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的特征是对新价值的发掘和创造

四十年前，荷兰设计师海斯·贝克（GIJS BAKKER）使用人造材料和金属铝创造的首饰设计，重新定义了首饰的概念。二十年前，他成立了DROOG设计集团，首开奢侈品设计的先河。海斯·贝克总是领先众人一步。他预测，人们在未来能够在家中制造专属于自己的物品。其余的事情大可全部交由机器人负责打理。海斯·贝克在圣诞节前，从不出门购物。

Q:世界知名设计师，海斯，贝克（Gljs Bakker）

A: KARoUNA VRANKOVA

Q：捷克人在圣诞节前的消费热潮中，人均花费5000克朗用于购买圣诞礼物。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开销！作为设计师，您如何看淡圣诞节前的大批量新产品生产？

A：我认为那样的做法特别愚蠢。当然，这个回答也不怎么理想。一方面，问题在于已有的体系在迫使人们出门花钱。另一方面，很多人对于这个体系毫无察觉。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正被这个体系牵着鼻子走。圣诞节在荷兰甚至就不是什么大日子。我们最重大的节日是12月5日的圣尼古拉节(SINTERKLAAS)。孩子们的礼物不过是传统的杏仁蛋白饼干和一首圣尼古拉的圣诞老人诗。我们努力保持这个传统，成年人购买的每件礼物不超过5欧元。我一直都说，我不是消费者，只是用户。这也是我写的书《可持续性手册》(A HANDBOOKOF SUSTAINABILITY)中的一个章节题目。消费者和用户之间最主要的区别就是，消费者是营销和商业广告的受害者，尽管他并不想如此。

Q：所谓的礼物经常是无比丑陋的东西。作为设计师，您是否觉得对此负有责任？

A：送礼物的人才应该负责。我认为，设计师对于制造业的生态影响，尤其是塑料制品的生态影响，都有所注意，因此对所设计的产品进行了认真思考与反思。我可以举个例子。荷兰家居用品与百货业巨头HEMA，以低调、方便的产品而著称。他们曾经邀请我设计一款洗碗海绵。我决定设计一个价格低廉的产品，而且不打算在产品模型上投入太多成本。产品模型非常昂贵，要出售很多产品才能弥补建模成本。这也意味着人们被强行推销了很多产品，可是根本没有想过自己是否真的需要它们。所以，我在做这个海绵的产品模型时，只用了钢绒，手柄是用金属丝卷折成的。这个模型很原始，但是能物尽其用。这是个很老的例子了。但我想说明的是，设计师应该以负责任的态度去思考自己的设计，不要助长人们心中的消费主义。

Q：塑料是您比较感兴趣的材质。您曾经设计了一个镀金的塑料吸管编织手镯，名为“塑料”（PLASTIC SOUP）。这个设计的灵感源自海洋中漂浮的废弃塑料。这个名字到底有何深意？

A：在我看来，吸管是塑料污染问题的集大成者。一根吸管的使用时间不过几分钟，然后就被随手丢弃，成为垃圾，但它们存在的时间比一个人的寿命还要长。我不是讲大道理的传教士。我的工作只是设计首饰，吸引顾客。总之，我也可以在设计中使用食品。

Q:睡会佩戴这种概念性首饰？

A：显然不是人人都会佩戴。这个手镯售价1500欧元，毕竟外面的镀层是价格不菲的黄金。对“我会花这么多钱去买一堆镀金的吸管吗？”这个问题，能够做出肯定答复的人，就是手镯的目标客户。肯定是很特殊的人。

Q：什么样的人呢？

A：主要说来，这些人对艺术、文学感兴趣，会思考塑料及其生命周期的问题，并且对这个问题念念不忘。我有一个朋友就买了一只这个手镯，说是很好的话题。很多人都注意到了这个手镯。有人对这个手镯大加称赞的时候，我的朋友就会给他们看手镯的内部，能看到层叠的吸管。接下来就会有—场讨论。

Q:您在家里会用什么样的东西呢？

A：我很走运，我家在阿姆斯特丹中心的运河边上。前面是工作室，后面是一栋四层的老房子。整个空间都归我支配。我打造了一个我喜欢的空间，里面放上我喜欢的东西。它们展现着我的生活和其他人的生活。这些东西或是我买回来的，或是跟别人交换的。比如，我有几张不同类型的实验性椅子原型，坐着不是很舒服，但却展现了一段历史。所有的东西都被它们的创造者和使用者赋予了独特的精神内涵。这种精神的分量是我对事物的唯一兴趣点。

