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毕业的未来以及增长陷阱论文（共2篇）

　　经济毕业的论文应该怎么写？对于很多经济的毕业生们来说，总是会不知道应该怎么撰写的吧，毕竟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接触论文写作，所以会有一些不知所措的，本文就整理了关于经济毕业论文范文，一起来看看吧。

　　第1篇：论经济增长冲动与经济增长陷阱

　　李含琳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兰州730070)

　　提要：从英国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们的研究思路和成果，无不是围绕经济增长的主题，每个国家、每个地区，甚至许多顶层决策者们似乎都在经济增长面前失去了理智，剩下的都是冲动和疯狂。大家都希望高速度、高收入和高消费，而采取的措施有些是科学的，有些则是非科学的，甚至是逆反性质的。这就必然造就了问题百出和千疮百孔的经济增长格局。英国产业革命以来几百年的世界经济发展历史告诉我们，经济增长自始至终存在一个深刻的问题，这就是经济文明和增长文明，即经济增长的理智、适度和伦理问题。本文作者的讨论，确实与大多数经济学家们的一贯思路和方法不同，只是希望全世界的经济学家们重新认识经济的性质、影响因素、增长模式、增长规律和经济实力概念等，重新判断我们的某些经济决策和操作行为，重新评估经济增长的得与失。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急需深入研究“经济文明”和“增长文明”的问题。

　　关键词：经济增长；增长冲动；增长陷阱；经济伦理；经济文明；增长文明

　　一、引言

　　从英国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们的研究思路和成果，无不是围绕经济发展思路、战略和政策的主题，给中央政府和相关决策部门出谋划策、增加国家财富、保持高速度、提升经济实力，目的都是为了在世界上的210多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竞争中处在优势和领先的位置，大家都在争取优先的排位。

　　可是，总结和回顾自1750年英国产业革命前后到现在的世界经济增长态势和规律，世界经济也罢，区域经济也罢，都显示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与此同时，在经济增长的过程和结果中，又表现出许多弊端和无奈，速度越高对资源和能源的利用越多，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也就越大，人们生存的空间和机会似乎又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国家面对越来越紧张的增长压力和生态恶化似乎束手无策，接着必然采取更多的非科学和理智的发展办法。

　　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问题是：当经济增长可以保证大多数人的温饱或富裕生活质量的时代，我们还需要追求高速度吗？经济增长攀比和经济地位竞争就那么重要吗？对人类来说，是增长重要还是生存环境和生存质量重要？人类能否越来越少地采取逆环境的增长策略？不增长难道就是落后吗？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位就那么重要吗？降低经济增长速度难道就会影响生活质量吗？我们要不要重新认识和判断经济增长文明问题？我们权且将这些讨论话题归为经济增长冲动和经济增长陷阱问题。

　　二、“二战”以来的世界和中国经济增长概况

　　根据有关统计显示，1968年，中国GDP68亿美元；2018年，中国GDP1.17万亿美元；经历50年时间，中国的GDP增长了172倍。从1949年中国开始进入经济建设的增长时期到现在50年来，我们的经济总量翻了10倍，但是资源消耗量却翻了40倍以上。2001年，中国GDP大约为11万亿人民币。从2001年入世到现在，中国GDP大概增长了6.7倍，2016年达到74万亿人民币。

　　第一财经记者统计显示，从1978年到2017年，福建、广东和浙江三个东南沿海省份经济增长超过了400倍，改革开放红利在这些地方体现最多。另外，凭借近十年的快速增长，西部的贵州等地增速也位居前列。这其中，增速最快的是东部沿海地区中山地最多、平原最少的省份福建，1978年以来GDP增长了485.6倍，高居第一，在全国的排名也从第23位上升至第10位，是位次上升最多的省份[1]。目前，在中国的经济大盘中，广东省、山东省、江苏省、浙江省等处在前几位。一个广东省的经济总量相当于13个甘肃省的经济总量。从31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均GDP来看，差异就更大了。

　　李稻葵在《人民公开课》发表的文章中指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李稻葵认为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还是比较大的，预期是高于目前的增长速度的。到了2049年，中国将达到美国人均GDP的75%，经济总量将是美国的3倍[2]。人类知识增长，19世纪要50年，现在只需1年。19世纪人类的知识量大约50年翻一番，20世纪初则缩短为30年，20世纪中叶为20年，到80年代只需3～5年。世界的重大发明在16世纪只有26项，17世纪增至106项，18世纪156项，19世纪546项，进入20世纪，仅前50年就达到961项，比此前的总和还多127项[2]。

　　中国人均GDP在世界各国的排位50年中上升100位，目前大约在71位左右。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1000年为22.7%，1500年为25%，1600年为29.2%，1700年为22.3%，1820年为32.9%，1870年为17.2%，1913年为8.9%，1950年为4.5%，1973年为4.6%，1998年为11.5%，2017年上升到15%。在总量增长快速的基础上，中国的农业占世界的比重已经达到25.4%，工业占到22%，服务业占到12%。目前，我国仍然是继续实施强劲增长战略，根据6%～7%的速度预测，中国的经济总量再过10～15年，就有可能赶上美国，这就促使“赶超意识”愈演愈烈。

　　三、经济增长冲动表现

　　像中国这种不顾一切的追求速度、总量和人均的模式，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中都存在，是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几乎形成一种规律和固定模式。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的冲动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规律。所谓“经济增长冲动”可以解释为国家之间、区域之间和企业之间为总量和人均的排位而采取的超常规的增长行为和增长结果。从国家意义上看，经济增长冲动可能与多个要素相关，产生于多个有一定问题的增长因素。

