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平衡视角下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法律保护

朱 玛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401120）

摘 要：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法律定义、法律性质及权利归属都存在较大争议，相关的法律法规比较零散、法律位阶较低，保护力度较弱。通过研究其历史演变，可知体育赛事转播权是集合了无形财产权和著作邻接权的一种复合型权利，体育赛事转播关系涉及多重利益冲突。应该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坚持利益平衡原则，完善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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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体育赛事转播权；体育赛事电视转播权；体育赛事网络转播权；利益平衡

中图分类号：DF5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 2015) 02-0166-09

收稿日期：2014 -11-06 该文已由“中国知网”(www．cnki. net) 2014年12月29日数字出版，全球发行

作者简介：朱玛（1977 -），女，广东高州人，西南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金融学院法律系教研室主任，讲师，研究方向：知识产权法、电子商务法。

2014年2月间，索契冬奥会给人们带来了冰雪世界里的视觉盛宴。4月，组委会正式宣布本届冬奥会的营销收入达13亿美元，是4年前温哥华冬奥会的1.5倍，创下冬奥会历史之最。其中，电视转播权的销售是本次冬奥会最大的收入来源。根据国际奥委会的最新数据，收看冬奥会转播的中国观众达到1.9亿，在观众总量上占据了第一位。6月，巴西世界杯再掀足坛旋风。而早在2009年，中央电视台就花了1亿美元买断2010年与2014年两届世界杯转播权，成为迄今为止最大手笔的世界杯赛事转播权投资。由此可见，随着人们观赏竞技体育的热情高涨，体育赛事转播权对体育产业的高速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体育赛事转播权的实质及其历史演变

（一）体育赛事转播权的实质：两种意义上的转播权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词条，转播是指“（广播电台或电视台）播送别的电台或电视台的节目”；直播是指“广播电台不经过录音或电视台不经过录像而直接播送。”严格依此来理解，转播权专指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因转播各种节目而享有的权利，不同于“直播”。但在实践中，各种媒体和新闻报道中频繁使用的“实况转播”、“现场转播”等字眼，却往往包括“直播”之义而并不局限于”转播”，也不仅仅是指广播组织所享有的权利，还包括指赛事组织者享有的权利。因此，从法律角度上讲，它并不是一个严谨的法律概念，只是新闻媒体约定俗成的一个用法。要从法理上明确体育赛事转播权的内涵，无外乎三个问题：“谁享有权利”、“对什么享有权利”和“享有什么样的权利”，即权利的主体、客体和内容。笔者认为，体育赛事转播权实际上包括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直播意义上的转播权，即体育赛事组织者享有的许可各传播媒介向公众现场直播体育赛事，并由此获得经济收益的权利；第二层面是字面意义上的转播权，即赛事直播权的拥有者享有的许可各传播媒介转播体育赛事节目信号，并由此获得经济收益的权利。前者是后者的权利来源。

（二）体育赛事转播权的历史演变：从电视转播权到网络转播权

凡是谈及体育赛事转播权的历史发展，人们必然就想到电视转播权，尤其以奥运会体育赛事转播权的开发和利用最具典型意义。电视转播技术初次出现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1948年的伦敦奥运会上BBC首次支付了500英镑以获得拍摄体育赛事的权利，1958年国际奥委会修改《奥林匹克宪章》时将“体育赛事电视转播权”正式纳入其中，迈出了有偿转让电视转播权的关键一步。自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开始，国际奥委会开始参与电视转播权的销售分成，并在1995年明确了利润比例——国际奥委会享有51%的收益。此后，奥运会电视转播权收入持续增长，成为国际奥委会的经济支柱。但是，随着观赛模式的选择日益多元化，传统的电视转播已经面临严峻的挑战。“互联网的开放性使网络图像能够轻易地跨越国界相互传递，这对现行奥运会按照地区单独销售电视转播权的模式提出了挑战。为了保证电视转播商的利益，国际奥委会对网络转播一直保持‘消极甚至抵制’的态度，使得奥运会网络传播发展十分缓慢……互联网公司正式登上了奥运会商业开发的大舞台，奥运会网络传播时代的到来己不可阻挡”。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创了网络媒体以合法身份参与奥运报道的先河，真正实现了重大体育赛事的全方位覆盖。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赛事转播权激战中，更有网站宣称，要彻底颠覆传统观看世界杯赛的收视习惯，让众多的足球爱好者感受不一样的全球足球盛宴。

