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技术扩散中种稻大户发挥主渠道作用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西省调研样本

刘 丹 周 波

（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江西 南昌 ３３００４５）

［摘要］文章通过对江西省１６个县（市、区）１１６９户种稻大户新农药应用情况的调查，运用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种稻大户在农业技术扩散过程中发挥主渠道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种稻大户的技术示范、劳动力转移程度、耕地规模对发挥种稻大户主渠道作用有显著影响，其中种稻大户的技术示范是关键因素，家庭劳动力转移程度是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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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农业技术扩散；种稻大户渠道；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江西省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７１０６３０１０）（７１２６３０２３）。

［作者简介］刘丹（１９９０－），女，江西鄱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产业经济；通讯作者：周波（１９７８－），男，江西铅山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农业技术经济。

一、引言

中国是个典型农业大国，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必须依托有效地扩散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成现实生产力。２０１４年中国粮食总产实现“十一连增”，是世界粮食生产史上的奇迹。但这对于一个拥有１３多亿人口的大国而言，粮食的供求依然是紧平衡，粮食问题仍然需要高度重视［１］。为了把粮食安全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必须高度重视科技进步。每年中国产生和审定的农业科技成果较多，但其贡献率较低，他们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２］，不但如此，中国跨省技术扩散水平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３］，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农业技术扩散模式及其结构比较单一，农业技术扩散渠道不畅通。相关研究发现，除了扩散模式本身及其结构直接影响农业技术扩散效率之外，农业技术扩散渠道是最关键因素［４］［５］。

在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种养大户是农业经营生产中农业技术扩散不容忽视的一个渠道。对于一项农业新技术，如果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得其相关信息，种养大户就更有信心应用该农业新技术，在这个前提条件下，一项已经被较多人所熟悉了解的新技术比刚引进的新技术更容易被农户所接受。相关研究发现，种稻大户较普通农户更有代表性［６］。对于保守型种稻大户，他们往往会跟自己周围且已经应用农业新技术的其他种稻大户学习和交流，加深对农业新技术的了解，再因地制宜的决定是否应用农业新技术，这样把农业新技术带来的风险尽可能降到最低。除外，国内外众多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农户通过与其他农户交换农业技术信息的方式获得农业技术知识，对推动农业技术扩散进程影响最大［７－９］。

相比普通农户，种稻大户一般规模较大，需要承受更大的风险，因此，他们一般会将压力转化为巨大的动力来获取农业新技术相关信息。当种稻大户在水稻种植方面取得一定的成就，种稻大户周围的农户就会跟着模仿，从而带动了农业新技术在农村扩散。从对江西省调研实际情况来看，９０．４％的种稻大户认为周围人会跟着应用农业新技术，９７．３％的种稻大户愿意无偿将自身应用的农业新技术传授给其他农户。这进一步说明，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要使得农业新技术真正运用到种稻大户的农业生产过程中，使种稻大户成为农业新技术的应用者，那么种稻大户的示范渠道就是最好的渠道。

综上所述，种稻大户渠道在农业技术信息扩散中理应发挥主渠道作用，但根据课题前期对实际调查情况分析得出事实并非如此，种稻大户并未发挥主渠道作用。江西作为全国产粮大省和粮源净调出省，能否产出安全、高产、优质的稻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新技术通过一定的渠道能否有效地扩散到广大农户手中。因此，研究江西省现代农业技术扩散过程中扩散渠道——种稻大户渠道，对进一步完善中国农业技术推广或扩散体系，提高中国农业技术扩散率，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所定义的农业技术扩散是指某项农业新技术出现之时，在一定时间内，通过某种渠道或方式，由最初的少数人采用到被大多数农户普遍接受、采用的过程；所指的种稻大户为种植规模在１００亩以上的农户，本文研究农业技术扩散中发挥种稻大户主渠道作用，也就是研究在现代农业技术扩散中种稻大户发挥主渠道的影响因素。