　　(一)经济实力就是统治力

　　现在，每个国家都有提升经济总量和人均等“经济实力”的提法，多数都把所谓的经济实力解释为总量的大小和人均指标的高低。长此以往，自然就形成了国家之间、区域之间、企业之间，甚至个人之间拼速度、拼增长、拼人均的势头和格局。这实际上可以叫做“经济形式主义”和“经济堂吉柯德主义”。说是经济形式主义，就是说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是表现国家实力的主要指标和判断水准。经济总量大了，世界排位靠前了，就有了对其他国家的统治力、影响力、威慑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许多国家都将经济增长的数量变化作为发展的核心问题，核心战略主要考虑数量增长速度，而轻视质量增长，追求经济的表面繁荣，由此也助长了泡沫经济问题的泛滥成灾。

　　(二)经济增长就是战斗力

　　从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上看，除个别是为了报仇、报复和解决权力和地位的变化之外，其他几乎所有的战争都是为了掠夺投资空间、资源、能源、土地、市场空间、劳动力等经济发展要素。这就是著名的经济列强意识。近代以来的两次世界大战，其实就是为争夺经济增长要素而发生的战争。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强了，就有可能通过战争得到更多更好更有利的发展空间和资源，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弱了，就有可能丧失这些资源。所以，不少国家瞄准经济增长，其实在许多情况下主要不是为了提高本国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而是为了战争，为了占有别的国家的发展资源，为了在国际竞争中处在有利地位。过去对此曾经有过比较形象的说法，比如，“打仗就是打钢铁”“战争就是拼石油”，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经济增长特殊的目的性。

　　(三)经济增长就是破坏力

　　虽然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经济增长的冲动，但是，有些有一定的经济增长条件，而有些则没有起码的经济增长条件。这就完全有可能产生“非条件性”“非资源性”和“非能源性”等非保障性的增长问题。从中国现实经济增长过程来看，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对宏观经济的稳定持续和高质量增长破坏性很大。一是不少地区的经济增长基本不考虑有条件与没有条件、有资源与没有资源、有能源与没有能源、有技术与没有技术、有人才与没有人才、有创新与没有创新等的问题。二是破坏行为就是为了经济增长。比如城乡道路使用周期是20年以上，框架结构的建筑物使用周期是70年，而几乎每个地方都存在五年左右就拆了建的现象，而且往返重复，似乎只有破坏行为才能拉动经济增长。三是许多贫困地区根本没有起码的经济增长条件，也提出“赶超目标”。中国近年来大多数地方的经济增长基本就是靠“破坏”来拉动的。

　　(四)经济增长就是冲击力

　　对于经济增长的冲击力，可以看作是国家、企业和部分民众的经济冲击意识非正常强烈，直接影响和决定宏观决策和政策导向。国家要在世界上处在经济增长的前列，地方要处在国家内部经济增长的前列，民众需要不断提高经济地位和消费水平。甚至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顾。在这方面，这些年以来，中国的冲击力一路走强。比如，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过程就是如此。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浩曾经计算和研究过，中国最近22年(1995—2017年)出现的城市化程度，英国用了120年，法国用了100年，美国用了40年。国务院有关部门的上诉机显示，截至2016年5月份，全国县以上新城新区超过3500个，规划人口规模达到34亿。另外，完全可以估计到，目前中国城镇建成的商品楼肯定能够将中国所有人口都容纳下来。

　　(五)经济增长就是影响力

　　直接将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作为政府工作业绩的国家不在少数，中国更是如此，中国可能是当前世界上将经济增长直接等同于政府工作业绩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在短缺经济时期，中国将经济增长作为考核政府工作业绩的主要指标，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更是如此，增长政绩、总量政绩、人均政绩、投资政绩等似乎得到了大多数政府和政府领导人的认可。为了满足提升政府工作业绩的目标，许多地方政府不顾一切想方设法地提高经济指标。有的造假伪数据，有的搞泡沫经济，有的搞形象工程，有的不顾成本和代价无限优惠外资和外商，把招商引资变成优惠政策“全民竞赛”。根据有关调查资料，在西部许多地区，甚至到目前还存在政府将招商引资任务分配到每个不同级别的领导干部身上，签署所谓的任务书、责任保证书等，可笑之极。

　　四、经济增长的陷阱和恶性循环

　　从经济冲动到实际的经济增长，必然形成经济增长的恶性循环，也就是经济增长陷阱问题。所谓经济增长陷阱就是讲无序的或者说是冲动的经济增长，必然带来多种不良的经济增长结果和社会、生态问题。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我们许多的经济学者现在讨论最多的仍然是如何保证增长，而不是如何理智地科学看待这些增长现象和这种模式的增长。

　　(一)增长等于浪费

　　由于科学技术和创新能力的低下，一定的经济增长必然造成一定的资源和能源的过度浪费。从国家经济关系的角度来看，当你大量进口(资源)的时候，实际影响了国际价格，也影响了在国际市场的份额，这就叫做改变国际经济秩序。2017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约占世界的15%，而消耗了全世界34%的钢铁、30%的矿产、40%的水泥、20%的木材、46%的煤炭。这当然会引起国际社会相当强烈的反应[3]。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增长消耗的还包括大量超过其经济比重的天然气、有色金属、电力等。可是，我们一般只考虑比重和排位，基本不考虑增长后面的问题。

