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理论的核心论题及其理论贡献

关键词：资本；城市危机；城市权利；城市革命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大卫·哈维的空间批判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项目编号：13CZX0002）

作者简介：张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湖北武汉，430064。

自20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的城市化浪潮席卷全球，城市在聚集人口、资源、财富、技术以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各种城市疾病和城市危机的爆发。面对迅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和日益加剧的城市危机，以列斐伏尔、卡斯特、哈维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致力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框架下重新探讨城市，批判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危机，探寻实现城市正义的解放道路，从而开创了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理论①。本文拟通过论述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理论的城市观和理论主题，阐发它的理论贡献及其当代价值。

一、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理论的城市观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理论的城市观是在其空间观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长久以来，空间一直被当作是物质生产和社会历史变迁的场所和地点。而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者则明确提出，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空间已不再仅仅是物质生产的静止的平台或容器，它本身已经进入了生产领域。列斐伏尔批评传统空间观遮蔽了空间是被社会所生产的这一事实，他强调“要从关注空间中的事物转移到关注空间的生产”②，因为，当前空间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力，被利用来生产剩余价值，同时也被生产出来供人们消费。资本主义正是通过占有空间、生产空间而得以生存和发展。哈维承袭了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观点，同样认为空间形式不是中立的和空洞的框架，而是社会过程的展现，资本主义的空间形态就是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所生产出来的，从而再次印证了空间生产对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基于这一空间观，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理论家们普遍重视探讨城市空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联系，将城市理解为“基本生产条件的空间集结体，劳动力集中和流动的市场，特定区域内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聚集体”③，并从不同视角对城市的性质和功能进行了重新阐释。

哈维主要是从揭示资本积累和城市空间产生的内在关系来论述城市的本质和功能的。他认为城市空间“是一种包含多种不同元素的复杂混合商品，其物质表现形式是各种各样的建筑物”④。城市建筑环境的生产和创建就是资本作用的产物。因为在初级循环 ⑤ 中，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带来了利润率下降和过度积累危机。城市建构环境由于其规模大、周期长，可以吸收大量的剩余生产力、劳动力和资本，从而成为缓解过度积累危机的有效途径。于是大量资本投向固定资本项目，建造了工厂、办公楼、公路、住房、公园等城市物质基础设施。各种物质基础设施和城市环境的扩建和改造，使人口和生产资料在空间中的配置和布局不断更新，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缩短了生产周期，而且也缩短了交换和消费的过程，加速了资本周转。可以说，城市是资本按照自己的意愿有意识地创建出来的，它在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

如果说哈维是从生产的角度来理解城市空间的本质和功能的话，那么卡斯特则是从消费的角度来定义城市。他将阿尔都塞关于生产方式的结构分析应用于城市问题研究。根据阿尔都塞的观点，一种社会系统结构是由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个部分所组成。卡斯特认为，这三个部分在城市系统中分别表现为经济、城市行政管理和规划以及城市符号体系。城市的功能不是文化的，也不是政治的，而是经济的。他又把经济分为生产、消费、交换三个要素。由于生产是按地域组织的，生产和交换过程的不同阶段可能分散在不同城市中，只有“消费才是在一个有空间约束的系统背景中被社会性的组织和供给的”⑥。所以城市系统所发挥的经济功能既不是生产，也不是交换，而是消费。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消费最主要的功能是进行劳动力的再生产。为此，政府必须提供住房、医院、社会服务、学校、闲暇设施等集体消费品来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由于人口围绕城市服务设施中心的集中，减少了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城市便成为集体消费最有效和最方便的组织形式。“城市对我而言直接意味着与劳动力有关的过程，而不是它直接应用到生产过程中。”⑦ 在卡斯特看来，城市是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单位，是集体消费的场所。

