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鼎记》：一个新武侠时代的终结

高良

摘要：《鹿鼎记》是金庸的封刀之作，标志着一个新武侠时代的终结。小说在强烈的人物形象和命运的对比中，深刻否定了新武侠时代的侠者形象，却开拓了新的侠义精神的内涵。金庸小说中侠者形象的演变，历经十余载，无声地推动着传统的侠者形象走向颠覆。金庸所贡献给世界的不仅是一种文化的悖论形态，更是一个矢志不移的追索进程，而进程的终点是新武侠时代的终结和侠者脱圣入凡的喜悦和落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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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武侠时代；侠义精神；反武侠；终结

如果说《书剑恩仇录》是金庸开辟的新武侠时代的滥觞，那么《鹿鼎记》便是标志这个时代的终结。《鹿鼎记》给予了人们对武侠新的理解，侠义的精神外延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它写下了一个理想主义者侠士形象的句点，却又开辟了人们对武侠理解的新的篇章。《鹿鼎记》之后，诸多武侠小说的人物，不再是全然的武功卓绝，也不一定是如何的道德高尚，侠者从神坛回归到了我们的身边。

一、否定新武侠时代的侠者形象

小说在强烈的人物形象和命运的对比中，否定了新武侠时代的侠者形象，定义了新的侠义精神。

韦小宝出身妓院，有母无父，未受过任何教育，整日混迹于市井和妓院，性格上具有小市民所有的劣根性；对金钱和美色表现出贪婪，对待朋友油滑自私，对下属装腔作势，对待上级溜须拍马。不仅人品近乎于无耻，而且不学无术，连闯荡江湖的最基本要素——武功都不具备。但就是这样一个市井小混混却成功地叱咤于江湖之远，威风于庙堂之高。

韦小宝，没有按儒家文化的常规去考取功名，却官运亨通；没有忠厚仁义之心，却在天地会捞了个香主之位；他贪财好色，酒肉穿肠，毫无佛缘，却在少林寺成了“晦”字辈高僧；他长相普通，且沾花惹草，却拥有七个美貌的娘子。一个没有任何传统文化底蕴的无赖，偏偏在本该文化人走的道路上走向更高阶层。[1]而相比之下，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文武兼备、足智多谋，为收复台湾立下汗马功劳，时刻心怀天下，是一等一的大侠客、大豪杰。即便为郑克爽所杀，他也始终不忘对王爷的承诺，让韦小宝放过杀掉自己的仇人。陈近南是理想的武林侠客的典范，是金庸前十一部小说英雄侠士的经典缩影。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侠客却有着近乎悲剧的命运。他智谋超群，却要靠小混混出谋划策光复江山；他武功卓越，却为一个武功低微的小人所杀。“这样一个正面英雄在《鹿鼎记》中被写得十分窝囊，让人读后心中不舒服，觉得《鹿鼎记》似乎在有意贬低英雄。但掩卷深思，我们又觉得这是非常合理真实的，因为现实社会本来就如此。”[2]韦小宝和陈近南二者的命运构成了强烈的对比，深刻折射出现实和理想的深刻差距，反映了金庸对“侠”的精神的深层次探索和进一步理解。

《鹿鼎记》和《堂·吉诃德》有很多相似之处，许多学者把放它们放在一起对比研究。《堂·吉诃德》把骑士的理想砸得粉碎，以一部反骑士文学的终结之作，将骑士文学引向巅峰。《鹿鼎记》把以往英雄形象一棒子打倒，以一部反武侠作品，把侠义精神回归生活。堂·吉诃德代表骑士的理想，与陈近南一道被视为理想主义者的美好化身；桑丘则代表现实，与韦小宝一起展示光怪陆离，甚至乌烟瘴气的世俗社会。张海涛进一步把《鹿鼎记》的这种对比反差，定义为江湖世界的陷落与世俗社会的崛起。金庸说，“有人就有江湖，有人便有侠士。”而真正的如萧峰一般顶天立地的侠士在现实中是很难生存的。相反，像韦小宝这样有百般缺点却又有侠义精神的人物，才是我们生活中最引人共鸣的血肉英雄。金庸向现实的回归，带来的新的启迪，也标志着一个理想者的新武侠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启。

二、新武侠时代经历复杂的终结过程

新武侠时代的终结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演变过程反映出金庸对心目中“侠”的精神和侠客形象的探究历程。《书剑恩仇录》、射雕三部曲直到《天龙八部》，金庸塑造了一个个美好的传统儒侠形象。陈家洛，张无忌，郭靖等英雄人物无不有盖世武功，大仁大义，心怀天下。他们或有血海深仇，或肩负血缘和师门的迷惘和束缚，或为了民族大义而舍生忘死。但随着金庸对武侠的深入理解，传统的武侠形象陷入了更深层次的矛盾之中。

1.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的约束

传统意义的儒侠虽表现出侠者风范，但始终挣扎在民族主义的框框之中。反对满洲人或反对蒙古人，实际上都是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的抗争，归根到底是中华民族内部的斗争。这样的侠义精神是低层次的，是富有缺陷的。

