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如何影响居民消费——基于江西省贵溪市的实证研究

罗 豪

摘 要：本文通过对城镇化到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倾向，然后再到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联系机制的定性说明，分别从“状态依存”和“收入分层”出发分析了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率和消费结构的影响，并根据江西省贵溪市实地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城镇化首先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这是后续研究的前提；从状态依存角度看，享有城镇户籍和公共服务的居民比未享有城镇户籍和公共服务的居民的消费率明显要高，同时，大城市化的居民比就地小城镇化的居民的消费率明显要高；从收入分层角度看，收入过低的家庭城镇化后消费结构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层次更低，收入相对高的家庭城镇化后消费结构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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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城镇化 消费率 消费结构 状态依存 收入分层

一、引言

2014年7月17日上海证券报上刊登的一篇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王国刚的文章——《消费结构升级是新型城镇化的基本内涵》——引起笔者对城镇化与消费问题的兴趣。王国刚认为，以消费结构的升级为主要内容的城镇化发展，将持续支撑中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着重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具有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专门列出一个方面提出了“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以推进城镇化发展中的改革。可以看出，近年来城镇化或者说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是中国改革的重点，非常值得关注。

在具体研究中，笔者将关注城镇化对居民消费水平和居民消费结构两方面的影响。为什么要关注这两个问题？首先，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二者本身就是影响社会福利和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变量，值得关注和研究。其次，居民消费水平的变化具有重要的宏观经济含义，消费水平的变化直接影响总需求结构（总需求中投资、消费、净出口的占比）的变化，对整个宏观经济有重要意义。再者，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也具有重要的宏观经济含义，居民消费中贸易品与非贸易品占比的变化，能够从需求方引导供给结构的变化，牵引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因此，对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变化的关注，不仅具有微观福利含义，还具有宏观结构含义。

二、研究思路与理论假设

（一）基本研究思路

在具体研究城镇化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时，所关注的传导机制是理论层面界定的消费背后的两个基本影响变量，即收入水平和消费倾向（偏好）。首先，城镇化是否会影响居民收入？随着收入水平的变化，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其次，在城镇化过程中，居民的生活方式是否会发生变化？生活方式会对消费倾向和消费偏好产生怎样的影响？进而如何影响消费水平和结构？第三，在城镇化过程中，居民收入变化是否还会影响消费倾向和消费偏好，进而对消费水平和结构产生间接影响？

将基本研究思路用框图展示如下：

（二）分析过程与理论假设

1、城镇化对居民收入的影响

就国内研究来看，有不少学者就城镇化对居民收入影响做了研究。张曙光（2002）认为，我国少数的耕地上却占用了数量庞大的农村劳动力，这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而提高城镇化水平，将农民逐步转移到城镇和第二、三产业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林毅夫（2003）和马晓河（2003）也认为，提高城镇化率、减少农业从业人口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战略性方法。关大宇（2007）运用Panel Data模型拟合我国各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氷平和农村居民纯收入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并运用面板数据的协整理论和武昌修正模型确立二者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非均衡关系。

基于以上理论研究回顾，本文做出假设：

H1：城镇化会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之所以这一部分没有加入笔者自己的逻辑过程，是因为H1是个公认普遍性的结论，只是为后文做铺垫，如果本文数据能验证H1，才能用来做后续研究。

2、城镇化对居民消费倾向和偏好的影响

国外关于消费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微观层面，例如大城市能够增加消费的多样性和可能性这样的问题，关于城镇化对消费率的影响研究比较少，相反国内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度更高。

在城镇化对居民消费倾向和偏好的影响这一主题上，国内管理当局和学术界都非常关注，然而现有的实证研究呈现出两种矛盾的结论：有的学者认为城镇化提高了消费率和边际消费倾向，也有的学者认为城镇化对消费率和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几乎没有影响。

