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冲击、王朝周期与游牧民族的征服

　　摘要：游牧民族的征服活动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但我们对其发生原因却所之甚少。本文使用公元前２２１年以来的中国历史气候与王朝数据，发现游牧民族征服的概率随着降雨稀少（以旱灾为代理变量）而上升，旱灾驱使游牧民族为了生存而进攻农耕汉族。而且，与王朝周期假说相一致，中原王朝越早于游牧政权建立，被后者征服的概率则越高。以上结果经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包括使用中国与游牧民族的北方边界纬度作为另一被解释变量。

　　关键词：游牧民族，气候冲击，王朝周期

　　一、引言

　　游牧民族的征服活动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只需想象以下虚构情景便知：如果半游牧的日耳曼部落未曾征服西欧，如果西欧为匈人、阿拉伯人或蒙古人所征服，如果基辅罗斯公国未被蒙古征服，如果明朝未被满清征服，则世界历史又将如何演变？历史学家生动地描述了草原帝国兴起与征服的过程（Ｇｒｏｕｓｓｅｔ，１９７０），但我们对于游牧民族征服的原因依然知之甚少。游牧民族的入侵并非只带来毁灭，事实上也促进了跨境贸易、文化交流与技术传播（ＢｅｎｔｌｅｙａｎｄＺｉｅｇｌｅｒ，２００３，Ｃｈａｐ．１８）。这些划时代的游牧民族征服活动显著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轨迹，很有必要解释其发生原因。但在传统史学文献中，很难找到系统解释；唯一的例外是“气候冲击说”（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１９０７；Ｔｏｙｎｂｅｅ，１９７２），将气候变迁作为游牧民族征服的动力。

　　古代中国提供了研究游牧民族征服的好案例。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的冲突持续两千多年，而中国的史料记载丰富，对于诸多历史事件，包括旱灾、水灾、雪灾、霜冻等自然灾害，均有详细记录。研究中原王朝与游牧政权的冲突结果也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历史的理解。有时，华夏文明因游牧征服而停滞上百年；其他时候，游牧民族因战败而被迫远迁。由于定居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是世界性的，本研究也有助于深化对世界史的理解。

　　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对于气候的依赖性很强（Ｂａｒｔｈ，１９６４；Ｋｈａｚａｎｏｖ，１９９４；ＧｒａｆｆａｎｄＨｉｇｈａｍ，２００２）。即使轻微的气候冲击也可能干扰脆弱的游牧经济均衡，迫使游牧民族为生存而进攻农耕邻居。ＢａｉａｎｄＫｕｎｇ（２０１１）发现，以每十年的旱灾年数作为降雨稀少的代理变量，而以每十年的黄河决堤年数作为降雨充沛的代理变量，则游牧民族进攻中原汉族的频率随着降雨稀少而上升，随着降雨充沛而下降。

　　另一方面，根据王朝周期假说（Ｓｐｅｎｇｌｅｒ，１９２６；Ｔｏｙｎｂｅｅ，１９７２；Ｏｌｓｏｎ，１９８６；Ｋｅｎｎｅｄｙ，１９８７），所有历史政权都经过兴起与衰亡的生命周期，不可避免地重复着成长、成熟与衰败的历程。通常，王朝在创始人在位或之后的一段时期内达到鼎盛。随着时间推移，既得利益日趋巩固，统治阶层越发腐败低效，王朝的政治与军事实力每况愈下。王朝周期假说的一个推论是，如果中原王朝的建立时间大大早于相邻的游牧政权，则中原王朝将面临以垂老之中华对抗新兴之“夷狄”的尴尬局面，导致中原王朝被征服的风险剧增。

　　本文使用公元前２２１年以来的中国历史气候与王朝数据，检验气候冲击与王朝周期对于游牧民族征服的作用。方法之一使用横截面数据，将中原与游牧政权的王朝配对作为观测单位，以“中原王朝是否被征服”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Ｌｏｇｉｔ回归；但此法的样本容量有限。方法之二使用时间序列数据，以每十年为观测单位，可提高样本容量。方法之三使用中国与游牧民族的北方边界纬度作为被解释变量。本文的主要结论为：首先，游牧民族征服的概率随着降雨稀少（以旱灾为代理变量）而上升，旱灾驱使游牧民族为了生存而进攻农耕汉族。其次，与王朝周期假说相一致，中原王朝的建立时间越早于与之竞争的游牧政权，则被后者征服的可能性越高。

　　二、历史背景

　　（一）游牧民族及其征服活动

　　Ｂａｒｆｉｅｌｄ（１９９３）将欧亚非大陆的游牧民族分为五类，即东非的牧牛游牧族，阿拉伯、北非与黎凡特的骆驼游牧族，安纳托利亚、波斯与阿富汗的绵羊游牧族，西藏的牦牛游牧族，以及东亚的牧马游牧族。其中，临近中国的东亚游牧民族，由于其主要牲畜为马匹，远比其他慢速游牧民族更具流动性，对定居汉族造成极大威胁。Ｔｕｒｃｈｉｎ（２００９，ｐ．１９６）总结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历史性冲突的两个潜在条件，“首先，平均降雨量存在一个很陡的落差。

　　在此生态边界的多雨一侧为定居的农耕民族，而干旱一侧则为游牧民族。其次，游牧民族既有动力也有能力依靠暴力掠夺农耕民族的产品”。尽管游牧民族文明程度较低，但在马术与箭术方面的娴熟技能使得他们在军事组织与快速运动方面优于定居汉族，二者的边界也成为持续冲突两千多年的“危险边疆”（Ｂａｒｆｉｅｌｄ，１９８９）。

