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噪声污染是否满足公益诉讼提起条件的探讨——以中华环保联合会诉宁沪高速公司噪声污染案为例

文/张宝

摘要：沪宁高速无锡段沿途村民饱受交通噪声困扰，中华环保联合会接到举报后向无锡中院环保审判庭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最终经双方同意后依照法院的调解方案达成调解协议。本文认为公益诉讼是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一大利器，但类似噪声污染这类并未对生态环境本身造成直接损害、仅仅是影n向到特定人的安宁利益，动用“公器”来维护“私益”，是否满足提起公益诉讼的条件，有待进一步思考。

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关键词 ：噪声污染：公益诉讼：环境损害救济；主体资格；诉讼提起条件；公共利益

基本案情和裁判要旨

基本案情

2004年，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沪高速公司”）投资的沪宁高速公路江苏段实施了改扩建双向八车道工程，于2006年竣工营运。根据环保部门要求，该工程将公路用地红线外50米作为噪声防护距离，执行《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从2007年起，无锡市锡山区东北塘街道梓旺村、锦阳村、正阳村3个行政村（涉及5个自然村）的村民多次向当地政府反映高速公路交通噪声污染问题，当地政府部门要求宁沪高速公路公司在部分区域安装声屏障，但声屏障尺寸、标准不一，部分居民家中晚间环境噪声仍超过国家标准。2014年3月，中华环保联合会接到群众举报后，向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要求宁沪高速公司立即采取措施，消除噪声污’染对涉案村庄的危害。法院受理后，委托当地环境监测站进行了监测，确认涉案村庄确实存在白天噪声基本达标、晚上大部分超标的交通噪声污染问题。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噪声污染具有不可逆性，一旦发生即无法逆转，长期处于高噪声环境下的居民，其身心健康势必受到不良影响。因此，对于噪声污染案件，更多强调的不是噪声污染环境的修复，而是采取噪声降噪措施预防噪声污染的再次产生。为此，法院咨询了有关专家，提出降噪整改的调解方案：第一，委托环境监测部门作出监测报告，确定噪声污染的现状；第二，统计监测时段高速公路的车流量，为采取降噪措施奠定基础；第三，确定环境噪声评价标准，虽然噪声污染不应唯标准论，但噪声是否扰民，往往牵涉不同公众的噪声敏感度和环境噪声容忍义务问题，噪声评价标准可以作为客观判断噪声污染的工具，它同时也是我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对环境噪声污染定义的度量；第四，咨询有关专家，噪声是否超标，超标后如何整改，专家往往能提出专业处理意见，这也是国际上环境审判中通行的做法；第五，提出经专家审核的整改方案，作为噪声防治措施设计、施工的依据；第六，加强整改过程中的监管，法院要监督宁沪高速公司委托具有资质的设计、施工单位进行降噪工程的设计和施工，施工单位所采用的声屏障屏体材料必须提供声学性能检测报告，宁沪高速公司必须每30天向本院书面报告工程进展情况；第七，法院应委托相关部门进行整改完毕后噪声的进一步检测，确认噪声结果是否符合相关标准，仍不能达标的，宁沪高速公司须进一步采取新的降噪措施。

在法院的主持下，争议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被告宁沪高速公司需根据法院提出的调解方案进行整改，并承担已支出的律师费5万元。法院将全程跟踪该高速公路公司的整改直至降噪达标。

本案裁判涉及的法律问题

从法院裁判结果来看，本案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中华环保联合会原告资格的确定

法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中华环保联合会是2005年经国家民政部门登记成立，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社会组织，多年来在国内提起了大量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具有广泛的影响。中华环保联合会也完全符合新修改的《环境保护法》对社会组织的要求：第一，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第二，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因而，中华环保联合会虽然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但可以作为本案原告提起环境公益民事诉讼。

事实上，2013年之前，我国各级法院共受理了环境公益诉讼53件，其中环保组织以原告（含共同原告）身份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就有8起。但2013年以来，除少数地方受理了以检察机关或行政机关作为原告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外，以环保组织作为原告的公益诉讼则陷入全面停顿，即便《环境保护法（修订草案）》第二次审议稿中“钦定”的中华环保联合会也屡受挫折，该会在海南、山东、山西、重庆等地提起了7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1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无一被受理，且理由无一不是主体资格不适格或尚未有司法解释加以明确。因此，本案作为新《民事诉讼法》生效之后被法院受理的第一例公益诉讼案件，无疑具有较强的示范意义。

针对“社会组织”的模糊性，2015年1月7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明确：第一，社会组织的类型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基金会等；第二，设区的市级以上民政部门包括民政部，省级民政部门，直辖市的区民政部门，设区的市、自治州、盟、地区的民政部门，以及不设区的地级市的民政部门；第三，宗旨和主要业务范围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且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就可以认定为“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对社会组织提起诉讼的地域范围则未予限制；第四，成立时间须满五年，一些专门为提起某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而临时成立的社会组织不应赋予其原告资格：第五，在提起诉讼前五年内未因从事业务活动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受过行政、刑事处罚，不包括情节轻微的违规行为，也不包括社会组织成员以及法定代表人个人的违法行为。据此，目前我国各类社会组织中符合条件的约有700多个。

环境损害救济的有效途径

根据《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36条的规定，“建设经过已有的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的高速公路和城市高架、轻轨道路，有可能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应当设置声屏障或者采取其他有效的控制环境噪声污染的措施。”本案中居民房屋建设在先，高速公路扩建在后，理应负有义务对其产生的噪声进行控制。

