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发展悖论与破解路径

一、普惠金融发展中的现实悖论

我们知道，普惠金融服务的对象具有弱势性和不确定性。这个群体的组织往往规模小、技术含量低、处于产业和产品发展的低端，企业管理不规范，信息不透明，未来发展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这个群体的个人往往依附于个体工商业或农业发展，收入低且稳定性差。这就给当前商业金融企业发展普惠金融带来直接的困难，存在普惠金融的政策性与商业银行经营的商业性、普惠金融服务对象的低资质与商业银行防范风险要求的高门槛、普惠金融服务对象的低收益与商业银行服务的高成本等矛盾（周登宪，2015），尽管各类商业银行都作了相当程度的努力，理论界也大有商业银行要承担相应社会责任等呼吁，但效果还是不尽如人意，普惠金融发展的依然“三高一低”：高成本、高风险、高认同，低贷放，普惠金融服务的对象依然是“两难”：融资难、融资贵，产生这种现状源于两个发展悖论。

1.商业银行通过高收益覆盖普惠金融的高风险，事实上制约小微企业和普惠对象的真实需求，违背政府推动宗旨。目前商业银行给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是相对较高的，人民银行给小贷公司的利率上限是基准利率的四倍，小微企业或弱势群体都不处在暴利行业和收益高的阶段，借如此高的利率只是比高利贷稍微好一点，显然也是不利于扩大再生产的，长期度难关的经营现状很难促成普惠金融服务主体能产生自我发展的能力，所以靠商业金融来发展普惠金融的单一思维肯定是行不通的，必须有一体化的普惠金融发展思路，兼顾金融、财政、税收等政策配套的普惠金融发展机制才可能使普惠金融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

2.商业银行通过承担社会责任发展普惠金融违背商业银行自身经营原则，损害股东利益，具有不可持续性。商业银行只有通过高收益才能抵冲普惠金融的高成本，不是简单通过降低商业银行考核中的小微贷款风险容忍度就可以解决的。很显然，如果没有制度设计，光从道义的社会责任角度来要求现代商业银行承担普惠金融的工作，从政策上显然是重走原来政策性业务与经营性业务混淆的老路，不符合深化改革的初衷，必须有双赢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

二、政府和金融部门实践中积极探索创新普惠金融发展模式

当然，近年来各级政府部门和金融企业为普惠金融的发展也作了许多探索和努力，起到了积极的效果，为商业银行转型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营经验，概括起来包括降低成本和降低风险两种经营模式的创新。

1.降低成本的经营模式创新。商业银行为普惠金融对象服务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成本高，只有降低了经营成本才有可能降低服务价格，也才能有积极性为更多的对象服务，这一方面，许多商业银行作了有益探索：一是信贷工厂模式。“信贷工厂”是指银行像工厂标准化制造产品一样对信贷进行批量处理。具体而言，就是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设计、申报、审批、发放、风控等业务按照“流水线”作业方式进行批量操作。在信贷工厂模式下，信贷审批发放首先要做到标准化；在贷款过程中，客户经理、审批人员和贷后监督人员专业化分工；最后，为了监控风险采用产业链调查方法，从不同角度对借贷企业进行交叉印证。这一模式起源于海外，国内建设银行、中国银行、杭州银行等银行起步相对较早，目前多数银行针对小微企业的贷款业务都是采用这一模式。二是打包批发模式，又称信贷资产转让模式。该模式实际上是银行做批发，小贷公司做零售，对银行来说是一种分离贷前调查的信贷业务，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民生银行都开展过此类业务，即是有小贷公司通过贷前调查汇集一批小微企业，打包转售给大银行获得授信，这种业务既减少了大银行人手不足，无力顾及小微企业业务的问题，又可以解决小贷公司因资本金限制无法扩大规模的问题。三是线上发展模式。通过互联网金融方式扩大普惠金融业务是近年来许多银行的一种业务创新，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形式主要是免费形式，如支付宝、余额宝，这些是真正的普惠金融形式，商业银行通过互联网渠道增加了其业务的便利性，从长远来看更能降低成本，目前通过P2P方式是银行扩大其微型金融业务的主要创新方式，主要有P2P存管业务、直接从事P2P业务和投资P2P平台，前两种业务目前全国已经有数十家商业银行涉足，几乎包括所有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主要股份制商业银行和一些城市商业银行，后一种投资P2P平台业务的商业银行还较少。商业银行“+互联网”后具备了平台优势，可以预期普惠金融业务会有惊人的发展。

