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类型与国际贸易理论研究评述

　　[摘要]国际贸易现实类型大概经历了产业问贸易、产业内贸易和产品内分工三个阶段，概括而言，比较优势的传统力量可以对一组产品发挥作用，新贸易理论则适用于解释由于规模经济和产品异质性所导致的产业内分工贸易模式；而当分工深入到产品内之后，贸易的技术结构和垂直专业化水平成为新的分工形式下衡量贸易结构的主要基准。

　　[关键词]比较优势；新贸易理论；产品内分工

　　[作者简介]陈英，四川大学经济学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广西财经学院讲师，四川成都610064

　　[中图分类号]F7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434(2010)11-0115-06

　　引言

　　在国际贸易纯理论的发展过程当中，要素禀赋、规模经济和交易费用等经济因素都曾被用来描述贸易类型形成的理论基点，这些关键字的顺序则代表了近几百年来理论界对贸易类型认识的发展过程(樊纲等2007)。按照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则，我们可以把整个贸易模式的发展历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产业间贸易阶段、产业内贸易阶段和产品内分工贸易阶段。纵观已有文献，有关贸易类型的讨论虽然已经比较成熟，但是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仍然存在扩张空间，特别是随着垂直分工的深化和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产品内分工贸易模式作为一种全新的贸易模式出现在经济学家的视野中，大家对其认识还比较模糊，与其相关的理论探讨更是莫衷一是。因此，廓清贸易类型的发展历程及其在不同发展阶段上所表现出的不同特质，对于从更深层次上理解贸易理论并指导现实世界贸易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本文将重点从产业问贸易、产业内贸易和产品内分工贸易三个层面探讨贸易模式的发展历程，分析现有研究的不足，并着重就产品内分工模式下出现的最新贸易类型测算方式进行探讨，最后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一、产业间分工与古典贸易理论

　　人类历史上真正大规模贸易的产生源于地理大发现，当时贸易的基础是国家已经利用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建立起来的产业基础，因此，这一阶段的主导贸易类型是产业间贸易。比如14世纪的葡萄牙是地理大发现的第一批受益者，根源于自身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有利于香料生产的资源优势，香料产业早已在该国发展和壮大起来，地理大发现以后的贸易则是强化了她在这方面的优势。古典经济学的奠基者亚当・斯密便受这种贸易模式的启发创立了绝对优势学说，主张如果每个国家都按照各自的绝对有利的生产条件(即生产成本绝对低)去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彼此交换，则对所有国家都会是有利的。这一学说的创立在当时具有重大意义：一是他揭示了国际贸易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国有利的自然禀赋与后天形成的有利生产条件；二是指出一个国家只要根据有利生产条件参加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就可以获得比自己生产更多的利益；三是在当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情况下提出了自由贸易政策(AdamSmith，1860)。但是由于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建立在一系列条件苛刻的假设之上，因此，它只能解释国际贸易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即在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的国家之间的贸易。而不能解释事实上存在的几乎所有产品上都处于绝对优势的发达国家和几乎在所有产品上都处于绝对劣势的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

　　为了解决绝对优势理论天生的缺陷，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DavidRicardo，1966)，他通过一个简单的2*2模型论证了一个国家即使在两种商品都没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如果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进行分工，两个国家通过自由贸易都会受益，而产生比较优势的唯一原因是各国之间劳动生产率的不同。但是，现实世界中，各国间劳动生产率的不同只能部分的解释贸易产生的原因，贸易还反映了各国之间的资源差异，即对原始贸易模式的回归。为了分析资源差异在贸易中所起的作用，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了H―O模型，即一个国家应当根据自身的要素丰裕程度选择出口或者进口的商品种类。虽然“里昂惕夫之谜”(LeonfiefParadox)的产生像一枚重磅炸弹给H－O定理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学者通过从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视角(Kenen，1965；Keesing，1966)、自然资源稀缺程度视角(Vanek，1963)、政策视角(Tra―vis。1972；Baldwin，1971)进行分析，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从而维护了H一0定理的权威性，使以HO定理为代表的2*2*2模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贸易理论上的基本假设，但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一个国家并非仅仅出口或者进口一种商品，而是成千上万种商品，那么在更高维度上H－o定理是否仍然成立？也有学者就H-O定理在这方面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