已有众多学者分析了影响农户农技信息渠道选择因素，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总体来说，影响农户农技信息渠道选择与否的因素大体可以分为内部特征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从内部特征因素来看，付少平认为，不同性别的农户在获知、学习、咨询农业技术中，其农业技术传播渠道选择存在显著差异［１０］。何学华、胡小波研究表明，农户所处的年龄影响其对不同农技信息渠道的选择，农户的年龄越小，越倾向于选择现代传播渠道，如通过电脑和网络获取农技信息［１１］。李小丽等认为农户文化程度对其渠道的选择行为存在影响，农户文化程度越高，获取农技信息技术的意愿越高，寻求信息的主动性越强，越偏向于选择在书刊报纸和互联网渠道；农户性质影响其科技信息渠道的选择行为，不同性质的农户对科技信息渠道选择态度存在显著差异［１２］。从外部环境因素来看，张蕾、陈超认为，农户农业技术信息获取渠道选择主要受劳动力转移程度和经营规模大小的影响，在户主外出务工情况下，农户家庭成员转移数量越多，选择农业技术信息获取渠道越保守；农户经营规模越大，农户越依赖于农技人员、农业协会等获取农业技术信息［１３］。Ｂｅｒｄｅｇｕｅ等研究发现，种植规模对农户农产品销售渠道选择没有产生显著影响［１４］。陈庆根、申红芳研究发现，稻区不同，农户采用新技术的途径也不同［１５］。陈芳通过对天津市农机科技信息传播现状的调查研究得出：意识、经济、技术和社会因素对农机科技信息传播渠道有显著影响［１６］。

可见，前人的研究对本文有着重要启示。但是大多数是将农户置于信息接受者的位置，鲜有学者将农户作为信息发布者进行分析，而且大多是从社会广大农户视角出发研究，针对种稻大户的专门研究较少见。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理论分析

国内外关于农业技术渠道的选择研究大多数是从农业新技术采用风险的角度展开。本文借鉴Ｗｏｚｎｉａｋ（１９８７）运用的利润最大化理论。Ｗｏｚｎｉａｋ（１９８７）设定的农户应用某项农业新技术的利润最大化函数为：

（１）

其中，ＥＵ表示农户期望，ｍ表示在水稻种植过程中农业新技术的使用量，π１为应用农业新技术条件下每亩水稻的平均收益；ｖ表示每亩水稻应用农业新技术后存在的风险程度，μ为均值为０的随机变量；ｐｍ表示购买此农业新技术所花成本，Ｃ为其他成本；Ｆ表示在水稻种植过程中投入的固定成本，包括了解所用农业新技术相关知识所花费的时间和金钱；π０表示在应用原有农业技术情况下每亩水稻的净利润；Ｓ为水稻种植规模，ｓ为表示应用农业新技术种植水稻的规模。

由于种稻大户选择通过种稻大户渠道应用农业新技术的前提条件：一是相比于原有农业技术，采用农业新技术带来的预期收益更大；二是选择种稻大户渠道应用农业新技术所带来的预期收益大于非种稻大户渠道，所以在Ｗｏｚｎｉａｋ（１９８７）设定的农户采用ＭＳ饲料添加剂的利润最大化函数基础上，将种稻大户通过种稻大户渠道采用农业新技术的决策条件设定为：

（２）

其中，ｍ０表示在利润最大化条件下确定的最佳农业新技术使用量；ｓ０表示最佳水稻种植规模；μ（*）表示选择农业技术扩散渠道及应用农业新技术的风险函数，μ（*）～［０，１］。右边各变量为定值，设其为θ。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现代农业技术，即水稻种植过程中涉及的常规技术，θ可表示为种稻大户决策的主观风险函数临界值。种稻大户应用农业新技术渠道选择是由内部特征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共同决定的，而内外因素共同确定了主观风险函数μ（*），当μ（*）≥θ时，Ｙ＝０；当μ（*）≤θ时，Ｙ＝１。因此，大户选择种稻大户渠道的概率可以表示为：

（３）

Ｘｉ为可观测变量，表示对种稻大户渠道选择的影响因素；β为待估计参数；μ表示不可观察变量；ε为误差扰动项。

（二）研究假设

本文在探讨发挥种稻大户主渠道作用的影响因素时，结合前人研究成果，认为影响种稻大户发挥主渠道作用是由多种影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１．内部特征因素。包括种稻大户年龄、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种稻大户的年龄大小与其应用农业新技术渠道相联系，一般认为年龄越大，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求稳心理越强，越倾向于选择种稻大户渠道来应用已经试用成功的农业新技术。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户，寻求农业新技术信息的主动性越强，越愿意选择报纸、互联网等非种稻大户渠道。种稻大户的身体健康状况是从事粮食安全生产非常重要的一种要素投入，被调查种稻大户在粮食生产决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农业技术渠道的选择也会产生影响，一般认为种稻大户身体健康状况越好，抗风险能力越强，越倾向于风险偏好型，越会尝试还未被广泛扩散的农业新技术，以便带来更大的利润，即选择农业科研单位、农业院校等非种稻大户渠道。

