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之后的张荫桓和徐致靖

　　“六君子”之外的两个人

　　1898年，昙花一现的戊戌变法运动，以慈禧太后重新垂帘宣告失败。这段历史不仅关系到清王朝一姓的兴衰，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改良运动。对于戊戌变法的具体细节，相关著作如车载斗量，其中的主要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戊戌六君子，以至荣禄、袁世凯的事迹也均为人所熟知。但有两位险些和戊戌六君子一同殉难的维新人士——张荫桓和徐致靖，他们却往往为治史者所忽略。

　　张荫桓（1837—1900），字樵野，广东南海人，捐纳为知县，后荐至道员，迁按察使，命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擢户部左侍郎。1885年出使美国、日斯巴尼亚（西班牙）、秘鲁三国大臣，办理华工被害各案交涉事宜。1897年，出使英、美、法、德、俄诸国。戊戌变法期间，管理京师矿务、铁路总局；戊戌政变后遭弹劾，革职流戍新疆，1900年被慈禧下令处死。

　　徐致靖（1826—1917），字子静，江苏宜兴人。光绪进士、庶吉士，授编修，迁至侍读学士。1897年，上书请光绪帝明定国是，并推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张元济等维新人士，又请废八股，改策论；百日维新期间，升任礼部侍郎。戊戌政变后，被革职监禁，1900年出狱，晚年定居于杭州。

　　戊戌变法期间，张荫桓、徐致靖二人的作用不可小觑，一位是有真才实干的外交奇人，为拥帝排后的主谋。另一位则是才高八斗的翰林侍读学士，曾上折亟图变法，力保康梁之才可堪大用。故此，有人说张荫桓为戊戌变法的幕后主使，是“夤缘要津”之人物，而顺水推舟者乃徐致靖。先说张荫桓。他原本与康有为有同乡之谊，均为广东南海人，加之精通洋务，晚清名臣丁宝桢对张有“才具宏通，治事精密，究心世务”的评价。张荫桓以其政治家的嗅觉相中了这上万言书的康梁师徒，并认为此二人奇货可居，但其结合也基于共同的理想——辅佐虚君光绪帝变法图强，当然其中还夹杂着一些政治投机的因素。而徐致靖则是感于国势日蹙，出于救国的志士情怀，多次与御史杨深秀相商，徐致靖书成《请明定国是疏》及《保举人才折》上达光绪帝，畅言变法，保举了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等维新志士。但变法终归只是想法，付诸实践则阻力重重，加之诸多复杂之因素，戊戌变法失败，康梁流亡海外，被抓的除六君子外，还有张荫桓和徐致靖。

　　意外的幸免

　　对于张荫桓和徐致靖二人的被捕经历，在一些零星史料片段中有所提及。张荫桓在他所著《驿舍探幽录》中记述到，“初八日辰刻，提督崇礼遣翼卫率缇骑至我宅，邀我至提督衙门候旨。我知有变，因尚未用饭，令其稍待。饭毕，濒行，翼卫忽谓我曰‘请赴内与夫人诀。’我始悟获罪，将赴西市，负气行，竟不入内。抵提督署，各官均未至，坐数时，天已暝，仍无确耗，遂令人取行李，住一宿。次日，有旨拿交刑部审讯，入监住。……住二日，并未提讯，十三日，闻备车出决，我问卒曰：‘能留一二人否？’卒答曰：‘留二人。’问为谁？曰：‘杨深秀、康广仁。’及闻套六车，惧我亦不免矣。盖同拿者连我共八人（按：另一人为徐致靖），我因闭门静待。未一刻，监中提林旭、杨深秀、杨锐、谭嗣同、刘光第、康广仁等人出。……我始稍为放心。”

　　而徐致靖也自知不免，竟赴刑部自行投到。其外孙许姬传回忆了当时的情形：“仅老（徐致靖，字仅叟）入狱后，自以为必死，他的官职比六君子高，又保举康、梁、谭……还上了许多变法改制的奏折……莹舅（徐致靖第二子徐仁镜，字莹甫）、艺舅（许姬传堂舅徐仁录，字艺甫，康有为弟子）及其他亲友则在菜市口等候。只见第一辆囚车是谭嗣同，第二辆囚车是杨深秀，第三辆是杨锐，第四辆是林旭，第五辆是刘光第，最后一辆是康广仁。莹舅等知道第一批里没有外祖，认为是万幸。”而从这两段记载中不难看出当时的紧张气氛。在六君子绑赴菜市口之时，这二人均以为自己不能幸免，并可能同时于狱中驻足观看六君子绑缚刑场之情景，此时境况颇可玩味，然而历史却没有给他们以慷慨成仁的机会。是偶然耶，亦或是必然！

　　为何没成为第七位“君子”

