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深度探析研究与评价之研究

　　摘要：步入21世纪，国家层面日渐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作用；近10余年，中国社会科学界发表论文批量化涌现。文章意在重申，展开研究之研究的讨论实为反思“为什么”而进行，再度回归研究与评价的本体之讨论。老调重弹，让中国社科研究和评价回归本来之面目。关注评价研究之研究的同时，需要将其转化为规范性的文本或是文件，甚至是制度化的法律文本，用以改造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之风气。时下，管理当局也在三令五申，社会科学界当事人却难以独善其身；针对于此，笔者提出有待深度探讨和研究的本源性问题。追本朔源，提升研究之研究工作的理论认知水平；推而论之，将研究之研究用以指导社会科学研究界之改造工作，需要局中人共同努力。

　　关键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知识分子；改造学界；大学使命；

　　一、为什么要讲“改造”问题

　　2015年6月，《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刊20年(1)。我个人只是学报的无穷多作者之一，受邀撰写一篇评介性文章，内容主要针对“社科研究与评价”栏目(2007年第3期至2015年第1期)所发论文。也因此，本文内容之一就是细分主题梳理全部发文；同时呢，借此机会，结合个人研究经历及有关于研究之思考，谈谈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改造”问题。以一本期刊发文，发表一己之见，论调难以避免片面之词，恳请读者不要将此妖魔化。因为以文章的形式出现，还是起了一个标题为好，题注“中国”。结合文章内容，最后定夺之写作之主题，沿用了朱光潜先生90余年前创作的《怎样改造学术界》一文题意。时过境迁，朱文早于1922年3月30日、31日发表于上海《时事新报》，后来该文又被收录到《朱光潜全集》(第八卷)。百年之轮回转世，从朱文的文字勾勒图景中可以想象，今日中国学界的世态、氛围与100多年前的中国极其相似。在此，转述他当时的文字来作证：“现在学术界人物有许多是速成品。在学术上曾做过几十年忠实的工夫的也恐怕是凤毛麟角？只要拿著作看，有几本书除抄译以外发挥一点特别见解呢？一份讲义编成了，今年用它，明年用它，十年后还可以用它。”给定领袖人才在学术界占重要地位的假设，但是学术界缺乏领袖人才，归咎起来其中主要的原因有二：其一，在任事以前，学术预备期太短；其二，既任事以后，忽略研究事业。根源于他看到了由伸长脖子望的领袖人才占据高位，难免对学术界的危险前景心存担忧(2)。

　　正是因为《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与时俱进，抓住中共中央及教育部有关部门注重发展、繁荣社会科学研究的有利时机，推陈出新探索出一条新路子。回顾中国社科的十年变迁。2004年1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发[2004]3号)对外发布，在开篇文字中就已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该意见第1条强调“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第12条指明“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立法工作”。2006年6月5日，教育部就已经发布《关于大力提高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意见》，指出：“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大力提高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和创新能力，特提出如下意见。”(五点意见二十六条细项)。其中，第25条指出：“优化环境，大力改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条件。”再说学报，2006年12月19-20日，原教育部社会科学司袁振国副司长在重庆大学调研考察之时，做了题为“关于提高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创新能力和研究质量的思考”的学术报告，根据报告内容整理而成的文字，后来刊发在《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3)。此篇讲话可视为“试刊”文章，后来于2007年第3期推出了“社科研究与评价”，邱均平是该栏目的主要作者、主持人，当期发表邱均平及其合作者的2篇论文；截至2015年第1期，已经发表论文总计137篇。当然，由于关注论题存有差异，该栏目下也有少部分研究论文未纳入此次评介中，留待以后再续论述。

　　自该栏目开办以来，已经发表论文主要聚焦以下主题：评价对象论述，创新能力评价、学术期刊和学术影响评价；评价理论与方法论探讨，评价标准与体系；领域覆盖方面，文献信息学、科学计量学；科研评价声讨，行政性评价与学术性评价。从发文作者看，该领域核心人物带领团队成员合署构成此栏目作者群的重要特征，长期跟踪、追溯同一主题。自2007年开始，截止到2015年第1期，邱均平教授所带领的团队在“社科研究与评价”栏目共计发表论文数为32篇，年均发文数达到4篇。以“集团军”作战方式推介其团队研究成果，发文主题涉及内容众多，主要聚焦期刊评价、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评价、高等教育评价及高校排位评价等研究主题。在署名单位或机构的发文数方面，其中：署名“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论文有18篇，署名“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的论文又23篇(4)，署名为“广东工业大学管理学院”的论文有5篇(朱少强作为唯一作者的论文4篇，3位作者合作的论文1篇)，署名“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有3篇。相关领域的发文篇幅方面，短小精悍类文章就是2页的笔谈，但也有论文长达14页，大部分文章的篇幅是5~6页。从发文所触及的问题及论断看，有凝聚的共识也留有太多争议，有提出新问题也有反复论证老问题，既注重定量评价也不忽视定性探讨的文章发表，刊载有一家之言也有集体成果之介绍。美中不足的是，主题与内容同质性趋向较为明显。根源于学报编辑部各位同仁的交流渠道、交际圈子有限，所刊发文章的作者主要来自于少数几个大学或研究机构，发表文章的细分主题未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聚焦，将有待深化和扩大作者群。

　　自1995年创刊至今，《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正规化发展也不过20个春秋冬夏。近年来，学报所刊发的论文数量在逐年减少，篇均页数在逐渐增多，发表论文也在以专题形式聚焦。通过调研了解到，中长期目标是“打破学科分野，力创特色栏目”。在另文中，我的另外一位同行朋友将对“区域开发”栏目进行发文梳理和评介，该栏目于2011年12月入选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第二批名栏建设工程。原北京大学主编龙协涛在文章中早有过办刊的论述，对学报名栏建设，从问题意识人手，突出学术专题，抓住高校学报的特色和优势创办特色栏目；平庸中不乏闪光点，沙砾中藏有真金(5)。纵览学报社科评价栏目下的全部发文，深感社会科学研究的研究问题之复杂，初生牛犊不畏惧虎，借助自身的有限能力将学报刊发此主题论文作粗线条的梳理；囿于该领域研究的认知局限，难免有诸多不足，梳理粗浅以文字呈现以飨读者。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文本组构采用析出文献方法作为分析手段；论述时并未遵循常规套路，姑且称其为“基于研究的研究的研究”，以及“基于评价的评价”(6)。由于学报所刊论文跨期较长，涉猎主题和内容较多，在此对本文的写作思路作简单说明如下：其一，依据发表论文的时间先后顺序进行归并，进行具体主题分类时又会有一些内容布局上的细微调整；其二，依据作者观点、论述和证据设定二级标题，并进行论文归类梳理，对发表文章之观点不作过多的细化评述；其三，按照机构进行相关主题的分类和梳理总结。在文章内容布局方面，依据发文内容分“三大主题”和“九小版块”进行梳理与归并。接下来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针对研究环境方面的研究进行梳理；第三部分，学术生态治理和创新能力评价研究归类；第四部分，从发文中寻找学术期刊与研究互动内容。最后部分，再起研究之研究的研究，探讨评价之评价的再评价内容。