　　高维条件下的H-O模型较多，但是最有代表性的是Vanek(1968)所提出的HOV模型，他通过引入贸易品的要素含量(FactorContentOfTrade)概念，证明在更高维条件下H-O定理的预测将不再成立，但是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劳动相对丰裕的国家将是净劳动要素的出口国，而资本相对丰裕的国家将是净资本要素的出口国。Leamer(1980)在HOV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扩展，证明在一个多维商品世界中，比较生产和消费中的资本密集度或者比较净出口和生产、消费中的资本密集度，才是确定一国资本相对于劳动而言是否丰裕的正确方法。

　　进一步比较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H-O定理我们还会发现，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虽然考虑了劳动力的不同质性，但是其一种要素的假说并不符合现实世界；尽管H-O定理对比较优势进行了拓展，其同质要素的假定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也并不强，这一点在后续的实证研究中便得到了证明。有关H―O定理适用性的实证测算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利用投入产出法对H-O定理适用性的直接检验。“里昂惕夫悖论”便是利用这种方法得出的成果(Leontief，1953)。第二类是回归分析法，包括跨产业回归分析(Baldwin，1971等)和跨国家回归分析(Learner(1984等)。得出了与H―O理论褒贬不一的结论。第三类是对HOV定理适用性的探讨。最初的实证研究表明，HOV定理对现实的解释力就像掷硬币的概率一样，具有很大的偶然性(Maskus，1985；Bowen，1987)。为了找到真实世界与理论基础的关系，实证经济学家进行了进一步的努力，通过计入要素生产率、消费偏好等多个变量，从新的视角对现有理论进行修正，使HOV模型的解释力大大加强(Trefler，1993，1995)。后续研究者进一步研究发现，当把所有的信息都考虑进去后，HOV模型等式应该是一个恒等式(Da―visandWeinstein，2001；Trefler，1998)。

　　已有研究通过纳入多种要素试图对已有理论进行补充，使其符合现实世界，但从另一个角度来工对象从产品层面扩展到工序层面，产品的生产过程分割为多个生产环节，形成了一个价值增值链条，并在跨国界的不同区位进行分布。

　　(一)产品内分工与新新贸易理论

　　产品内分工的核心内涵是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不同工序或区段通过空间分散化展开成跨区或跨国性的生产链条或体系，因而有越来越多国家参与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不同环节或区段的生产或供应活动(卢锋，2004)。在此基础上分布于世界各地的企业通过这种分工关系将分布于世界各地的价值链环节和增值活动连接起来，从而形成了全球商品链(Sturgeon，2003等)，其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萌芽阶段、发展阶段和成熟阶段。

　　产品内分工模型最早的雏形是两阶段生产模型(Melvin，1969等)，后来更多的经济学家使用垂直两阶段模型来研究中间产品的贸易模式和贸易效果(Balassa，1965；BhagwatiandSrinivasan，1973；Grossman，1981)；但是，以上的模型局限于将生产划分为两个区段，没有上升到多阶段生产，与现实相去甚远。针对这一局限，狄克西特和格罗斯曼(DixitandGrossman，1982)发展了生产区段模型，将模型扩展为一个多阶段生产模型。产品内分工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家突破了第一阶段的瓶颈，普遍采用连续中间产品投入的生产模型来分析技术外溢(Krugman，1994)、工资差距(Feenstra，1996)等。特别是(Feenstra，1998)使用“生产非一体化”和“贸易一体化”的概念来表述产品内分工盛行的现代国际贸易和全球生产的特点，并且在此框架下分析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中间产品贸易迅速扩张的现实和原因、生产全球化对非技术工人就业和工资率的影响及现实状况下世界各国贸易战略政策的调整。产品内分工理论成熟于20世纪90年代末，研究的主线是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框架下的产品内分工理论。琼斯和科尔斯克维斯基(Jones&Kiemkowiski，1990)的研究是这条思路的铺垫，他们把生产过程分离开来并散布到不同空间区位的分工形态称之为“零散化生产”，顺着以上的研究思路，昂特(Amdt，1997)利用国际贸易常规分析技术，对全球外包和转包等产品内分工的现象进行了研究。

