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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树造林:生态工程而非政绩工程

2022-06-09

  几乎面对每位到访者,于长青都不忘从电脑中调出两张图片。


  第一张图片是根据我国森林覆盖率状况绘成的图表,一条呈30度倾斜向上的直线清晰地显示出我国连年递增的森林覆盖率状况――截至第七次全国森林资源调查(2004~2008年),我国的森林覆盖率已经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8.6%上升到了20.36%。


  另一张图片里则是两排枯死的树苗,没有一片绿叶,整个画面满是土黄色――这是中西部某个国家重点公益林的画面。


  “为什么森林覆盖率增加了,一些地方的生态环境依然恶化?”这位清华大学生态保护研究中心前任主任,用手指头使劲敲着桌子。


  我怎么一棵树都没看见?


  1981年,我国将3月12日定为植树节。3年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入扎实地开展绿化祖国运动的指示》,提出了“力争把全国森林覆盖率由现在的百分之十二提高到百分之二十”的奋斗目标。


  30年来,“植树”早已成为一项全民参与的公益活动。根据2009年的中国国土绿化状况公报,截至2009年底,累计有121.1亿人次参加义务植树,植树563.3亿株。


  从1978年至今,我国启动了包括长江流域等防护林建设工程、退耕还林工程等多个“林业重大工程”,共计投入达5000亿~6000亿元人民币。


  中国植树造林取得的成就,可谓有目共睹。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全世界森林正以每年5万平方英里的速度被砍伐,而中国的植树造林工作逐渐减慢了地球森林面积日益缩小的速度。


  “其实重视绿化本来是件大好事,但有些人却把生态工程变成了政绩工程。”于长青指出。


  他发现了一组自相矛盾的数字:根据1987年出版的《中国林业年鉴》,全国宜于乔木林生长而又可用于发展林业的面积为253万平方公里;而根据《中国林业统计年鉴》,截至2009年,我国累计造林面积已达268万平方公里,远超过253万平方公里的“所有可能形成森林的面积”。


  于长青表示,这一差别很可能是出在森林覆盖率的计算标准上。部分地方为了追求政绩,把“大量的草原划成了森林”。一位业内人士也曾经透露说:“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把灌木都划为森林,所以森林面积一下子增加了很多。”


  “这代表着什么?”于长青指着一张在阿拉善右旗拍摄的国家重点公益林图片(下)问记者。


  图片中的围栏里,是一株株不到20厘米的植物。于长青说,这是一种叫红砂的木质化半灌木,居然就成了“森林覆盖率”的证明。


  有趣的是,一些牧民在同一块土地上往往既有草原证,又有林地证。曾经有一个哈萨克族的牧民指着被圈起来的“重点公益林”问于长青:“森林在哪儿呢?我怎么一棵树都没看见呢?”


  “这些森林是人造的,不是植树造的。”于长青这样回答。


  覆盖率崇拜


  据他观察,很多地方将绿化率的考核绝对化,不论湿润地区还是干旱地区,都要求绿化率达到较高水平。更有甚者,各级政府层层下达造林任务,层层对上级签订责任书,这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对“森林覆盖率”的崇拜甚至可以比肩“GDP崇拜”。


  这就不难解释那些违背科学规律的植树造林现象。于长青指出,只有在降水量与蒸发量的比值高于一定量的地区,植树造林才具有保持水土和改善环境的功能,反之,这些树不但很难抵抗水土流失,还会像一个大型水泵一样,造成当地地下水位的沉降。比如,西部许多地方平均年降水量不足100毫米,而平均年蒸发量却在3000毫米左右,这种气候特征决定了那里的绿洲面积比例不可能太高。


  这种盲目的做法,结果大多是“造林项目完成后,造林的人撤了,林就很快全都死了”。


  类似的案例并不鲜见。1999年,陕北清涧县油松造林40余万株,仅存活100余株,被群众戏称为“梁山好汉”。2000年,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将400亩固定沙丘推平种柏树,结果柏树无法存活,沙丘却复活了,固定沙丘变成了流动沙丘。


  根据国家林业局公布的统计数字,尽管我国的人工林面积位居世界第一,但真正保存的面积,只有61.688万平方公里,占实际造林面积的23.5%。


  著名环保记者冯永锋对这种“伪科学的植树造林”现象深有感触。多年前,他到北京近郊的植树基地种树。他发现为了“给植树让路”,本地树种如山杏、山桃、荆条等都被砍倒,当地的原生生态系统破坏殆尽。


  “世界上的人去种树,多半只有两种,一种是为了生财,一种是为了生态。”冯永锋说,“第二种有时候更可怕,往往是以生态的名义破坏生态。”


  不是造的人工林太少,


  而是砍的天然林太多


  采访中,于长青一直不忘提醒记者,今年是联合国指定的国际森林年,主题就是“森林为民”。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曾有研究表明,毁林是造成当前二氧化碳大量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份涉及13个研究机构科学家的研究报告认为:“毁林导致了全球约15%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超过了地球上所有的汽车、卡车、火车、轮船和飞机。如果不能减少毁林,我们将无法稳定气候。”


  在于长青看来,这也是中国森林生态系统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造的人工林太少,而是砍的天然林太多”。


  1997年,在中国林业科学院工作了7年的于长青辞职到世界自然基金会工作。也是在这家非官方机构,他第一次了解到野外的植树造林现状。


  有一次,他到四川省平武县海拔3000米高的原始森林考察,却发现一个月前还阴冷潮湿的原始森林全都没有了,“就像家里的楼顶突然被掀翻了一样,阳光直射下来”。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平武县的森林就被伐木场外包出去,遭到大规模砍伐。90年代,当地的森林检查站光是靠收取运木车的超载费每晚就能赚取25万元。


  “所谓砍一棵,种十棵,其实就是以植树的名义进行砍伐。”于长青回忆说。


  冯永锋则这样描述天然林被替换成人工林的过程:将天然林“包装成残次林”,以改造的名义将里面的大树、小树、天然树砍光烧尽,再种上品种单一的各类经济树木。不同的商业目的会种不同的树,快一些的,五六年被收割一次;慢一些的,20年左右也会被砍走的。


  在他看来,这种以种植草本作物的思维种植木本作物,以经营田地的思维经营山地的浪潮,正在让中国变成一个“没有大树的国家”。


  他解释道,天然的生态系统才可能拥有良好的生物多样性,本应优先给予保护。而人工林的树种单一,林层和林龄都非常接近。天然林地被大面积替换为人工纯林后,表面上看绿色连绵,实际上却只有一个空壳,林下很少有其他植被,动物的种类也变少了,菌类则几乎没有。


  在中国的绿化史上,这种情况并不鲜见。有专家戏称当下中国南方是“沙家浜”(杉树),北方是“杨家将”(杨树),东南是“马家军”(马尾松)。


  冯永锋说,人工林水源涵养能力远不如天然林,植被覆盖差,易引发火灾、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


  有研究者曾对西南旱灾进行过调研,将137万平方公里的西南5省市,按照每一万平方公里进行计算。结果发现,只有在原始森林达到20%以上的地方,大旱才没有造成灾害。


  前几年,于长青特意去美国考察,发现很难找到一片很纯的杨树林,树木多是混杂不一。而回到自己的山东老家,他发现家门口从小陪伴自己长大的槐树和梧桐树已经被砍倒,一排整齐划一的杨树立在路旁。他感慨说,5月,再也闻不到槐花香了。作者: 林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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