　　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环境及评价研究

　　在作此部分内容梳理和阐述之前，让我们预览创设栏目至今发表有关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论文题目，分别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意义、体系与实践》(2007年第5期)、《科学研究活动的社会评价机制及其演变研究》(2007年第5期)、《基于BSC的高校教师绩效导向和职业发展路径设计》(2007年第6期)、《论科学建制背景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2008年第3期)、《中国人文社科会科学评价问题之审视》(2009年第1期)和《基于分类分型的高校教师绩效评价研究》(2014年第1期)等。在《基于BSC的高校教师绩效导向和职业发展路径设计》(2007年第6期)一文中，已经指出教学和科研的冲突是目前高校最难以解决的矛盾。能否有效地化解这一冲突，关系到高校和谐管理的建立，有研究借鉴平衡记分卡的设计思路，提出有效解决这一冲突的方法和途径(7)。在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之后，教育评价改革势在必行。需要不断促进评价主体社会化、评价标准多元化、优化教育评价体系、扩大教育评价范围，切实推动教育评价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8)。《基于分类分型的高校教师绩效评价研究》(2014年第1期)一文，针对不同类型的学科构建不同的指标体系，并对相应指标体系中不同的教师类型设定不同的指标权重，最终实现基于文理分类分型的高校教师绩效评价，开辟了高校教师绩效评价研究的新思路(9)。

　　(一)大学人文社科发展及其科研评价研究

　　与自然科学不同，人文社会科学具有特殊性，概括起来主要是：学科构成的复杂多元性，民族性、阶级性、本土性，真理检验的直观性，价值实现的潜在性和间接性，成果多样性，引文的长周期性等特征。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内容必然触及研究活动评价、项目评价、创新能力评价等(10)。《论科学建制背景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2008年第3期)指出，展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评价应尊重其特殊性，必须构建与之相适应的评价体系，而不应照搬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中的评价方法。当下，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相似，社会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处在有组织的社会建制体系之中。从事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活动时，势必需要考虑诸多的抽象外部环境因子，包括建制化和非建制化的因素，以及与之相关的科学承认、奖励、资助、报酬等建制结构(11)。由于当前中国学术评价体系中存在一定的混乱现象，需要建立相应的元评价机制来加以引导和规范(12)。

　　借用李宇明关于大学使命的“整合性”表述，从功能性的角度纵看大学要做的“四件事情”，也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的传承创新。再次概括即为“知识”两个字，大学的基本使命就是：管理知识，传播知识，运用知识，创造知识(13)。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倡导大学应当是“学术自由”和“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结合体，首次将科学研究写入大学章程。美国虽然崇尚实用主义哲学，但承袭了欧洲的大学传统，康奈尔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提出了为社会服务的思想理念。在《区域高校社会服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以湖南省为例》(2013年第6期)一文中，作者探讨了如何以投入、产出和保障为主要内容构建高校社会服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指数测算(14)。科学研究活动的评价伴随着科学研究活动的产生和发展，其社会评价系统和社会评价机制的产生是科学研究活动发展内在要求和外在要求共同作用下的产物，经历了从内部评价到外部评价再到综合评价的演变过程。科学研究活动价值有内示和外示之分，前者主要是内部规范化，后者则是外部监督与控制，两者共同构成评价机制产生的根源(15)。

　　在《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中数量与质量关系的思考》(2012年第2期)一文中，作者针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定量化评价引起的争议，呼吁“客观地评论定量化评价方法，更加冷静地寻找哲学社会科学评价的改革之道”(16)。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问题纷繁复杂，理论上尚不成熟，实践中问题较多。在评价实践过程中，也大量存在评价主体问题与评价程序问题等诸多矛盾。因此，迫切需要深入分析人文社会科学的复杂性，建立与完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机制、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17)。原因是，建立独立的评价体系是重视和尊重人文社会科学的具体体现，不能简单地搬用自然科学的评价体系来简单化地运用于人文社科领域，如此做法和政策极其不利于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建立评价体系是由人文社会科学自身的特点决定的，也是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

　　(二)项目制和评奖视角下的哲学社科研究评价

　　针对项目制，黄宗智早已给出了极为深刻的阐释。在今天，“项目”已经成为中国人话语体系中的一个关键词，甚至渗入人们的日常用语。转引文章内容中的一句话概述极为恰切，“不止地方官员、村干部等如此，即便是高校教师们的话语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项目制’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在实际项目评价运作中，“项目制”遵循一套特殊的逻辑，他指出这是逐利价值观下所形成的权—钱结合，这个机制已初步凝固为一种坚韧的治理体制，亟需警惕和改革。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环节。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前评价对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促进公平竞争，鼓励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由于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前评价中定性与定量评价结合比较困难，一般主要采用同行专家评审的定性评价方式。因此，在选择同行评审专家时，需要综合考虑他们的资历、经验、品行，并从科研课题、学术成果、人才培养、获奖情况等方面考察其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在此基础上，选择同行评审专家才能公平、公正、准确地对申请项目进行择优立项(18)。针对同行评议的研究，《国内同行评议专家库研究综述》(2012年第5期)一文，作者对同行评议专家库建设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综述(19)。事实上，同行评议在期刊审稿中更为常用。尹玉吉的文章(2013年第5期)已经揭示，学术期刊同行审稿制度已经有260多年，通过中西方学者对审稿理念的理解比较发现：西方各领域的学者100%持同行审稿观点，中国持此理念的仅占33%。在中国，社会科学界研究者对审稿概念和研究成果的关注度较低(20)。

　　再以党亚茹以国家基金资助的社会科学研究为例，该文用SSCI发文数据对国际化和国际影响力进行评价，结果发现有基金资助的SSCI论文发表主要集中于社会学、交叉学科、环境科学、管理学、心理学、经济学、医疗卫生、信息科学与图书馆学等7个学科。研究还发现基金论文产出的地域性较强，从第一作者论文量分布看，基金论文的产出地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10省市被SSCI收录的基金论文占到67.98%，原因是人文社科研究主要集中分布于东部地区的大学(21)。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为例展开分析，2006-2010年5年间，立项数总量前3位分别是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均超过170项。前20个院校占立项总数的1/4，各学校立项的学科均超过15个，总体上反映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整体优势(22)。还有另外一篇文章借助第四届至第六届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国际成果申报、获奖数据来反映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各学科国际化程度，三届共有80项；获奖最多的3个学科依序是管理学、经济学和法学；在国外发表的成果获奖，在有获奖成果的38所高校中，北京大学获奖19项，占23.75%；排名前7位的高校获奖总数为41项，占51.25%(23)。

　　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界，经验研究盛行拿来主义。有鉴于中国式经验或实证研究遭遇前所未有之“可信性”质疑，因此需要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直面如何“搞对问题”和“识辨数据”。文章指出：“为避免研究陷入‘庸俗和肤浅’的泥潭，方法论建构需要坚守‘和而不同、殊途同归’的包容理念，极有必要将调查嵌入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理性’和‘责任理性’认知体系中。”(24)无独有偶，在《论多元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拓展》一文中，作者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不是屠龙术，必须与其研究对象相伴而行，适时而作。在研究过程中，应当对法伊尔阿本德的“怎么都行”的主张进行改造，即知道什么方法对什么问题能行就选择什么方法(25)。再就是，科学技术专制如何降低哲学社会科学在人类实践中的地位也值得关注(26)。至于调查研究为什么如此重要，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地方官的具体行动已经作了最好的注解。开展有深度和厚度的社会科学研究，更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此，转述李培林的真切感慨：“调查本身并不复杂，因为没有什么特别要证明的假设……我常常怀念那种无欲无求、没有太多诱惑的烦恼、在细雨霏霏中独自思考的日子……建国后，我们进行过很多细致的调查，但往往容易为了证明某种理念而丧失了学术上的实事求是，真正的学术应当是社会的良心……‘锁定’的应当是职业道德(李培林，2003)。”(27)

