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贸易隐含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
2022-06-08
[提要] 中国和日本是亚太地区两个最主要的经济体，近十年来两国的双边贸易发展迅速。2012年日本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而中国则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大规模的进出口贸易在创造巨大经济产值和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带来大量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在此背景下，研究中日贸易隐含碳排放之间的影响因素，对于中国以及对世界环境的保护、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日贸易；隐含碳；碳排放
中图分类号：F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6月10日
一、引言
在1974年举行的能源分析工作组会议上，国际高级研究机构联合会首次提出了隐含能这一概念，即指从产品的原料开采、加工制造再到将最终产品运达终端客户的这整个生产过程所需耗费的能源量的加总。隐含碳排放则是指在消耗上述过程中所需能源时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
中日两国是亚太地区两个最主要的经济体。中国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国，在对日贸易中大量输出劳动力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产品，使得中国在隐含碳方面出现大量顺差。日本通过进口减轻了能源资源的消耗和生产碳排放，而相应地对中国的环境造成了负面的影响。研究中日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能够为减轻我国巨大的减排压力提供一些建议。
二、中日贸易隐含碳排放现状
（一）中国和日本出口贸易隐含碳。本文中运用的数据来自WIOD数据库提供的1995～2009年各国二氧化碳排放数据表及1995～2011年各国国家投入产出表，所以选取1995～2009年的数据来进行说明。
1、中国出口隐含碳。中国大多数向日本出口部门的隐含碳量在1995～2009年间均比较平稳。排放量最大的三个部门为：电器及专用设备制造业、纺织业和金属采选业。这三个部门的出口隐含碳量在2002年前都比较平稳，2002年后开始有了明显增长，到了2007年、2008年后开始回落。2009年较之1995年出口隐含碳排放量下降幅度最大的三个部门为：炼煤炼油及核燃料业、农林牧渔业和采矿采石业，降幅分别为78%、64%和61%。涨幅最大的三个部门为：运输设备制造业、橡胶及塑料制造业和其他制造业，涨幅分别为196%、186%和139%。
从中国对日本出口隐含碳总量的变化情况来看，1995～1999年间由8，188万吨缓慢降至6，184万吨，2000年开始回升，到2003年增速明显加快，2006年达到峰值10，713万吨，之后稍有下降，2008～2009年间大幅下降至8，516万吨。总的看来，中国对日本的出口隐含碳量在2009年较1995年增加了328万吨，增长幅度为4%。
2、日本出口贸易隐含碳。日本对中国出口隐含碳在1995年后的15年内保持平稳增长，2000年后增速略有加快。出口隐含碳量最高的三个部门为电器及专用设备制造业（2.7倍）、金属采选业（2.2倍）和化学及化学品制造业（3.7倍）。
日本对中国出口隐含碳总量在15年间一直持续增长，2005年略有下降，2007年达到峰值2，615万吨，2008年降幅较大，低至2，364万吨，2009年又有所回升。2009年的总量较之1995年增加了1，952万吨，增长了3.8倍。
（二）中国和日本进口贸易隐含碳
1、中国进口贸易隐含碳。中国从日本进口隐含碳在1995～2009年间总体上表现为增长，除了纺织业部门减少0.6万吨以外，其他部门都有所增加，增加最多的为金属采选业的769万吨。中国从日本进口隐含碳最多的三个部门为：电器及专用设备制造业、金属采选业和化学及化学品制造业。
总量方面一直呈缓慢增长之势，1999年达到1，432万吨，之后增速加快，2008年达到峰值5，902万吨，2009年降至4，749万吨。
2、日本进口贸易隐含碳。日本从中国进口贸易隐含碳在1995～2009年内基本平稳，大部分部门的进口隐含碳量在1，000万吨以内，最多的三个部门分别为电器及专用设备制造业、纺织业和金属采选业，这三个部门的进口隐含碳量在2002年后增速明显变快，尤其是电器及专用设备制造业，最高达到4，978万吨。
这15年间日本对中国进口隐含碳总量波动较大，1995～1999年从10，418万吨降至8，531万吨，后开始缓慢增长，2002年后增速明显加快，2006年达到峰值16，144万吨。2007年开始下降，2009年降至12，223万吨，总量比1995年增长了17%。
三、中日贸易隐含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
目前，国内外学者在做相关实证分析时，多采用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结构分析法来研究影响中日贸易隐含碳排放变化的因素，实证中往往将影响因素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种。本节将结合其他学者的实证结果从理论上分析这三个方面的影响因素。
还需要明确的一个概念是，在隐含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分析中，中国对日本出口产品的效应为正则表示促进对日本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增加，为负则表示能够抑制隐含碳排放；中国从日本进口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会减少中国自身生产产品的碳排放，因此效应为正表示对中国有减少自身碳排放的作用，效应为负则表示对中国自身没有减排作用。
（一）进出口规模。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中日贸易规模的扩大都客观地导致了隐含碳排放的增加。受到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国际市场萎缩，我国的三大贸易伙伴美国、日本、欧洲的需求急剧减少，中国向三个市场的出口有了明显回落。在我国的出口贸易规模减小的情况下，规模效应对中国对日本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的正向贡献也达到了9，969.1万吨的高额。
据日本海关统计，2010年中日双边贸易额较2009年增长了30.6%，2011年较2010年增长了14.2%，近两年来虽然中日贸易额有所下降，但进出口贸易的规模在长期的发展趋势中仍然是持续扩大的。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和进口来源地，中国的进出口产品均包含着大量的碳排放密集型产品，所以伴随的隐含碳排放仍然会是呈一个增长的趋势。通过缩小对外贸易规模来减少隐含碳排放显然是不科学的，不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正常发展。所以还有必要从隐含碳排放的其他影响因素方面来研究。