２．外部环境因素。包括选择邻里关系、耕地规模、劳动力转移程度、技术示范、技术指导频率等。一般而言，邻里关系越好的种稻大户，与周围种稻大户交流种植经验就越畅通，他们会更快地了解哪些农业新技术已经被种稻大户成功采用，更倾向于选择种稻大户渠道。水稻耕地规模越大的种稻大户，一般以水稻生产作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越倾向于选择种稻大户渠道。本文预期其他种稻大户示范农业新技术效果好的，种稻大户越会通过种稻大户渠道；种稻大户的家庭劳动力转移程度越高，对农业技术信息渠道的选择越保守，越倾向于选择种稻大户渠道。农技员指导频率越大，对农技推广部门越满意，越倾向于选择农技推广部门这一非种稻大户渠道。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所用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江西省调查总队于２０１３年对江西省水稻经营面积１００亩以上的大户做的调查，调查涉及江西省南昌、新建、丰城、高安、分宜、弋阳、鄱阳、都昌、乐平、泰和、昌江、东乡、宁都、临川、贵溪、金溪等１６个县市。这１６个县共有种粮大户５５１２户，分布在２８１个乡１９０９个村。收回有效问卷１１６９份，占样本县种粮大户总数的２１．２％，占全省种粮大户总数的１０％（见表１）。

（二）样本特征

针对新农药扩散情况，在被调研的１１６９户种稻大户中，有１０７７户种稻大户近三年应用过新农药技术；剔除９２户没有应用新农药技术种稻大户，得到有效样本１０７７户。

通过对１０７７户种稻大户的调查数据分析可知（见图１），有７．６１％的种稻大户选择“种稻大户”渠道来应用新农药；４３．９２％的选“农药总公司”渠道；６２．５８％的选择“个体经销户”渠道；４４．４８％的选择“农技推广站”渠道；２．１４％的选择“邻居、亲戚”渠道；３．４４％的选择“政府或村里”渠道；１．８６％的选择“农业科研部门”渠道；３．６２％的选择“农专合作社”渠道，这些渠道归类为“非种稻大户渠道”。因此，大多数种稻大户选择非种稻大户渠道来应用农业新技术。

１．种稻大户内部特征（见表２）。（１）年龄。在选择种稻大户渠道应用新农药技术的种稻大户中，有１９．５１％种稻大户在４０岁以下，４１－５０岁种稻大户占５８．５４％。（２）受教育水平。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占７０．７３％，而中专及以上的仅占６．１０％。（３）健康状况。身体健康状况很好的比例为３０．４９％，身体状况一般的占６８．３０％。

２．种稻大户外部环境（见表３）。（１）邻里关系。在选择种稻大户渠道应用新农药技术的种稻大户中，邻里关系很好的占６９．５１％，邻里关系不太好的为０。（２）耕地规模。三类大户（１００－１９９亩）占１８．２９％，二类大户（２００－１９９亩）占３０．４９％，而一类大户（５００亩及其以上）占５１．２２％，超过５０％。（３）劳动力转移程度。全家务农的占４２．６８％，家庭劳动力转移１－２人的占５０％。（４）技术示范。见种稻大户应用农业新技术效果好的比例为５３．６６％。（５）技术指导频率。技术指导频率一般的占６７．０７％，而经常得到农技员技术指导的仅占２．４４％。

（三）模型选择

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通常认为农户选择基于效用最大化准则。行为主体应用现代农业技术的每项渠道都可以看作是对一项渠道选择，这一项渠道的选择能够获得最大效用。每项渠道选择都对应着一种效用水平，种稻大户渠道选择对应的效用水平为Ｕ，由于我们无法对Ｕ直接进行观察，随机效应帮助我们建立了种稻大户渠道选择模式与观察到的数据之间的关系，其有限因变量模型的一般形式可以表示为：

（４）

其中，ｐ表示事件发生的概率；ｙ*决定事件发生的概率，其值大小取决于制约种稻大户发挥主渠道的影响因素Ｘ。当ｙ*达到不同的临界值，ｙ对应种稻大户渠道的选择，即当ｙ*＜０时，ｙ＝０，也就是说种稻大户未选择种稻大户渠道应用现代农业技术；当ｙ*＞０时，ｙ＝１，也就意味着种稻大户选择种稻大户渠道来应用现代农业技术。Ｇ（ａ０＋ｘａ）是选择概率函数，用来模拟事件发生的概率，满足０＜Ｇ（ａ０＋ｘａ）＜１，Ｇ（ａ０＋ｘａ）是一种可选形式的随机变量累积分布函数，即Ｌｏｇｉｔ模型，本文采用此模型。种稻大户渠道选择与否符合二元选择模型，可以简化表述为涉及“有”或“没有”选择种稻大户渠道应用现代农业技术。