　　2007年第5期，刊发《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意义、体系与实践》一文，该文构建了包括学科发展评价、学科研究评价、学科教育评价和学科社会影响评价的四层结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指出学科研究评价是重点，研究成果评价是核心(28)。目前比较盛行的做法是以发表文章评价期刊，可以概述国内外建立各种期刊目录的机构早已进行的具体实践，这些评价赋予了“论文被引”极高的权重，反过来又被机构或研究工作者们用以评价研究论文，因此而陷入“以刊评价论文”的死循环，以在什么样的期刊上发文来评价研究机构，甚至是研究工作者。但是，让我们以诺贝尔经济学和文学奖为例，此评奖早已打破这样的困局，证据如下：其一，能够获此殊荣的人年龄偏大，获奖依据是更早时期的研究成果或是经典之代表作，他们的成果是经过时间检验了的。其二，论文或著作被引次数不是主要的参考指标，理由是各大机构、媒体甚至是学者依据发文被引“竞猜”谁会获得诺贝尔奖，总是频频出错。尤其是在经济学领域，获奖者被公布之后，关注之人总是会感慨“获奖者出现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诺贝尔奖评定有其内在的运行机制。

　　(三)有关大学及专业发展评估的研究

　　各种版本的世界大学排名，都毫不例外地把大学科研作为排名的核心指标，因此这些大学排名对科研的测评正在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当然，更需要冷静看待世界大学排名，体会其真正价值才能更好地建设一流科研大学。中国大学科研水平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依然存在。从宏观上讲，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原因共同作用形成的；在微观层面，主要是各大学关注论文发表数量的过程中忽视了质量提升计划的制定(29)。西班牙网络计量实验室曾发布过“世界大学网络排名”，相关研究发现世界大学综合竞争力和网络竞争力之间相关性程度并不高，网络排名可视为综合竞争力排名的重要补充(30)。从所刊发的文章看，有关研究的研究的综述文章较少，代表性文献有两篇，分别是评述国外有关学术机构和科学研究评价，作者朱少强，论文题目是《国外学术机构评价的研究进展》(2008年第1期)和《国外科学研究计量评价的研究进展》(2008年第1期)(31)。在《国外学术机构评价的研究进展》一文中，介绍了欧洲发达国家主要按照科研绩效来给研究机构分配研究经费，已经有研究关注英国高等教育评鉴(RAE)给英国大学、学术界带来的正负双面影响，而且有关研究针对欧洲及亚太地区12个国家评价大学科研绩效的方法进行比较发现，多半是参照英国的做法，并且这类研究注重考察按科研绩效给大学拨款的利弊(32)。

　　自2007年起，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开始发布世界大学排行榜，在开始的两次排行榜中，中国大陆没有1所大学进入前100名，直到2011年才首次实现零的突破，但是也只有北京大学以第100名进入榜单。中国高等教育长期以来的科研奖励制度、办学理念、教育模式、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导致了科研产出质量与数量的不均衡，这种不均衡性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33)。在《中国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与学科进展》一文中，将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RCCSE)在2007-2012年间隔发布的5次世界大学评价结果进行汇总比较分析(34)。大学的核心竞争优势，不仅在于独特的知识体系、卓越的知识操作技能，而且在于大学的文化和价值观系统(35)。从该领域的既有发文看，多半关注的是大学(综合性)。也有2篇关于地方和专业性院校的论文，题目是《外语类院校核心竞争力评价模型构建———以高校T为例》(2012年第6期)和《地方院校本科专业评价的定位与方案设计———以江汉大学“星级工程”专业评价为例》(2014年第6期)(36)，内容外语类院校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及应用；以及1篇有关独立学院的评价论文，题目是《中国独立学院与公立专科院校评价的理论与实践探析》(2014年第3期)(37)。

　　《中国研究生教育及学科专业评价报告(2011-2012)》(2012年第3期间)一文详细介绍中国研究生教育及学科专业评价工作的具体做法和创新之处，并公布2011年中国研究生教育及学科专业评价结果(38)。在《传承与创新：2012年中国研究生教育及学科专业评价研究》一文中，又介绍了以2011年新学科目录为准，展开对4个国家级研究生院和520个研究生培养单位进行评价的结果，首次评价的155个专业学位专业，文章创新性地使用了排名、星级和专业优秀率三位一体的形式展示评价单位的评价结果(39)。展开全国100篇优秀博士论文评选工作研究，统计发现“985工程”高校和中国科学院集中了绝对比重的优秀博士群体，指导教师与其培养出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篇数服从洛特卡分布，现行评选机制使得优势资源过度集中，不利于百家争鸣的良好学术发展氛围的形成(40)。

　　2015年2月3日，“腾讯教育”与“最好大学网”发布2015年中国大学排名榜，综合排名前100名的高校，呈现显著的地域分布不均衡特征。其中，北京入榜高校最多，数量上达到17所，其次是江苏有15所，上海有9所，还有10个省市无一所大学进入百强行列。进入21世纪，“论文高产，质量堪忧”问题再次掀起热议。在过去5年间，有210所大学发表论文总数超过1000篇，但其中190所高校的FWCI均低于1。综合排名前20的高校，只有半数大学的FWCI高于世界平均水平(41)。同时发布了中国最好大学服务社会排名。在校企合作论文数方面，中国石油大学以2113篇名列第一，是第2名清华大学的近2倍，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浙江大学分别位列第3到第5名(42)。对中西部地区而言，有7所高校进入前20名，分别是重庆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并列第11名)，中国地质大学(第15名)，华中科技大学和武汉大学(并列第17名)。在高等教育和大学评价研究领域，综述性文章有2篇，其中一篇的题目是《中国教育评价研究的进展与趋势———基于两类数据源的计量分析》(2014年第5期)(43)。此前，《中国高等教育评价研究的主题及其演变分析》(2013年第1期)从社会网络的视角分析该领域研究的现状、热点主题和研究主方向。发现此问题的研究热度逐年攀升，且2000年后增长加速。涉及主题较为集中，比如高校、教学质量、评估、教学、教学管理和评价指标体系等热点主题，教学评估、教学管理、评价指标体系、高校教师和评估等与其他研究主题都有不同程度的展现(44)。在社科研究量化评价方面，无论是针对于大学，还是期刊，还是学术研究成果。评价主体都会采用或是借助第三方数据源。

　　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生态及创新能力评价研究

　　1924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学报》的《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一文篇首，即开宗明义“吾为此文，欲举国青年读之而知所兴焉，各自按其籍贯以寻其乡先辈之遗风。其在文物郁郁之乡，则思如何而后可以无惭于先达……其在夙未展拓之乡，则知耻知惧，愈加努力”(45)。子承父业，其子梁思成于1915年入北平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在其简历中，1924年，梁思成留学美国费城宾州大学建筑系及哈佛大学建筑史专业，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被誉为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和建筑师。在其后来刊发的一文中，具体给出了学术人生选择的原因：“研究中国建筑可以说是逆时代的工作。近年来，中国生活在剧烈的变化中趋向西化，社会对于中国固有的建筑及其附艺多加以普遍的摧残。虽然对于新输入之西方工艺的鉴别还没有标准，对于本国的旧工艺却已怀鄙弃厌恶心理。”(46)

　　(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及未来走向研究

　　1.基于CSSCI期刊目录的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概况分析

　　在梳理之前，需要说明CSSCI目录(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是对期刊的评价，展开学科评价只是基于研究者发文的研究梳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GBT13745-2009(人文社科类)，共有心理学、管理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宗教学、语言学、法学、军事学、民族学与文化学、统计学等21个一级学科。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比以往更为充分地展现出科学理论产生对社会实践的依存性。回溯20世纪，100年变迁历程堪称人类史上变化最大、发展最快、文明冲突的大转型时代，巨变的社会实践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科学的极速发展，催生新观念、新理论、新方法。在中国，社会实践为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培育了具有时代特色的研究主体，一代代人创造了先进的研究手段。21世纪初的10年，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处于换档期。梳理各领域发文能够部分地触及各自学科发展的基本面，但绝非全部。