二、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法律属性之辨

（一）体育赛事转播的对象——“体育赛事”的性质界定会赛事及相关活动在中国大陆和澳门地区的新媒体（互联网和移动平台）转播权已由国际奥委会独家授予中国中央电视台。未经中央电视台授权许可，其他任何互联网和移动平台等新媒体均不得擅自转播。互联网和移动平台擅自使用奥运赛事及相关活动的视音频节目信号的要承担侵权责任。从著作权法来分析，这一通知并没有明确权利主体和保护对象，其所谓的侵权责任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对此，我们有必要区分国际奥委会对奥运赛事及相关活动进行录音录像、传播报道的垄断权利，和中央电视台对奥运赛事及相关活动进行录制以后形成的录音录像以及广播电视节目的权利。前者是国际奥委会拥有的特殊权利，它实质上是对新闻媒体报道奥运赛事及相关活动的控制权利，而不是什么版权；后者是在经过国际奥委会授权后，取得了对奥运赛事和活动的录制、传播权的传媒组织，对奥运赛事及相关活动进行录音录像后进一步形成了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以及广播电视节目的版权（邻接权）。从著作权法的视角出发，中央电视台只是个视听（影视）作品著作权人，或者是录音录像制作者，或者是广播组织。因此，制止网络媒体擅自报道、传播体育赛事或者活动的行为，应当明确体育赛事和体育赛事节目的区别、明确国际奥委会和中央电视台的权利性质；这不仅仅是靠著作权就能解决的，还要根据奥委会或相关赛事组织的国际规则行事，甚至可以与时俱进，大胆采用反盗版的过滤新技术。

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法律属性是一切法律保护以及相关制度设计的起点，而体育赛事转播的对象（即体育赛事本身）的性质界定，则是完成这一起点的关键所在。在经典的知识产权法或著作权法教科书中，大多数认为体育赛事本身不构成作品。“作品必须能够传播文艺或科学思想，作品主要地应该是一种信息的载体，而不是一种实用工具和手段，这是它区别于体育竞赛，区别于工业领域中的技术发明创造、商业领域中的经营方法之处”。甚至明确“表演者是指表演作品的人，而不包括运动员、马戏演员、魔术师等人”。相反，也有学者认为体育赛事本身符合作品的构成要件，指出“运动竞赛表演是体育的重要智力成果，且具有思想性、技艺性和可固定性，应被看作著作权的客体”；还有的认为“运动竞赛表演的动作设计与舞蹈动作设计一样具有独创性，属于作品。运动竞赛表演不为强制法所排除，又符合作品的特征，应受著作权法保护。”更多的一些法学教材对此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不置可否。

要判断体育赛事是否构成作品，唯一的判断标准就是独创性。事实上，体育比赛与我们日常生活的绝大多数游戏一样，是有既定的程序和规则的，无论其多么精彩和吸引人，并不涉及知识产权的创新问题。一是从运动员的微观层面上看，参加比赛的根本目的在于展现运动技能。譬如游泳、足球等等，各种项目都是经过长期训练和赛前的针对性演练，尽管在比赛过程运动员利用了一定智慧和技巧临场发挥，看起来像是智力活动，但本质上是平常训练经验的再现，以体力的发挥水平高低来决定胜负。这就意味着，运动员所谓的创造活动属于经验事实的范畴，赛场上的临时创造是微不足道的。二是从赛事组织者的宏观层面来看，组织工作是有固定的程序和流程安排的，比如资金的筹措、地点时间的确定以及其他安保等附属工作，并不存在更多的创造性安排。特别是各类体育项目的比赛规则、场地设置、应急措施等程序，在世界范围内已统一，既不需要改变，更不能随意改变。因此，大部分体育竞赛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至于以艺术体操等为代表的、具有竞赛表演性质的项目，是否具有独创性的问题则要复杂得多，本文暂不做讨论。

