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五点建议

文／王金南 雷宇 宁淼

摘要 《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已进入关键时期。通过结合新《环境保护法》和新时期大气环境管理实践，从立法模式、目标导向、政府责任和制度逻辑等方面提出《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改建议，指出应积极尝试改革立法方式，树立改善空气质量的立法思维，充分体现政府为质量达标负总责的立法思路，建立“质量达标—总量控制—排放达标”相互联动的制度框架，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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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清洁空气：立法模式：环境保护法

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已经进入关键时期。目前，国务院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尽管总体上与现行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相比有了很大改进，但与新时期大气污染防治和空气质量改善要求依然有较大的差距，科研学术界对目前的修订草案也依然有很多分歧和争议。新《环境保护法》的许多精神以及一些有意义的条款都没有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中得到体现， 《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从立法模式、目标导向、政府责任、制度逻辑等方面都存在一些值得商榷和改进的地方。为了完善《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得到一个真正向大气污染宣战、让老百姓对蓝天有期待的“清洁空气法”，提出五条框架性修改建议。

尝试改革立法方式，建立科学立法新模式

尽管依然存在一些不足，但新《环境保护法》为新时期科学立法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模板。根据新《环境保护法》的框架要求，环保立法工作近中期将面临着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和制定“土壤环境保护法”的任务。为更好落实新《环境保护法》的要求，真正实现保护大气环境的目标， 《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需要提高到国家层面，建议尝试改革立法模式，突破部门立法的限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立法，让公众和专家充分参与立法过程。法律制定要突破传统的“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维。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即使无法做到像近300页的美国《清洁空气法》那样详尽，也要尽可能成为一部职责清晰、规定详细、可实施操作的法律，为重拳治霾、铁规减排、依法行政、环境法治奠定法律基础。

如果按照《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和“土壤污染防治法”这种惯例去制定单项法，那么上位法应该是“环境污染防治法”，而不是《环境保护法》。建议以《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为契机，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并吸取《环境保护法》修订的经验，将现行的以原则性要求为主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扩充成为包含详细法律规定的“清洁空气法”（以下统称“清洁空气法”），以增强法律在实施中的实用性和权威性。根据行政程序，以往的做法是先由全国人大颁布《大气污染防治法》，国务院再制定实施细则，环保部门再制定实施办法，地方人大或政府再制定条例和规定。这样一方面造成实施时间拖延很长；另一方面留给行政部门很大的“法律空间”和“自由裁量权”。

明确清洁空气目标，支撑环境管理转型

防治环境污染是我国环境立法一直以来围绕的主题，其重点是对各种污染源的排放行为做出法律规定。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立法目标应该适时进行调整，清晰树立面向改善环境质量目标的立法新思维，为全面实现环境质量导向的环境管理转型提供法律支撑。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具备实现向环境质量管理转型的法律、体制和公众基础。为此，建议把《大气污染防治法》的名称直接修改成“清洁空气法”，作为面向民生、科学立法、依法治国的突破口，切实推进空气污染依法治理工作。而且，建议已经启动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和准备制定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分别更名为“清洁水法”和“清洁土壤法”或“土壤环境保护法”，为支撑面向环境质量的管理转型提供法律保障。

清洁空气是确保公众健康的必要条件。建议把保障公众健康放在大气污染治理工作的首要位置，“清洁空气法”要体现这一要点。政府部门不应回避空气污染对公众健康的影响，在环境保护立法过程中要加强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干预这种影响的有效措施。建议“清洁空气法”要在条款中具体体现新《环境保护法》第39条的要求，把大气污染的健康影响和大气污染防治的健康效益落实到法律条文中。例如规定建立更加有效的灰霾重污染预警和应急响应机制，以及根据对健康影响的干预效果评估各级政府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实效等。同时，建议增加法律条款，明确对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大气污染防治规划、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及政策的制定要求，要进行社会一经济一技术一环境综合分析，特别是费用效益分析和公众健康影响评估。落实政府目标责任，建立达标管理机制

“清洁空气法”要充分体现污染源对排放达标（包括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负责、政府对区域空气质量达标负责的总体立法思路。明确空气污染控制或空气质量改善的目标期限，真正落实辖区政府改善空气质量的责任。建议在“清洁空气法”中进一步明确大气污染防治的最终目标，通过保护大气环境减少或防范大气污染可能对人体健康和自然生态系统产生的负面影响，从而授权政府对未来可能恶化的大气环境问题尽早进行预防和应对，以避免类似氮氧化物减排工作和PM2.5污染防治工作启动太晚，错过最佳控制时机的情况再次发生。由于“十一五”期间没有对氮氧化物采取总量控制措施，导致氮氧化物排放量上升了37%。为了让百姓看到我国政府治理大气污染的决心，建议国务院明确制定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的时间表，在“清洁空气法”中明确国家空气质量达标的期限，在“十三五”期间至少有一批城市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如果不能在法律中明确提出时间表，则建议增加一项要求“各级政府2016年6月5日之前发布本地区空气质量标准达标期限，并向社会做出承诺”的条款。