　　在2008年和2009年，《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此主题论文共计7篇，论文题目依序是：2008年第4期刊发了2篇，《中国外国文学研究概况分析———基于CSSCI分析》和《中国心理学研究概况分析———基于CSSCI分析》；2008年第5期刊发2篇，《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概况分析———基于CSSCI分析》和《中国政治学研究概况分析———基于CSSCI分析》；2008年第6期刊发2篇，《中国经济学研究概况分析———基于CSSCI分析》和《中国哲学研究概况分析———基于CSSCI分析》。查阅其他期刊或集刊，此类主题的论文在2006-2014年还有6篇，题目分别是《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期刊影响力研究报告(2000-2004)———基于CSSCI的分析》、《基于CSSCI的艺术学研究热点分析(2005-2006)》、《历史学研究概况分析(2005-2006)———基于CSSCI的分析》、《中国考古学研究概况分析(2005-2006年)———基于CSSCI的分析》、《对我国外国文学研究最有影响的国内学术著作分析———基于CSSCI(2000-2007年度)数据》、《基于CSSCI(2000—2011)的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知识图谱研究》等(47)。此外，针对不同学科专业集刊发展情况，学报2012年第4期组稿3篇论文，题目分别是：《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类学术集刊的发展现状及其趋势展望》、《中国宗教学类学术集刊的现状分析及其趋势展望》和《中国语言类学术集刊的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时隔2年后，又刊发《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现状及其趋势展望》(2014年第1期)(48)。

　　重点例举代表性研究文献，《中国经济学研究概况分析———基于CSSCI分析》(2008年第6期)一文中，作者对高被引的10篇经济学文章展开分析，被引频次高的外文经济学论文都发表于20世纪70、80年代，作者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学研究已经注意到并充分吸收相关领域的原创性思想和理论来源。在被引著作中，1972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被引频次最高(北京：人民出版社)(49)。《中国政治学研究概况分析———基于CSSCI分析》(2008年第5期)一文指出，中国政治学研究值得反思，比如各二级学科发展不均衡、缺乏本土化研究、政治学研究的“政治化倾向”以及学术研究的规范化程度不高等。与其他社会科学不同，政治学研究更加依赖古典名著(50)。在哲学领域，国内学者多是引用国内期刊发表的论文，国外研究成果很少被引，该学科学者对能够反映国外哲学研究前沿的新成果关注程度不够；再就是，西方哲学论著被引用的大多是译著，先秦诸子和宋明理学家的文集或译注集是中国哲学被引用频次较高的著作(51)。中国心理学方面，问题研究的深度不够，缺失本土化研究，并注意到了教学、科研的英文化弊病；研究成果主要以研究论文为主，占全领域文献总数的89.7%(52)。《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和其他期刊发表的文章中，有关注历史学、文学、考古学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论点基本相似，就是概述了各自领域的研究都存在着科学性不够、理论不足、方法和手段缺乏创新等(53)。

　　2.基于CSSCI期刊目录的人文社会科学热点问题研究之研究

　　作为回应，发掘各学科领域研究现状，也需要知道未来的发展走向。此主题下，学报在2009年刊发了4篇论文，题目分别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热点与趋势分析———基于CSSCI的分析》(第1期)和《中国哲学研究热点和趋势分析———基于CSSCI的分析》(第1期)，以及《中国心理学研究热点与趋势分析———基于CSSCI的分析》(第2期)和《中国政治学研究热点与趋势分析———基于CSSCI的分析》(第2期)。郑江淮等人通过统计发现，在2005-2006年间，经济学论文所标引的关键词约10万余条，几乎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被标引最多的关键词是“经济增长”，高达796次；通过对经济学研究的发展趋向展开研究后，作者指出：“本土化的经济学将是中国经济学家走向世界舞台的一条必由之路。”(54)白欲晓和徐小跃的文章指出，在哲学领域，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人生境界等中国哲学所蕴含的独特问题还存有广泛的的理论效应。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关干中国文化、民族精神的思考，很可能会成为中国哲学研究者所关注的重要内容。哲学作为较为成熟的人文学科形态，既关注历久弥新的“老问题”，该领域的学者也在致思“新问题”，对新的理论和实践境遇中出现的问题展开新的探索(55)。在政治学领域，学者们研究的“政治化”倾向较为明显，政府阶段性的主导话语往往成为政治学领域的热门关键词，这样的文章的被标引的次数往往在政府提出之后呈现逐步上升趋势，并在此后的2~3年达到顶峰，之后逐年下降甚至很快消失。魏姝一文指出也有一些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如国际政治中的全球化、国家利益等；国际关系中的中美、中日、中俄关系等；国内政治中的执政党研究、民主政治研究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将会成为被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56)。在心理学研究走向一文中，翟学伟和耿柳娜指出实证主义的取向仍然是心理学研究的主流方向；但是，在后现代主义和本土化的双重影响下，存有的可能是人文取向的心理学会抬头。同时，该文的一个结论还可以用以评述4篇刊发文章，也即：“我们相信，随着关键词标引的更加准确规范，该方式将会更加科学、有效、准确地反映出中国心理学发展的轨迹与特征。”(57)

　　在2006-2014年的9年期间，CNKI检索发现其他期刊发表同类主题的文章11篇，各期刊(集刊)发表相关论文的题目按时间先后排序依次是：《2000-2004年中国教育研究热点与关键词———基于CSSCI的统计分析》(2006年第9期)、《中国世界经济问题研究现状与趋势———基于CSSCI的数据分析》(2007年第1期)、《中国行政学研究评估：基于高校学报的分析》(2008年)、《2005—2006年中国文学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基于CSSCI中国文学研究关键词的分析》(2008年第4期)、《基于CSSCI的社会学研究热点与趋势分析(2005-2006)》(2009年第2期)、《国外学术著作对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影响———基于CSSCI的分析(2000-2007)》(2010年第1期)、《2004-2009年我国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的研究热点与重点领域———基于CSSCI来源文献关键词的分析》(2011年第16期)、《中国公共管理学研究热点与趋势———基于CSSCI的分析》(2013年第1期)、《基于CSSCI的本体研究热点与前沿的可视化分析》(2013年第5期)、《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现状：产出、热点与趋势———基于CSSCI期刊论文(1998—20120的计量分析》(2014年第3期)和《基于CSSCI(2000—2011年)的中国文学研究热点知识图谱分析》(2014年第5期)等(58)。如果将各个期刊发表的各个学科文章组合在一起，就基本覆盖了哲学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总体看来，各学科研究都未出现顶天立地的“中国化问题”研究。在大变革时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应当有勇气，也有机会走到学科前沿。但凡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就会掌握着绝对话语权。在此论断下，经济学的重心偏移可谓是最好的证据。20世纪中期，经济学研究的中心由英国转移到美国；接下来，将会偏移到何处呢？经济学只是其中之一，社科研究中心移位都将不以人的意志为准，发展路上的转向其实是不可逆转的。