既然实证研究出现了相反的结论，就说明在城镇化对消费倾向、消费率的影响机制中存在所谓的“状态依存”，即城镇化对消费率的影响依赖其他变量。下面本文试图提炼出到底是哪些因素左右了城镇化对消费水平的影响。

首先，中国的城镇化过程非常特殊，户籍制度导致城市里有大量的非市民群体，他们不能享受和市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和福利待遇，以农民工为代表的这一群体通常由于得不到社会保障而增加储蓄，导致消费率的反向反应。其次，结合范剑平、向书坚（1999）的研究，农村人口就地转移的小城镇化，导致人口集中度不够（除了北上广这样的超级大城市），第三产业发展受到很大阻碍，这是导致消费率偏低的又一主因。

基于上述的逻辑分析，本文做出假设：

H2：没有城市户籍和公共服务的居民的消费行为是导致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

H3：就地小城镇化是导致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

3、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因素

既然本文着重关注消费结构，要理解城镇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就必须要理解居民消费行为背后的影响因素。

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因素有很多，除了经济上的因素之外，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研究领域都能找到答案，在此我们着重关注影响居民消费结构的经济因素。

首先，收入的增长无疑会影响消费结构。魏安胜（1991）提出，人民收入水平的提升，，改变了实物消费与劳务消费的结构，改变了商品性消费与自给性消费的结构，并且通过数据分析进行了验证。王芳（2007）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在收入、物价、利率等多种因素中，计算出各自的影响权重，结果显示居民收入是影响消费结构最重要的因素。

其次，消费结构本身就与消费偏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人们的消费偏好变化了，消费结构必然改变，所以二者的联系机制应该是比较显而易见的，正因为如此，学者对消费偏好对消费结构的影响进行的研究比较少。国内学者李华香、陈志光（2013）在文章中用改革开放后的数据变化说明了城镇化后居民消费观念与消费偏好的变化情况，以及由此引导的消费结构的变化情况。

由以上分析可知，收入水平和消费偏好是影响消费结构的重要因素。本文着重关注收入水平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并开创性地进一步对人群进行划分，即将农村居民按照某一收入水平（具体标准根据调研情况设定）划分为两个群体：Ⅰ类居民和Ⅱ类居民。其中Ⅰ类居民是收入在划分标准以下的更为贫困的人群，Ⅱ类居民是收入在划分标准之上的相对没有那么贫困的家庭。笔者认为，这两个群体在城镇化后消费结构的变化是不同的。Ⅰ类居民由于之前收入太低，对贸易品消费严重不足，收入增加后，反而会增加贸易品的消费，而没有多余的收入消费非贸易品，导致消费结构没有升级；而Ⅱ类居民之前有一定收入，对贸易品消费足够，只是缺乏对非贸易品的消费，在城镇化之后，有更多收入和机会增加非贸易品的消费，从而引导消费结构升级。而综合来看，城镇化总体上还是会促进消费结构的改善，这一点和通常结论一致

基于上述的逻辑分析，本文做出假设：

H4：城镇化会促进消费结构改善；城镇化后，Ⅰ类居民对贸易品消费增加，消费结构层次依然较低；Ⅱ类居民对非贸易品消费增加，消费结构升级。

四、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1、H1的模型设定

模型一：

的d12、d13分别是两个年度虚拟变量。

模型一是固定效应模型（FE）。H1考察的是城镇化对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经验上收入水平这一类变量通常要对数化处理，使得异方差性降低，结果更可靠。加入财富、物价、年度虚拟变量的原因由于篇幅所限略去。

H1是研究中的一般结论，在此只是对笔者调查的数据进行一个验证，以期望该数据可以进行下一步的研究。

2、H2、H3的模型设定

模型二：

为了模型更简洁，也更好地展示结果，本文只将secur纳入模型检验假设H2，而将变量中的0和1作为两个不同群组对模型进行邹氏检验（The Chow test），考察所估算的参数在不同群组中是否有显著的差异，从而检验假设H3。