考虑到大部分城市目前都达不到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因此不达标城市必须实行严格的空气质量达标管理制度。这是“清洁空气法”要重点解决的根本问题，也是落实政府环保目标责任制的根本途径。建议新的“清洁空气法”专门设立一章对此做出详细规定，给出全国城市空气质量达标时间表和路线图，分别对目前已经达标的、近期（如五年）能够达标的、中远期实现达标的城市提出空气质量管理要求。对于不达标地区和城市，新法律应该亮出几个“杀手锏”，如党政同责、区域限批、行业限批。考虑到目前城市群的迅速发展，法律对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和区域空气质量改善规划的协调也应做出规定。在达标规划的技术层面上，要注意空气质量改善和水污染、固体废物污染之间的转换关系以及大气污染与气候变化、生态保护的协同问题，注意排放总量控制与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煤炭消费总量控制以及主要“双高”行业的生产总量控制的关系，明确提出实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

优化减排管理模式，理顺总量控制机制

污染减排是改善空气质量的重要支撑手段，是实现蓝天白云的“硬道理”。但长期以来，我国实施的是基于技术可行性和基于减排潜力测算的总量控制，总量污染减排与质量改善、企业达标之间存在着脱节。随着以质量为核心的环境管理模式的确立，“清洁空气法”需从立法层面调整优化污染减排的手段与模式，制定、实施基于空气质量改善目标的多种污染物环境容量控制方案，提高总量减排的精确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为此，建议将现行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嵌入综合性大气污染防治框架中，运用污染源达标排放、超低排放、最佳可行技术改造等多重手段，共同推进污染减排。对于远距离传输的高架点源以及可监测、可统计、可核实的大型污染源，实施全国和区域总量控制；对仅限于局地影响及监测、统计基础薄弱的污染源、污染物，以治污减排工程、技术、管理、政策推动作为重点，强调地方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对排放标准实施的监管。

新的“清洁空气法”还应理顺总量控制、达标排放等多种排放控制手段之间的关系。目前，上述手段之间尚存在不衔接和相互矛盾的问题。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全国所有燃煤电厂若全部实现达标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粉尘三项污染物的排放总量约为500万吨；而按照“十二五”总量控制要求，除烟粉尘外前两项污染物排放总量合计为1 550万吨；若所有燃煤电厂都实现超低排放，即烟粉尘排放浓度10毫克／米3、二氧化硫35毫克／米3、氮氧化物50毫克／米3，上述三种污染物的排放量合计为160万吨。因此，建议“清洁空气法”进一步理顺质量达标、总量控制以及达标排放三者之间的关系，以质量达标确定总量控制目标，以总量控制作为制定排放标准的依据，通过排放标准的修订来实现总量控制和质量达标。

排污许可证制度是美国等发达国家普遍实施的一项行之有效的环境管理制度。现行的《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了排污许可证制度，但国务院和环保部都一直没有出台详细的法规。“清洁空气法”应该明确这项制度与企业排放标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总量控制制度以及将来的环境税制度之间的关系。作为应对当前企业排放普遍超标问题的法律“底线”，建议“清洁空气法”明确规定企业应全面实施达标排放和排污许可证制度，同时规定排放标准和排污许可证是对企业监督的关键法律依据。

强化经济激励手段，全面公开环境信息

目前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没有充分体现《环境保护法》确立的“多元共治，多策并举”的思路。草案尤其缺乏对运用市场经济手段治理大气污染的法律规定。总体上看，这一立法缺陷与我们以往要求企业“必须怎么干”的传统立法模式有直接关系。因此，“清洁空气法”除了要关注不同污染防治对象之外，还要特别注意平衡好政府、企业、社会公众（包括媒体与民间组织）之间的关系，确立清晰的政府主责、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的“多元共治”体系。因此，“清洁空气法”要特别强调地方政府以及非环境保护部门的责任，对清洁空气“督政”给出具体规定和法律依据。

建议“清洁空气法”要确立法律、行政、市场和信息多种手段“并举”的框架。特别是市场经济激励型政策，也是需要政府出面制定和组织实施的。因此，建议“清洁空气法”把一些目前试点证明有效、可以全面推广的经济政策予以固定化，如排污权有偿使用、环境责任保险、大气治理补偿、环境税费等制度，对于那些没有全面试点但有很好发展前景的经济政策手段给出一些鼓励性的法律条款。

环境法治最基本的保障是环境信息公开。新《环境保护法》的最大亮点也在于此，其用单独一章确立了信息公开在环境保护中的独特地位。新《环境保护法>要求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获取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力，而且环保部门也应该依法公开环境信息，完善公众参与程序，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和监督大气污染治理提供便利。建议在“清洁空气法”中，将企业排污信息和空气质量监测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环境公益诉讼专门形成一章，并制定可操作的公众参与大气污染违法举报奖励制度。还要特别设立大气环境信息公开负面清单制度，以全面建立政府和企业的环境信息公开常态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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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EB/OL]．2014-11-30.ht tp://www. npc. gov. cn/npc/xinwen/lfgz/flca/2014-12/29/content_1891880. htm

[2]EPA. Clean Air Act[EB/OL]. 1990-11-15. http://www. epw. senate. gov/envlaws/cleanair. pdf.

[3]环境保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EB/OL]. 2014-4-24. http://www.npc.gov. cn/huiyi/lfz t/hj bhfxzaca/2014-04/25/content_1861320．htm

[4]环境保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EBIOL]. 2000-4-29. http：//www.envir. gov. cn/law/air. htm.

（王金南系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研究员；雷宇系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大气环境规划部副主任、研究员；宁淼，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大气环境规划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