　　(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研究

　　近20年来，国家对高校科研创新活动尤为重视；就支持措施而论，可谓用组合拳支援科学研究。从211工程、985工程到“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即2011计划)”，其出发点和本质都是要捍升高校的创新力(59)。存在的问题有：高校科研创新力地区差异明显，中国735所高校创新能力得分呈现出典型的“幂律分布”特征，也即少数高校表现优异，处于曲线长尾的绝大多数高校都表现一般。从主管部门和大学两个主体互动角度出发，文章给出的建议主要有：其一，教育主管部门需要处理好理头苦干和合作帮助的关系，不同类型的高校应该寻求不同的定位，并且要处理好“全”和“精”的关系(59)。《2012年中国高校创新指数分析》(2013年第1期)基于对创新能力对高校的省份分布进行分析，呈现非均衡特征，其中北京、江苏、上海、湖北、陕西和广东6省市高校总数涵盖了前100强高校的3/5，而大多数偏远地区省份甚至没有高校入围前100强(60)。另外，也有文章关注国内公益类科研院所技术创新能力评价(61)。

　　利用ESI作为原始数据来源，中国985工程高校(38所)中进入当年《世界大学科研竞争力排行榜》的大学有26所，文章选取22所材料与工程大学作为研究对象。基于计量学的理论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选取科研生产力、科研影响力、科研创新力和科研发展力四个指标对中国部分高校的科研竞争力进行评价，以材料科学和工程学为例，借助于定量数据反映中国“985”高校在国际范围内所处的地位(62)。在另外一文中，《985高校专业建设质量分析———以2012-2013年本科专业评价结果为例》(2013年第2期)也展开了985高校评价研究，由于综合竞争力的排名与专业优秀率的排名不完全正相关，根据两者的高低情况将对2012-2013年大学综合竞争力进行了四类划分(63)。另外一文中，将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对2014年中国875所本科院校的12个学科门类、92个专业类和471个专业的竞争力的评价结果进行报告，并对相关结果进行分析(64)。将2000年以来开展本科教育且有毕业生的新办本科院校展开评价研究，内容涉及综合竞争力、学校层面的专业评价和专业层面的专业评价3个方面；研究结果显示，新办本科院校在全国高校排名中处于中下游水平，大部分学校专业星级分布成纺锤形结构，新办本科院校的专业处于中等水平(65)。

　　2009年第1期，刊发了任全娥博士《论信息哲学对科研成果评价的方法论意义》(作者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一文，文章鲜明地指出，客观评价方法易于操作，科学有效，但受社会风气、文化传统、学术习惯等各种因素影响，它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中的应用情况却异常复杂，带来了一系列负面社会效应以及文科学者与学术界的非议。各种评价手段中，对科研成果质量进行评价的国际通行手段主要是借助中介性指标进行间接评价，实践中主要有发文统计、期刊评价、引文分析等。然而对于基础科研成果的评价而言，自然科学比人文社会科学较多地采用文献计量的客观评价方法，此方法还常常被用于各式各样的科研竞争力评价和综合排名(66)。作者任全娥的另外两篇论文题目和刊发期数分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中的价值论》(2009年第3期)和《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的思考》(2010年第1期)。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中的价值论》一文中，作者展开了成果评价的经济学价值分析，指出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需要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看待，不仅要把成果看成一种静态的科研劳动成品，更需要从动态的视角窥到成果的价值源头及其背后的投入成本。再者，不仅要看到成果带给学人和社会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还需要追溯成果的研究基础、资金投入与人力资源投入，以及其价值含量与投入成本之间的匹配比例关系(67)。正是因为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极具复杂性，无处不涉及于此，比如社会科学研究人才队伍的建设，科研资源的合理配置，科研机构改革；再就是人才评价、项目评价、机构评价都绕不开此关键环节。展开成果评价研究，不可存有一蹴而就的心理，需要对影响评价客观性的各种因素进行长期的观察与思考(68)。尤其是跨学科研究成果的评价，国内的研究才刚开始(69)。有文章指出，以创新和质量为导向的人文社科学术成果评价体系存有不足，结合中国国情应当对管理和控制的关键因素及其内在作用机理给予重视(70)。

　　(三)基于创新能力展开高校发展水平评价研究

　　某种程度上讲，公正的评价程序，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前提与基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公正探讨》(2013年第5期)提出的最低限度标准包括：主体平等、实质参与、价值中立、程序理性、程序公开和程序自治(71)。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以多种形象存在，比如：价值判断，“对评价的评价”等，其评价规范之间还存在着多种冲突，比如学术标准与非学术标准等。在评价实践过程中，迫切需要深入分析人文社会科学的复杂性，建立与完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机制、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尤为必要(72)。《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建设的基本经验》(2008年第5期)对高校百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进行比较分析指出，重点研究基地必将在构建世界水平和“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73)。也有研究指出认识科研活动系统是构建科学评价系统的起点，而认识科学评价系统的要素及其关系是构建科学评价系统的关键(74)。展开科学评价研究，从评价内涵、评价活动体系、评价主体体系、内容体系、科学评价系统、评价规范体系和评价理论体系方面进行论述(75)。针对国家科技奖励推荐，有研究提出逐步放宽推荐主体的资格、界定推荐主体的任务与职责、建立严格的申报抽查制度、明确推荐主体的失职后果、有重点有选择地增加推荐限额、完善推荐条件的具体规定(76)。

　　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评价研究方面，涉及评价方法、评价模型以及指标体系构建等，主要的文章有5篇，分别是：《提高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和研究质量的思考》(2007年第1期)、《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及评价现状分析》(2008年第2期)、《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评价的基本指标框架研究》(2009年第6期)、《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2010年第2期)和《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评价模型研究》(2013年第1期)(77)。由于存在形式多样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机构，为规范和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工作，需要建立公正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程序，建立和健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监督体系。基于各种考虑，该文指出完善的监督体系要素包括：监督主体、监督对象、监督内容、监督模式和监督制度(78)。此外，还有一篇会议综述文章，题目是《匡扶学术道德，灌养创新奇芭》(79)。有关国家创新能力评价的研究只有1篇，文章对国际和国内的评价研究进行综述，指出国家创新能力测评方法体系应体现和谐和可持续发展两种思想(80)。2009年第4期和第5期，叶继元教授组稿了“首届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暨第五届科研绩效评价学术研讨会”(2009年4月24-25日在南京大学召开)征文中的8篇论文，所选取的论文覆盖主题有，人文社科评价标准的多元化和国际化、评价概念模型和指标体系、引文评价的作用及局限性、中外作者合著情况和影响因子、期刊影响广度和半衰期、多个引文指标评价多学科期刊等(81)。

　　四、互动中的学术期刊评价与社会科学研究工作

　　论及评价的主体，自然需要明朗地界定好评价的客体。简而言之，即谁在研究？谁在评价研究？评价客体对象虽然是研究成果，实则是“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评价主体是机构，实际上还是“单个个人组成的学术团体或机构”。归根结底，还是人的问题。需要局中人自爱，更需要规范的约束机制、健全的评价制度作为后盾，辅助以其他软力量。借助种种外力，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才可能迎来美丽的春天。朱剑曾经用“历史的吊诡”概述评价体系的混乱：“学术评价在兜了一个大大的圆圈后又回到了原点，评价主体似乎正面临着又一次的易位‘轮回’。”主要原因是：“随着具有权威的大师级学者逐渐退出和学界不正之风的抬头以及健康的学术批评日渐衰微，定性评价在上世纪90年代广遭诟病，以定量评价见长的专业评价机构才得以应运而生。”(82)

