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技术带来的是优质教育——赵勇教授谈全球化时代下的基础教育

孙 众 骆力明

赵勇教授是国际知名的教育技术学者、作家。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化教育及教育中的技术应用。他主持设计了旨在培养富有全球竞争力的学校体系，开发了支持第二语言学习的大型游戏社区，建立了探索创新教育模式的研究中心。赵勇教授已发表了超过100篇学术文章、20多本专著。他曾获得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ERA,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Association）颁发的早期学术成果奖（Early Academic Career Awards），并被《技术与学习杂志》(Technology & Learning Magazine )评选为2010年全球教育技术界最有影响力的十大人物之一。他是国际教育学会的理事，目前就职于美国俄勒冈大学，担任教育学院的副院长、全球教育部的主席，同时也是教育评价、政策和领导力系的教授。

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各国正在为培养富有竞争力的人才而不断深化基础教育改革。赵勇教授作为国际教育学会的理事，中美教育研究的知名学者，从教育技术的角度对全球化时代下的教育改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笔者与赵勇教授就此话题，从全球化的视角，对技术支持的教育改革与人才培养的核心能力、本质特征与发展方向等关键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谈PISA与教育质量的关联性

笔 者：先从近期的一个热点事件说起。前段时间，也就是2013年12月3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筹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PISA (Program me for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成绩发布。继2009年首次参加PISA后，上海在2013年再次以数学613分、阅读570分、科学580分的成绩，在全球65个参与测试的国家或地区中获得冠军。另外6个来自亚洲的国家或者地区也在PISA中占据了前十的位置。亚洲学生，尤其是中国大陆学生的成绩让美国甚至全球的教育界感到不安，因为从测试成绩来看，中国的教育方式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曾经的两届PISA冠军芬兰的主流媒体《赫尔辛基新闻报》也认为芬兰失去了PISA考试的头把交椅。赵教授，您认为PISA的结果该如何解读，这种结果与一个国教育质量的关联有多大？

赵勇：PISA只是一个很好的广告，销售得很好，但现在已经背离了它以前设定的方向。一个大规模的考试确实可以检测一些基本的东西，但是如果用它来预测一个国家的未来，或者代表着这个国家学生的素质，那就夸张了一点，它不可能是这样。另一方面，考试本身代表这个教育体系的一些相应的做法，但不是全部。

有些西方国家产生些误区，说“亚洲国家崛起”了。但实际上，“崛起”这个词他们用得很糟糕，因为亚洲国家在考试上从没有差过，不存在“崛起”这回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另一项国际考试TIMSS也反映出，亚洲国家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考得好，到2000年以后还是考得好，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崛起”过。PISA也是这样，以前我们只是没去考而已。

考试代表一个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最成功的地方，就是让绝大部分的人去获取相同的知识。在这个过程中要想取得好效果，一般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尽量淘汰不成功的人，考得不好就淘汰，在淘汰过程中我们选择出来的教师是最能考试的教师，我们选择的校长也是最能考试的校长，也就是构成了一个考试的生态。学生也是如此，每个走到最后的人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人。因此，在第一种方法里，我们已经把这些不成功的人淘汰掉了，我们的整个体系就是这样。第二种方法就是尽量减少其他干扰因素对考试的影响。与中国相比，美国学生常会在考试之外的事情上分心。比如，美国允许成绩不好的人也待在这所学校，和其他同学保持同等的学习进度等，这实际上就是容忍其他才能的存在。同时，它还鼓励学生修各种课程，比如音乐课、艺术课、辩论，等等，这就是对学生考试的一种干扰。因为一天到晚在其他事情上花很多的时间，学生就容易分心，因此考试就达不到顶端。这没什么奇特之处，其实这就是不同的教育和文化选择自己要达到的目标是不同的。而我们国内在考试目标的达成上做得很好。考试代表什么，考试只代表考试。我们可以强迫所有的人学到同样的东西，但是这个同样的东西必须在很低的层次，比如说我们可以强迫每个人都学会画画，都会画，但是你不能强迫每个人都成为毕加索。所以这就是差别，毕加索必须有天赋、机遇，还要加上自己的努力。我们可以强迫每个学生都考试，考试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每个人都可以考到一定的分数，但是考试绝对不会培养出特殊的人才。所以，当我们把教育的成功用分数高低来定义的话，实际上就是失败的时候。