　　为了进一步在新的分工形式下讨论企业的异质性与出口和FDI决策的关系，基于动态产业模型、静态李嘉图模型和静态单要素模型的“新新”贸易理论被构建出来(王兵，2007)。该理论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为什么一些企业从事出口而另一些企业不从事出口？二是为什么一些企业选择出口进入海外市场而另一些企业则选择FDI？以Melitz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认为，贸易能够引发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只能继续为本土市场生产甚至退出市场(Melitz，2003)；并认为企业究竟是选择出口还是FDI是由企业根据其生产率预先决定的(Helpman，MelitzandYeaple，2004)。以Antras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的企业内生边界模型强调资本密集度和剩余索取权的配置在企业出口决策中的作用(Antras，2003)；并认为企业所拥有的异质性生产率在对企业所有权结构的选择和中间投入品生产地点的选择上具有重要作用(AntrasandHelpman，2004)。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和企业内生边界模型为代表的新新贸易理论界定了新的比较优势来源：企业异质性和企业组织选择，单个企业行为会影响所在产业的结构变化，解释了目前普遍存在的本土市场一体化、本土外包、国外一体化和国外外包等4种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为解释现有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模式提供了新的视角(樊瑛，2008)。

　　(二)产品内分工模式的实证检验

　　为了适应现实世界的发展，考察新的分工形式下贸易类型的变化，近期学者对产品内分工下的贸易模式进行了测算，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技术结构为基础的贸易复杂度指标(Sophistication)；另一种是以垂直分工度为基础的贸易附加值指标。

　　第一类指标的关键之处在于引入了技术结构这一变量，通过这种方法，不仅可以测算出口贸易中的要素组合，而且可以测算不同商品中使用的不同技术，特别是有利于分析当各国存在不同技术差距时，各国问出口商品所含技术水平的差异。由于出口贸易商品中要素数据很难得到，他们构建的指标大都基于纯贸易数据。最早从出口商品视角考察贸易类型的学者是关志雄(2002)，他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基于“附加值越高的产品，越是来自高收入国家”这一基本假设，构建了一个能准确测算与贸易附加值有关的贸易类型高度化的指标。樊刚、关志雄、姚枝仲(2006)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显示技术附加值指标权重的计算公式不同。

　　以出口贸易数据测算的“出口复杂度”在算法上把视角推进到产品内分工条件下的产品视角，摆脱了要素贸易类型中要素指标搜集困难的局限，但是这些文献的测算方法还是没有把技术这一要素单独拿出来考量。认识到这一问题后，KaplinskyandSantosPaulino(2004)尝试用贸易品单位价格的变化来表示贸易品的技术水平，但是他们的做法把贸易品价格的决定因素单一化了，仅仅考虑技术因素对商品价格影响，从而忽略了需求因素、价值链分割、政策等因素对贸易品价格的影响。为了弥补KapHnskyandSantosPaulino(2004)这一不足，lall(2006)构建了一个能综合反映多种因素的变量“出口复杂度(sophistication)”。他把97个国家分为10个组，选取SITC3分类标准下的237类商品，通过测算不同组国家不同商品出口份额，构建了这一指标。通过构建“出口复杂度”这一指标，Lall(2006)确实把KaplinskyandSantosPaulino(2004)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他的这一指标能容纳更多的影响因素，包括制度、需求、技术等等。