列斐伏尔同样强调城市既是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者。不过，与哈维和卡斯特在生产关系的层面来谈论城市空间的产生机制不同，列斐伏尔着重在社会关系的层面来论述城市的政治功能。“城市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它真正是一个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⑧ 列斐伏尔指出，城市的政治性突出表现在城市规划上。他通过考察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城市规划后发现，城市规划并非是客观中立的，而是与高层决策相关联，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表征。因此，资本主义的城市空间布局就表现为富人区和贫民区的空间分隔和对立。占人口少数的资产阶级控制着整个城市绝大多数的资源和财富，垄断着优质空间资源，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的生存空间却不断恶化。城市空间的占有和分割彰显出城市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职能。列斐伏尔的分析旨在揭示城市不是单纯的地理概念，它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工具以确保对地方的控制、严格的层级、总体的一致性以及各部分的分隔，因此城市在稳固资本主义统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理论的理论主题

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19世纪，城市的发展所带来的突出问题是资本家和工人的阶级矛盾以及城乡对立。因此，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城市中阶级斗争的状况以及城乡对立问题。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城市化、全球化时代，城乡的界限日益模糊，城市矛盾向多元化发展，除了传统的住宅、工资等问题外，围绕城市空间的生产、消费引发的城市冲突和危机不断加剧，城市破坏与重构日益频繁。时代的变化要求城市研究的理论主题也必须发生相应转换。针对城市的空间结构、性质功能的巨大变化，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理论学者们对全球化、信息化所塑造的新的城市型态进行了描述分析；对资本主义城市的不平衡发展、城市空间剥削和压迫进行了批判；对当代资本主义城市危机的根源进行了深刻剖析；对未来理想城市图景进行了设计，并探寻了构建方案和城市革命的道路。

1. 城市化与全球化、信息化

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推进，城市化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交织和叠加在一起，两者相互影响，互为推力。正如列斐伏尔所说，全球化时代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工业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学者以全球化为参照阐述了当前城市化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征。首先，全球化造成城市建设与发展趋于同质化。以资本为主导的全球化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扩散至全球，逐渐消灭了地方性差异而服从于资本的同一性。在世界一体化金融市场的支持和帮助下，通过借贷完成的城市化工程项目遍及世界各地，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呈现出千篇一律的空间样态：一座座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全球连锁商店和餐厅遍布城市，与此同时，涌入城市的贫困人口聚集在一起形成了贫民窟或城中村。城市的同质化也带来了生活方式的标准化，推崇消费的享乐主义文化成为人们共同追求的生活方式。这使得城市文化和城市精神正逐渐从其产生的特定的历史、地理和文化中游离出来，被解构和重组。哈维将城市文化称之为集体符号资本的力量，它是一个地方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特殊标志。但在全球化时代，“集体符号资本不可抗拒地在其背后吸引来了越来越多同质的跨国商品化”⑨。因此，城市越来越丧失了地方特性，沦为了全球资本积累的空间场所和全球空间生产网络的一个结点。

其次，全球化导致了城市发展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既体现在城市之间，也反映在城市空间内部。一方面，跨国资本为寻求廉价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将工业产业、低端制造业大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工业资本从老工业基地流向了新兴的城市化地区。哈维指出，当代欧美国家城市中心区出现的这种“去工业化”现象造成了资本流失、失业增多、经济萧条。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城市也逐步脱离地方民族工业生产体系，成为一座满足国际市场需要的制造业孤岛。可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城市竞争中都未获得良性发展，反而积聚了危机和矛盾。另一方面，为适应全球化的需要，城市空间不断重构，造成了城市发展的二元化特征。为保障资本在全球的自由快速流动，金融机构、信息中心、政治权力机构、商业服务中心都集中在大城市中心区，这也就造成了居于外围地区的依附性，城市边缘地区与大都市中心之间的分化变得越来越明显。然而，随着市中心土地短缺、地价上涨、建筑密集、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等问题的日益突出，富裕的中产阶级又迁往郊区生活。随着人口郊区化，工业和服务业也随之迁出城市中心区。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内部空间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兴衰与重构。因此，全球化“造成了在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全球资本流动的空间经济内部的分裂、不稳定、短暂而不平衡的发展。集中化与分散化之间在历史上有名的紧张关系，现在以各种新的方式产生出来了”⑩。