　　徐致靖和张荫桓缘何没有成为第七位“君子”，先说张荫桓。他面子大，做过外国公使，自然有一些重量级的国际友人。当局势急转直下之时，张荫桓身陷囹圄，并时刻有生命危险。此事最先闻于英国公使窦纳乐，他立即展开营救。窦纳乐致函李鸿章，同时致书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并转商于正在中国游历的日本退休公爵伊藤博文，以“如杀张，将引发列强之干涉”为由施压。故此，李鸿章答应出面与军机大臣荣禄协商。算起来李鸿章和张荫桓之间最初本没有恩怨，但后来由于张与李之政敌翁同龢相善。对于列强，张与翁同属亲英派；与亲俄派的李鸿章相左，而俄国人对张以重金贿赂，张随即倒向，变为亲俄派。故此时人对他有所谓“役志于声色货利，为外人所轻笑”之讥，张之为人也被李鸿章所不耻。但迫于列强的压力，最终李还是决定援救。在李鸿章和荣禄的多方奔走下，八月十四日上谕中才有了“已革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居心巧诈，行踪诡秘，趋炎附势，反复无常，著发往新疆，交该巡抚严加管束，沿途经过地方，着各该督抚等遴派妥员押解，毋稍疏虞”。从官方宣布的罪状上看，张荫桓的罪名确实有些牵强空洞。

　　而同样具有戏剧性的一幕是，徐致靖命悬一线之际，也是李鸿章出手相救的。如果说张荫桓的被救是李迫于国际上的压力，而徐致靖的幸免，则出自李之本心。算起来，徐、李两家渊源颇深，据李的侄孙女讲回忆，李鸿章与徐致靖之父——徐伟侯（名家杰，字冠英，号伟侯），不仅有同年之谊，还有着深厚的友情。其交往最初可追溯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徐伟侯和李鸿章同在考棚中应会试，李因得了疟疾，不能完篇，还是伟侯先生代其誊写，以故李才中了进士，有了以后登堂拜相的机会。故此恩情，李鸿章念之终身，后虽步步高升，成为一流之政坛人物，但进京之时仍不忘探望昔日之老友。如今伟侯先生之子身陷囹圄，岂能袖手旁观。为了营救徐致靖，李鸿章使出了全力，经仔细思量，还是决定找荣禄帮忙，并亲至荣家中，托其向慈禧说情，故荣禄在太后面前力保徐致靖，其间费了不少周折。最终，徐致靖被成功营救。徐被救之原因，据徐家后人分析，其因有三，首先，徐致靖未单独面对光绪帝进言，不为重用；其二，徐学士乃书呆子，好昆曲，不通时务，为奸人所蒙蔽；其三，荣禄面子大，故此徐致靖的命保住了。罪名由“斩立决”改为“绞监候”（即永远监禁）。

　　从同命相连到命运迥异

　　然而，政变失败后，张荫桓和徐致靖虽一时处于相同的境遇，但由于其中掺杂了诸多的复杂因素，两人随后的命运，也呈现出迥异的发展趋势。

　　还说张荫桓。他自恃才高，虽非科举出身，但却有着十足的运气，凭借一身本事和经世致用之才，辗转先后成为多国公使，有幸于1897年代表中国出席维多利亚女王在位60周年纪念大会，又在与英俄交涉中争得利益，故此其人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但他自身却不事检点，多收贿金，在国内政坛上左顾右盼，依附于权臣。张有外交之才却无审时度势之能，加之又交恶于李莲英（张荫桓自英使归国，曾携两枚宝石进献两宫皇太后，他并没有遵从“京外大员进呈皇上物品，由李莲英呈明太后过目，方始进御”的惯例，也未曾为李另备一份稍逊于贡品的馈赠，因此李对张怀恨在心，多次于慈禧面前诋毁其人）。是故，在他失势之时，不为权臣所容，又开罪于慈禧，在政治路线上又有决策性的失误。后张荫桓在谪戍新疆之时，不知收敛，“仍是侍郎势焰，沿途州县照钦差接送。闻其在省城对人云‘这老太太和我开玩笑，还教我出关外走一回。’骄倨之至，亦粗野之至”。故此，1900年，张荫桓被处死于其谪戍之所。他死后，有人深为惋惜地讲，倘延以时日，张或可不死，与八国争于谈判桌上，为李鸿章之臂助。笔者不敢苟同。其身死，必然也，其所以亡者，乃恃才自傲，聪明反被聪明误，以故身首异处，后虽有人为他翻案，但其一生不可表者多矣，其死也故其宜也。

　　与之相比，徐致靖的所作所为却低调得多，他出狱后先去见恩人李鸿章，李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忠厚之报啊！”并打算为他找个山长之职（一种高级学术顾问，专为清代告老大臣设立）加以安置，但徐致靖婉言谢绝，之后更是深居简出，不问世事。虽经历多次变局，均妥善处之，徐家也被视作著名的翰林世家，后代子孙人才辈出，光宗耀祖，演绎出一段士林佳话，备载史籍。

　　戊戌变法期间，张荫桓和徐致靖均有一定的历史功绩，并险些同戊戌六君子一并殉难。然而巧合的是，他们的幸免均是出于权臣李鸿章和荣禄的营救。故此，张、徐二人的命运在一时间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戊戌变法之后，他二人的命运却又发生了迥异的变化，这一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结果为后人留下很多值得思考的空间。但深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张、徐二人的操守和性格的迥异，以及对待变法图强运动的真实态度。他们人生的不同结局同样验证了一个做人的道理，不论身处何等世道，行的正，走的直，不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均会有一线生机。

　　作者：邹典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