺怨诗中，这是对情爱的渴求，也是对自身命运的嗟叹。因为当女性完全依附于男性时，长期的弱势地位和成就缺失使她们的空虚感和孤独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随着封建体制的崩溃和资本主义自由平等思想的影响，女性的地位得到提高，她们试图在男权社会中争得一席之地。王琦瑶不顾导演的劝说，铁了心要去参加决赛；逢佳被父亲和丈夫相继抛弃，便想通过老魏去美国。“她要用好，比过他几倍几十倍的好，叫他心里不安”。女性的竞争意识是不弱于男性的，她们有更强的虚荣心和功利心。然而无论是王琦瑶所参加的“上海小姐”竞选，还是逢佳的“美国大计”，所依赖的渠道依然是男性和男性所掌握的社会资源。这是令人悲哀的现实。因此女性在社会中的奋斗和挣扎就显得更加孤立和无助。王琦瑶在后台等待时，想到“这些衣服，都是要与她共赴前程的，是她孤独中的伴侣。她与它们是有肌肤之亲，是心贴心。这也是有些叫人委屈的，临到头谁也帮不上忙，只撇下她自己似的”。此时女主人公只剩下一身绿、一身红和一身白的华服相伴，所有的一切都由她自己又都由不得她自己。“也许穿上婚服就是一场空，婚服其实是丧服”！这是王琦瑶的看透，她看到了女性的挣扎是多么空荡和无望。小说中有一段是关于外婆大婚场景的描写：“桅子花全开了，雪白雪白的，唯有她是一身红；树上的叶子全绿了，水也是碧碧蓝，唯有她是一身红；房上的瓦是黑，水里的桥墩是黑，还是唯有她一身红。”王安忆是描景设色的高手，她精心安置的这一身红，耀眼、夺目，安宁、美好，同时也弥漫着深深的孤独与寂寞。婚姻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战场，而陪伴女性的唯有这“亘古不变”的一身红装。 

　　而说到闺怨诗，我们还能看到女性孤独感的另一个来源——等待。长久以来，儒家的入世思想影响着男性的人生目标，推动他们“向外走”；而逐步僵化的宋明理学将妇女束缚得更紧，迫使她们“向内收”。男女间不断扩大的生理距离和心理距离让爱情至上的女性更加痛苦和不安。虽然社会的发展为女性走出去打开了方便之门，但大部分女性依然是被禁锢在一方小天地中。李主任让王琦瑶住进了“爱丽丝”，“‘爱丽丝’的人都是成双的，影也是成双的影，欢喜是成对，寂寞也是成对”。这样的寂寞是“爱丽丝”公寓中每一个“王琦瑶”的寂寞，所以她们更娇更艳，“胭脂是玫瑰色，指甲油是凤仙花的红，衣裳是雏菊的苦清气”。服饰是这样的热闹，心其实是冷清的，“她吃饭睡觉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等李主任来”。在这样的“寂寞套寂寞”里，服饰是王琦瑶的消遣，也是王琦瑶的依靠。她曾经热爱的碎花，皆已便成“晨衣上大朵的花”。这样的堂皇也许不是王琦瑶所爱的，却能给她一点鲜艳的温暖和安慰。 

　　三.审美表达 

　　女性对美有一种天生的敏感。古代女性将大量的时间花费在这种装饰工作上，她们绣制细密繁复的花纹和图样，设计不同的发型，插上步摇和花簪。这样复杂的装饰虽然耗费了她们的大部分光阴，却给后世的女性留下了丰富的装饰资源和深刻的审美意识。出身在金谷巷的“她”是一个天生的美人，从小便对美显现出极高的领悟力。“小小的人儿就会挑拣鞋面的花样，挑的尽是粉红的花朵，娇得了不得，一阵风便能吹散似的”。即使在单调的革命年代，“她”的服饰也显得与众不同。“黄军服早已不穿了，穿的是藏青涤卡的拉链衫，下身倒是一条黄军裤，裤腿宽宽的，越往上越失了“军”味儿，可体地包着腿和腰，足登丁字形的黑皮鞋，真是说不尽的窈窕又时新”。结婚后，“她”更加时髦，“脑后垂着辫子，穿一件藏蓝的羊毛衫，藏蓝的长裤，藏蓝的皮鞋，只在裸出低低的领口的脖子上戴一根红珠子的项链”。服饰在“她”手里更像是有趣的玩具，任“她”随心所欲地改造和把玩。这是一种自娱，也是一种自爱，这种自爱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女性对自身美的觉醒。 

　　而正是由于女性认识到自己本身所具有的的美感，她们便害怕失去这种美。服装不仅是她们对自身美的强化，也是对美的凝固和挽留。《牡丹亭》中唱“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可知女性对美的流逝是恐慌而又无可奈何的。当年华老去，青春不再，服饰便成为了她们曾经风光美丽的独特见证。况且这见证不是外在的欣赏似的见证，而是帮衬的、贴着肉的、带了她们自己体温的见证，并包含着她们独有的审美品位和审美追求。王琦瑶每年夏天都要“晒霉”，晒出来的有“抽丝的玻璃丝袜”，“缀了珠子的手提包，散了串的珍珠项链，掉了水钻的胸针，蛀了洞的法兰绒贝蕾帽”。这些东西都破旧不堪，她却一直珍藏。只因为她珍藏的不只是服饰，还有她最好的一段青春年华。 

　　张爱玲称六月天的“晒霉”为一件“辉煌热闹的事”：“你在竹竿与竹竿之间走过，两边拦着绫罗绸缎的墙——那是埋在地底下的古代宫室里发掘出来的甬道。你把额角贴在织金的花绣上。太阳在这边的时候，将金线晒得滚烫，然而现在已经冷了。”冷了的是悄悄流走的岁月，是青春逼人的美。但女性对美的追求和表达是永恒的，它们寄存在衣物上，永远被太阳晒得灼热滚烫。 

　　女性通过服饰所表达的话语是无穷无尽的。“服饰是她们的目的，也是她们的手段；是她们的信仰，也是她们的现世；是她们的精神，也是她们的物质”。她们的一生离不开服饰，服饰中所包含的，是女性在天长日久中所建立的对生活琐屑而又实在的信念。“岁月长，衣裳薄”，热爱服饰的女性不会在年岁中迷失了自己，她们永远可以从服饰中获得有力的精神依靠。 

　　参考文献： 

　　[1]苏珊·布朗米勒.女性特质[M].徐飚，朱萍，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219. 

　　[2].廖雯.女性主义作为方式.[M]吉林美术出版社，2000.3 

　　[3]李若岚.世纪末的华丽——三个女性文本中的服装哲学[J]，华文文学2001.4 

　　[4]李雁.论当代知识女性叙事中的孤独意识[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