不过，我觉得目前中国总体的教育是向前发展的，我们的路是对的。但是也要指出，中国的改革很难成功，而美国很容易成功。因为“统一的标准”诱惑力很大，单一的评判标准对政府、教育人员和家长的诱惑力太大。但要是把标准放开，家长又不愿意，政府和教育人员也不愿意。事实上，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难以衡量学生学习效果的情况出现，美国也不希望。但无论如何，PISA只是一个参考标准而已，不应该把考试结果与教育质量挂钩。显性的即时成绩排名虽然会对教育人员很有诱惑力，但若从长远看，未必如此。

我们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学习者

笔者：进入数字时代以后，世界各国都积极开展了基于信息技术的基础教育改革。其大前提均是使本国的学生在数字时代更具全球竞争力。在谈到全球化时代的人才培养时，会提到很多重要的态度或技能。比如，20世纪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学会学习，学会做事，学会认知和学会合作”四大支柱等。如果说，PISA等考试无法体现出教育的质量和学习者的核心能力，那么您认为，拥有全球竞争力的学习者一定要具备的核心能力是什么？

赵 勇：我认为今天的学习者应该学会放眼全球，具备创造能力、创意和创业精神。传统的学校教育旨在培养服从的员工，而不是具备领导力、创业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企业家。其结果是越是成功的传统教育（通常由几个科目的考试成绩来衡量），就越可能扼杀学生的创造力和创业精神。培养创新和创业人才，不是简单地增加创业类课程，它需要一个范式转变：从以雇员为本的教育，到以创业为导向的教育；从处罚管理式的教育，到支持他们的学习，以提升个人潜能。企业家导向的教育早已提出并通过各种教育部门持续了很长时间，但他们基本上仍处于行动的边缘。我们需要做的是将其移动到主流教育中，只有这样，学习者才能具备全球化竞争力。

笔者：您在回答中提到了“领导力”和“企业家精神”，而中国在新一轮课程改革中虽然也提到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合作精神和能力”，但是很少强调学生的领导力或企业家精神，您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强调领导力或者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是什么？

赵勇：强调领导力或企业家精神是为了将目前的教育从就业教育转型为创业教育。首先说说企业家精神。传统学校培养的是就业型人才，这种以就业为导向的教学模式中，教育的终极目标就是找工作，就是需要你去满足别人的需求。因此，我们在整个教育过程中会失去一种能力，即创造能力。人的创造力培养起来不容易，但我们却能够通过十几年的教育将其抹杀。爱因斯坦也曾说过：“如果在正规教育体制下，学生的好奇心能不被扼杀，那绝对是个奇迹。”（It is a miraclethat curiosity survives from formal education.—AlbertEinstein）。在国内的中小学，像文学创作、艺术、音乐等培养学生创造力的活动和课程，因为与升学考试无关而容易被忽略。许多小学生或者初中生家长就会说，不要在这些地方上花费太多时间，等你考上大学以后，有时间再玩这些东西吧。可是，等到他上大学以后，还能保持着这种热情和创造力吗？其实中国人并不缺乏创造力，但有的时候这种创造力被抑制了，或者用错了地方。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不能每件事都做得很好，当创造力被转移到不正确的地方时，造假、作弊就出来了，但当你将创造力集中于正确的地方时，你肯定就会有所成就。因此，我们需要强调领导力或企业家精神，并且在教育中培养创业精神。