（二）关于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属性的学说辨析

目前，关于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性质的研究，国内主要有以下几种研究视角：第一，在著作权法的框架下进行探讨。早期有学者认为它属于著作权，既然体育比赛不构成作品，这一说法已无从谈起。一般认为其属于著作权法中的邻接权，但具体属于邻接权中的哪一种权利存在争议：一种观点是表演者权，另一种观点是录音录像制作者权。笔者认为，体育比赛本身不是作品，表演者权不具备存在的前提；而体育赛事转播权获得保护的依据并非是“制作节目”，而是“播放节目”，即传播体育赛事信号，也就不属于录音录像制作者权。第二，在传统民事权利的框架下进行探讨。有学者认为在职业化、商品化的条件下，体育比赛也是一种服务产品，体育赛事转播权就是这种产品所有者的收益权，即物权。也有学者认为，体育赛事转播权实质上是一种根据契约而产生的民事权利，是一种广义上的合同权。笔者认为，体育比赛不是有体物，物权说无法解释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性质；由于合同权利是一种约定权而不是法定权，契约说实质上回避了其法律性质的定位问题，并没有讲清楚其到底属于民事权利中的哪种权利。第三，其他新型权利的归类，包括无形资产权说、商品化权说、形象公开权说等等。显然，不同的观点取决于不同的角度，而争议仍将继续，但必将有助于促进人们对体育赛事转播权的认识与理解。

在西方国家，关于体育赛事转播权的认识则经历了从“赛场准入说”、“娱乐服务提供说”到“企业权利说”的发展过程。第一，赛场准入说，认为赛事转播权源自于已经获得法律承认的另一项财产权利，即体育场馆所有人对体育场馆的所有权或管理人对体育场馆占有权。这本质上是一种物权的观点，导致转播权依附于别的民事权利，无法体现其真正价值来源，不具有说服力。第二，娱乐服务提供说，认为摄像记者和普通观众一样，是以观看比赛的方式享受娱乐服务的。电视台转播赛事节目，实质上是在转播一项娱乐活动，但必须交纳相应的费用。这一学说的缺陷在于它不对摄像记者和现场观众进行区分，无法解释为什么电视台与普通观众所交纳的费用存在天壤之别。第三，“企业权利说”，将体育赛事看成一类产品，赛事组织者从事的是一项经济活动，承担着财政上的风险。“企业权利说”承认了转播权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实际上是借用了物权法的概念，认为赛事转播权是一种无形财产权，这在实践中有利于对转播权的利用和保护。

（三）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法律性质：复合型权利

既然国内外对于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属性的认识无法统一，现有法律体系无法涵盖体育赛事转播权，那就需要从多维的视角对其进行法理上的界定。体育赛事转播权不是简单的著作权，也不是普通的民事权利，而是一种复合型权利，对其法律性质的分析自然也不能一概而论、以偏概全。笔者认为，既然体育赛事转播权包括直播和转播两层含义，那么对其性质的界定也要分层次进行，不同的层面具有不同的法律性质。

第一个层面是直播意义上的体育赛事转播权，即体育赛事组织者自己或者允许他人对体育赛事本身进行直播的权利。它实质上是对新闻媒体报道体育赛事的控制，并不是知识产权，更不是什么著作权。《奥林匹克宪章》第一章第7条第1款规定：“奥林匹克运动会完全属于国际奥委会，国际奥委会拥有其中有关的全部权利，特别是（而且没有限制地）涉及该运动会的组织、开发、广播电视和复制的权利。”因此，笔者认为直播意义上的体育赛事转播权属于一种财产法范畴的无形财产权。第二个层面是字面意义上的体育赛事转播权，即广播组织允许他人对体育赛事节目信号进行转播的权利。在二者关系中，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条件。即广播电台、电视台先要向体育赛事组织者购买直播意义上的体育赛事转播权，获得在现场摄制和直播体育赛事的权利；然后如果有第三方想转播该赛事节目则再经过其授权或有偿转让。“无论该节目是否为广播组织自己制作，只要是广播组织合法播放的，广播组织对节目信号都享有广播组织权。”由此可见，字面意义上的体育赛事转播权实质上是广播组织权，属于邻接权范畴。

三、体育赛事转播权的国内外法律保护现状

（一）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保护的域外借鉴

在国际上，《奥林匹克宪章》率先对体育赛事转播权进行了制度规范，明确规定国际奥委会是奥运会电视转播权的主体。随之，其他国际性体育组织也纷纷强调其对赛事本身及赛事节目信号享有所有权。此外，一些国际组织或国家也通过自己的立法或司法判例确立了本国的体育赛事转播权制度。欧美作为全球体育产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对其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保护的关注与研究将对我国有一定借鉴意义。