2.降低风险的经营模式创新。普惠金融的弱势性和不确定性增大了商业银行业务的风险性，扩大业务的前提是降低风险或者是控制风险。近年来在政府和商业银行的共同努力下，风控模式有了许多创新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抵押品创新模式。小微企业的特点往往是资产少、无报表，所以对小微企业贷款看现金流、看经营状况、看经营者人品成为新的看点，如一些银行开展应收账单抵押，一些银行看“新三表”（电表、水表和税表）、一些银行看三子（孩子、谷子、房子）等作为判断其经营状况的依据，江苏许多农村商业银行还创新承包地抵押、林权抵押，动产（浮动物品）抵押等方式为农村能人贷款，但大多数普惠金融对象还是“三无对象”（无三表、无资产、无技术）；二是联保互保模式。如许多银行为了增加给小微企业或农户贷款支持，采用尤如斯互保、农民相互担保、小微企业相互担保等方式解决抵押品不足问题。2014年以来各地出现的担保链断裂拖死了不少好企业的案例已经警示这种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三是政府担保模式。为了鼓励商业银行向中小企业贷款，绝大多数地方政府都成立了担保机构，为小微企业贷款提供担保，这对扩大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但由于规模小，作用范围还有限。

三、推动普惠金融大发展的有效性策略

从微型金融到普惠金融，政府可谓是倾力扶持，好的发展策略要经过实践以后才能为各方所接受，不解决上述两个发展悖论的方法和措施可以说都缺乏可持续性和有效性。

1.渠道优势策略。通过银行+互联网，推动线下线上业务融合发展，大力发展互联网金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小微金融与普惠金融的成本居高问题。如蚂蚁金服2014年10月以来，旗下的支付宝和超过200家银行成为合作伙伴，帮助银行物理网点替代以及提升无纸化交易速度，大幅度降低了银行的经营成本，通过蚂蚁聚宝上超过90家基金公司和招财宝上超过70家金融机构直接为4亿实名支付宝客户提供理财服务，在贷款方面，蚂蚁金服以网商银行为主体，为小微企业提供更简单、更便捷的融资及其他服务，目前已经为超过18万家小微企业提供了信贷资金，覆盖的小微企业包括创业型中小网站、淘宝卖家、农村种养户、餐饮小吃店和便利店等，在融资领域，通过招财宝平台+保险的模式，目前已经有20家财险公司加入推进器计划，并累计为1500亿元的信用贷款提供担保服务（高国华，2015）；再如招商银行通过加互联网的创新驱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金融业务的处理模式，建立了基于互联网的更开放、成本更低的全新金融服务模式，2015年9月21日起，所有个人客户通过招商银行网上个人银行、手机银行APP办理境内任何转账业务（包括异地和跨行转账），均享受零费率，使其普惠金融服务成为业务竞争的核心竞争力（薛亮、张晗，2015）。

2.风险识别策略。大数据征信业务的突破，改变传统信用抵押担保模式，开辟信用贷款的新天地。刚成立不久的网商银行于2015年10月12日正式推出一款面向线下实体商户的贷款新产品：口碑贷，以帮助线下的小微商户发展与成长，口碑贷无抵押无担保，属于纯粹的信用贷款，每户授信额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最长用款期限为1年（高国华，2015），口碑贷靠什么对小微商户进行风险评估？靠的就是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提供的小微商户的流量、支付体验和基于大数据的商户经营状况跟踪分析信息等的支撑。微型金融或普惠金融最大的特点就是面大量大，且单位个体小，金融部门如果依靠现有的门店式和上门一对一式的人工服务，显然是不可能迅速提高小微金融或者普惠金融规模的。微型金融尽管个体服务规模小，但银行业务工作流程却不能减省，光贷前信用调查的工作量和判断风险难度就不可能有效推进普惠金融业务，如果银行把工作重点放在微型金融上，很难满足股东的利益要求，这也正是近年来呼声高但业务规模却很小的主要根源，微型金融实际上给银行留下“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印象。而网络金融的大数据征信业务却另辟蹊径，打破了传统金融靠抵押担保服务的思维定式，直接提供信用服务，实际上是解决了普惠金融服务的风险识别技术问题，从微型金融发展的实践来看这也肯定是不断扩大服务对象的关键环节。