关于领导力，要说明的是，领导力不等于当领导，不等于凌驾于别人之上，而是能够以平等的视角去开展更大的合作，这也是提出培养领导力的重要原因。

笔者：您认为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技术能在哪些环节发挥作用呢？

赵勇：首先，技术出现的一个好处就是，它开放了人类可用的才能和天赋。以前很多的才能是没用的，但对于现在这个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来讲，这些才能有了用处。新技术出现以后，我们要重新定义技术和人的关系。而这一点上，不光是中国，我觉得全球的教育技术都是很失败的，为什么呢？一个就是我们的着眼点错了，我们把教育技术看成是改造课堂的技术。它都是以课堂为基础。在课堂里面，我们增加了电子书、交互式电子白板、iPad，成本很高。成本高了，产出的效益是什么呢？你拿什么来衡量教育的质量呢？多数是学生的考试分数。请问，如果产出的是考试分数，那原本教师已经教得很好了，不使用技术也能考得高分，那么加进来的技术本身没有对考试分数有太大影响，它还有必要加进来吗？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只是想喝醉，那你没有必要买100块钱的酒，几块钱的二锅头也能让你喝醉。那现在的情况就是，考试分数的提高其实不需要这些技术也能达到，你硬加进来，然后希望它的产值提高，那不就是浪费吗？其次，任何一种技术的进展必须要重新定义人和技术的关系。每一个行业都是，比如汽车制造业，机器出现了，有些工作就不需要人工了。那么，人和技术的关系在汽车制造业里就需要重新定义。但是教育界很少这么反思，人们很少去想使用了这个技术，人要做什么转变。实际上，引进一些新的技术后，教师职能肯定要有转变，应该需要产生学校层面的重新组织建构。

笔者：您做过多年的技术支持第二语言学习的研究。您能结合英语学科，详细地加以说明吗？

赵勇：我的观点就是，我们在拿到任何一个学习任务的时候，都要分析技术干什么最好，人干什么最好，然后引申到过程分析。比如，外语学习可以分为输入、练习、应用三个阶段，即model、practice、apply。那么，技术的本质是什么呢？是做教师做不了、做不好、做得慢或者不愿做的事。因此，教师在每堂课前都要先问自己“每个学习阶段，技术应该做什么？我能做哪些技术做不了的事？”语言不是教会的，而是学会的。任何外语学习必须保证有足够的输入，学习者必须要自己看、自己听，而这个过程教师是没法通过教来解决的。相反，在输入阶段，教师讲得越多，占用的时间越多，学生用来输入的机会就变少，学得就越差。所以，我反对用大量的PPT、视频、动画课件等技术手段，因为这些都是在帮助教师教，而不是帮助学生学。但是现在的英语课堂，绝大部分教学内容属于输入，比如，时态、单词、基本的语法等，都是死的内容，其实这都是机器可以完成的。在输入阶段，技术应该怎么帮助学呢？教师上课只需有一两段精读的就行，而其他就应该让学生大量地读。如果学生读不懂怎么办？这时才需要技术来帮助。学生可以用电脑，不懂的去听音频、看视频，读不懂的去查电子字典，或者通过网络翻译，这个阶段，学生不需要教师的教，只需要自己在电脑上学习。技术实现的查字典、发音等功能，是教师没必要做，也没有技术做得好、做得快的地方。这个阶段结束以后，进入到练习与应用阶段，如果是简单的练习或反馈，教师就可以用类似电子反馈器等技术来收集学生的练习情况，如clicker，按一下，系统立刻统计出正确率等很多信息。那么，这种技术就是有作用的；如果是高层次练习，必须得对话，这个需要人解决，此时教师就要做技术做不了的事，那就是与学生交谈，或者组织学生进行语言的高级练习和实际应用。这样教师轻松了，学生也轻松了，语言学习的效果才能好。这就重新定义了语言学习中教师和技术之间的关系。英语教师不要干技术能干的事情，但目前很多的英语课上信息技术并没有发挥这些作用。

而技术的另一个作用，就是让学生能够以很低的成本进行制作，且在全球范围内发布自己的作品，这也是技术应用于教学的本质。我建议大家在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时，要多想想技术和人的关系。不只英语学科，所有学科都要把握住这个核心。

对比信息时代下中美两国基础教育改革

笔 者：2010年7月2日，美国推出了针对语文和数学学科的Common Core States Standards（以下简称“CCSS”），并计划于2014年开始在全美正式实施，从此美国结束了没有统一的国家课程标准的历史。CCSS是什么？美国推行CCSS的主要意图是什么？您能系统地介绍一下对CCSS的看法吗？