　　(一)大转型时代的《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评介

　　为找到不应当以期刊评文，以文评人的具体证据，在此转述许宝騄(1910-1970年)的经典话语：“我不希望自己的文章登在有名的杂志上而出名，我希望杂志因为登了我的文章而出名。”他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论文5篇，跨时24年。在他过世10年和20年后，最后2篇中文论文，分别于1980年发表在《数学学报》和1990年以笔名班成发表在《应用概率统计》杂志上(83)。再说《清华大学学报》(1915年)。肩负起传承学术、服务社会之重任(84)。《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于1915年12月创刊，当下主要刊登理工科基础理论研究与实验研究学术论文，及时反映学术上有特色、代表学科前沿、当前国际上科学界关心的科技研究成果，推动学术交流，促进研究成果的产业化，发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85)。创刊至1919年12月，共出版5卷22期，1920年至1923年停刊。1924年6月复刊，至1937年共出版30期，办刊形式先是半年刊，1934年起改为季刊。期间再次停刊，1941年起又续办，为半年刊。抗战结束学报恢复出版，于1947年10月、1948年8月各出版1期，1949年停刊。1955年12月，再次复刊，那时改为《清华大学学报》，每年1期(无卷号)，一直到1966年。根据刊物简介，该刊是中国首个刊名中包含校名且被称为学报的期刊，创刊之初文理兼收。由于1952年院系调整，自那以后刊发文章的内容以理工类学术论文为主，也有少量人文与社会科学论文(86)。1966年至1972年，《清华大学学报》停刊。为适应清华文科发展，1986年创办《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为半年刊)。《清华大学学报》改为《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并于1996年改为月刊。2000年，《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改为季刊，2001年改为双月刊。

　　该刊早期刊载的文章，多为译介性文章，以输入新知为主，涉猎科学、政治、经济、军事和教育等。与当时中国的学术发展时代特征相吻合，发刊词中提到：“学报者，交换知识之渊薮也。”1924年复刊后，提出要发扬科学精神与诚实的求学态度研究学术。就在1924年第1期，期刊首篇论文是梁启超的《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一文，例举了江浙人才之集聚：乾嘉间，浙东产一大师。还有另外的文字今日读来仍然脍炙人口：会稽章实斋[学诚]创“六经皆史”之论，为思想界起一大变化，其史学盖一种历史哲学也。同时有天台齐次风[召南]之地理学，临海洪筠轩[颐煊]、百里[震煊]兄弟之经学，临海金诚斋[鹗]之《礼》学，则台州一时之俊也(87)。同期，还刊发了张荫麟的文章，分析明清两代传入的西方学术的差异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88)。熊十力曾说：“张荫麟先生，史学家也，亦哲学家也。其宏博之思，蕴诸中而尚未及阐发者，吾固无从深悉。然其为学，规模宏远，不守一家言，则时贤之所夙推而共誉也(89)。”

　　上述内容文字大部分是转引，出自史轩的讲述；未提及之处，结合自己的近现代中国学者资料整理收集工作，说明两点：其一，20世纪50年代之前，文史哲和自然科学并没有严格分界；其二，集大成的文科研究成果影响极其深远，短期内难以断论。在1948年以前，学报发表论文近700篇，由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叶企孙、萨本栋、周培源、顾毓琇、吴有训、钱伟长等人撰写的论文近百篇。所刊发的文章引领那个时代的学术思潮，涉及哲学、历史、考古、宗教、语言、文学、教育、政治和科学技术等领域。早在20世纪30年代，该刊发表了两篇历史学长篇论文，分别是：《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1930年第1期，共计198页)和《东汉的豪族》(1936年第4期，共计56页)(90)。1930年第1期，学报刊发的另外两篇英文文章值得关注，题目分别是《InternalandExternalRelations》(作者是金岳霖)和《TheMeaningof“TheMeaningofMeaning.”》(作者是Richards)(91)。

　　到此不得不说，社会科学研究触及的真问题深不可测，也因此绝非平常人能够踏入学界之大门；请相信，纵览历史，熟读经典著述，必定会有这样的一种深切感受。今日中国所谓的研究者(某某领域的学家)，听着他们惯常说的哪些话，所发表的观点，其实很可能早已存在；学界研究者所出版的著述，关注的问题，又可能早就被前人解析过；在各种场合展开激烈的争吵，往往没有触及根本问题；那些所谓的争议，可能早已历经反复论争后凝聚形成共识。深处信息化时代的今天，我们能够极其容易地获取相关信息，能否超越和突破则取决于研究者是否能够沉寂月度。板凳须坐十年冷，科学研究道路上研究者需要耐得住寂寞，甘愿忍受孤独。现在，我们已经很容易在中国知网(CNKI)上，检索到1915年以后《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的其他更多论文及精辟论述。纵览经典之作难免会萌生这样的感慨，学报创造了引领现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奇迹，深感遗憾的是当时之举并未对当代中国之学界形成重大冲击。当代中国，大多数年轻一辈研究者不食20世纪20、30年代学界烟火，各种经典往往被掩埋，他们中那些被各种出版物捡拾起来的所谓研究成果多半是昙花一现。

　　(二)基于发表论文影响的期刊评价研究

　　期刊水平之评价，回归其原始功能认识，以更好地服务于图书馆优化馆藏和为读者高效阅读提供选择参照，由于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与青睐，因此而派生出了为文献数据库建设选择来源期刊提供参考依据，这样有助于期刊之间的合理竞争，促进期刊学术水平的提高。但是，在其功能被延伸到作为学术评价和科研绩效评定的唯一标准后，其社会认同度却在不断地降低。问题的原因出在何处？核心期刊目录的作用被放大，演变成了一种学术评价尺度，并与研究工作者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当下，作出发表文章数量和载体选择的主体已经不再是科研工作者自身，主动权掌握在科研管理部门，他们制定出一系列“核心期刊”表甚至“权威期刊”表作为规定和制度(92)。在社科成果评价方法论方面，《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刊发了2篇论文，主题是：《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综合评价方法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综合评价方法研究》(93)。在技术层面，学术评价问题异常复杂，不太可能使用简单的“是”与“非”、“对”与“错”、“好”与“坏”诸如此类的标准来判断(94)。在《期刊评价新指标及实证研究———期刊贡献值与贡献因子》(2013年第4期)一文中，作者构建JCV和JCF两个指标对2009年JCR(科学版)收录的7387种期刊进行重新排序，结果与学术界的定性评价比较吻合，研究表明JCV和JCF有很好的自洽性(95)。

　　“高被引论文数反映了科研质量的高低，热门论文适应学科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具有很强的创新性，能够反映一个单位或学科是否富有朝气。这两个指标不但反映论文质量，也是触及科研机构科研影响力和科研创新力的重要评价指标。”(96)而事实上，在《论被引频次评价的适应性、局限性和不合理性》(2009年第5期)一文中，作者早已经指出被引频次评价只适应于基础研究，不适应于开发(发展)研究，在应用研究方面有局限性(97)。除此而外，还有研究基于信息传播的理论，构建基于印刷型与电子型的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从全新的期刊价值观出发研究学术期刊的综合竞争力与影响力，以求做到期刊评价目标与社会期望的统一(98)。

　　邱均平教授团队较早的一篇论文刊发于《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99)，对国内外期刊评价的理论依据、选刊原则、学科分类体系、评价的统计源、期刊评价指标体系、核心期刊数量的界定方法及同行评议和专家评审制度等进行比较分析，给出形成差异的原因解读。同年，在《中国学术期刊的地区分布及评价》一文中，研究指出：部分经济发达地区，虽然普遍存在着投入强度大、产出率高，但单位经费拥有期刊数以及实际拥有期刊数偏低；西部地区虽然在科技人力和经费投入上很有限，但学术期刊则呈现出超前的发展势头(100)。事实上，更为全面梳理和总结的研究论文刊发于《中国出版》期刊(2013年第12期)，该文将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的理念与原则概括为分类评价与分级管理、定量评价与定性分析。其内容分析涉及评价结果总体情况、各学科排名第一的国内顶尖学术期刊、学科分布、地区分布状况、中国各地区核心学术期刊率等(101)。从发文主题的分布看，涉及学术期刊评价的论文有9篇；按年份纵看发表论文数，2007年2篇，2008年4篇，2010年2篇，2011年1篇(102)。