最后，与全球化进程同步发展的信息化也促使城市型态发生了深刻变革。列斐伏尔认为，信息化、网络化塑造了“全球城市”这一新的城市型态。决定一个城市是否能成为“全球城市”的根本因素不是城市的规模而是其在全球经济及最具实力国家中的枢纽地位。卡斯特则指出，信息技术所构建的网络社会将使城市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我们面前。高科技引导了新的产业创新氛围，在世界各地都兴建起了“科技城”和“城市群”，城市布局更趋向于多中心的网状结构。信息技术给城市日常生活带来的最常见的冲击是远距离工作的不断增加。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家里处理工作和各种服务，“以家庭为中心”将成为未来城市社会的重要趋势。可见，信息化“对地方之间互动性的强调，打碎了行为的空间模式，成为流动的交换网络，促进了新型空间即流动空间的兴起”。这表明城市空间不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流动变化富有弹性的，城市中的人群则以越来越流动的模式徘徊其间。

2. 资本主义城市危机的表现形式及其根源

针对日益严重的城市危机和广泛的城市社会运动，从不同的视角揭示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冲突，是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理论的共同点。列斐伏尔立足于日常生活、卡斯特立足于集体消费、哈维立足于空间生产三个视角展开了对资本主义城市化的批判。

在列斐伏尔看来，城市化进程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人们的日常经历中得以再生产，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则通过人们日常对空间的使用被再生产出来。“如果空间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成为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场所，那么它也就成为了产生众多冲突的地方。”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扩张和重构中，日益充满着私人利润和社会需要、资本主义统治和居民日常生活之间的矛盾，集中体现在资本利益和社会需要对城市中心区的争夺上。从满足人的需要，促进人的发展来说，城市中心区应该是社会文化中心和生育、学习中心，但受资本利益的驱使，各种经济政治权力机构在城市中心区集中，带来的后果是居民被驱散到城市边缘居住。由此，列斐伏尔指出，资本主义城市发展是以牺牲人们的日常生活为代价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国家科层组织日益加强对日常生活的控制，围绕空间使用和摆脱日常生活控制的斗争所形成的城市危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危机。由于城市负载着资本的逻辑，城市危机反映的也就是资本主义自身所不可克服的矛盾。这一矛盾就是“剥削空间以谋取利润的资本要求与消费空间的人的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也即城市空间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列斐伏尔对城市危机根源的剖析为卡斯特和哈维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思路。

卡斯特认为，资本主义城市危机的典型表现形式是集体消费危机，这一危机同样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内含的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持续扩张的前提条件是要具备充足的劳动力，为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必须为其提供必需的消费品。卡斯特把这类消费品分为个人单独占有的吃、穿、用等消费资料和交通、医疗、住房、学校等集体消费品。由于资本投入是为了追求利润的回报，而投资于集体消费品无利可图，于是导致了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集体消费品供给短缺危机。集体消费危机是商品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在劳动力再生产领域中的爆发。资本追逐的是利润和交换价值，它只会向劳动者提供能给它带来利润的消费商品；而劳动力关注的则是使用价值，它既需要基本的个人消费品，也需要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集体消费品来发展完善自我。“消费过程日益增长的集体性、相互依赖性与私人资本利益对其控制” 之间的矛盾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消费空白，而这些空白消费品的生产无论对个人还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都是必要的”。为了保障劳动力的再生产，维持资本主义系统的稳定运行，政府不得不干预集体消费品的供给。随着政府在集体消费领域中的责任的增多，社会供给的增加，政府陷入了日益增长的公共债务和通货膨胀，并最终导致财政危机。为应对财政危机，政府要么征税，要么削减社会公共开支，而征税会使资本逃离，也会损害资本家的利益，所以只能选择后者，这就又再一次引发了城市底层居民的反抗。因此，政府对集体消费领域的干预并没有根除危机，而只不过使危机陷入了新的循环。

