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包弟》：形象的历史，发聩的警钟

安杨华

《小狗包弟》是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1）中的一篇文章，配套的《教师教学用书》把该文的主旨概括为：“讲述了作者家中的一条可爱的小狗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疯狂的时代惨无人道的现实；文章还写了小狗的悲惨遭遇留给作者心中永难磨灭的创痛，表达了深重的悲悯、歉疚和忏悔之情。”大多教师们对该文的解读似乎与“教参”鲜有分歧，大同小异。这种解渎虽然是十分正确的，但毕竟没什么大意义，只是对文本表层意义的复述，是学生初读即可知晓，或者教师稍加点拨即可领悟的浅层的东西。我们对文本的解渎应该着重于从明显意义里挖掘出隐蔽的意义，注重展开暗含在文字意义中的意义层次。因为理解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握文本所呈现的一种事实，而是为了领悟文本中蕴含的一种可能性，一种文本所“能指”的生存实践智慧。对于这篇需要解释的文本，“我们必须首先问文字在陈述什么；其次，它如何在陈述它……；第三，……为什么，从何而来和到何而去”。大家往往停留在“陈述什么”的表层层面上，殊不知，“如何”和“为什么”则更应该是我们探究的。所以，对这篇文章还须再解读。

“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照”

我们要理解一篇文章必须要有一点对比意识，茨威格在《与魔搏斗的人》中明确地说：“对比对我来说永远是一种具有启发性的、具有创造力的因素，我喜欢这种方法是因为运用它时可以避免牵强附会。”细读文本我们发现，文章在平静的叙述中，不止一次对人与狗进行了鲜明的对比。

第1段在叙述艺术家与狗的故事时，写到艺术家遭到专政队的残酷武斗，被折磨得惨不忍睹，在此之时，“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又写道：“忽然一只小狗从人丛中跑出来，非常高兴地朝着他奔去。它亲热地叫着，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舔舔，用脚爪在他的身卜．抚摸、别人赶它走，用脚踢，拿棒打，都没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边。”“那天狗给打坏以后，回到家里什么也不吃，哀叫了三天就死了。”在对待“艺术家”的态度上，人与小狗截然相反——“专政队”暴力、疯狂，“认识的人”冷漠、无情，而狗对人亲切、忠诚、有情有义。而正是这种对比使小狗从人性扭曲的“人丛”中脱颖而出。

第2段开始叙述包弟和我们一家人的和谐相处：“它不咬人，见到陌生人，在大门口吠一阵，我们一声叫唤，它就跑开”，客人来了“它会进来作几个揖，讨糖果吃，引得客人发笑”；我们要外出了，“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门口等候我们出来。它天天这样，从不厌倦”，它看见我们回来“不住地摇头摆尾，那种高兴、亲热的样子，现在想起来我还很感动”。但最终因为“晚上附近的小孩时常打门大喊大嚷，说是要杀狗，我就胆战心惊”，“为了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了解剖桌上”。小狗由“包弟”变成“包袱”，前后形成对比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小狗包弟和人构成鲜明的对比——小狗乖巧可爱、尽忠职守、重感情、通人性；本该天真无邪、不谙世事的孩子却“打门大喊大嚷”“要杀狗”，充满仇恨、充满暴力；而本性善良的“我”却在强大的外力面前表现出自私、冷酷、懦弱、逆来顺受的一面，甩掉包弟这个包袱，却又背上更沉重的精神“包袱”。而恰恰是这种对比，让人们看到悲剧之悲。

英国哲学家吉尔比说：“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照……对立面一定不要被搞成相同的东西……”我们只有寻找到文本中的对比，才能审视劫难中被扭曲的人性，《小狗包弟》的悲剧之悲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赖于在鲜明的对比中完美展现的

“世界本身是在语言中得到体现”

我们理解一段文字还要有一点语言意识，人们常说文如其人，一般而言，文本的行文方式往往正是作者的生存方式。因而，我们应该从文本的语言特色人手，体悟作者的生活态度。《小狗包弟》一文语言最大的特点是平平淡淡，沉静简洁。“文革”期间巴金被关进牛棚改造、抄家；经受大字报攻击、挂牌游街等形式的批斗；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掏大粪、喂猪、种地；妻子萧珊在饱受精神折磨后患癌症，因进不了医院治疗而病逝。而巴金对此没有眼泪，没有控诉，没有叹息，没有铺排，没有渲染，而是能隐则隐，不能隐处，只是淡之又淡地像是不经意地一提：对于被剥夺工作权利的痛苦经历，只是淡淡地说“当时我已经处于半靠边的状态”；而对于被迫害致死的妻子萧珊的回忆，也只是平静地说“我想念过去同我一起散步的人，在绿草如茵的时节，她常常弯着身子，或者坐在地上拔除杂草”。只有写到艺术家受迫害和隔壁“年老的工商业者”被抄家时，才有些许客观的叙述。