2.忠义无法两全的矛盾

金庸后期作品逐步突破了民族主义限制，不失为一种境界的擢升。《天龙八部》中，萧峰的民族身份的改变，与他人生的重大转变紧密相连。可即便如此，一个“外族”英雄也实现了同其它金庸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甚至更为卓绝的侠者价值。萧峰的归宿是必然的，因为处在儒侠精神顶峰的超民族英雄处在了一个历史的巨大矛盾点“忠”和“义”上。如果对辽国自己的君主尽忠，就无法坚守对大宋百姓和丐帮兄弟们的道义；如果对自己的兄弟们尽义，就无法对自己的君主尽忠。在这个巨大矛盾点上，萧峰无可避免地选择自我毁灭，来化解这个天大的矛盾，并以此化解了宋朝的危机，顾全了忠义。萧峰的自我毁灭标志着传统儒侠走向了穷途末路。“连金庸本人在塑造了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萧峰之后，都感叹真正的大侠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无法生存，太理想化了。”[3]

3.生活中的侠士恰恰是平凡人物

金庸试图突破这个限制，加之佛教文化的影响，便试图创造佛侠的形象。佛侠在两部金庸后期作品中得到很好的展现。《天龙八部》的虚竹或是《侠客行》的石破天不同以往，是金庸对侠者理解的新的呈现。佛侠共同特点是武功超群，甚至登峰造极，可又不谙世事；他们入世历经磨难，却依旧有一颗“玲珑之心”。“质本洁来还洁去”是对佛侠的恰如其分的高度概括。佛侠能出淤泥而不染，行走于尘世之间，惩恶扬善，普度众生，可谓“入世活佛”，有着一切侠者的美好品质，却不陷于世俗和民族的羁绊，佛侠可谓是比儒侠更高一层次了。但佛侠实在太过理想化，虽然逃脱了儒侠的精神束缚，却不能真实存在，鉴乎于此，金庸又创造了道侠形象。《笑傲江湖》是金庸道侠形象和思想的代表作品。道侠与佛侠相比更富有人情味。道侠既超凡出世又遁入红尘，不似佛侠一般停留在理想的空中楼阁之中。令狐冲有爱憎有缺点，却在关键时刻不忘侠之大义，又为血缘和师门这一武侠传统矛盾所牵累，一位真正的有血有肉的侠士。结尾处金庸又用令狐冲的宝剑斩断了一切侠者所有的牵累，让岳不群的死，促成令狐冲的超脱尘世，最终与相爱的盈盈携手奏唱《笑傲江湖》，相忘于江湖。

道侠提升了金庸对“侠”的精神的理解，化解了儒侠和佛侠中的矛盾和局限，丰满了侠者的形象，将金庸的“侠”的精神推向了一个高峰。但生活中真正的侠士，并不是有着超凡武艺的武林高手，而恰恰是平凡的人物。金庸不止一次强调，有人便有侠士。如果武侠小说仅仅满足人们阅读的快感，那么和“民族的春药”又有什么区别？即便是道侠也是凤毛麟角，如果武侠精神不具有现实意义，武侠小说存在的本身就是一个非主流的旁门左道了。于是，经过深思熟虑，金庸把《鹿鼎记》作为封刀之作，把一切过去的侠士纷纷毁灭，把自己一手创立的新武侠时代无情的终结，让一个反侠时代降临。

三、韦小宝让侠从虚幻落入现实

金庸写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甚至是一个带有负面意味的小市民，而这样的人却改变了历史。他从部分利己主义出发，却成就了一代太平盛世。韦小宝不是侠客，可他胜似侠客。金庸对侠的深入理解可见一斑。天下之大，未必有奇遇，得奇宝方可为侠士。一个普通人运用智慧，也可促成一代王朝继往开来的蜕变。金庸塑造韦小宝这一形象，让侠义精神从江湖照耀进了市井，让侠从虚幻落到了现实，让充满弱点的普通人，获得了实践“侠义”的可能性。[4]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鹿鼎记》在一定程度上上，完成了英雄史观上升到唯物史观的精神升华。难怪倪匡曾这样评价《鹿鼎记》“不是武侠小说的武侠小说，才是武侠小说的最高境界。”

“小说结尾非常巧妙，搞不清楚韦小宝是哪一族人，汉满蒙回藏都可能，这寓意着韦小宝是中华民族的后代。”[5]侠义自在人心，心中有侠任何人皆可为侠，这是金庸在十二部小说探索后，留给我们的启迪，这是更高的普世的侠义精神。《鹿鼎记》：“站在俯视历史和世俗的思想高度上，探询着,广拓着侠义的真内涵和真精神。”[6]