在回归之前，我们先对自变量secur的内生性进行探讨。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能否享受城镇户籍和相应公共服务，取决于这几个因素：是否在城镇有房产，或者是否是研究生，或者在什么工作单位（工作性质）。以上几个因素对消费率都是会产生影响的，所以都在随机干扰项u中。这说明随机干扰项中很可能有与secur有关的变量，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secur是含有内生性的变量。

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笔者决定引用工具变量（IV）。如上文所说，房产拥有情况、是否是研究生、家庭成员的工作性质都能影响其是否能拥有城镇户籍，但是在问卷中，只有关于工作性质的问题，于是，笔者试图把这一虚拟变量作为secur的工具变量。

我们需要对work这个IV进行检验，首先探讨work与secur的相关性，将secur作为因变量，work作为自变量进行简单回归，结果显示：变量work与变量secur之间相关性显著，表明work通过了与内生性变量的相关性检验。同时，人们的工作性质在经验上可能是具有外生性的，因为消费率的大小可能不太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工作性质，也就是说不存在feedback，而通常认为真正的对IV的外生性定量证明是很困难同时也是不可靠的。接着，用豪斯曼检验（hausman test）来进行内生性检验，得到的P值接近于0，说明secur与工具变量work的回归结果有显著的差异，work可以当做secur的IV使用。

3、H4的模型设定

模型三：

模型三是固定效应模型（FE）。由于H4是基于收入分层的假设，那么具体如何区分Ⅰ类居民和Ⅱ类居民呢？笔者决定参照江西省2013年的农村家庭人均收入这个指标。江西省2013年农村家庭人均收入8781.5元，结合实际调研的数据，笔者将人均收入的大约一半，即4000元作为分界点，人均收入在4000元以下的家庭原来对贸易品的消费严重不足，设为Ⅰ类居民，人均收入在4000元以上的家庭原来对贸易品消费基本满足，设为Ⅱ类居民。按照这样的划分标准，将家庭人均收入 衍生出一个二值变量

。模型三分为三个子模型①、②、③，分别针对所有居民、Ⅰ类居民和Ⅱ类居民城镇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进行对比分析。

（二）回归结果

1、模型一回归结果

根据（一）中的分析，对模型一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城镇化对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的促进作用非常的显著，城镇化的居民比没有城镇化的居民收入高出20%左右。整个模型的解释能力也较好。这一结论无需多解释，这是大家形成共识的。所以我们验证了H1的正确性，从而肯定了这一调研数据的有效性，为后续研究做了铺垫。

2、模型二回归结果

根据（一）中的分析，我们利用work作为secur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显示：

secur的IV估计量为1.619，在0.05的水平下显著，说明享有城市户籍和公共服务的居民消费率明显高于没有城市户籍和公共服务的居民。可能是因为享有城市户籍和福利的居民对养老、医疗、教育等等问题的后顾之忧减少，对城市更有归属感，所以消费率更高。这充分验证了H2的正确性。

除此之外，收入、文化程度、家庭财富总量、性别、与市中心距离等变量都对消费率有显著影响。其中，收入对于消费率的影响，一次项系数为负，二次项系数正，说明消费率有随着收入的上升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这很好理解，可能当收入相当低时，为了维持基本生活，几乎花掉了所有收入，自然消费率很高，当收入增长时，在维持性开支之外，有目的地多存点钱以备不时之需，此时消费率下降，但当收入继续增长，收入大大超出维持性支出数量时，人们会增加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消费，消费率反而上升了。

我们已经验证了H2，接下来需要用邹氏检验来验证H3是否正确。邹氏检验是一种用来检验不同群组的经济关系是否有结构性区别的计量方法，因此需要检验的是所估计的参数是否会在不同的子样本中存在差异，这里的不同子样本表现为的结果表明，生活在大城市与生活在小城市的差别会导致消费率的显著差异，且根据多元回归结果（略），变量addr的系数为正，也就表明，就地小城镇化会导致消费率下降。对结果的解释可能是，就地小城镇化带来的人口集聚不明显，人们的生活方式变化不大，小城镇的规模和密集度决定了服务业发展缓慢，消费率自然就上不去。验证了H3的正确性。