如此平淡沉静的语言，除了表现出一位阅尽沧桑的老者对于自身苦难的平静、淡然外，更表现了经历十年浩劫的巴金在“文革”结束三四年后依然“胆战心惊”，依然惊魂未定，不敢述说自己的苦难，不敢流露自己的愤怒。这一心理状态从文中作者只是听到“小孩”“打门大喊大嚷”“要杀狗”就“胆战心惊”“害怕”地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之后过着“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的叙述中就可见一斑。无独有偶，“文革”期间杨绛夫妇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造反派打翻在地，踩在脚下。但杨绛在《老王》一文中对于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痛苦经历，只是淡淡地说“那时候我们在干校”；而对于丈夫钱钟书被迫害致疾，也只是平静地说“‘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恐惧的心理状态不是随着苦难的结束而立即终结的。要真正了解巴金的内心世界就必须从文本人手，从语言人手，因为伽达默尔说过，“世界本身是在语言中得到体现”。我们要着眼于文本平实的语言特色，凶为巴金身心饱受创伤的生命状态以及纵使劫难后依然心有余悸的生存方式是在这样的语言中体现出来的。巴金的生命表现不仅是那些他所意指的某种东西的表达，而且还包括他无意表达的然而却使我们所理解的一切精神的东西。晶味文本的语言特色及其行文方式，才能感受到巴金无意表达然而却为我们所理解的浩劫后惊魂未定的存在状态。

“唯有在时间中，显象的一切现实性才是可能的”

不仅如此，我们解读文本更应该有点时间意识，康德说过，“唯有在时间中，显象的一切现实性才是可能的。”的确，唯有在一定的时间中，显象的事件才可能发生。文章第十一自然段，作者运用了“换成了”“增加了”“多开了”“早已塌下来扫掉了”“挖走了”“却添了”“少掉了”“多了”这些动词短语来表现“整十三年零五个月”后的巨大的、令人不堪的变化：萧珊没有了，包弟没有了，优美的景致没有了，良好的生活情趣没有了，文明的举止没有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和谐没有了，……美好事物没有了，丑陋的东西出现了。总之，一切都变了，而只有表现这些变化，才能让人更真切地感受到时光流逝、沧海桑田、恍如隔世，毕竟“没有变化，就绝不会有时间性，因为时间不会去捕捉恒常性和同一性”。“十三年零五个月”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而这一瞬的变化却是颠覆性的，只有这种变化才能让人真切感受到短短的十年浩劫给整个国家带来的巨大影响、给整个民族带来的沉重创伤。这一段灰色调的环境描写，何尝不是经历过“文革”身心俱疲的巴金老人心境的体现，又何尝不是从另一个侧面对“文革”给文化带来破坏和对心灵造成伤害的揭露？文革结束了，但其带来的影响远远没有结束。

不仅显性的变化必须在一定的时间里发生，隐性的情感也必须在一定的时间里才可能酝酿、产生、表达和理解。文章在讲述小狗包弟故事的文段中，曾多次运用时间词语，我们应该认真理解暗含在这些时间词背后的深层意义。“我也养过狗。那是1959年的事情”，作者清晰地记得包弟到来的时间，可见包弟在作者心目中分量之重 “1966年8月下旬红卫兵开始上街抄‘四旧’的时候”，作者．迫于无奈“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时间之精准表现作者对包弟及那段快乐与痛苦经历的记忆清楚而又刻骨铭心。而且，时问点自身也有交代历史背景的意味。“包弟在我们家待了七年”，这样的时间长度，表明包弟在作者家的七年中有着美好回忆，它的“又跑又叫”“作揖”“讨糖果”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情景都让作者历历在目、无法忘怀。“整整十三年零五个月过去了”，作者“背上更加沉重的包袱”“心仿佛又放在油锅里熬煎”，“十三年零五个月”相对于人的一生又是漫长的，而时间演绎的长度能显示出作者的“歉意”之减挚，表现出失去包弟后作者背着沉重的“包袱”难以释怀与度日如年的生存状态。