噪声污染作为瞬时性污染，具有噪声排放与侵害发生的同时性，噪声停止排放，侵害随之停止，因而不存在对已污染的环境进行修复的问题，其重心应在采取有效的措施使噪声排放限值在可忍受的限度内。由于噪声属于感觉型公害，不同的人群对噪声的敏感度不同，噪声排放需要控制在何种程度就需要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加以确定，正基于此，法院在调解方案的第3点明确指出需要确定噪声评价标准。同时，由于噪声污染及其控制牵涉到复杂的技术问题，何种方式能够有效地控制噪声，显然非法官所能独立判断，故需要高度依赖专家来提供辅助，而法官则进行全程监督。这也是本案的一大亮点。

环境公益诉讼适用调解的限定条件

对于环境公益诉讼是否适用调解，一直存在争议。反对者认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是代表国家或集体利益提起诉讼，诉讼目的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适用调解等同于认可原告有权处分国家或集体利益，从而可能损害公共利益；而赞同者认为，环境公益诉讼的调解以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前提，其不仅能够实现环境案件的快审快结，及时纠正对环境公共利益的侵害行为：同时由于是被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这有利于其对裁判的自觉履行，从而更有利于实现诉讼的目的。本案对此显然持认同态度，同时对于公益诉讼适用调解也提出了一些限定条件：第一，调解方案的制定由法院主导，法院应主动审查调解协议的内容，双方当事人不能随意处分自己的权利；第二，法院审查调解协议内容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即调解方案是否有利于保护环境公共利益，是否有利于消除环境污染源，是否有利于保护不特定多数人的环境权益；第三，环境公益案件的调解只有在查清事实、分清责任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由此，满足上述条件的调解，已经在本质上与判决相差无几，且比判决更有利于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从前述解释来看，环境公益诉讼适用调解也得到了认可，规定“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自行达成和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应当将协议内容公告，公告期间不少于三十日。公告期满后，人民法院审查认为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的内容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出具调解书。当事人以达成和解协议为由申请撤诉的，不予准许。”

噪声污染损害是否满足公益诉讼提起条件的辨析

尽管本案在原告资格、责任承担和裁判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但遗憾的是，并未对本案是否适宜提起公益诉讼这一根本性问题进行探讨，而是先验的将本案界定为“涉及人员众多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即高速公路交通噪声涉及临近沪宁高速公路五个自然村村民及过往公众等不特定多数人享受安静环境的公益，因而属于环境公益民事诉讼。

从《民事诉讼法》、《环境保护’法》等相关规定来看，环境公益诉讼就是针对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的诉讼，但相关法律并未对何谓“社会公共利益”这一不确定法律概念进行界定。结合《环境保护法》第58条和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来看，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实际上就是“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尤其是从解释所使用的“生态环境损害”、“生态环境修复”等概念来看，环境公益诉讼至少需以造成“生态环境本身”或者“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受损或者有损害之虞为前提，噪声污染是否符合这一前提，颇值考量。

从环境科学层面而言，环境噪声污染属于物理性污染，具有以下几方面特征：第一，局限性，噪声传播的范围是局部性的；第二，瞬时性，噪声污染是瞬时性的；第三，感觉性，噪声对人的危害取决于受害人的生理和心理状态。因而，噪声污染造成的影响本质上是一种感觉性妨害，本身并未对生态环境造成有形的损害，这与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化学性污染具有本质差异，即后者对人的影响经历了“排放行为——环境介质污染——人身、财产损害”的过程，环境污染首先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进而影响到暴露于污染环境中的受体；而噪声污染则是直接作用于生命体，尤其是主要影响到人对安宁环境所享有的利益，并未呈现“对环境的损害”，本质上是一种“拟制”的污染。两者的特征，可以概括为表1。

噪声污染的上述特征，很难满足提起公益诉讼所需具备的“造成生态损害”或“不特定多数人利益受损”的要求：第一，噪声污染并未造成生态环境的有形损害；第二，噪声污染的局限性、瞬时性、主观性，使其与个体的主观感受紧密相关，且由于扩散度低，通常局限于较小的范围，影响的人数也较为有限与特定，完全可以由受害者依据传统的私益诉讼渠道加以解决。司法是一种极其昂贵的资源，公益心也是一种及其稀缺的资源，不应予以滥用。公益诉讼的设立，不是另行设立一套与传统诉讼机制平行的管道，亦不是对传统诉讼渠道的替代，而是对传统诉讼机制难以保障社会公共利益时的补充。如果侵害行为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同时造成侵害，依据直接利害关系理论，私益受害者只能对其人身、财产损害寻求救济，而无法对生态损害进行救济，这样就难以将污染成本内部化，从而导致违法成本低，甚至起到鼓励违法的负效应，因而需要公益诉讼机制加以弥补；但如果一项侵害行为仅仅侵害到特定人的利益，并未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再动用“公器”来维护“私益”，恐怕在法理上和实践上都难以站得住脚了。

主要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参考文献

[1]徐隽．环保组织可跨省提起公益诉讼[N].人民日报，2015-01-07．

[2]郄建荣．中华环保联合会诉宁沪高速噪声污染[J]．法制日报，2014-04-02．

[3]李剑．住宅遭受交通噪声污染时开发商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初探[J]．四川环境，2010(5)：131-133，142．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