　　(二)投资等于浪费

　　经济冲动必然造成投资旺盛，而在投资旺盛中又潜在各种无效投资。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当前，中国的资本形成也可以叫做“投资拉动型增长”，对于GDP的贡献是47%。而英国是19%，德国是19%，日本是21%，美国是19%，韩国比较高是29%，俄罗斯也比较高是20%，印度也比较高是30%，但是没有一个接近于50%的。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对资源和投资的依赖性非常大。再根据对甘肃省2000—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经济增长速度平均在10%左右，而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在20%以上①，说明近一半的投资没有形成经济增长效果。

　　(三)增长等于倒退

　　由于我们在宏观决策上不能很好地贯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和实在实惠的原则，导致许多地方政府的经济决策严重失误。这方面的主要表现有：一是盲目建设产业转移承接地。这项工作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现在还在盛行。主要有两种提法，一种是指将发达国家的淘汰产业转移到中国沿海，第二种是将沿海的产业转移到内地或者西部。难道中国和西部就是“产业垃圾”的回收站吗？二是有些地方政府不顾生态安全，盲目引进环境污染严重的工业项目，导致严重的污染后果，治理成本非常高。最可怕的是，由于企业破产和流失，大多数地方现在根本找不见污染主体。三是由于特殊的体制和政府管理模式，上届政府与下届政府之间多数难以形成思路和战略的延续，往往是换届换领导必然换思路、战略和规划。这样一来，倒退和“致乱”就是必然的和自然的。

　　(四)过剩等于闲置

　　中国从1997年开始出现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的转型现象，现在的过剩已经越来越严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制造业的平均产能利用率约为60%，低于全球制造业71.6%的平均水平。工信部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在中国目前24个行业中，22个存在着严重的产能过剩。过剩首先发生在投资领域和项目建设失控。根据统计数据，从2000—2016年，全国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在20%～25%，是经济增长的1.0～1.5倍。部分省区的投资年均增长率高达30%多，是经济增长的3倍多。最为可怕的是，一方面是严重的过剩，1/3的过剩产能没有好办法消化，另一方面仍然是强劲的投资势头，政府的压产和限产政策似乎不起多大作用，因为不是从源头解决问题，关键在于控制投资和项目建设。

　　(五)繁荣等于依赖

　　2017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占到世界经济的15%左右，但是，却消耗了全世界1/3以上的资源和能源。而且对外部资源和能源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国家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副司长杨铁生在2017年贵州数博会分论坛中国绿色数据中心发展论坛上说，2016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达43.6亿吨标准煤，工业大宗资源消耗量达到全世界的90%[4]。另外，2016年我国进口管道气380亿立方米，进口液化天然气343亿立方米，约占世界的11%左右。煤炭消费量约39亿吨，占全球煤炭消费量的50%。另外，中国近年来每年进口粮食达到1.2亿吨，占国内粮食消费量的17%，人口增长又基本放开，每年新出生人口从1300万提高到1500万，耕地只有18多亿亩，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六)强硬等于逃避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还存在一个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痼疾，这就是工业“三废”处理体系没有科学地建立起来。我们到现在仍然是坚持“个体为主，自我循环，节能减排”，并且附之于非常强硬的政策和制度约束。这样以来，处理成本上去了，罚款增加了，政府收入提高了，但是，问题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多数企业仍然愿意接受罚款，而不愿意处理设备。这实际上是政府在逃避责任。西方发达国家和现代化国家的经验和模式告诉我们，工业“三废”集中处理是大趋势，既节约成本，集中公共服务配套，又实惠高效。前提是工业企业必须按照“城市分工原理”对产业和企业进行集中布局，将工业“三废”的无害化处理交由社会的和专门的、专业的和实体的企业去集中处理，政府的责任就是扶持治污企业发展，但不是收费和罚款。把工业污染的责任全推给企业是不客观的和不公正的，更是不合理的。

　　五、经济增长的伦理和道德问题

　　前面对于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就是讨论经济增长的“适度”“伦理”和“道德”问题。从英国古典经济学到当代经济学，似乎更多地只是研究有关经济增长的规律、速度、规模、人均、要素、环境等，很少研究经济增长的合理性和适度性问题，到了数量经济学或者说是数理经济学阶段，似乎经济学问题变成了数字游戏和模型翻版。产权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似乎触及经济伦理和经济道德问题。著名的科思定律已经充分讨论了经济伦理问题，如应该与不应该、合理与不合理、有影响与没有影响的问题。科思定律已经说明了，一个企业和理性人的决策和行为不能影响别的企业和个人的收益。

　　将经济增长的合理性和适度性结合起来，实际上就是经济增长的伦理概念，或者可以说成是道德概念。从理论来源上看，我们强调经济伦理和经济道德，在一定意义上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相关。但是，经济伦理和经济道德确实又不是持续发展理论。因为，持续发展理论所强调的只是现代行为不能影响后代发展。而经济伦理和道德所要讨论的问题，实际上关键就是经济增长的“度”，即要不要增长？增长多少合理？增长影响别人吗？增长的外部影响力是正作用还是负作用，等等。客观地看，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主要考虑资本和劳动要素的作用，而综合经济学派则又充实进了科学技术要素，现代经济学又加进了产权、结构、信息和模型等新的要素。但是，无论如何，轻视经济伦理和经济道德的问题一直存在。