我们知道，新型网络金融公司线上服务的主要对象只是一些在线上开店的小微商户，对于大量线下的工业及其他类型的企业他们也没有解决，所以现有网络金融的大数据信用评估方式也只是处于探索阶段，大量传统金融企业如何完善其对微型金融的风险识别需要各家商业银行进行探索。近年来各家商业银行都在建设自己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M），目前主要问题是如何能够做到系统区域客户全覆盖，小微企业信息数据动态变动问题，从实际来看，主要是有形式缺内容，动态变更区域范围内所有大中小企业的信息数据资料工作量太大，况且各家银行重复采集信息的经济性也差，比较好的办法还是要在专业化上下功夫，人民银行的企业征信系统如何扩展值得探索，2015年7月人民银行总行在遂宁召开现场会，向全国推广企业征信的“遂宁模式”。遂宁模式包括守信红名单企业、一库两网一平台等内容，为全市小微企业构建“信用肖像”，截止7月末遂宁市为1.35万户小微企业建立了信用档案，截止8月末已有221户企业通过对接平台融资近34亿元（吴迪，2015）。应该肯定第三方的小微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的建设为银行和小微企业搭建联系平台具有巨大发展前景。

3.政策激励策略。政府通过财政资金支持商业银行开展普惠金融业务，作为业务支点和撬动政策的杠杆，实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鉴于商业银行自身的经营性行为，全面推进普惠金融活动必须要靠政策激励，前几年已经推行的好政策应该继续总结改进和完善，同时还要进一步创新新的政策措施予以激励。首先，进一步完善小微金融业务担保工作。近年来，各地政府通过设立担保公司为小微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服务，由于监管不严出现了担保鱼龙混杂的混乱局面，此外，当地财政财力有限担保额度偏小也阻碍了担保作为小微企业扩大投资推进器的作用，各地政府应该不断创新担保模式，确保担保资金供应渠道。如浙江台州市通过建立小微企业信用保证基金模式（浙江台州小微金融研究院课题组，2015），用商业模式破解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难题，既解决政府财政资金不足问题，又解决了政府担保中出现的道德风险问题。其次，探索发展小微企业融资保险。通过贷款保险模式为开展小微企业金融业务提供保险，又是一项分摊微型金融业务风险的重要创新。2009年以来，宁波市金融办在国内首创小额贷款保证保险（即金贝壳保险），7年来累计6000家小微企业和农户获得贷款104亿元，政府用3500万元财政资金投入撬动了100多亿元的小微企业贷款支持，财政杠杆率达到近300倍（包慧，2015），这种有政府、银行和保险公司共同参与的项目实现微型金融服务的支点效应，这种模式值得推广。其实，中央政府于2001年12月18日成立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就为出口创汇的企业提供服务的，其中享受服务的许多是小微企业，公司资本金约300亿，资本来源为出口信用保险风险基金，由国家财政预算安排。多年来中国信保向市场推出了具有多重服务功能的“信保通”电子商务平台和中小微企业投保平台，使广大客户享受到更加快捷高效的网上服务。当前为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国家也应该成立国家级支持小微企业的政策性保险公司，为国内已经产生和即将诞生的小微企业提供政策扶持。各级政府也可以复制宁波市政府金融办小额贷款保证保险模式，通过保险方式撬动普惠金融业务的开展；再次，财政可以通过减免金融企业小微金融业务的税负，为金融企业开展普惠金融服务提供真金白银支持。近年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也就金融企业小微企业贷款降低了风险容忍度，但这实际上不是政策支持，因为真正的风险承担者还是商业银行本身，对金融企业真正的支持应该是财政为金融企业减轻负担，国家应该就金融企业开展普惠金融业务实施减税或免税政策，减免金融企业开展普惠金融服务过程的一切税负，减免的税负建立专项账户实施管理，金融企业可以用此冲销因普惠金融服务而产生的风险损失，真正为金融企业开展普惠金融业务创造条件。

总之，当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国家建立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互动机制，政府部门作为顶层设计者必须建立促进各方的激励机制和政策，确保各方利益一致下的总目标顺利实现。

【基金项目：江苏省2016年度学术学位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MG2016012）。】

参考文献：

[1] 高国华.“互联网推进器”计划再升级，蚂蚁金融云开放，新金融成为下一个“风口”[N].金融时报，2015.10.19

[2] 高国华.帮助线下小微商户发展与成长，网商银行推出“口碑贷”[N].金融时报，2015.10.13

[3] 薛亮，张晗.银行业多策并举支持稳增长调结构，招行以创新驱动战略转型[N].金融时报，2015.10.23

[4] 齐贵权.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思考[N].金融时报，2015.9.21

[5] 周登宪.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的途径[N].金融时报，2015.9.21

[6] 吴迪.“遂宁模式”：打破信息壁垒，方便小微企业[N].金融时报，2015.9.25

[7] 浙江台州小微金融研究院课题组.推行信用保证基金模式，破解小微融资担保难题[N].金融时报，2015.10.12

[8] 包慧.区域经济提振之宁波保险破局样本[N].金融时报，2015.10.20

（作者单位：南京审计大学金融学院 江苏南京 210000）

（作者简介:季月，南京审计大学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商业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