　　总的看来，以技术结构为基础的贸易复杂度指标，虽然设计比较严密，但是仍然存在以下问题，首先，该指标仅仅是基于要素贡献层面的考量，并未深入到工序层面，以产品技术水平考量的指标不能很好地反映一国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地位；其次，由于仅仅使用进出口数据，不能有效地反映这些产品在国内的循环流动和投入产出关系，产品增值的方式模糊。

　　以垂直分工度为基础的第二类指标则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基于垂直专业化的实证分析方法。Yeats(1999)通过观察东亚地区“零件和部件贸易”增长情况，对产品内分工发展提供了一个度量方法。沿着这条思路，Hummel，Rap―oportandKeiMuYi(1998)利用投入产出法得到结果：90年代全球贸易的增长大部分来自于“垂直分工贸易”，并指出，随着贸易壁垒的下降、交通的便利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垂直分工贸易将成为21世纪世界贸易的主要方式。接着，KeiMuYi(2003)又通过建立模型并进行数据模拟，从纵向国际分工角度解释了当代世界贸易快速增长的原因。以上文献在研究相关国际贸易问题时提出了垂直分工度的计算和度量，是一大进步，但是仍然存在以下问题：(1)现有文献中对垂直分工度计算的具体算法推导不够严谨和细致；(2)根据Hum―mels(1999)的VS模型计算垂直分工度，必须利用投入产出表，这就涉及到大量规模庞大的矩阵运算，如何简化矩阵运算先前文献没有提及；(3)使用VSS模型需要同时使用商品进出口数据和投入产出表，如何将两种采用不同分类标准的数据对应起来在以往文献中没有提及。

　　四、结语

　　本文对近半个世纪以来与贸易类型有关的文献作了一个综述，在不同领域都有一系列有深远意义的成果：比较优势的传统力量可以对一组产品发挥作用，新贸易理论则适用于解释由于规模经济和产品异质性所导致的产业内分工贸易模式，当分工深入到产品内之后，提升贸易的技术结构和垂直专业化水平是新的分工形式下贸易结构升级的两种主要方式，但是每个领域的讨论也并非是完善的，总的看来，以下领域还有值得拓展的空间：

　　(一)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有效融合

　　比较优势作为一个经久不衰的理论，其强有力的解释力已经被经济学家所承认。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比较优势的分析过程会发现比较优势告诉我们的仅仅是一个结果，即国家之间如果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分工，那么参与分工的国家都会从这种分工过程中获益，而国家之间是否会这样分工则取决于参与竞争的企业，主导企业分工的则是微观层面的竞争优势。因此从这点看，比较优势是缺乏微观基础的，如果能找到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有效结合点将是对比较优势最有力的补充。

　　(二)有关新贸易理论的实证分析

　　新贸易理论虽然给给现实提供了强有力的解释力，但是有关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实证分析少之又少，尽管有学者作出了努力，但是大部分的分析都是基于引力模型从贸易总量层面估计贸易的大小，另外就是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的动态模型的实证分析，得出的结果更多的不支持理论模型。因此，如何找到理论与现实的结合点，给出合适的实证分析，将是对新贸易理论最有力的支持。

　　(三)新新贸易理论的深化及实证检验

　　新新贸易理论从企业层面探讨企业的异质性与出口和FDI决策的关系，关注企业在国际生产中对每种组织形式的选择，与新贸易理论缺乏企业层面的讨论相比，确实是一大进步，但是现有研究大部分都是基于发达国家的企业特征进行探讨，以新兴发展中为基础的理论探讨很少，这是后续研究努力的方向。同时理论上的进步同样需要实证层面的支持，由于新新贸易理论把视角放在企业层面，数据的需求上显得要求更高，更加微观，这些数据包括不同类型产品的贸易数据，既包括最终产品贸易数据又包括中间投入品贸易数据，如果解决了数据的可得性问题，这方面的实证分析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