Q:现住，很多年轻的捷克设计师都关注一个问题：小国家的设计师怎样才能走向世界。您曾两次大获成功。一次是上世界60年代，你的首饰设计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另一次是上世界90年代，您成为DROOC品牌的联合设计师。您是如何做到的？

A：确实，在荷兰功成名就可能与在布拉格家喻户晓很相似。不过，还是意义不同。我和妻子EMMY VAN LEERSUM在1967年在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 STEDELIJKMUSEUM)举办了_一场首饰展览。展览大获成功，但我们不断自问：谁真正了解荷兰以及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让自己出名其实很简单，就像我的策展人在上世纪70年代对我说的那样：如果一个人觉得有话要说，他就得离开熟悉的舒适环境，去另外的地方冒险。我们将此铬记于心，开始整理行囊，带着大大的铝制项链去了巴黎。我们在巴黎的感受就是“晤”。之后我们去了伦敦，当时的伦敦聚集了时装界和流行音乐界大批的先锋人物。我们很喜欢那里，而且立即开始尝到了成功的滋味。与DROOG设计集团的合作也差不多如此。我与同事RENNY RAMAKERS组织了一场荷兰年轻设计师的展览。但我们没有只在阿姆斯特丹停留，而是去了米兰的家具展 (SALONE DEL MOBILE)，那里的人对设计的兴趣始终如一。最开始的两天，只有荷兰人过来参观。第三天，我们迎来了意大利设计师、理论家ANDREA BRANZI。他很喜欢我们的东西。这就够了。口口相传，于是第四天的时候，我们的展览就人满为患了。

Q:那之后，DROOG设计集团就开始定期举办展览，而且发现了现在已经很知名的有一些荷兰设计师。荷兰设计师是如何变得如此重要的？

A：应该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人们中间产生了对于风格和品味的意识。另外一个事件就是50年代的公寓危机，人们要等上好几年，才能得到一套住房。这促成了很多新的建设，国家也邀请优秀的设计师设计社会福利住房。国家住房非常有趣，结果成了旅游景点。这也促使今天的人们对于普通的东西仍然有很高的质量要求，这是深深植根于我们的社会与政治中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荷兰人在建筑、图形设计以及艺术方面的教育水平很高。没有能够理解、消化艺术刺激的大众，DROOG或是荷兰设讯都不会成为现实。

Q:荷兰，尤其是阿姆斯特丹，在DROOG集团形成时期，具有格外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这对您的设计有何影响？

A：我们是个小国家，所以我们总是想要首先了解每样事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对新文化和艺术还很好奇。由于每个人都能够理解我们，我们才能独立地去创造。遗憾的是，这种开放的心态已经渐渐消失了。在新千年开始的时候，出现了首个民粹主义宣传。这是一大打击，此前的开放心态至此消失殆尽。敏感的人甚至能够觉察到空气中的这种气氛。曾经开放的社会，包容各色人等，包括同性恋、穆斯林、同性恋穆斯林等等。这样的社会现在只存在于记忆之中。现在的荷兰受到新一代的影响，他们正是十几岁的年纪，在全球化、消费主义、约束重重的荷兰长大。这些反过来又影响着他们的作品以及他们对于世界的看法。

Q：您住1968年首次到访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在亚布洛内茨举行的首饰研讨会，您对此次访问有何感想？

A：我记忆犹新。当时的布拉格昏暗、脏乱、神秘。巴洛克和新艺术风格布满整个城市。那次，我的妻子和我同行。我们去了一家漂亮的装饰艺术风格餐厅就餐，餐厅的条件非常糟糕。帘子脏兮兮的，桌子排成排。整个地方看上去空空如也。我还记得那些打扮恐怖的女服务员！她们穿着白色的鱼嘴矫正鞋，后跟上钉着楔子。她们穿着白色袜子，露着腿。不管我想要问点儿什么，她们马上就说“不”。我很怕她们。她们实在是高高在上的样子。这就是我对布拉格的第一印象。

Q：您还记得是那家餐厅吗？

A：不太记得了。不过我看到欧洲饭店(HOTEL EVROPA)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就是那里。应该是在市中心。我们开着自己的雷诺汽车去的那里。之后，我们去了亚布洛内茨，捷克的玻璃业产区。那里的氛围完全不一样。人们都很友好，热情地欢迎我们。我们还会见了首饰匠人VACLAV CIGLER。那是很不错的一次经历。当时的捷克首饰匠人真的非常前卫。我在研讨会上看到了一条用曲别针做成的项链！还有很多其他东西。我看到了立体主义的流传。非常前卫，非常现代。