　　至少从商朝，甚至可能从夏朝开始，中原王朝就与北方游牧民族冲突不断（ＢｅｎｔｌｅｙａｎｄＺｉｅｇｌｅｒ，２００３，ｐ．１３１）。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游牧征服发生在公元前７７１年，西周沦丧于犬戎之手；而最近的游牧征服发生于１６４４年，半游牧的清朝推翻了明朝的统治。

　　定居汉族与草原游牧民族（匈奴、突厥、蒙古等）的史诗般冲突对于中国历史乃至草原历史都有深刻的影响。３随着中华帝国的规模不断扩大，游牧民族为了成功掠夺汉族农产品，也不得不扩大合作规模，形成草原部落联盟，被称为“影子帝国”（Ｂａｒｆｉｅｌｄ，２００１）。Ｔｕｒｃｈｉｎ（２００９）认为，这个社会合作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在草原边疆的两侧都存在，而农业帝国的规模也因游牧民族的威胁而成长。

　　（二）气候冲击

　　历史上的游牧经济严重依赖于气候条件，诸如降雨、降雪与气温（Ｂａｒｔｈ１９６４，Ｋｈａｚａｎｏｖ，１９９４，ＧｒａｆｆａｎｄＨｉｇｈａｍ，２００２）。气候冲击既可直接伤害牧民的牲畜，也可间接影响动物草料。当脆弱的游牧经济均衡被气候冲击打破时，游牧民族或被迫逐水草而迁移，或为了生存而劫掠农耕民族。故历史学家早就怀疑游牧民族对农耕区的入侵为恶劣气候所驱动，即气候冲击说（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１９０７，Ｔｏｙｎｂｅｅ，１９７２）。

　　近年来，经济学家与气候学家开始定量研究气候冲击对人类冲突的影响。

　　Ｍｉｇｕｅｌｅｔａｌ．（２００４）创造性地使用降雨量变化作为工具变量，发现在１９８１—１９９９年间４１个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由有利的降雨条件所驱动，因为经济依赖于天然降雨农业）显著地降低了内战的概率。通过重构的古气温记录，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发现在中国过去两千年里，寒冷气候与战争频率正相关，但并未区分中国内战或游牧民族的对外战争。通过使用每十年的旱灾年数作为降雨稀少的代理变量，以及每十年的黄河决堤年数作为降雨充沛的代理变量，ＢａｉａｎｄＫｕｎｇ（２０１１）发现，降雨越少则游牧民族进攻中原汉族越频繁。赵红军（２０１２）使用不同的数据集，发现低温及多雪与中国的对外战争正相关，而旱灾与水灾则会减少中国的对外战争。

　　（三）王朝周期

　　气候变迁并非影响游牧民族征服的唯一因素。首先，即使面临同样的气候冲击，还需要解释为何中原王朝被一个游牧政权征服，而不被其他游牧政权征服；比如，为什么北宋被金而不是辽或西夏所征服。其次，游牧民族进攻的频率并不等于进攻的结果，因为后者还依赖于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力量对比，而这与王朝周期有关。

　　王朝周期假说认为，所有历史政权均经过兴起与衰弱的生命周期，并随着时间推移，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Ｓｐｅｎｇｌｅｒ，１９２６；Ｔｏｙｎｂｅｅ，１９７２；Ｏｌｓｏｎ，１９８６；Ｋｅｎｎｅｄｙ１９８７）。换言之，一个王朝的实力平均而言是王朝年龄的减函数。因此，当两个王朝碰撞时，年轻王朝一般来说处于有利地位。

　　这意味着，垂老的中厚更易被新兴的游牧政权所征服。游牧民族对付农耕民族的策略通常是“抢了就跑”，一般无意彻底摧毁农耕政权，其征服野心往往是看到老朽中国难以置信的虚弱后被激发起来的。

　　文献中提出了一系列解释王朝周期的机制。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ａｎｄＲｅｉｓｃｈａｕｅｒ（１９８９）认为，王朝周期的原因之一在于皇室成员质量下降，因为皇家后裔总是生长于与世隔绝的深宫。汪润元和勾利军（１９８５）７、Ｕｓｈｅｒ（１９８９）、孙达人（１９９４）８与ＣｈｕａｎｄＬｅｅ（１９９４）提出，在马尔萨斯体制下，人口增长必然导致人均耕地的下降与王朝的衰弱。Ｌａｔｔｉｍｏｒｅ（１９４０）与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ａｎｄＧｏｌｄｍａｎ（２００６）认为，王朝周期的根源在于贵族士绅避税，随着既得利益不断加强，王朝财政危机愈演愈烈终至不可收拾。Ｌｉｕ（１９６２）与邵金凯（２００７）９将王朝周期归结为行政管理的周期，而王登成和马金龙（２００５）１０强调精神因素。

　　金观涛和刘青峰（１９８４）１１与杜树章和李万峰（２００７）１２使用系统论与控制论来解释中国古代社会的周期性毁灭与重建过程。Ｔｕｒｃｈｉｎ（２００７）认为，帝国是由于社会的集体行动能力而兴起，但随着贫富分化加剧，冲突取代合作，帝国难免分崩离析。Ｍｏｒｒｉｓ（２０１０）则强调社会发展的悖论，即当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时，便会产生威胁自身发展的力量。在以上各种机制中，究竟哪种机制在中国历史上更为重要，已超出本文的研究范围。但无论哪种机制起作用，均可用数据检验王朝周期假说的推论，即垂老的农耕王朝一般来说更易被新兴的游牧政权所征服。

　　三、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