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中国画艺术中的诗与画

沈洪利 Shen Hongli

在中国漫长的艺术史长河之中，诗歌与绘画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彼此密切相关，却又并不相同。苏轼曰：“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昧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用诗化的画面传达思想，抒发情感，而使绘画艺术上升到更高的境界。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画中求“诗”、求“意境”始终是中国画艺术的灵魂所在。诗中求“画”、求“意象”同样是古代文人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追求。

统观艺术史的发展过程，诗与画的结合基本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诗与画外在形式的结合，即画上题诗或依诗配画，二是诗与画的内在结合，即诗中含蕴画境，画中含蕴诗意，以及它们创作规律的共同性，即诗画本一律。

（一）题画诗或诗配画

中国画的题是中国文人画充分发挥个性的体现，题与画的结合拓展了画作原有的思维深度。创作者在画技之外，还需磨炼书法与诗歌创作，使得绘画创作的难度和趣味进一步提升，并散发出别样的魅力。真正的文人画家题画都是切入画中又引之画外的，题与画的浑然一体可增加“韵”的魅力。齐白石有一幅《雁来红》极有题趣，题日“老来怕听秋声，故叶下不画蟋蟀”。我想是否当时有人觉得画面太简单，要求老人再画点诸如蟋蟀之类的小虫，老人不肯，想出这招“偷懒”的方法。如此应付差事，旁人便也无话可说。合乎情理，又不显哕唆。作为画家，不仅耍有高超的绘画技术，更需要有较为完备的人格修养，以使其绘画作品更具有诗意与意境。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画了一生的竹，为何不厌呢？疏疏密密自然是拿手好戏，但竹终是竹，其用功实际是在题跋上。“若使循循墙下立，拂云擎日待何时”是一种意境：“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钓竿”又是另一种趣味。他把竹人格化，左题右题，痛快淋漓，所以越画越多，越画越有情趣，这是与深厚的文学造诣和良好的人格修养息息相关的。

中国的汉字与绘画联系密切，汉字除了表意功用外还具有美学意义，所以书画结合便成为很自然的事。中国画表现较虚，“计白当黑”尤其重要。那画面存在的“白”和“虚”用什么来充实呢？这就需要我们不仅用眼来观画，还得用心来品画。从笔墨中去体会人文精神，在“白”处去思考意味无穷的“有”。当然这种体味并不直接，它需要文字作为媒介和桥梁，如写得好，哪怕就几个字便能给画面增添又一妙境。

（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审美理想和创作追求与中国山水画的关系更为密切。王维的山水诗，体物精细，状写传神，具有独特成就。他的破墨山水画同样充满诗情画意。

看王维的诗，体味诗所蕴含的美妙画意。“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描写漫游荆溪一段山路的景象。仅用寥寥二十字便勾勒出一幅色彩绚丽、环境幽静、令人心旷神怡的画面，实为“诗中有画”的典型。类似这样饱含“画意”的诗句很多，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等等。王维之水墨山水用笔“敛吴生之锋”，像“春蚕吐丝，秋虫蚀木”，浑不着迹。比之吴道子更为含蓄，比之李思训父子的“精工极细”又更多“笔意纵横”，笔力雄壮。用墨则实为特色所在，不着颜色，人称“破墨山水”。笔意清润，迥异尘俗，独树一帜，画面充满诗意，意境更强。

艺术作品之所以能够从精神上感染人，不只在于描绘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它展示出的作者对事物的态度和情感，题画诗不是画中客观形象的本身，而是作者透过客观形象所折射出来的直观感受。它蕴含着画家的情感和意趣，可观赏而不可诵读的诗意。如果观画者领悟并接受了这种情感和意趣，就会在精神层面产生共鸣，体昧到更丰富的画外之意。这种再创造便是画外之画，便是画中之诗。

（三）诗画本一律

苏轼有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道出了一个重要的美学见解，那就是“诗画本一律“。诗中指出：诗与画的审美规律是一致的，那就是含蓄、自然、清新与洗练。东坡的这一见解与“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审美理想互为表里。因此，只有掌握诗与画相通的创作规律并在实践中恰当运用，才能更好地达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境界。

有些诗，看似只是描绘某些景象，而没有直接吐露自己的内心，其实他的思想感情已经蕴含在对景物的描绘之中，我们能体会到“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的含蓄美。于是我们会想到齐白石的《十里蛙声出山泉》，潺潺泉水中一群摆尾游荡的蝌蚪，并未见一只青蛙。我们不禁会想哪里来的这么多蝌蚪？于是我们不仅想到青蛙，还似乎会听到山泉外的蛙声，这是多么高超的“意外之妙”的表现手法呀张彦远提倡“画尽意在”，郭熙强调“景外景”“景外意”“意外妙”，这不就是要求绘画也要像诗一般含蓄隽永吗？中国画中隐与显、虚与实的对比以及画面中“留白”的处理方法，正是这种独到的含蓄美的杰出体现。

成功的作品总是经过千锤百炼而来，贾岛有“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形容炼句之苦。删繁就简、去粗取精、高度洗练的写作手法实在是诗的一大特点。郭熙也有“五日一水，十日一石”的创作情状，以“竖画三寸，当干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体现大自然的无穷变幻。由此可见，画家的创作用心与洗练绝不亚于诗人。

如诗歌的表现手法之单纯、自然，直抒胸臆，画家同样追求“自然”这一审美理想。正如五代荆浩之“神、妙、奇、巧”与北宋黄休复之“逸、神、妙、能”等对于绘画的品评，都强调“信手拈来，天然成趣”，这与司空图的“俯拾即是……着手成春”相一致。“自然”并不等于粗俗、浅陋。“自然”是艺术修养和功力已经达到融会贯通、无所不妙的境地。学识渊博、功力深厚的人往往能够发挥其学养与本领，即便随意涂抹也能处处得法，正应“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任何形式的文学创作都要具有独到之处，有新意的作品才更具艺术感染力，也更具旺盛的生命力，绘画创作亦然。中国画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更要有创造、新意和个性。正如罗丹所说：“所谓大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拙劣的艺术家永远戴着别人的眼镜。”

由此可见，画家笔下之画，墨客心中之诗，无不体现着创作者的人格素养与学识才艺。纸上班斓墨迹所晕染下的，是其灵魂、信念与追求的具象。借助有形画面的直观表现，加之以题诗、题词的艺术升华，由诗与画相得益彰所产生的情状，才能造就观者脑海中的意境之美。而将这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相融合，以抒胸中意气，则是无论古代文人抑或现代画家都执著追求的。

沈洪利：重庆文理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讲师

（本期《诗画合璧》栏目主持：邵亮、董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