　　所谓经济增长的“度”，就是指适度、合理、合适，内部和外部处于正作用的场合的经济增长现象。从英国古典经济学到现在，几乎没有经济学家思考过这样的问题：经济不增长就不行吗？一个国家经济占世界的比重下降了，这个国家就无法生存下去了吗？收入降低一些就不行，就必然会影响生活质量吗？我们是要以追求经济增长的质量为主，还是要以追求经济增长的数量为主？人们为什么要相互攀比，为什么总是要争先？中国当前存在的大量的拼房产、拼存款、拼豪车、拼小三、拼地位等攀比行为有价值吗？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我们不是也羡慕“世外桃源”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吗？

　　纵观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有不少国家和地区在发展的某些阶段曾经出现过降低现象，经济发展在一个阶段处于比较低的水平非常正常。但是，这并不影响这些国家的未来发展。从个人来说，在一定情况下工资降低也不一定影响生活质量。在这方面，我们首先要区分两种生产和两种消费，即基本消费品和工业品的生产与高端奢侈品的生产、生存和生理消费与奢侈消费。对于一个国家或者个人来说，只要能够保证基本产品的生产和基本消费的需要满足，其他的就可以有多种选择了，不一定必须是高速度增长，都要得到事实上的保证。这就是经济增长的适度性和合理性。

　　马克思的经济伦理概念比较少，更多的是资本伦理、阶级伦理、剥削伦理、不公平伦理、不公正伦理、社会伦理等问题。马克思在研究和论述资本形成与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时候，就没有充分考虑经济伦理问题。比如，马克思在研究资本和剩余价值的时候，集中大量笔墨讨论货币如何转化为资本、两种剩余价值究竟是如何生产出来的。但是，马克思对资本家的投资风险收入、管理收入、智力劳动价值等都剔除了，只讨论剩余价值所反映的资本的剥削本质。这明显不合乎伦理分析的概念，不实事求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分析剩余价值生产的两种方法的时候，实际上就基本没有考虑经济伦理问题。这对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产生了致命的误导。

　　市场经济最讲竞争，但是竞争主要有三种基本模式：一种是无序竞争。乱七八糟，竞争带有拼命的架势，互相攀比，不管不顾，破罐子破摔，不计代价，不算成本，搞成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二是数据竞争。经济增长主要目的是为了单纯追求高速度、高人均、高收入、高消费，翻番战略遍地开花，为增长而增长，这种模式必然会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三是质量模式。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质量和效率突出，增长的代价比较小，对生态的影响有限。总体来看，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都属于前两种模式，中国基本属于第二种模式，而发达国家多数属于第三种模式。

　　经济伦理并不是多么深奥的理论问题，现实生活中许多现象都表明了经济伦理的选择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实际上我们长期以来所说的城乡关系就是最大的经济伦理问题。比如，在大多数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中，都有支持“三农”的规定，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出台的扶农政策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但是，我们回过头来仔细琢磨，到现在为止，我们建立的城乡经济秩序仍然是不平等和不平衡的。不管你如何说道，农民生产的农产品最终还是到了城市消费者那里，到底是农村从城市获取得多，还是城市从农村获取得多，这个命题似乎没有必要讨论。

　　同时，如果不注意经济伦理问题，还会助长严重的经济运行“腐败现象”，形成腐败条件。比如，几乎在大多数企业的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多数只考虑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顾及别人利益的得失问题，有些时候根本不考虑人类的行为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这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损人利己”和“损人不利己”。在中国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大量存在投机取巧，非法集资，盗用商标，地下工厂，假冒伪劣，建了拆、拆了建等现象，充斥整个经济运行的全过程。经济伦理和经济道德还表现在“搭便车”上，特别是在计划经济领域，或者用现在流行的概念“体制内”来看，仍然很多。

　　六、坚持理智文明的经济增长

　　问题讨论到这里，我们似乎清楚了讨论的核心，就是本文作者希望全世界的经济学家们重新认识经济增长，重新认识经济实力，重新判断我们的经济决策行为，重新评估经济增长的得与失，换一种思维看待高速度、高收入、高比重和高消费。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急需深入研究“经济文明”和“增长文明”问题，也急需培养全社会的经济伦理理念和因素，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道德含量。

　　(一)思想和意识文明

　　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仅要强调生态文明，还需要强调经济伦理和经济道德问题，也就是增长速度、收入水平和消费方式的伦理内涵。要达到这种目的，就需要对全社会的公民进行经济伦理和道德教育。实际上，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古代就解决得比较好，有许多提法和理念值得我们借鉴。比如，“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随遇而安、适者生存、量力而行等。在这些古代的经济理念中，就包含着丰富的经济伦理和道德思想。因此，必须把培育经济伦理理念作为人民群众思想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使得广大民众增加伦理意识，增强满足感，降低急躁心理，增加平等和协调意识。

　　(二)决策和规划文明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经济发展和增长能够保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更多地是决定于政府的主导方式，政府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伦理和模式的主要创造者。因此，提高一个国家的经济伦理和道德水平，首先要提高政府和主要决策者的伦理和道德水平。在经济发展问题上，政府首先不能犯急功近利和盲目冒进的毛病，要有长期打算，要制定适度和合理的发展规划，用于引导全社会的经济增长文明。经济决策要突出长期性、战略性、前瞻性、可行性和区域性，区域差别大没有关系，这是由资源和环境条件决定的，可以通过转移支付进行适度调整。同时，要保证我们的规划和重大决策的权威性和稳定性，不以某些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三)指标和目标文明