Q：您带了什么作品去参展

A：我们并不称其为首饰，而是称作“可佩戴的物品”。我带去的是一件由金属铝或钢制成的大型作品。我们不想惺惺作态。所以就带了一个看上去像是在岩石中蜿蜒的管道的手镯，叫做“管道手镯”( PIPE BRACELET)。

Q：您仍有捷克朋友吗？

A：我后来开始和CIGLER接触。我妻子想邀请CIGLER出席一个首饰展览，但他没能获得批准，所以我只好按照他的图纸，自己动手制作。我们还认识了其他一些年轻艺术家，有些和我们年纪相仿。CIGLER确实是一位有前途的前卫首饰匠人，能够做出漂亮的东西。

Q：经济危机在世界范围内对设计有影响？

A：当危机愈演愈烈的时候，我对我的学生说，我很羡慕他们能够在经济危机中开始职业之路。在我看来，这是以不同角度思考的好时机，也是寻找新可能的好时机。当危机渐渐缓和的时候，你已经做好准备，迎接新的成长。DROOG集团也是如此。我们成立的时候，恰好是经济情势很糟的时候。不过我仍然觉得那是好事。当经济增长的时候，我们也会一道发展。事实确实如此。我们在过去几年中，—直随着经济增长不断发展。

Q：设计师的新可能在哪里？你能否指出一些？

A：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购买了一些3D打印的枪支。我觉得这是明智之举。3D打印正是设计的未来所在。不用机器，只是一台打印机，就能做出枪支！不久前我读了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EN)的《创客：新工业革命》(MAKERS: THE NEWINDUSTRIAL REVOLUTION)。安德森是《连线》(WIRED)杂志前主编，颇具前瞻眼光。他在书中谈到了桌面上的生产、个性化生产以及未来贸易的重要性要远远高于购买，这也是资本主义的特质之一。我坚信这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Q：3D打印成本高昂，似乎与经济危机不合拍。

A：现在确实很昂贵，但情况正在快速变化。十二年前，我想打印一条项链的话，只能去比利时的一所大学，而且非常原始。现在，我可以打印出纯金制成的复杂产品。3D打印在未，来会成为居家必备的基本物品，我拭目以待。 需要给孩子组织一个聚会，可以打印出有图画的个性杯子。打印机旁边就是粉碎机，可以把旧的东西扔进去，然后新的可用材料信手拈来。我肯定这会实现……不过也不一定。

Q：您怎么看与新材料一通出现的生物技术？

A：二十五年来，我—直在埃因霍芬领导研究生项目并在其中授课。两年前我离开了这个项目，但我仍然愿意留在那里，主要是因为我希望聘用年轻的教授，成立专门针对生物技术等新技术领域的院系。要时刻关注社会动向。

Q：这些教授来自哪个国家？设计发展最快的领域是哪个？

A：我现在很多时候在亚洲工作，在台湾开办了研究班。不久前，我还与一些来自北京的年轻人_起共事。我真的很喜欢他们。他们非常有活力，有好奇心，精力充沛，对新思想开放包容。我在欧洲完全看不到这样的情形。美国的情况稍微有所不同。亚洲对新事物和机会充满了渴望。我对在亚洲工作始终充满了热情。中国有很多有钱人，他们希望自己的生活有所不同，想要具有吸引力的产品。有需求就有市场。年轻的中国设计师获得了大量机会，他们很快就能够独立工作。与此同时，手工制品越来越贵，中国政府也在努力确保中国的生产水平不断提高，产品具有更高的价值。廉价生产已经过时。所以，我希望机器人都回到欧洲去。

Q：尽管新科技不断涌现，还是能够听到“返璞归真”的呼声。媵U l爽”的llf声。

A：是的，我认为很有必要慢下来，进行思考，这样，产品才能够真正符合人们的需要。年轻的设计师中，已经有人在这样做了。他们回归到手工生产和古老的工艺品质之中。

Q:那也正是您的儿子ALDO BAKKER 的工作方式。他的作品充满了诗情画意，品位严肃，工艺精湛。他怎么看待您的调侃与幽默？

A：他从来都不喜欢DROOG设计，不过倒是很开心DROOG设计雇佣了我，这样我就不会去烦他了。我以前觉得这很不可思议，不过，现在我能理解了。年纪越大，我越能体会到严肃性的意义以及让事情慢下来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