赵勇：我对于美国的这套CCSS是持反对意见的。我在《华盛顿邮报》上也与他们辩论过很多次，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出版下一本书《从美国教改的迷失看世界教育的发展方向》的原因。美国教改从1983年《国家处于危机中》之后，就走向了一个愿望的反面。美国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判断左右了，觉得分数是标志教育质量、国家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以此判断学校、教师、学生的质量。当时主要是应对日本的崛起，后来这么多年一直在往这方面改。我们都知道，美国国家宪法规定教育是州的权力，联邦政府无法干预州教育，只可提供帮助。但从卡特政府之后，美国开始成立联邦教育部，这在之前都是没有的。在里根政府时，差点将其去掉。但从政治上来讲，《国家处于危机中》背后有很多原因，包括美国民主党共和党之间斗争、联邦教育部废存，等等，因此不完全是一个客观的报告，这段历史在我的《迎头赶上，还是领跑全球：全球化时代的美国教育》一书中有详细介绍。到老布什上台后，南方部分州对教育不够重视，一些州长们为了让纳税人加税投资教育，因此需要做一个统一评估考试。当时老布什便说要制定一个课程标准，以此判断哪个州教育好哪个州教育坏。克林顿之后，延续了这个口号，但美国担心联邦政府权力过大，因此在克林顿政府时出台了《2000年目标计划》，当时准备设立9个学科的课标，但后来也不了了之，因为对每个学科都制定标准十分复杂，实施性不强。到了小布什上台，他们走了另一条路线。民主党和共和党对教育的意见十分一致。他们要让各个州设立统一课程和考试，按照成绩来分配学校资金等，这也就形成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草案。但经过这几年，各州其实还是没法比较，因此通过州长协会来指定一个标准，联邦政府不干预，只投资上亿美元，让各州接受一个共同标准，来拔发资金。但我认为这样做不对，大一统或者一刀切是不可能带来创新的。标准再好，也不可以。教育是用来发展人的，而不是统治人。而中国呢，不要因为美国学习中国，就认为我们的标准是好的，应该做出独立判断，不能因为美国的判断来影响我们判断好坏的标准。

笔者：中国一直以来就是在国家标准指导下开展地方教学的。 2011年再次颁布了新版课程标准。在各学科的课程标准里，都强调用信息技术来优化学生的学习方式，提倡基于信息技术的自主、探索、合作式学习，美国的CCSS也提出了培养人才的创新能力等。那么，请您从中美两国对比的角度分析全球化时代下技术支持的基础教育改革应该具有哪些特征。

赵勇：大方向上来讲，中国和美国对于基础教育改革的观点都是对的，强调培养创造力和创新能力的观点我是比较认同的。但是，中美两国提出的口号与实际的行为是有差异的，甚至是相反的。一方面要高喊培养创造力，另一方面要用考试来衡量学生。这本身就是矛盾的。我认为美国教育正在走向一个愿望的反面。而中国教育正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发展，但也存在一些发展中的问题。

比如，基于信息技术的自主学习，这的确体现了技术最大的作用，那就是如何培养学生学会学习，而不是培养教师如何教学。但是在国内，我看到的更多的是利用信息技术来传递信息，用来帮学生成为更好的信息消费者，这就不对了。我在北京市一所条件很好的学校听了节课，教师对于知识的讲解很精彩：如何导入、如何新授、如何总结、如何反馈等，设计得非常巧妙，实施得非常顺畅。但是效果并不好。既然这样，不如让学生自己去利用信息技术制作一个课件、动画或游戏，让他们通过自己理解学习内容后再去进行制作和呈现。教师的角色也与以前不同，他应该去思考如何在课上让学生做中学。

再谈谈合作学习。教学想转变，不仅是教师怎么去激发学生兴趣，让他们想去学习，同时还要想想怎样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合作和碰撞的机会。这么多年一直强调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其实我们的孩子基本没有合作能力，我们所有的教育都是培养竞争的，我们的目标不是你要知道什么，而是你必须比别人好。这种评判标准是相对标准，不是绝对标准，不是你们这所学校到什么水平，而是一定要比别的学校好，所以导致你必须竞争。竞争的方式有两种，一种就是比别人好，另一种就是把别人弄的比自己差。