　　要适度改革评价经济增长和经济人均的指标体系，不能只考虑围绕高速度确定经济发展的目标，片面追求增长要素，还要充分考虑经济伦理，增加评价增长适度性和合理性的指标，不仅仅要有评估生态状态的指标，还要有评估伦理水平的指标。比如，发展的外部性、经济结构的协调性、收入的合理性、消费的满足感、公共服务的保障水平等。如果我们不加强对经济发展伦理的评价和约束，就必然导致经济速度上去了，比重和地位提高了，收入增加了，但是人们的危机感、不公平感和预期也增加了。从中国的国情和资源来看，我们保持世界中等水平就已经很不错了，没有必要去赶超。

　　(四)政策和战略文明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政策和战略，多数属于促发展促投资促增长的政策，而促文明促协调促理性促道德的政策比较少。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不论条件如何，大家都要追求高速度和高增长，否则就没有政绩。所以，在政策和战略上就出现“拼命现象”，拼资源、拼能源、拼优惠、拼关系、拼权力，有条件上，没有条件也要上成为普遍的“增长哲学”。为了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合理性，我们要改变目前这种局面，在政策和战略上提倡自主自理，一方面我们要给市场做减法，另一方面也要给地方政府做减法。

　　(五)模式和措施文明

　　客观地说，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很多，缺少的就是经济伦理和经济道德模式。实际上，这里的关键问题是速度问题，只要我们把速度降下来，也许许多问题自然就解决了。从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经济增长必须高速度这个“弦”我们绷得太紧，赶超心理太重，而适度增长、理性指标和合理心理等被严重忽视了。我们要提倡适度经济、适度增长、适度收入和适度消费。反对超条件和能力的速度和指标，反对“拆东墙补西墙”“丁吃卯粮”。要严格控制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严格控制信贷增长，严格控制“圈地运动”，打压泡沫经济，打压虚假经济，打压“统计经济”。

　　第2篇：行为经济学：引领经济学的未来？

　　周业安

　　摘要：文章首先把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划分四个阶段，并分别阐述了每个阶段的主要理论贡献。其次，文章认为，行为经济学对经济学的理论贡献可以归结到两个方面：一是有限理性；二是社会偏好。有限理性有可能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说，而社会偏好理论则通过引入人的社会性，一改新古典经济学完全忽略人的社会性的做法，从而将经济学引入一个崭新的方向。从这个角度讲，行为经济学在未来完全有可能成为经济学发展的引领者。

　　关键词：新古典范式有限理性社会偏好行为经济学

　　当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理查德·塞勒(RichardThaler)教授之后，行为经济学再次引起了热议。算上2002年诺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教授(DanielKahneman)和2013年诺奖得主罗伯特·席勒教授(RobertJ.Shiller)，行为经济学家已经是第三次获得了诺奖殊荣。如果再广义地看，2002年诺奖得主弗农·史密斯(VernonL.Smith)和2012年诺奖得主埃尔文·罗斯教授(AlvinE.Roth)因实验经济学领域的开创性研究获奖，同样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经济学界对行为经济学的肯定，因为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交集太多，以至于被视为一体。而在其他的诺奖得主中，1978年诺奖得主西蒙教授(HerbertA.Simon)最早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说，称得上行为经济学的拓荒者之一；1994年诺奖得主泽尔腾教授(ReinhardSelten)、2001年诺奖得主阿克洛夫教授(GeorgeA.Akerlof)也都是行为经济学领域的代表人物。1999年克拉克奖授予行为金融学的开创者之一的史莱佛教授(AndreiShleifer)，2001年又授予行为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拉宾教授(MatthewRabin)，而类似2013年克拉克奖得主切迪教授(RajChetty)等在行为经济学领域也颇有建树。这说明行为经济学不仅仅是代表经济学曾经的一种进步，更重要的是代表经济学的一种未来。

　　作为经济学大家庭中的一份子，行为经济学为何能够备受亲睐？许多经济学家一方面批评行为经济学过于另类和反叛，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接受行为经济学崛起和日益壮大的现实，这种矛盾的心理体现了这些经济学家对行为经济学又爱又恨的态度。行为经济学是非主流经济学还是代表未来的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究竟和新古典经济学是什么关系？行为经济学是否会像其他许多经济学分支那样，以叛逆的姿态出现，以归化的形式退缩回新古典范式的阵营？本文认为，行为经济学迄今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正逐步改变着原有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这种改变有些是边际上的修补，而有些则属于颠覆性的变革。行为经济学的这套新体系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和新古典经济学抗衡，是否能够发展出新古典经济学的替代范式，还有待观察，但至少行为经济学给出了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本文将分三个部分讨论这些问题，第一节回答行为经济学究竟取得了哪些进步？第二节回答行为经济学所提出的新理论体系的本质是什么？第三节则讨论行为经济学是否能够担负起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重任？

　　一、行为经济学已经做了什么？

　　行为经济学常常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作非主流经济学，对标的是作为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非主流的身份很容易让人们把行为经济学与其他已经存在的各种非主流经济学相等同。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如果说其他非主流经济学仅仅只能在经济学大厦中偏安一隅，那么行为经济学则是在整个经济学大厦中翩翩起舞，如果这还是非主流的话，那么主流经济学家对待行为经济学的态度就是非常不公平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主流经济学家出于对行为经济学的恐惧和担忧，进而加以排斥。无论如何，行为经济学经过50余年的努力，已经成长为一个理论体系相对完备的新学科，并且表现出日益旺盛的生命力。