（二）贸易结构。2009年以前，结构效应的绝对值基本呈现逐年变大的趋势，说明中国对日本出口的贸易结构促进了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增长。中国对日本的出口贸易结构中，碳排放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贸易额在总出口贸易额中所占的比重有所增加。其他学者的研究表明，2009年后结构效应的绝对值相对减小，说明中国在调整出口贸易结构，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从上一小节的数据中可以看出，在1995～2009的10年间，出口隐含碳含量最高的三大行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口隐含碳最多的三个部门多为技术密集型产业。不难发现我国出口的产品进口的出口产品为易造成大量隐含碳排放的行业，进口产品的产业不利于我国自身的隐含碳减排，这个差额就造成了我国在进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量的增加。
（三）生产技术水平。在我国的出口产品中，虽然工业制成品占的比重比较大，但主要增长是来源于纺织、服装、机械及运输设备，粗加工、低技术、低附加值产品的占比很大，我国的出口商品依赖于有形要素投入，如劳动力、土地、能源等，诸如技术、管理、创新等无形要素的投入还是非常欠缺的，所以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相对竞争力比较强，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比较弱。2010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一能源消耗国，一次能源消耗量为32.5亿吨标准煤，我国的能源效率却只有日本的1/5。显而易见，依托于有形要素投入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涉及、开发、生产、营销等能力均比较弱，在生产、贸易、运输过程中都会产生大量的隐含碳。
由于没有掌握核心技术，所以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就只能靠进口来满足相关产业的生产需求。而技术含量比较低的半成品加工、组装行业则往往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我国国内进行，这样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无形中把大量的碳排放和高污染转移到了我国，发达国家自身的隐含碳排放减少就造成了我国国内隐含碳排放的增加。这就要求我国加快技术水平的发展，调整对外贸易的结构。
近年来，中国在外贸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外贸出口结构也在不断地调整。由早期的出口资源型产品为主，到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再朝着资本密集型及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方向发展。技术效应在节能减排和提高生产效率方面能够减少进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增加，所以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能够有效放缓我国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量的增速。
（四）小结。进口隐含碳排放量的增加是三种效应的综合作用结果，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是引起进口隐含碳排放的主要原因，技术效应的负向作用只能部分抵消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带来的进口隐含碳排放增加的正向影响，所以最终结果是进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的显著增加。
目前，中国对日本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受技术以及规模效应的综合影响，而规模效应是主要促进因素，结构效应的促进作用较小，技术效应是中国对日本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的抑制因素。
四、政策建议
（一）改善贸易结构。我国向日本的出口产品多为初级产品，能耗大、技术含量低、所获利润有限且对我国环境伤害较大。为避免我国沦为发达国家的“污染天堂”，应当不断调整、优化我国的贸易结构，向清洁化方向发展，引导出口贸易向低能耗、低碳排、高附加值的方向转变，并增加资源能源类及隐含碳排放较高的产品进口，减少我国在此类产品生产过程中造成的隐含碳排放，这样可以减轻贸易结构对我国隐含碳排放的负面影响。
（二）优化能源结构。煤炭在我国的能源结构中占到了70%的比重，远超29%的世界平均水平，是名副其实的煤炭消耗大国。太阳能、水电、风能及核能等清洁能源使用的比例占比很小。使用煤炭会产生大量的污染物与废弃物，对环境的破坏比其他能源更严重，因此想要降低我国各行业在生产环节产生的碳排放，就需要从优化能源结构做起，减轻落后的能源结构对我国环境带来的压力。一是在现有的煤炭使用基础上，大力发展煤炭清洁技术，改善煤的利用效率，对煤炭进行低碳或无碳化处理后投入使用，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二是积极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中国拥有丰富多样的地理环境，要充分利用各地区优势，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水力发电等可再生清洁能源。
（三）推动技术创新。在前文分析中看出，我国的技术水平虽然有了不小的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所以，政府应当加大资金投入支持，鼓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优化生产结构。还应当加强与发达国家的技术交流及合作，例如积极参与同发达国家的清洁生产机制CDM项目合作，这样可以获得先进设备、资金和技术支持，缩短企业自身技术改进周期，能够促进我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和质的提升。
（四）积极应对国际气候谈判。中国虽未成为《京都议定书》的强制减排缔约国，但我国是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面临着许多西方国家的指责以及沉重的减排压力。现行的核算体系是以生产为基础，由此规定了各国的减排责任。中国为了满足发达国家的消费而进行的生产过程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将依此全部归在自己名下，无形中为发达国家的减排作出了巨大贡献，这对我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中国应当积极参与后京都时代的国际气候谈判，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基本原则，在承担自己相应责任与义务的同时，拒绝接受其他国家对我国发展的不合理限制，维护我国正当权益。中国还应呼吁国际社会各国共同建立一个以消费为基础的新型温室气体减排责任分配体系，构建一个真正公平、有效、长久的国际气候制度。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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