1．欧盟及其成员国对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法律保护与限制

就欧盟而言，欧洲法院曾在判决中指出，鉴于体育比赛的组织者控制着比赛场馆的出入，体育运动的电视转播权通常属于其所有。欧洲委员会则认为，参与比赛的运动队或者俱乐部都可以主张某些赛事权利。具体到各成员国，英国法没有专门针对体育赛事的独立财产权利，而是借鉴了物权的概念，认为俱乐部作为所有权人或者管理人有权拒绝或者允许他人进出体育场馆，事实上也就享有对比赛本身的控制权。希望直播或者转播比赛的电视台一旦获得了进入主赛场的许可，就视为获得了“转播权”这一抽象权利，而电视台等媒体所制作的对体育比赛片段的独家报道，则可以受到版权法的保护。荷兰在立法上也没有对体育赛事本身的权利加以规定，只是把转播权看作是“赛场准人权”。直到1997年，荷兰的竞争当局才承认转播权属于一种对比赛承担了组织与经济上的责任者享有的权利。在德国，法律没有承认体育比赛有对抗第三人的权利，但实践中通常认为体育比赛电视转播权属于比赛组织者所有。与上述几国不同，法国在成文法中对体育赛事电视转播权的归属做了明确规定，将该权利赋予体育组织，这在欧洲体育强国中是独树一帜的。

考虑到，体育赛事尤其是公众普遍关注的大型体育赛事的转播权问题，已经不仅仅是赛事组办者和媒体间单纯的利润分成和博弈，其具体的发放和实施更深切关系到公众是否可以接近赛事和了解、感知赛事的具体信息。欧盟在《欧洲共同体条约》和《欧盟议会条约》还专门确立了竞争法条款，对体育赛事转播权的竞争行为予以规范。目前，欧盟主要通过视听媒介服务指令( AVMSD)规范体育赛事的电视独家转播，以保障公众对重大赛事的知情权。

2．美国对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法律保护与限制

美国众议院于1976年成立了国会职业体育委员会，该委员会只是一个临时机构，主要任务是协调职业体育的电视转播问题。同年，美国国会通过《版权法》，其中第110条第(5)款(B)项规定了某些表演和展览应享有独占权的情形：“由某一机构进行的，包含非戏剧音乐作品的表演或展览的，目的在于让一般公众接收的直播或转播的信息传输，而这种通信传输源于联邦通信委员会这样的机构许可的广播或电视台，或者……”该法被认为是体育赛事转播权受到版权保护的法律依据。但本条规定的是电视广播组织享有权利的电视信号，非体育组织所有的体育竞赛本身。这表明体育赛事转播权并不是著作权，而仅仅是邻接权。

与欧盟类似，美国法也对在体育赛事转播权营销中可能存在的垄断行为予以关注。1961年专门出台《体育转播法》给予四大体育联盟（职业橄榄球、棒球、篮球和曲棍球联盟）在反托拉斯法下的特殊待遇，旨在促进职业体育的发展。但该法的豁免范围局限在“赞助电视转播”，即免费电视。随着技术发展而出现的新的转播形式如卫星电视、有线电视、网络等收费传播方式则不在此列，意味着大部分体育赛事转播权的开发和利用仍要受到相关垄断法规的约束。

（二）我国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法律保护现状及不足

《体育法》是体育领域的唯一基本法，其第34条规定：“在中国境内举办的重大体育竞赛，其名称、徽记、旗帜及吉祥物等标志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保护。”这是在该法中唯一能找到的与体育无形财产有关联的一个条款。实践中，体育赛事转播权的营销和保护并没有因为法律的缺位而停滞不前。恰恰相反，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有效开发已经成为大型体育赛事收益的主要来源，也是体育赛事商业化运作成功的关键。事实上，尽管没有在法律法规中得以明确规定，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法律保护在实践中也并非无法可依。

首先，体育赛事转播权的第一个层面，即直播意义上的体育赛事转播权是一种无形财产权。凡是涉及到财产权的转让或许可使用必然离不开民法调整，姑且不论体育赛事转播权的主体是赛事组织者还是运动员个人，权利人的合法权利均可以受到民法保护。因此，《民法通则》可以为体育赛事转播权提供保护依据。其次，体育赛事转播权的第二个层面，即字面意义上的体育赛事转播权属于广播组织权，可以受到《著作权法》的调整，但仅限于邻接权意义上的法律适用。再次，无论是直播意义上的体育赛事转播权还是字面意义上的体育赛事转播权，权利人都是通过合同进行转让的。在相关法律缺位的情形下，订立合同尤为重要。不但操作简单，也便于双方权利义务的认定，是商业活动中均衡和保护各方利益的常用手段。自然地，《合同法》也就成为法律适用依据之一。最后，一些部门规章、协会的规范性文件也开始关注体育赛事转播权问题。2000年3月，体育总局发布了《关于电视转播权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确认体育比赛的电视转播权属于比赛主办单位。2005年通过的《中国足球协会章程》第49条强调中国足协是所管辖各项赛事财产权利的所有者，显然这些财产权是包含赛事转播权在内的。2008年，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联合发布《关于严禁通过互联网非法转播奥运赛事及相关活动的通知》，重点打击网络侵权盗版行为。这表明，在国家相关部门和体育组织的语境中，体育赛事转播权仍属于版权保护范畴。