　　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大概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对应了特定的研究纲领，相应的有各自的理论内核和保护带。第一阶段可称为行为经济学的萌芽时期。这个时期出现在上世纪40-5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尝试从心理学或者更广义的认知科学中寻求对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新的理解，代表人物有卡托纳和西蒙等人。卡托纳(Katona，1951，1975)最早系统地探讨了当事人心理活动与宏观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预期内生与预期的宏观效应。而西蒙(2004)则在探索认知科学的过程中，结合经济组织中的决策问题，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说。这一假说可以说为后来行为经济学提供了思想的指导。这一时期还谈不上行为经济学，但卡托纳和西蒙等人的研究已经为后来的行为经济学构建了一条初步的研究路径，即选择的微观基础。在新古典范式中，选择本身是一个黑箱，而卡托纳和西蒙等人让人们看到了这个黑箱的存在。特别是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说，成了打开这个黑箱的钥匙。

　　到了上世纪70年代，行为经济学进入初创时期。西蒙在认知科学领域的探索无疑激发了众多心理学家对于个体选择和决策的兴趣，其中心理学家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人的决策和判断问题的研究，其核心就是揭示个体不确定下是如何做出判断和决策的？背后的认知心理机制是什么？卡尼曼和特维斯基(TverskyandKahneman，1974；Kahnemanetal.，1982)认为，个体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判断和决策并非按照通常理解的那样能够精打细算，而是常常借助于启发式，也就是说，决策和判断受问题的描述、程序、个体的经验、所处的环境以及当时当地的情境等因素的影响；并且也很难估计出一个近似客观的概率分布，常常出现事件出现概率的高估和低估的情形。卡尼曼和特维斯基(TverskyandKahneman，1981，1986)进一步发现，个体决策和判断还受到框架的影响，会出现框架效应。如果说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思想，那么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则明确揭示了有限理性的作用机制和作用基础；如果说西蒙告诉人们个体行为的黑箱在哪？那么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则是打开了这个黑箱。

　　正因为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这些开创性研究，使得后来行为经济学有了明确的理论内核。特别是卡尼曼和特维斯基(KahnemanandTversky，1979)把其认知心理的研究推广到了经济学领域，首次对新古典理性经济人的两大偏好公理(完备性和传递性)进行证伪，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备择的理论模型——前景理论，从而宣告了行为经济学的形成。前景理论本质上还是卡尼曼和特维斯基一系列认知心理研究的综合，但这个理论对于经济学的意义非同寻常，因为新古典范式的理论内核中最关键的就是理性经济人假设，而前景理论直接否定了这个假设，理性经济人在前景理论中不过是一个特例，无论确定下还是不确定下均如此。受到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系列研究的影响，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运用前景理论对传统的经济学主题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研究，代表性的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塞勒提出了心理账户假说，基于此形成了行为经济学的消费理论(Thaler，1980，1985)；二是泰勒等人提出了偏好的时间不一致性(Thaler，1981)，莱伯森则进一步构造了双曲偏好模型(Laibson，1997，1998)，从而形成了行为经济学的跨期选择理论；三是阿克洛夫等人提出了效率工资假说，提出了新的劳动市场微观结构理论(Akerlof，1982，1984)；四是阿克洛夫等人在宏观模型中引入有限理性假说，提出了近似理性假说(AkerlofandYellen，1985)，并形成了行为宏观经济学(Akerlof，2002)；五是席勒和史莱佛等人将有限理性和前景理论的思想运用到金融领域，形成了行为金融学(Shiller，1981；ShleiferandVishny，1997)。所有这些研究都在传统经济学领域掀起了一股行为经济学风暴，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对传统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一阶段可称之为行为经济学的形成阶段，在时间上大概是上世纪70-90年代。

　　随着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前景理论的提出，以及史密斯等人实验经济学的推广，特别是史密斯解决了经济学的实验室实验的方法论问题(Smith，1976，1982)，行为经济学开始和实验经济学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大量的实验室实验的研究，行为经济学家有了许多新的发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社会偏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Güthetal.(1982)设计出了最后通牒博弈实验；Kahnemanetal.(1986)提出了独裁者博弈的设想；Isaacetal.(1984)、IsaacandWalker(1988)、Andreoni(1988)等人设计了公共品博弈实验等等，这系列实验给出了显著且稳定的社会偏好证据，Camerer(2003)通过行为博弈这一主题系统总结了相关的研究。和行为博弈实验相关联，阿克洛夫和耶伦(Akerlof，1982，1984；AkerlofandYellen，1988，1990)在解释效率工资时，提出了礼物交换和公平偏好的思想，类似的还有Camereretal.(1997)等人的研究。CamererandThaler(1995)、Fehretal.(1993)、FehrandSchmidt(1999)、FehrandFischbache(2002)、Rabin(1993)、CharnessandRabin(2002)等人把早期的各种实验研究进一步加以提炼和扩展，逐步形成了一个成型的社会偏好理论，这个理论不仅给出了社会偏好的明确定义，而且能够涵盖自利偏好以外的所有其他类型的偏好，包括利他偏好、互惠偏好和公平偏好等。特别是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走出实验室，在实地和准实地实验研究中同样发现了社会偏好的普遍存在的证据，比如Henrichetal.(2001)。AkerlofandKranton(2000，2002，2005，2008)进一步把社会身份纳入到经济学当中，身份和认同机制旋即成为社会偏好的重要一环。

