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岛承接京津产业转移与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关联性分析——基于CNKI（2012~2014）的文献研究

文/王海潮

【摘要】本文基于中国知网CNKI （2012～2014） 对我国区域间产业转移的研究文献，以秦皇岛承接京津产业转移为例，阐释了区域间产业转移对转移双方的影响：一是政府间的博弈仍然是产业转移与经济质量提升之间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二是产业承接地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质量提升作用显著；三是产业转移有利于我国整体产业升级，但对相对落后地区的产业引进应避免陷入先发展后治理的困境；四是秦皇岛承接产业转移利大于弊，但对当地经济结构的冲击不容忽视；五是秦皇岛承接产业转移与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矛盾日益突出，最后提出了秦皇岛承接产业转移相应的措施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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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京津冀一体化；产业转移；经济增长质量

【基金项目】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类课题（SZ123062），河北省高层次人才帮带计划阶段性研究成果，秦皇岛市社科联委托课题（2014WT039），秦皇岛市社科联课题（201407043、201407274），得到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博士启动资金的支持和资助。

【作者简介】王海潮，河北科技师范学院财经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

一、引言

在京津冀经济圈内，由于长期以来北京、天津、河北三地行政体制分割，各自为政，导致经济圈内资源难以优化配置，协调发展。目前，京津冀一体化已经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总书记要求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搞好顶层设计，充分发挥环渤海地区经济合作发展协调机制的作用。但京津冀区域随着产业聚集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出现发展的困境如空间约束以及人力成本、选址成本、通勤成本、资本成本等资源短缺。一方面是北京、天津的产业高度聚集和成本高涨、边际规模报酬递减；另一方面是河北产业低端化困境突出，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发展模式呈现路径锁定态势。作为秦皇岛来说，面临着如何准确定位并积极采取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对策、推进京津秦一体化发展、有效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实现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重大选择。

二、区域间产业转移及相关研究

检索中国知网2012～2014年期间有关产业转移的研究文献发现，Jacobs主要是从城市增长的角度研究产业集聚过程，多样化产生技术产业间外溢的外部性，而技术外部性孕育和催生城市新一轮的增长。Friedmann则从大城市系统拥有较好的创新条件角度解释中心—外围结构的形成，认为大城市高度拥挤、快速增长的人口和文化的异质性等因素是有利于区域创新的条件，形成与周边地区的中心与外围结构。刘金友、王冰（2013） 的研究表明，要素资源禀赋、运输成本与劳动力成本价格仍是影响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它是一个具有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动态过程，也是一个区域（国家或地区） 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韩灵梅，2012）。

关于政府在产业转移中的角色， 冯薇（2008） 认为，政府的产业集聚政策有助于产业聚集的形成，但更为重要的是市场力量，由此政府的政策导向从直接干预转向间接引导，政府成为网络的推进者、动态竞争优势的催化剂和制度的提供者。宋炳林（2013） 认为，政府是推动我国区际产业转移的主体之一，政府可通过一定的政策手段，引导和激励企业将产业转移的可能性进一步转化为现实行为，形成产业转移的推动力量。

当前，关于产业转移与区域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关于秦皇岛承接京津产业转移的相关研究则更是不足。但我们可以从以往的研究中发掘规律、研究方法以及探索性结论。如影响产业转移的因素、政府的角色以及产业扩散与集聚的作用等方面，都可以对研究秦皇岛承接京津产业转移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证依据。其中，相关研究都是从某一个视角阐述产业转移与区域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关联性，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产业转移与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分析

在秦皇岛承接京津产业转移与本地经济增长质量提升之间存在一个复杂的因果循环效应。一方面秦皇岛可以加速经济结构调整；另一方面，产业转移规律要求外来产业与本地产业发展潜力之间实现契合，否则不仅不会提升经济增长质量，而且会滞后本地经济运行效率，降低经济增长水平。为此，本文从三方面分析相关影响因素和内在联系。

（一） 政府行为与产业转移绩效

在我国现行体制下，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主导角色乃至惯性作用对地方经济增长质量提升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如何发挥好这种作用，如何更加准确地界定市场与政府之间的界线，是秦皇岛承接京津产业转移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首先，单个政府行为对承接产业转移影响显著。在国内产业转移中，地方政府的非理性投资竞争决策（政策） 是极为重要的经济变量，偏重于经济增长导向的绩效考核机制，使我国的各级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及其投资具有内在的冲动和偏好。