真正的合作是能力的互补。如何实现呢？可以通过让学生去做大的学习项目，以项目或作品为导向而实现。我到一所中学去听了一节物理课——并联和串联。教师准备得很好，用动画演示电路图，示范到位，环环相扣，每个阶段都很好。但是我想，这样有什么意义呢？学生凭什么爱学这个东西？要是我来上这节课，我就不这么上，我会把它和艺术课、信息技术放在一起，我就做一件事。快到新年了，就让孩子们负责校园里面的灯光，10人一组负责一片，我给你一些经费，你去买这些基本电阻元件，然后你来设计不同的灯，不同灯效、灯光的表演，设计完比赛，之后你来画出电路图，给家长讲解这些过程是什么。所以在设计过程中，美术、艺术、信息技术、物理等各种知识的应用都包括其中。

美国夏威夷有一所学校，他们曾请我完成一篇校庆文章《教育创新》，我说可以，但需要答应我一个条件，找学生跟我一起合作。十几个高中生跟我研究什么叫创新，找出一些案例来评价。这就是高中生可以做的事情，在这过程中他们的创新能力和合作精神能得到体现。而这个过程中，你必须要允许学生犯错误，犯错误才能得到锻炼和教训。现在学生太容易受伤害，没有失败的过程。这也是个管理问题，一放就容易乱，一管就“死”。教师可能最害怕，你刚开始做这种新形式的教学，肯定会乱，但是我能不能容许他乱，能不能容许孩子犯错误，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可以说，目前各国应用信息技术的基础教育中，大多数都犯了错误，那就是都在用信息技术改变教学模式，而没有触动教育模式。教育是一个人的长期发展的过程，不要急功近利。对于技术也是这样，我们常常高估了技术的短期效果，而忽视了技术的长期效应。

笔者：您走过许多国家，现在各个国家的中小学里，有没有比较好的在学校学习中应用信息技术的案例？

赵 勇：很少。但是在改变学校这个层次上来说，美国费城有一所学校做得不错。学生以一个大项目去做电影，成立“电影公司”，拍摄真正的电影。在整个过程中，信息技术作为一种传递媒介，他们用信息技术来宣传、广播他们的作品，这就是一种真实的应用。而在国内，我看到的更多的是利用信息技术来传递信息，帮学生成为更好的信息消费者。信息技术带来的是信息，不是学习的过程。我希望看到的是学生通过做来进行学习，现在我们用技术来帮助学习的比较少，用来帮助教的太多。目前这些PPT课件、flash课件等，都是教师在利用信息技术实现教学，来“营造一种情境或气氛”。但这些对于学生理解学习内容真的起到作用了吗？我认为目前这些课件是既费事，又费神，同时对课堂教学还没太大的用处。教育技术不等于仅仅把技术用在课堂上，而是要让学生利用技术学会思考，现在的学生学的太多而思考的时间太少了。因此说，一个“懒”教师可以培养一个好学生。但这样又对教师的评价不利，因此这应该是一种社会的转变，一种文化、价值观的改变。

优质的教学，糟糕的教育

笔者：十年前，您在接受访谈时曾说过“我们在追求技术先进性的同时，不要忽视了教育的先进性”。十年过去了，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谷歌眼镜等穿戴式交互设备的问世以及在教育中的应用，都有了飞速的发展，在这个时代，我们如何在追求技术先进性的同时，保证教育的先进性呢？

赵勇：十年后我再来讲，要提醒教育技术研究者思考“我们在追求教学成绩的时候，不要忘了教育的价值”。两个事情都想去做，太贪心，我称之为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国内的问题是既想考高分，又想有创造力，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是悖论。像我近几天听的这些英语课、科学课，讲课节奏真的就像完美的音乐会。我很惊叹，马车赶得真好，但是赶不到月球去，上月球还需要坐火箭。讲课确实很棒，我们信息技术可以做到很棒的教学，但是做不了教育。教育本身是人的发展的问题。技术再好，它肯定代替不了人的情绪的发展，心理的发展，社会能力的发展。但是这一点在中国的课堂教学中很难体现，因为中国本身不重视这些。现在信息技术冲击的不是教育领域，而是教学领域。我们国内把力气都花在教学上，结果的确都是优质的教学，但却导致糟糕的教育，就是Good teaching，Bad education。真心希望教育技术界能重新思考技术和人的关系，让技术带来的是优质教育。

注：骆力明为本文通讯作者。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智能英语学习资源的建设策略及应用研究”（立项号AJA12132）和北京市教委科技面上项目“英语泛在资源建设的关键技术研究”（立项号KM20131002801）的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信息工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