　　行为经济学的最后一个阶段大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迄今仍没有结束。这个阶段的标志性的理论构建就是社会偏好理论，这个理论不仅仅是停留在认知偏见上，从而不仅仅是证伪理性经济人假说，而是在保留自利偏好的前提下，把个体偏好拓展到社会偏好，从而呈现出一个偏好的微观结构。社会偏好理论的提出标志着行为经济学有了和传统的经济学截然不同的理论内核，这意味着行为经济学注定会走上一条偏离新古典范式的理论路径，也注定行为经济学会逐步成长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替代范式。表1总结了四个阶段的基本情况。

　　二、行为经济学是否能成为(或已经成为)新古典范式的替代范式？

　　从行为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从证伪理性经济人假说入手，进而挑战“看不见的手”这一核心思想，行为经济学正一步步打击新古典范式的理论内核，直至社会偏好理论的提出，乃至一个清晰的偏好微观结构理论的出现，可以清楚地看到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范式的偏离，并逐步寻找到自身的理论内核，随着这个新的理论内核的发育，至少可以推断，行为经济学完全有可能成长为新古典范式的替代范式，并有可能成长为引领经济学未来的新范式。当然，做出这个判断需要充分的理由，包括许多行为经济学家自身都未必赞同。然而，当我们从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和方法论本质去做推断的时候，就会发现大多数经济学家目前都可能低估了行为经济学的前景，以及低估了行为经济学对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冲击力。

　　(一)行为经济学新进展的本质

　　要理解行为经济学可能对经济学未来所产生的影响，就必须理解行为经济学迄今为止的贡献究竟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行为经济学已经对经济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贡献看似庞杂，但归纳起来无非就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人普遍存在认知偏见，这是有限理性的本质所在，认知偏见会让决策失误，行为失常，从而产生了现实社会经济中的诸多“异象”；二是人普遍具有社会偏好，社会偏好会激励人偏离纯理性自利行为的路径，展示出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行为经济学的第一个理论贡献无疑是至关重要的。长期以来，所谓的主流经济学看似花样繁多，但究其实质，存在一个共性，那就是理性经济人假说，离开这个假说，过去的经济学理论无从谈起。理性经济人甚至可以说是新古典范式的理论内核的主体。给定偏好的完备性和传递性，参与人就获得了理性；再给定参与人自利，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参与人就可以采取利益最大化行为，这是“看不见的手”成立的前提。如果参与人理性不充分、自利不充分、没有采取利益最大化行为，那么市场就难以有效。即便考虑到参与人可能会犯错误，只要进一步引入一个贝叶斯机制，就可以把错误行为处理成短期行为，而长期仍然是充分理性的，个体的学习机制可以确保这一点。理性预期的引入使得主流经济学中支持新古典和反对新古典的不同范式有了交集，尽管在市场的有效性上存在争议，但参与人理性预期这点是共同的假定。

　　问题就出在究竟决策错误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行为经济学借助认知科学的大量研究成果证明，认知偏见是长期的，而不是短期的。这就意味着人的错误决策和错误行为是一种长期的稳定现象，并非短期现象。即便一个人的学习能力再强，外部环境的信息披露再充分，这些认知偏见依旧存在，并不会发生本质性的改变。技术的进步让信息披露更迅捷，传播范围更宽，但技术进步本身又在创造新的不确定性。从而学习总是滞后于社会经济的演变。如果认知偏见长期稳定存在，那么有限理性假说才是真正的人的本质，理性经济人假说将蜕变成有限理性假说的一个特例。不过困扰的地方在于，认知偏见是否长期稳定？行为经济学家只能提供实验室实验的证据，神经元经济学的研究既揭示人的理性一面，也揭示人的情感一面，但很难区分理性的一面是否有限？如何有限？这也导致了在理性这个问题上，新古典范式和行为经济学范式之间尚处在竞争阶段。要想替代新古典范式，行为经济学家还需要提供更充分的科学依据。

　　行为经济学第二个理论贡献才是真正被低估的部分。当社会偏好被揭示出来，包括行为经济学家在内的研究者的第一反应是，如何把这种新的偏好融入到主流模型当中？为此，拉宾和费尔等人设计出了一个分段式的效用函数，一部分代表自利偏好，一部分代表社会偏好。这个两段式效用函数似乎满足认知科学中的双系统理论。卡尼曼曾把其过往的研究以及其他人相关的研究成果总结为一个认知双系统模型(Kahneman，2003)，在这个模型中，一块是直觉系统，负责启发式决策，会出现框架效应等等；一块是深思熟虑系统，其实就是理性计算。问题在于，卡尼曼自己也没有阐述清楚两个系统的关系，在他那儿，两个系统是相对独立的。但FreyandJegen(2001)指出了这个模型运用到经济决策中的局限，即假定参与人存在多个动机，那么动机之间就可能相互挤出。也就是说，双系统之间还存在某种互动机制，这种机制迄今还没有被很好的研究和揭示。