如果没有一点时间意识，我们就无法真切地理解“文革”浩劫给整个民族造成的伤害之大之深，就无法理解这种伤害之“绵绵无绝期”。只有抓住“时间”，我们才能很好地理解巴金那烙着时代印记的创伤和真诚的忏悔。

“天子一跬步，皆关人命，不可忽也”

当然，要想深入理解文本没有一点因果意识电还是不行的，哈贝马斯说：文本“只有在能够同时回答‘为什么’的问题时……才能被‘理解’”。事物不是孤立存在的，各种元素之问往往处在一种密切的因果关系之中，因果关系是客观世界中贯穿于一切事物之间永恒的一种关系二每一个事件都有其充分的、自然的解释性原因。我们应该运用这种思维来解读文本。对于《小狗包弟》我们应该多问几个“为什么”：为什么小狗会遭此厄运？为什么专政队、红卫兵如此残忍？为什么“认识的人”都如此冷漠？为什么孩子会充满仇恨与暴力？为什么艺术家和“我”听到风吹草动就如惊弓之鸟“胆战心惊”甚至劫后时隔多年“我”依然心有余悸？为什么“竹篱笆换成无缝的墙”？……当然，这些问题可以互为解释，互为因果，但我们应该看到所有问题都同时指向一个终极的答案——“文革”是中华民族的一场荼毒生灵、泯灭人性的大劫难。

而如果我们仅仅解读到此，像“教参”所认为的那样，文章“表达了深重的悲悯、歉疚和忏悔之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疯狂的时代惨无人道的现实”，那么还不能算真正渎一障文本。文巾的确表达了作者的忏悔之情，但这不是本文的写作日的，因为正如美国哲学家所罗门所说，“没有选择就没有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理由让一个人为他的行为负责，无论该行为有多么善或多么恶”。如果“没有自由”的巴金要为包弟的悲剧“负责”，那么只能说明他还没有认清问题的实质，他的这篇文章就没有理由享有我们对它的兴趣。文章也的确从侧面表现了那个“惨无人道”的历史现实，但这也绝不是文章的真正意义，因为“历史现象不是在孤立之中，而只是在与未来的关系中才是它所是”。也就是说，任何历史现象如果只是孤立地，而不是在其后来的效果的意义联系中被思考，它就不具有意义。“文革”应该在它与对后来的影响的意义联系中被反思：“文革”对整个民族的伤害的程度之深、影响的范围之广，远非人们之想象；而且这种伤害与影响不因“文革”的结束而结束。那么文章的真正意义到底足什么呢？作者为我们描绘的形象历史，是为我们敲响的发聩警钟。从这钟声中，我们应陔领悟到：从同家层面上，要牢记历史，清除“文革”余毒，严防悲剧重演，要广一泛听取意见、严谨考证、审慎决策，正如蒲松龄在《促织》中所言“天子一跬步，皆关人命，不可忽也”；从个人层面上看，我们要谨言慎行，任何言行都会有影响，“一切都不会过去”的。我们只有明确因果，才能更好地领悟蕴含于文本中的深刻思考。

也许有人说作者主观上的创作意图或许并非要告诉读者这些，但这不妨碍我们从文本中读出这些，我们不能否认这些是文本客观上“所能有的”。利科尔指出“理解一段文本不是去发现包含在文本中的呆滞的意义，而是去揭示由该文本所指示的存在的可能性”。阅读要重在领悟文本“所能有的”、对自身精神成长有益的东西，重在从文本中“我悟”，而不满足于“我知”，这样的阅读才是创造性的阅读 如果读者一味执著于对文本的表层解读，只能说明其思考的缺位和思想的浮泛。而如果拆除了思想的梁柱，得到的只能是一堆似是而非的文本碎片和漫天不着边际的臆测尘埃，以致经典的魅力涣然消逝，读者不能从作品中汲取人生实践智慧，这无疑与作者的初衷大相径庭，也是对作者和文本最大的不尊重。

①⑦⑨⑩转引自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第12、284、143、424页，东方出版社2001年。

②[奥地利]茨威格《与魔搏斗的人》第2页，潘璐译，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

③[英]吉尔比《经院辨证法》第31 1页，王路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

④[德]伽达默尔《诠释学1：真理与方法》第633页，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

⑤[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65页，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⑥[法]萨特《存在与虚无》（修订译本）第191页，陈宣良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

⑧[美]所罗门《大问题》第270页，张卜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天津市实验中学 30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