　　值得商榷的地方是，论文或著作的影响力不仅是被引，学术研究成果质量与一定时期内被引没有直接的内在联系，而是由整个时期的出版著作和发表论文总数量直接相关。被引频次很可能不能作为研究和学术期刊评价的主要变量，以现代中国人口学的开拓者之一陈达早期发表一文为例，他个人注重实际调查，并且提出了生存竞争与成绩竞争的理论。作为人口学家，他较早地提出节育思想，能够在CNKI知网检索到最早的中文文章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34年第1期(103)。迄今为止，该文的被引频次仅为2次，引用该文的第一篇文章是张印堂1934年刊发《地理学报》的人口学文章(104)。张印堂一文的被引频次也仅为7次，1935年第1期涂长望的商榷文章也仅被引4次(105)。CNKI是目前比较理想的中文期刊引文统计工具(106)。有研究借助对中国知网学术文献总库所收录的眼科学期刊历年被引用论文数的统计，发现期刊被引用论文数在期刊出版后的3~5年达到峰值，然后就开始下降；而且期刊的被引频次也呈现同样的被引分布。因此指出，由此期刊年被引论文率不能作为评价期刊学术影响力的指标，但是它能反映期刊论文发表后被引用概率的大小，能提供给作者论文发表在哪些杂志上被引的可能性更大，哪个杂志受读者的关注度更高。这些信息对于读者选择期刊投稿非常有用，对于研究人员评价期刊的整体被利用程度也有一定的作用(107)。

　　(三)期刊(学报)和社会科学发展研究

　　学术期刊作为联系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媒介和桥梁，其承担着双重功能：其一，提供展示平台，以便于关注者了解社会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不同学科、不同观点之间借助此平台得以相互碰撞、沟通、交流，进而相互促进。其二，推动并引领学术研究向着规范、健康、繁荣的目标迈进。以往人们对学术期刊这两种功能的认识有偏差，往往只强调前一项而忽略后一项，由此导致学术期刊在发展中的缺位(108)。社科期刊需要反思自己的处境，作出调整以更好地服务于学术研究。需要注意到，一切调整必须更加符合学术研究自身的规律，符合学术规范，为作者和读者考虑，不能一味迎合统计机构的需要(109)。南京大学叶继元教授在《正确看待CSSCI来源期刊》一文中指出，就在CSSCI及其来源期刊倍受关注的同时，由于来源期刊评选的重要指标之一是期刊影响因子，出现不正常的现象有：不少期刊不是在加强约稿、审稿等内涵上下工夫，一味追求被引用次数，不恰当缩小有效载文量；甚至弄虚作假，出现过度自引和不当互惠引用情况。用一个“希望”和七个“不”字进行总结：希望各科研、教育主管部门、科研管理部门、各高校、各期刊社、各位人文社科人员能正确看待CSSCI来源期刊，既不要高估，亦不要忽视，不要搞绝对化，不要把不应有功能强加到CSSCI来源期刊和CSSCI上来，不要颁布硬性规定，不要将论文评价绝对等同于期刊评价(110)。

　　从历史和现实看，期刊是学术繁荣和发展的重要链条。办好学术期刊，繁荣学术，刊物的主编起着关键作用。一本学术刊物办好了，就等于举起了一面学术的大旗，它周围团结了一批学人，它在倡导一种理念，推动一种社会思潮，鼓励一种学风。谁是举旗人？毫无疑问就是主编。陈独秀在接手办《新青年》杂志的前一年，曾豪气干云地对朋友说过：“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改观。”的确，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新青年》杂志关系极大。可见一本杂志的作用之大、影响之大。作者期盼有学术鉴赏力和伯乐精神的编辑，社会呼唤具有学术公信力和良好学术声誉的期刊。由于编辑是学术成果的鉴定人和把关人，编辑参与办好学报有利于学术和学风全局的改观(111)。同样是2008年，在文献计量学方面，学报还刊发了《JCR指标的学科计量与评价研究———以JCRSocialSciencesEdition为例》(2008年第1期)、《国外科学研究计量评价的研究进展》(2008年第2期)、《JCR指标的期刊计量与评价研究———以INFORMATIONSCIENCE&LIBRARYSCIENCE为例》(2008年第6期)等4篇(112)。在期刊评价与发展研究方面，还有其他5篇涉及学术期刊的影响力评价、中印期刊比较研究以及期刊管理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在时间上，主要集中于2008年，发表论文题目分别是《中国学术期刊的学科分布及评价》(2008年第1期)，《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力评价分析》(2008年第2期)，《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的特色、做法与结果分析》(2008年第4期)和《中印学术期刊的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2008年第4期)，以及《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管理信息系统研究》(2008年第5期)(113)。除此之外，还有研究文章展开对科技论文网络发表的作用和影响分析；在引入评价体系的前提下，指出有将网络发表纳入科研管理可实现的空间(114)。不乏有某一专业期刊的讨论，比如有文章重点关注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情况，指出主管部门应加大对学术集刊的管理力度，建立持续性的评价体系，为学术集刊的健康发展提供制度支撑(115)。其他研究主题还涉及构建小康社会图书发行业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116)，探讨如何搭建基于web的领域专家评价信息服务平台，并使其能够为科研工作者和科研管理部门提供相应的信息服务和决策支持(117)。

　　作为上述期刊与集刊内容的补充，以及个人之经历感受。将笔者于2009年发表于《新政治经济学评论》(集刊)一文的部分论述内容拿来举例，该文以中国的经济学期刊为例论述过。针对种种问题，比如如何避免经济学期刊质量下滑？降低刊载论文的种种成本？经过论述后提出，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需要把好论文关，“不合格”论文拒绝出现在学术期刊上。再者，经济学学术期刊发展定位要明确，需要明确受众群体是以“经济学人”为主。期刊作为学术交流载体，也不能忽视社会大众，经济问题研究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这一宗旨不能改变。在做法上，需要加强学术期刊监管，经济学研究机构、政府、企业与学术期刊的互动，构建完善的相互协作机制；为消除发展过程中不可确定性、私密性和公共职业道德性(模糊区域)的干扰，这些都是经济学期刊公平性交流平台建设的关键工作(118)。在2010年第6期学报上，该栏目主持人龙协涛教授组稿5篇专家笔谈文章，内容涉及期刊评价、学术研究与评价、学术研究风气纵论与学术体制等问题(119)。在潘国琪的访谈录中，他讲道：建议进一步完善高校学报评优机制，修订评委聘任办法，实现动态管理，此举实为更好地助推学报的名刊建设和良性竞争(120)。

　　在《论中国高校基层学术组织的形式和制度创新》(2010年第5期)一文中，作者指出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功能和作用的发挥，取决于完善的制度保障体系的支持，包括学术领袖的资格和能力认定、首席教授的职责及绩效标准、评价标准及评价信息来源、建立激励机制等方面(121)。有关知识分子身份的界定，就是以其知识影响社会；技术人员，则是那些使用机械、以其技术建造机械的人。当然，有许多知识分子而兼技术人员，也有许多技术人员而兼知识分子，以致二者的分别并不明显。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乃在求得各种正确知识，冒悲剧性的危险，不逃避，不诡随，把自己所认为正确而为现实所需要的知识，影响到社会上去，在与社会的干涉中来考验自己，考验自己所求的知识的性能，以进一步发展、建立为我们国家、人类所需要的知识(122)。