　　(二)行为经济学能建构一座新的经济学大厦吗？

　　自从社会偏好理论提出之后，虽然行为经济学家已经在实验室实验和实地实验两个层面展开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所得的结论也基本支持行为经济学的理论预测，但关于社会偏好这个问题依然被严重低估了，以至于行为经济学家自己都一度迷失在一个可能的巨大理论转变当中。例如，MullainathanandThaler(2001)早期的关于行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经济学学科的讨论中，仅仅把行为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归纳为有限理性、有限意志力和有限自利，“社会”一词并没有得到重视。Rabin(1998，2002)、CamererandLoewenstein(2004)等人的早期行为经济学综述也明确把行为经济学定位在对新古典范式的修正上，而不是定位在创造一个新的经济学范式上。笔者本人在早期的文章也是持有这个观点(周业安，2004)。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实验证据指向社会偏好，行为经济学家们的看法开始逐步发生转变。尽管HarstadandSelten(2013)在详细比较讨论了有限理性模型和新古典范式之后，承认前者还处于碎片化状态，至少目前还不足以和新古典范式竞争，但同样也可以坦承，有限理性模型至少指明了未来努力的方向。Rabin(2013a，2013b)近期的综述性讨论同样意识到，行为经济学需要从简洁的一致的基准理论模型的构建出发，形成行为经济学的自身的理论范式，从而和新古典范式竞争、甚至替代。Thaler(2016)最近的综述性文章则走得更远，他认为，经济学正日益成为一种实证经济学“evidence-basedeconomics”，现在已经可以不谈行为经济学是否对经济学具有革命的影响，正确的看法是，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在不断发现偏离新古典范式的新证据，经济学理论必须有效解释以及一致解释这些新证据，这个过程就是经济学理论的持续创新的过程，如果有朝一日经济学理论能够完全厘清每一个偏离因素的作用机制及其后果，那么行为经济学本身就可以消失了。

　　塞勒的观点非常明确，迄今经济学的新发现都指向行为经济学，一旦这些新发现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那么行为经济学自然就不需要存在了，因为这就是新的经济学！而传统的主流经济学(以新古典范式为代表)自然就退化成新的经济学的一个特例。塞勒对行为经济学的乐观本质上还是基于行为经济学关于有限理性的理论创新，核心是针对新古典范式的理论内核，行为经济学通过实验研究不断地证伪，并在新证据的持续呈现过程中，形成新的关于“有限理性的行为人”的理论，这个思路延续了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早期思路，并没有脱离主流经济学的既定路径。从中可以看出，塞勒仍然试图在主流经济学体系内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

　　塞勒对行为经济学关于有限理性的贡献部分无疑认识是正确的，但关于社会偏好理论部分则存在低估。自从阿克洛夫等人引入身份这个因素后，行为经济学在社会偏好理论上显得越发的与众不同。社会偏好理论究竟给经济学带来什么特别的变化？其中的关键在于社会一词。传统的主流经济学同样有社会偏好，但这个社会偏好是对个体偏好加总后所得的集体偏好，是“社会的偏好”，本质上依然是理性经济人的自利偏好。和行为经济学所讲的社会偏好完全两回事。行为经济学中的社会偏好，针对的是人的社会性(周业安，2017)，这是行为经济学有别于新古典范式的关键所在。新古典范式中，个体是原子化的，社会是通过个体的加总以及个体的约束条件来展现的。问题在于，个体加总后所得到的总体依旧是类似个体行事，其行为本质上还是理性经济人的行为；而作为个体决策的约束条件，本身就不包含社会性。因此，新古典范式中其实是没有社会属性的。

　　在行为经济学中，个体的社会属性通过社会偏好表达出来，无论利他、互惠还是公平偏好，都是基于个体对其所属社会的偏好表达，是个体作为社会成员的固有偏好，是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之间互动关系的微观载体。社会偏好理论比较好地处理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一方面克服了新古典范式完全摒弃社会属性的错误，另一方面又避免陷入到社会人的困境当中。社会偏好理论不仅体现为人的偏好的多样性，更重要的是揭示了不同偏好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个互动关系是偏好的微观结构内生出来的，只要偏好具有一个微观的结构，不同偏好之间就必然会呈现互动关系(周业安，2015)。尽管迄今有关偏好的微观结构的证据还不充分(周业安等，2012；周业安等，2017)，但随着更微观的神经元研究和相关的跨学科研究的深入，相关的证据也会越来越丰富。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偏好的微观结构理论可以涵盖卡尼曼的认知双系统理论，以及FreyandJegen(2001)等人提出的动机挤出理论，从而可以把社会偏好理论的相关碎片整合到一个统一的基准理论模型当中。

　　总之，社会先于人存在，这是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新古典范式无视这一事实，即便理论模型再简练，也很难有效解释纷繁复杂的真实世界。同样，社会和人的复杂关系决定了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体现在人的偏好层面，呈现出一个复杂的偏好的微观结构，其中社会偏好与自利偏好互动，形成了人的复杂的行为。人的认知偏见只不过是这个复杂偏好结构的产物，当情感驱动决策时，决策的不稳定性自然就提升；而当个体的情感面临社会属性时，他人就会进入到个体决策的范畴，无论是启发式、框架，还是参照点，或者从众、社会比较等等，无非都是这种社会情感的具体作用机制。人是情感和理智的复合体，新的经济学理论必须能够有效解释这一复合体的复杂行为，才称得上是一个好的理论。而不是刻意将情感因素排斥出去。如果新古典范式一直通过削足适履的方式来维护其主流地位，那么只会加速其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