由此可见，现阶段我国对于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法律保护，或依据民法基本原则，或依据著作权法和合同法，或依据位阶较低的行政规章，甚至仅仅是一些并不具备法律效力的协会规则，法律的不配套、不协调必然导致保护力度较弱。又由于我国的职业体育市场培育尚不完善，体育赛事转播权的垄断问题并不突出，反垄断法也就暂不涉及。但中央电视台在赛事转播领域一枝独秀却是不争的事实，甚至发生过2002年央视封杀甲A联赛的极端事件。随着我国体育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网络技术以及通讯技术的进步，必然会引发转播市场的竞争问题。在强调权利保护的同时，不能忽视了对权利的限制，为促进我国体育赛事转播市场的繁荣提供更加全面的法律保障。

四、完善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法律保护：基于利益平衡视角

（一）体育赛事转播关系所涉及的多重利益冲突

利益相关者是一个管理学概念，它挑战了传统的股东至上主义，是指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应该为综合平衡各种利益要求而进行管理活动。从该理论的本质来看，大型体育赛事的传播效益理应是由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创造的，每个利益相关者对赛事传播都有利益诉求。具体到体育赛事的转播过程，赛事组织者、媒体和公众是三个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其中，体育赛事组织者担任赛事信息来源者的角色，媒体是连接赛事组织者和公众的中介，公众是体育赛事的关注者与信息的接收者。这三种力量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使得体育赛事的转播呈现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过程。如果其中某一方缺位或力量过于强大，必将出现失衡局面，体育赛事转播也将失去良性发展的动力。

1．体育赛事转播权与公众知情权的利益平衡

对大多数人来说，对体育赛事的感受并不是通过现场观看，而是通过赛事转播得来的。一方面，公众对赛事相关信息的接受是开展体育赛事转播的前提和社会基础。媒体作为一种中介，首先要报道体育赛事的相关信息，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另一方面，广泛的公众关注度又会给赛事组织者和媒体带来丰厚的利润，促使赛事转播费用逐年攀高，有利于体育赛事的发展。但通常一项体育运动只有一个相应的国内或国际体育协会，容易导致赛事组织者对转播权拥有绝对的控制权；随着付费电视台的兴起，一旦赛事转播权被高价买断，公众将面临要么不能收看喜欢的体育比赛，要么被迫支付额外费用。对于一部分人，尤其是弱势人群，因为他们无力负担高昂的收视费而被剥夺通过媒体观看重大体育赛事的机会，这显然是有失公平的。毋庸置疑，保障公众对于重大赛事的知情权与保护赛事转播主体的合法权利同等重要，两者之间不应当是简单的利益冲突关系，而更应是一种利益平衡关系。

2．体育赛事转播权销售过程中的垄断问题

与一般产业中激烈的竞争关系截然相反，体育产业追求的是“竞争平衡”。所谓竞争平衡是指体育比赛中各参赛队伍在实力上应旗鼓相当，通常竞争实力越均衡，比赛结果的不确定性就越大，其观赏性和娱乐性就越强。反之，如果比赛双方实力悬殊，比赛毫无悬念，公众就会感到厌倦，导致收视率下降、转播合同贬值，最终影响整个体育产业的利润。为了促进“竞争平衡”，职业体育联盟往往将各俱乐部赛事转播权横向集中打包进行出售，所得收入再平均分配给各俱乐部，以避免俱乐部之间的经济不平衡。这一措施本无可厚非，但毕竟是竞争者之间的联合，限制了转播市场的竞争，有违反《反垄断法》的嫌疑。又由于我国的电视转播机构具有明显的行政性，极易形成行政垄断。特别是央视体育频道的竞争力不是通过市场竞争所产生，而是通过政策保障、网络保障、资本保障和法律保障叠加衍生而成。中央电视台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得体育联盟不敢与其发生摩擦，实际上造成体育赛事转播市场上的买方垄断，从而扼杀赛事转播市场的竞争规则。