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具体如下：

（５）

其中，ｇ（ｘ）＝α＋ΣβｉＸｉ，ｉ＝１，２，３，…，ｎ，ｐｉ表示通过种稻大户渠道应用现代农业技术的概率，ｙ为因变量，表示通过种稻大户渠道应用现代农业技术（ｙ＝１）或没有通过种稻大户渠道应用现代农业技术（ｙ＝０）；βｉ表示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ｎ表示影响因素的个数；Ｘｉ表示自变量，表示第ｉ个影响因素。

（四）变量选取

种稻大户是否选择种稻大户渠道的变量选取如表４所示。

（五）模型估计结果

结合前文研究假说，为了增强模型准确度，本文首先运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单因素分析，实现初步验证（见表５），其中年龄、教育水平和邻里关系与因变量不相关。

在简单相关分析的基础上，再次运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将对１０７７个样本户进行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分析影响种稻大户发挥主渠道的因素，将与因变量相关的自变量以“进入”的形式引入模型。模型预测总体正确率为９２．４％，Ｒ２为０．０９３，模型拟合度较好（见表６）。

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耕地规模、劳动力转移程度和技术示范对发挥种稻大户主渠道作用有显著影响。

１．耕地规模的影响与前文研究假说一致，对发挥种稻大户主渠道有重要影响。种稻大户耕地规模在５％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效应系数为１．３７７，说明一类大户选择种稻大户渠道来应用新农药技术概率发生比是三类大户的１．３７７倍。耕地规模不同在选择种稻大户渠道上存在明显差异，即耕地规模越大，种稻大户越倾向于选择种稻大户渠道；反之，种稻大户耕地规模越小，越倾向于选择非种稻大户渠道。原因在于，种稻大户规模越大，投入成本也相应地增加，由于自然气候、市场变化等外在环境的不确定性，种稻大户需要承担的风险也越大，种稻大户为了保险起见，会选择其他种稻大户已经使用成熟的农业技术，以将风险降到最小，求得利润最大。

以九江市湖口县武山镇的王张明为例，他是村里乃至所在镇的“水稻能人”。２０１４年王张明种植水稻面积５００多亩，并由其带头创办两个合作社：绿民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和绿民病虫害统防统治专业合作社。据透露，他计划今年进一步扩大规模，但所在镇土地面积有限。他一人种植５００多亩，导致身边种稻大户少，感觉身处“单枪匹马”的尴尬境地，希望县里或市里提供一些培训等项目，让他与其他地区种植大户交流，通过相互交流自身的成功经验和所获得的有利农业信息，以降低投入成本，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

２．劳动力转移程度的影响与前文假设相同，通过了５％显著性检验，系数为０．４３２，这说明种稻大户劳动力转移程度越高，选择种稻大户渠道的可能性越高。一方面，劳动转移程度越高的种稻大户，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就越高，种稻大户越倾向于选择种稻大户渠道以确保农业新技术带来的利润不低于原有农业技术；另一方面，劳动力转移程度越高种稻大户，家庭中务农的人数相对减少，在促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种稻大户越偏好于高产、省工、省力的农业新技术，而种稻大户作为新型农业主体，已逐渐成为现代农业技术的主要采用群体，种稻大户渠道是较好的扩散农业新技术渠道。

３．技术示范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检验，系数为１．２１０，与前文假设相同，这说明种稻大户见周围种稻大户应用农业新技术效果越好，越会倾向选择种稻大户渠道。种稻大户看到其他种稻大户应用农业新技术并取得较好的收益，由于利益驱使和人们的从众心理，种稻大户也会跟着应用这些农业新技术。

４．年龄、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等种稻大户内部特征因素和邻里关系、技术指导频率等种稻大户外部环境因素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造成这种现象可能的原因是被调查的对象主要是针对种稻大户，而并非所有农户。一般而言，种稻大户水稻种植经验比较丰富，周围种植配套设施比较齐全，且存在一定程度的抗风险能力。