其次，政府间的竞争对产业转移与经济增长质量关系影响同样显著。作为转出地政府，如果提高产业转移自由度，产业尤其是处于高端产业链条或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会按照市场规律，寻求更为有利于生产和销售的区位，但这样会降低原地区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转出地政府会想方设法提供一些政策挽留企业不转移或就近迁移，或者尽量推进低端产业或污染型产业向外转移。同时，作为产业承接地政府则会为了提升本地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质量，竭力提供更优惠的招商政策以吸引高端企业、有利于环境和可以拉动本地经济增长的企业向本地转移。两者的竞争将陷入非理性竞争困境甚至影响区域一体化效益，导致区域整体产业布局不合理，运行效率低下。最后，低端产业和污染企业成为两地矛盾冲突的焦点。企业不能自主决定转移方向和区位，导致效率低下。尤其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比较优势是产业转移的动力和空间区位选择决策的依据（李颖、杨慧敏、刘乃全，2012）。

（二） 承接产业转移与经济增长质量提升

产业转移是实现我国区域间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程杰，2013）。但承接产业转移与经济增长质量提升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相关的研究成果从不同视角给予探索。在产业转出地方面，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调整结合将有利于本地经济增长。张辽（2013） 研究发现，技术扩散对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大，通过加总劳动力、资本、技术三要素的增长效应，进而发现产业转移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正效应。刘红光、王云平、季璐（2014） 的研究表明，低端产业正从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而高端产业仍集中留在东部地区。国际产业转移的情况也大致如此。郭连成、徐雅雯、王鑫（2012） 认为，在产业转移影响因素中影响最大的是本地市场效应，而产业转出地具有良好的市场基础（彭志胜，2014）。

在产业转入地方面，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调整结合同样有利于本地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孙浩进、樊欣（2013） 认为，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实现和放大了区域福利正效应。国际产业转移的情况也类似。张琴（2012） 的结果表明，需要进一步改善承接环境。段然、葛顺奇（2014） 也认为境外投资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同时，产业转入地的经济发展环境滞后于转出地，而且降低两个地区的差距需要更多的投入和时间，这方面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徐冉（2012）、卓卫云（2013） 在研究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时发现，外部条件的作用更显著。

（三） 产业转移与增长环境管理滞后的困境

秦皇岛承接京津产业转移潜力较大，但目前大规模的产业转移还没有形成。同时，秦皇岛承接京津产业是否可以对接当地市场要素、经济资源的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方面。从过去产业转移的实例来看，东部地区2000～2010年的制造业绝对优势依然明显甚至还有所扩大，东中西部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还有所扩大，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并没有发生（图1）（姜琳、窦炜、潘雅琼，2012）。

在产业创新方面，产业转移对各地区的影响也不相同。南平、杨善林（2012） 研究认为，产业转移不但没有带来我国区域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快速增长，反而阻碍了区域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增加，但是具体到各个区域则差异较大；对东部地区而言，产业转移对创新投入的作用不明显，而且阻碍了创新产出的增长；对中部地区而言，产业转移能大大促进创新投入的增长，但对创新产出的作用不明显。

在产业发展环境方面，产业承接地发展潜力不足是突出的问题之一。肖雁飞等（2012） 的研究认为，中部六省经济人口承载能力相对较弱，阻滞了产业大规模转移，但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宋煜（2012） 发现，江西承接外来产业过程中出现了外部环境问题。

此外，京津向秦皇岛转移产业，转移污染的问题也不容忽视。而且，这种做法已经在国内一些区域发生。发达地区向外转移的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高能耗、高污染和资源高消耗的加工制造业，伴随这些产业的转移，污染转移不可避免（陈卫、刘德绍、李剑，2012）。彭文斌、吴伟平、王冲（2013） 认为，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竞相放松环境规制。

四、秦皇岛承接京津产业转移行为与绩效分析

秦皇岛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将在一定层面上提升本地经济增长质量，但从长期来看，秦皇岛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还要将本地经济资源与外来产业有效融合，形成具有本地经济特色的产业增长模式，从而实现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和质量的目标。

但如何达到这个目标仍然有待研究。李志翠、马海霞、朱琳（2013） 认为，通过规划构建的区域产业共生耦合系统能像自然生态系统那样高效、稳定的运转实属不易。京津产业转移到秦皇岛，首先面临选址是否满足企业的运作以及未来的发展。韦伯（Webber，1909） 通过主要对运费、劳动费用以及集聚三个因素分析了对企业区位的影响。秦皇岛如何运用已有资源承接京津产业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是，通过扩大市场以满足企业赚取最大利润的内在需要。政策制定需要对不同企业的影响进行分析（杨本建、毛艳华，2014）。