四、《鹿鼎记》是一首反武侠的新武侠时代文化悲歌

《鹿鼎记》充斥各式各样的反武侠逻辑。传统的武侠逻辑，一直延续着匡扶正义、宁折不弯、舍生取义的光辉思想。而《鹿鼎记》似乎走向了相反方向。刘日良认为，“《鹿鼎记》中韦小宝代表了另一个层面的历史文化逻辑，他是强势逻辑——屈从的文化规律的代表，又是虚伪逻辑——谄媚的官场规则的典型，还是唯利逻辑——小人的人际准绳的经典。”[7]虽然他对韦小宝折翼反侠形象的总体概括持有否定态度，但分析韦小宝的反武侠逻辑却十分到位。金庸自己也有过这样的评述：“小说中的人物如果十分完美，未免是不真实的。小说反映社会，现实社会中并没有绝对完美的人。小说并不是道德教科书。”[8]

金庸创作《鹿鼎记》时，将侠义的主线和反武侠逻辑有机结合，生动地创造了韦小宝这个平民英雄。他把武侠精神回归到平民百姓，甚至是下层受剥削的人身上，构建出一个“反传统”却“真武侠”的鲜活人物。

“金庸说注重人情和义气是中国传统社会特点，尤其是在民间与下层社会中。我们之所以觉得韦小宝可爱而不可憎，是他能在不悖于忠义原则下游刃有余地解决江湖和朝廷冲突。”[9]当然，“韦小宝就是这样一个矛盾体，行为不检点却行侠仗义，贪财如命却又仗义疏财，交友豪爽却也投机钻营。他的目的是为己，却做出英雄壮举，以小流氓身份干的却是许多英雄所梦想的大功业。”[10]

《鹿鼎记》给人的是一种登高望远的震撼。金庸站在整个中华民族高度，完成了武侠和中华民族内涵的融合，把民族的一切美好和阴暗的东西统统彰显无遗。他在《后记》中写道，“写这部书时，我经常想起鲁迅的《阿Q正传》所强调的中国人的精神胜利。精神胜利的意念在中国的确悠久而普遍。”“我的目的是希望写的现实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中国人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我觉得精神胜利当然是中华民族的很不好的一个缺点，其实中国人的缺点还有其它更多的，像不诚实、贪污腐化、损人利己这种事情。”

“中国文化是以儒家为基础的乐感文化。在这个文化圈中没有忏悔只有人情。”[1“1]《鹿鼎记》为我们提供了揭秘中国文化的密码，使我们在这个虚拟的社会里看到了身后的文化沉淀。在这个社会里，没有坚强的精神信仰却有快乐的游戏规则；没有牢不可靠的法律，却有不可触犯的忠义；你不必才高八斗，却必须织好你的关系网。”[12]侠义精神和中国文化在这部小说中激烈碰撞、融合，全部国民劣根性和中华民族的道德品质得到了鲜明而又矛盾的展现。从侠士崇尚的求义到平民遵循的求生，小说以武侠始以反侠终，史诗成了散文、英雄成了小人，虽说这庶几也透着一种荒诞的意味，却实实在在地反映出民族的贵族精神的缺失与平民精神的膨胀。

金庸以一个学者的眼光和学识完成了他心目中对武侠，民族和文化的里程勾勒，并顿悟到一种文化的悲剧。他以自己的狂傲，以长歌当哭的方式为他心目中所有的武侠英雄唱出了一首哀伤地挽歌。“在《鹿鼎记》当中，熔铸了金庸封笔之前面对侠义精神的委顿和失落所感受到的天高地远般的悲壮惆怅。”[13] 从早期的《雪山飞狐》《射雕英雄传》《碧血剑》到晚期的《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金庸所贡献给世界的是一种文化的悖论形态，一个矢志不移的追索进程，而进程的终点是新武侠时代的终结和侠者脱圣入凡的喜悦和落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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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傅强.试论金庸《鹿鼎记》的颠覆性[D].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7）.

[2] 孔庆东.《鹿鼎记》的思想艺术价值[J].华文文学,2005(5).

[3]郑锋.说不尽的韦小宝：金庸《鹿鼎记》人物分析[D].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2-9-1.

[4]张乐林.解构中的建构：《鹿鼎记》中韦小宝的人物塑造[D].中州学刊,2009.3-2.

[5]孔庆东《. 鹿鼎记》的思想艺术价值[J].华文文学,2005(5).

[6]金庸.金庸武侠全集(8)[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1127.

[7]刘日良.试论《鹿鼎记》中韦小宝式的历史文化逻辑.读书与评论.

[8]金庸.鹿鼎记.后记.

[9] [10]令狐兆鹏,赵学斌.人物性格与文化人格的双重透视：《堂·吉诃德》和《鹿鼎记》人物形象之比较[D].黑河学刊,2003(1).

[11]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90.

[12] 令狐兆鹏,赵学斌.人物性格与文化人格的双重透视：《堂·吉诃德》和《鹿鼎记》人物形象之比较[D].黑河学刊,2003(1).

[13] 唐俊山.无极的寂寞：从《鹿鼎记》看金庸对侠义精神文化的独特考察[D].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8-5.

（作者单位：国防科学技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