3、模型三回归结果

根据（一）中的分析，对模型三的三个子模型①、②、③进行回归。

模型①回归结果显示：总体而言，城镇化对消费结构没有明显的改善作用（变量系数在0.1的水平下都不显著），说明H4的前半部分假设不成立。但这个假设不成立的结论未必就可以推广，不显著的原因有很多，有可能是模型本身设定不合理，也有可能是样本地域范围太局限或者样本量不够大。这有待于其他调研数据的验证或者其他方法的进一步验证。

模型②回归结果显示：city的系数显著为-0.02，其含义是：如果该家庭属于Ⅱ类居民，那么他们在城镇化之后的消费结构指标下降0.02，而这里的消费结构指标是贸易品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消费结构越低说明层次越高，所以Ⅱ类居民城镇化促进了消费结构的升级。这一结果可能的原因是，Ⅱ类居民在城镇化之前对于贸易品消费基本满足需要，城镇化之后有更多收入去消费非贸易品，也有更多机会接触到服务性行业，导致消费结构改善。

模型③回归结果显示：city的系数显著为0.03，与前一结论相反，说明Ⅰ类居民城镇化并没有促进其消费结构的改善，反而使得其消费结构层次下降了0.03。这一结果可能的原因是，Ⅰ类居民由于之前过于贫穷，对贸易品消费不足，然而进入城镇有了更多的收入和更多的贸易品，他们必然会提高对贸易品的消费需求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而没有更多的钱去追求非贸易品消费，导致消费结构层次反而下降。最后我们发现，H4的前半部分假设存在疑问，需要进一步调查和研究，后半部分假设的正确性得以验证。

综上所述，在实证部分，我们验证了H1、H2、H3以及H4后半部分假设的正确性，而对于H4前半部分存有疑问，有待进一步研究。

五、结论

本文从近年来政府和学界十分关注的城镇化问题出发，重点关注了具有微观福利含义和宏观结构含义的重要变量——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进而研究城镇化对消费的影响。本文所关注的传导机制是：通过消费背后两个基本影响变量——收水平、消费倾向——将城镇化与消费水平和结构联系起来。通过梳理已有文献研究，结合笔者的思路，定性说明了从城镇化到消费的联系机制，并做出四个基本假设。并在此基础上，对江西省贵溪市的实地调研数据进行计量实证检验。

结果表明：

首先，城镇化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这是一个普遍性结论。

其次，收入水平的提高并没有直接提高消费率，因为城镇化对消费率的影响有所谓的“状态依存”，即有其他变量左右了城镇化对消费率的影响，本文提炼出两个变量：第一，是否享有城镇户籍和公共服务；第二，城镇化方向是就地小城镇化还是大城市化。实证结果表明，没有城镇户籍和公共服务的“非市民”表现出的消费率下降；就地小城镇化的居民同样表现出消费率下降。

最后，在研究对消费结构的影响时进行收入分层，结论是，原来收入很低的居民城镇化之后消费结构没有得到改善，而原来收入不是很低的居民城镇化之后消费结构得到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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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范爱军，王丽丽，我国城镇化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证分析[J]，山东社会科学，2007，3.

[2]关大宇，各地区农民收入差异与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相互关系——基于协整的Panel-Data模型分析[J]，统计观察，2007，1.

[3]雷潇雨，龚六堂，城镇化对于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14，6.

[4]李华香，陈志光，城镇化驱动居民消费增长的机理及实证分析[J]，管理研究，2013，10.

[5]刘艺容，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拉动消费增长的持久动力[J]，消费经济，2005，8.

[6]马晓河，实现城乡统筹解决“三农"问题[J]，求知，2004，11.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市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