秦皇岛承接京津产业转移需要进行宏观调整，使产业转移双方的信息更加对称，产业政策在产业转移中可以发挥主导作用（高登榜，2013）。政府可通过改善交通运输效率，搭建企业信息平台，降低企业转移后的交易成本来促成企业转移（梁其翔、邝国良，2012）。政府要实现对产业转移宏观调控的效率最大化，还需要建立在尊重企业市场化的选择上，然后通过产业政策发挥一定的引导作用（郝洁，2012）。李建军（2012） 认为，积极发挥政府的政策引导作用，可以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扬长避短，实现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协调发展。

秦皇岛与其他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城市之间关系的调整是构建生态产业网络的关键因素。应规范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行为，建立政府间的合作机制， 实现协调发展（罗若愚、张龙鹏，2013）。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由于各地政府官员对区域合作的意愿不足，相互攀比和较劲的行为更容易发生，使得区域合作空间狭小（欧建峰，2013）。罗若愚（2012） 研究指出，产业转移下承接地政府的个体理性导致了集体决策的非理性，我国政府官员的任期制和考核晋升制阻碍了政府间合作的实现，形成了典型的“行政区经济”。在重复博弈模型中，他引入中央宏观调控的这一贴现因子，提出了破解承接地政府间合作“囚徒困境”的方法。

在秦皇岛承接京津产业转移过程中，产业扩散和集聚的规律作用显著。从市场的视角来看，承接产业转移能够推进本地产业集群升级，产业集群升级又能加快承接产业的转移，两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刘珂，2012）。产业集聚带来的经济效应越大，企业越有可能做出转移的决策（梁其翔、邝国良，2012）。

秦皇岛承接京津产业转移绩效与相关配套设施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企业、高校、政府和技术中介机构等创新主体相互配合与作用的区域协同创新机制是区域经济实现快速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其承接产业转移能力的体现（张仁枫、王莹莹，2013）。同时，构建高效的交通网络有利于规避空间约束，提升秦皇岛区域的边际竞争力。高速铁路建设的经济逻辑就是缩短城市间的时间距离。高速铁路大幅度提升速度，缩减城市间的时间距离，强化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可以重塑两地的经济地理格局（刘卫东等，2012）。

五、发展建议

（一） 调节政府角色，提升产业转移质量

政府在产业转移中存在政绩最大化的冲动。地方政府在引入产业转移过程中，一方面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降低了产业转移门槛，反而降低了本地经济增长质量。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需要从国家层面成立相应的管理部门和制定相应的管理条例，以对产业转移进行统筹管理（何龙斌，2012）。

秦皇岛应加快承接京津产业转移的速度，同时要加强完善政府行为，改变现行官员考核体系和晋升机制，形成科学健全的政绩考核和官员选拔机制，强化组织领导，积极参与构建跨行政区的利益协调机制的磋商合作。

（二） 加快产业转移速度，提升秦皇岛经济增长质量

秦皇岛产业结构升级的潜力很大，但受制于原有的产业结构约束，需要对产业转移过程中的产业选择、产业布局、产业政策等进行重新规划，发挥产业转移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产业转移已成为当前我国工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必然选择（刘川、宋晓明，2014）。秦皇岛产业发展应以此次产业转移为契机，通过加大研发资金和研发人才投入，优化产业承接科技环境，提升区域发展潜力。

（三） 加快产业间融合，降低产业间转移成本

秦皇岛承接产业转移利大于弊，对当地经济结构的冲击不容忽视。外来产业在资金、技术、人力资源等方面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挤占秦皇岛原有的产业发展空间。一方面可以实现优胜劣汰，推动产业替代升级；另一方面，必然出现过度竞争，导致资源配置低效。应通过加快产业间融合，构建生态产业系统，降低产业间转移产生的成本，在秦皇岛形成由龙头企业拉动的产业集群，提高产业竞争力。

（四） 完善产业转移配套措施，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秦皇岛承接产业转移与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矛盾将日益突出。产业转移不仅需要产业要素支撑，还需要围绕产业生产的生产性服务。此外，在产业转移过程中，秦皇岛承接产业对生活资料的需求也会快速增加，挤占更多城市公共发展资源，需要秦皇岛加快完善产业转移配套设施建设，降低生产、生活运行成本，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产业转移与居民收入增加，对房价、城市拥堵以及城市市政运营效率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此外，在产业转移过程中要重视对污染的治理（张启春、朱明，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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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明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