　　五、再启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美好未来之研究

　　基础研究大多是公共产品、是短板，国家财政无论多么困难，都将持续加大稳定支持力度(2015年1月9日，李克强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的讲话)。回到一开始提出的问题，朱光潜在《怎样改造学术界》一文中，积极倡导培养“爱真理的精神”、“科学的批评精神”、“创造精神”和“实证精神”。转引他的一句话：“如果真想改造中国学术界，我奉劝你实现‘三此主义’：从何处改造起？此地；从何时改造起？此时，从何人改造起？此身。”(123)时过境迁，同样的问题，现实依旧存在。改造社会科学界，首先需要搞对主体和客体，谁来改造？改造谁？其次，方式、方法和手段固然重要，有关研究和评价的战略思考更为重要。再次，立足中国，走向世界，社会科学界早已经掀起国际化行动浪潮，但需要解决的问题仍然众多。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为什么重要？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如何实现顶天立地？受中国社会转型引致的学术转型的影响，中国高校社科学报面临定位转换和制度创新的难题(124)。虽然高校学报优胜劣汰的竞争环境已经形成，但是综合性或专业性都不是学报改革发展的唯一路径(125)。与专业性的学术期刊不同，高校学报有自己独特的办刊比较优势。历经8年，《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社科研究与评价”栏目的持之以恒，办刊的先见之明，梳理之后可为其他期刊提供借鉴。在栏目设置方面，提出几个主题可供选择：“城乡中国”、“社会思潮”、“百家争鸣与百花齐放”、“学人回溯”、“繁荣社科”、“智库建设”和“历史之鉴”，等等。除此而外，此领域还有更多问题值得研究，笔者根据自身的社会科学研究经历，以及此次发文梳理，与编辑部商议，经筛选之后重点例举如下，以为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者提供参考，作甄别之用，“和而不同，殊途同归”。我们共同的目标就是，谋中国之人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新发展，携手共创研究与研究评价变革新纪元。

　　第一，搞清楚研究之对象，从利益冲突的主体论和行为论等角度展开深度探讨，原因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研究及评价对象、内容极具模糊性。学报已经刊发出来的大量文献是成果报告，以及评价体系、评价指标和方法论的探讨。未来可以以改造学界之风气作为重点话题，更多地涉猎“为谁评价？谁来主导评价？评价对象是谁？评价适用对象是谁？如何规范评价成果使用”等。虽然各式主题的评价研究已经众多，但同一重点学术评价问题更需要百家争鸣，反复不断地论证。

　　第二，厘清研究与评价的关系，深挖大学、研究机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产生之必然性，评价的合理性和合意性的再评价，展开现代、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研究成果之地理分布的评价研究，注重哲理性考察。近年来，期刊评价的研究众多，建立在期刊评价基础上的机构发文和竞争力评估研究也众多；当下急需要对相关研究展开研究，评价成果再评价。从评价出发，学术期刊要带头弘扬正气学风，有必要对哲学社会科学界乱治等问题追本朔源，展开学风治理、学界规制等问题探讨。重点问题有，总结理工科高等院校的社会科学研究发展之经验，以及21世纪中国理工科院校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追赶行动的学风评价。此问题重点是既存学科划分中的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当然还涉及相关专业、专业院校的国际化(国际接轨)之学风影响评价。重点研究如何打破当下“以刊评文”、“以文数量评人”，简单使用第三方评价成果粗野、粗暴评价社会科学界(期刊、科研机构、社科人和学科等)之乱局，谋划治本之策。

　　第三，再起大学、期刊排位锦标赛竞争行动评估，创新评价理论。调查研究评估排名对社会科学界研究环境的影响，学术生态治理视角下的社科发展新型激励相容机制构建探索，机构参与各种各样标赛的行为选择及目标异化(为什么各方深陷其中而难以自拔)等问题。研究如何祛除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过程中的“指标化”、“单一化”和“唯成果数量与发表期刊层次论英雄”的思想意识，改造急于求成、急功近利之风气，营造甘于坐冷板凳的良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环境。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在追求卓越的同时，更需要重塑公共和大局意识，为了公共利益而治学。

　　第四，展开社会科学研究经费、学术资源配置的经济性、社会性价值评估研究，以此举净化学术环境。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创新研究方法论，祛除过多的价值判断，坚持科学分析态度和立场。发挥各领域学者优点和长处，分析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以问题为导向营造百家争鸣之良好学术评价环境。坚持同行评议无可非议，但需要谨防大同行用手投票机制可能滑入的形式化大陷阱。需要建立起评价“为什么”而不是“为了什么”的正确思想认识，不同的评价体系、不同的评价内容、不同的评价对象，相关问题研究都不要陷入为了评价而评价，无法自拔的尴尬境地。各种评价一旦触及利益或是资源分配，很可能会被利用，评价结果被利益相关者不明事理地滥用，则评价研究的学术和实践价值大打折扣。以评价促学界改造，在改造中规范各种研究评价，走法制化、规制化道路。

　　在此领域，探讨评价领域如何凝练主题的深度研究甚少，急需管理机构凝聚研究发展与管理之共识，集体行动而非单独行动；将各种技术性评价研究上升为理论指导，并抽象出制度规则性的硬约束，将成果转化为规范化的文本，上升为制度，用以约束和管理好中国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这方面，相关研究已经有过发表，比如《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上，刊出了孟东方的《构建“立体式大社科”管理体系研究》一文(126)。自学报发文以来，较少关注研究方法论之探讨，尤其以问题(永恒话题但表现形式因时而变)导向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选题及实现的研究方法论之探讨(127)。就以笔者的研究为例，用“等到了”3个字来简述。2005年，笔者开始关注中国国际收支平衡问题(重点是资本金融项目顺差)，2007年后众多研究论文发表于《世界经济文汇》、《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金融研究》以及《广东金融学院学报》等期刊(128)。2014年，大转变终于发生了，中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2138亿美元(129)，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960亿美元。双顺差时代很可能被画上句号(130)，中国走到了国际收支顺差向逆差转变的十字路口。由于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著名的“三一定律”，被称其为“芒德尔三角”理论)，政策走向带有太多不确定性。笔者在此例举2014年刊发的其中一篇文章，余永定教授已经指出：“经济学界理所当然地把更多注意力转向了国内经济政策问题。”(131)再以笔者另外一篇关于烟叶种植的研究为例，该文展开买方寡头垄断的利益分配实证研究。早在1934-1935年，陈翰笙在安徽的凤阳、河南的许昌、山东的潍县等烟草种植区，对英美烟公司渗透到农村的经济活动进行了实地调查(132)。笔者2009年展开调查，2010年成文，2011年发表。就在2015年，中国农产品价格全部市场化，作为实行政府定价的烟叶收购价格最后放开。在此之前，烟叶收购价格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和国家烟草专卖局共同制定，实施分品种、分等级、分地区差别定价(133)。另外一篇文章中，笔者以2009年和2010年西南大旱灾为题，指出农民有限理性的张力会强化自然灾害对农村变革的影响，有必要重建旱灾的社会经济学研究框架(134)。为检验结论中的判断，让我们等到2019年或2020年再观察中国那时候的发展难题。类似问题的研究并没有结束，转变之后又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事前和事后相比较答案自然明了，诸如此类的问题印证了研究工作“只有开始没有结束”。

　　以此次梳理画像，倡导以问题为导向，超越学科分野认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需要“中国气派”。洞悉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未来之走向，实为谋变本土化发展之路。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势必应当坚持实事求是，并“以人为本”，提升历史纵向与宏观叙事分析的重要性认知。为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水平，需要重拾本土化学术自信，重塑价值理性(135)。出于构设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责任共识和责任体系之需要，希冀更多人关注和探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新动向、新目标和新使命(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