3．传统电视转播与新型网络转播的利益博弈

体育赛事网络转播权一出现，国际奥委会就面临着来自互联网的挑战。长期以来，电视媒体和国际奥委会互惠互利，合作得非常愉快，互联网传播的出现必然分流观众，从而分流电视广告商。因为，网络媒体在体育赛事传播中的特征鲜明而优势突出，网络传播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人们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网站来收看赛事；尤其是互联网具有前所未有的超强的互动性和参与性，这一切将造成电视台花钱为网站做嫁衣的尴尬局面。不可否认，网络传播改变了体育赛事传播的格局，但网络侵权也随之而来。网络时代是个“内容为王”的时代，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原本已较为有限的网络内容资源会变得前所未有的稀缺。一方面，非法转播的成本几近于零。鉴于网站与电视台签订的转播协议费用不菲，盗播网站往往不会为此投入资金，而转播热门比赛却能带来点击量的激增、丰厚的广告收入甚至更多的其他回报，导致众多网站不惜铤而走险。另一方面，权利人的维权成本却比较高。由于互联网传播速度快捷、侵权手段隐秘，权利人要打击非法转播必然要付出大量的时间、人力、物力成本，甚至不免陷入“赢了官司输了钱”的困境，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侵权网站的气焰。

（二）坚持利益平衡原则，完善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保护

利益平衡也称为利益均衡，是在一定的利益格局和体系出现的利益体系相对和平共处、相对均势的状态。利益平衡的理论和方法受到法学领域的青睐，法律要达到的平衡目标是“先满足最重要的和需要优先考虑的利益，然后使其他的利益最少牺牲。”[12]体育赛事是一种公共产品，因为通过电视或网络转播观看体育比赛，不管是免费还是付费都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其核心是一种观赏性的信息服务。既然属于公共产品，体育赛事转播权就不能简单地任由市场自由配置，但政府也不能过多地加以干预，必须针对体育赛事转播的实际情况进行制度设计。这种平衡机制总的来说是平衡各种应当保护的利益，主要涉及知识产权的私人利益和促进公平竞争的社会利益[13]。在利益衡量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各方面因素，尽量减少利益冲突，保持市场的相对稳定性。

首先，在《体育法》中对体育赛事转播权做原则性规定，明确其财产属性。有学者主张将体育赛事转播权纳入《著作权法》，笔者对此持不同意见。因为关于体育赛事转播权的著作权性质争议较大，短期内无法达成共识，立法必将遇到相当大的困难。如果一定要在《著作权法》中对转播权加以规范，实际上是抹杀了转播权的资产属性。毕竟著作权法的立法本意是鼓励智力创作而非资金投入，仓促纳入体育赛事转播权，实际上会使体育赛事本身和体育赛事节目两者更加含混不清。更何况，我们不能一出现新问题就增加新权利，只要能在既有权利体系内适用解决的，就应当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特别是在我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下，对体育赛事转播权的商业运作必须经过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作为体育界基本法的《体育法》对此问题不应缺位。

其次，制定以《体育赛事转播权保护条例》为核心的一系列行政法规或规章。由于《体育法》对转播权只能进行一些原则性的规定，体育主管部门有必要出台一系列的细则或者行政规章对转播权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做出更为清晰的规范。在这一实施条例中，应当对体育赛事转播权做全面、细致的规定，譬如权利的内涵和外延，权利的性质、权利的流转和保护等等。尤其是应注意两点：一是借鉴欧美的成功经验，保障公众观看重要体育赛事的权利，平衡赛事转播权媒体的财产权与公众的信息知情权之间的利益冲突；二是关注体育赛事转播权销售过程中的垄断与反垄断问题。目前我国职业体育起步比较晚，赛事转播权市场还不不成熟，限制竞争的利益冲突尚未凸显，但应未雨绸缪，通过立法程序明晰和确定，可以促进体育赛事转播权的合理开发利用。

最后，明确权利性质，积极打击网络侵权，迎接新转播时代的来临。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曾在2008年6月联合下发了《关于严禁通过互联网非法转播奥运赛事及相关活动的通知》，以保护奥运赛事的网络传播。该通知规定，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