四、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本文利用江西省调查样本数据，运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和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方法对发挥种稻大户主渠道作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种稻大户的耕地规模、劳动力转移程度和技术示范对发挥种稻大户主渠道作用有着显著影响。具体来说，种稻大户应用农业新技术示范效果越好，种稻大户选择种稻大户渠道作为农业技术应用渠道的可能性就越大；劳动力转移程度越高的种稻大户，越倾向于选择种稻大户渠道，种稻大户选择种稻大户渠道作为技术渠道可能性会随着耕地规模的扩大而提高。

（二）启示

结合以上实证分析，要增强种稻大户发挥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提高现代农业技术的扩散率，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１．加大对种稻大户的培训力度，提高种稻大户的农业科学素质。在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出去的大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种稻大户逐渐成为农业主要经营主体，加大对种稻大户综合素质的培养，以便将越来越多的种稻大户培养成“种稻能人”。

２．加强土地流转，适度规模经营。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之后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从而留下“剩余土地”。这些“剩余土地”通过转包、出租、借用、转让、入股等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方式为其他农户所得，让土地得到充分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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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１］孔祥智．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对２０１４年中央一号文件关注粮食问题的解读［Ｊ］．中国农村科技，２０１４，（２５２）：１６－１７．

［２］张东伟．试论农业技术推广体制的创新［Ｊ］．科研管理，２００６，（３）：１４２－１４５．

［３］靖飞，杨梅梅，等．中国常规水稻主导品种跨省技术转移的特征分析——基于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常规水稻主导品推广数据［Ｊ］．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３，（３）：４７－５７．

［４］ＭａｅＴ，ＩｎａｂａＡ，ＫａｎｅｔａＹ，ｅｔａｌ．Ａｌａｒｇｅ－ｇｒａｉｎｒｉｃ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Ａｋｉｔａ６３，ｅｘｈｉｂｉｔｓｈｉｇｈｙｉｅｌｄｓｗｉｔｈｈｉａｈ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ＦｉｅｌｄＣｒｏｐ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６．

［５］徐世宏．广西水稻免耕抛秧技术扩散过程及效果研究［Ｄ］．中国农业大学，２０１３．

［６］赵肖柯，周波．种稻大户对农业新技术认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西省１０７７户农户调查［Ｊ］．中国农村观察，２０１２，（４）：２９－３６．

［７］Ｍａｒｉａ，Ｍａｕｃｅｒ；Ａｌｗａｎｇ，Ｊｅｆｆ；Ｎｏｒｔｏｎ，ＧｅｏｒｇｅａｎｄＢａｒｒｅｒａ，Ｖｉｃｔｏｒ：Ａｄｏｐ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Ｐｅｓ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ＰｏｔａｔｏＦａｒｍｅｒｓｉｎＣａｒｃｈｉ，Ｅｃｕａｄｏｒ，２００５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Ｐｒｏｖｉｄｅｎｃｅ，ＰｈｏｄｅＩｓｌａｎｄ，２００５，（７）：２４－２７．

［８］高启杰，朱希刚，等．论中国农业推广模式的优化［Ｊ］．农业技术经济，１９９６，（２）：１－４．

［９］高启杰，朱希刚，等．论中国农业推广模式的优化［Ｊ］．农业技术经济，１９９６，（３）：１３－１６．

［１０］付少平．女性在农业技术传播中的角色［Ｊ］．西北人口，２００３，（２）：４５－４７．

［１１］何学华，胡小波．贵州省苗族、布依族、白族公众获取科技信息渠道现状及对策思考［Ｊ］．贵州民族研究，２００８，（２）：１３９－１４２．

［１２］李小丽，王绯．农户获取科技信息渠道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湘鄂渝黔边区为例［Ｊ］．图书馆学研究，２０１１，（９）：５２－５６．

［１３］张蕾，陈超，展进涛．农户农业技术信息的获取渠道与需求状况分析——基于１３个粮食主产省份４１１个县的抽样调查［Ｊ］．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０９，（１１）：７８－８４．

［１４］ＢｅｒｄｅｇｕｅＪＡ，ＲｅａｒｄｏｎＴ，ＢａｌｓｅｖｉｃｈＦ，ｅｔａｌ．ＳｕｐｅｒｍａｒｋｅｔｓａｎｄＭｉｃｈｏａｃａｎＧｕａｖａｆａｒｍｅｒｓｉｎＭｅｘｉｃｏ［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ｔａｆｆＰａｐｅｒ，２００６，２９－３４．

［１５］陈庆根，申红芳．农民采用农业新技术的途径分析［Ｊ］．高科技与产业化，２００８，（１１）：８７．

［１６］陈芳．天津市农机科技信息传播渠道研究［Ｄ］．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２０１０：５．

（责任编辑：管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