哈维认为，城市危机的产生是资本开拓积累新空间的必然结果，他从三个方面论述了由资本积累主导的城市空间生产所导致的城市危机。第一，郊区化建设带来城市中心区的急剧衰败。在资本主义城市建设中，当城市中心区利润趋于饱和，再无法吸收过剩资本和劳动力时，资本就会放弃对其投资而转向郊区建设。郊区化成为二战后盛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建设模式，并对全球资本主义的稳定发挥了关键作用。但郊区发展是以掏空城市中心为代价的，财富、人口和权力的大量流失和迁徙使城市中心区的就业机会减少，工厂厂房等固定资本贬值，社会服务和公共设施减少，成为低收入阶层、少数族裔聚集区，从而导致了他们的反抗，进而产生了城市危机。第二，“建设性摧毁”式的城市重建剥削和侵害了弱势群体的利益和权利。为不断吸收剩余资本，城市经历了反反复复的摧毁和重建，在这个过程中，穷人、弱势群体和被边缘化的人总是首当其冲受到最严重的影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重建中，新自由主义为保护个人产权和私有财产，进一步强化了财富和权利在城市中的两极分化，这深刻影响了城市的空间形式。以前那种简单的“甜甜圈”的城市形式被复杂的棋盘格局所替代，这种棋盘格局通过堡垒式分割、封闭型社区将富人隔离和保护起来，免遭各种城市问题的困扰和城市抗议活动的威胁。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开发中，“迁移过程以及‘剥夺式积累’依然位居资本主义城市发展的核心”。这些城市的兴起与繁荣是建立在暴力和掠夺的基础之上的，并且更深重地把弱势和边缘化群体禁锢在资本流通和积累的链条上。第三，金融资本作为城市空间生产的必要条件极易造成城市基础设施和住宅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性和风险性。城市建筑环境必须依赖于金融资本和信贷体系的支持，而金融资本的运行机制要求有一个虚拟的资本流来完成住宅和商业地产价值的生产和实现过程。一旦虚拟资本流被截断，就会造成房地产市场的坍塌，银行家、开发商和建筑公司就会形成联盟将风险转嫁给单个的、分散的消费者。因此，“城市的命运几乎任由房地产开发商和投机商、商业楼建筑商和金融资本的摆布”。

总的来看，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学者都将城市危机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在全球化、城市化的时代背景下的新的表现形态。资本所主宰的城市空间生产一味力求实现城市空间的交换价值，而完全不顾人们对空间的使用和消费需求，这势必破坏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了劳动力的再生产，损害了弱势和边缘群体的权益。城市危机在以追求利润、扩大资本积累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的，反而成为了新的不平等、新的剥削和压迫的来源。

3. 未来理想城市及革命道路

当前城市的发展受困于各种问题：城市中心区的改造和搬迁、不堪重负的基础设施、挥霍的消费主义、无家可归者、因贫穷和社会分化导致的犯罪等等，城市已然是疾病缠身。用哈维的话说，谈论21世纪的城市就是一种歹托邦（dystopia）噩梦。而列斐伏尔则将城市病理解为日常生活的凋敝，并感叹我们曾经知道的和想象过的城市正在快速消失，且不可复原。为此，他提出我们的政治任务就是构思和重建一种完全不同的城市，它不再重蹈全球化、城市化资本横行所造成的可怕的困境。列斐伏尔所设想的理想空间是一个具有差异性的社会主义城市空间，这个空间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的生产和建设，而不是为了资本扩张与积累。大卫·哈维则描绘了一个名为“埃迪里亚” 的理想社会。“一个真正的城市化还没有产生，它需要革命的理论勾画一幅蓝图，来实现从以剥削为基础的城市化到适宜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城市化。” 如何创建理想的城市？如何使城市化真正造福于人类？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学者们从革命而非改良的角度提出了一条争取城市权利，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城市革命道路。“城市革命”是列斐伏尔最先提出来的，他认为当前的社会已由工业社会进入城市社会，城市是孕育革命观念、革命理想和革命运动的摇篮，只有当政治斗争集中到城市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上时，才可能发展为彻底改变城市日常生活的反资本主义斗争，因而新的革命应该是城市革命。城市革命思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首先，城市革命不仅具有政治经济内涵，更具有空间内涵。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哈维、卡斯特都主张通过阶级斗争，变革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但作为城市空间理论家，他们更强调阶级斗争只有跟反抗空间剥削相结合才能取得成功。因为资本主义正是通过创造空间、驾驭空间而得以不断加强自身的统治权力，因此“无产阶级运动在学会如何对抗资产阶级支配和生产空间的权力，学会如何塑造新的生产地理学和社会关系之前，它的状况将一直是虚弱而不是强大的”。这就决定了城市革命是一场空间革命，必须打破旧的空间，生产出一个全新的、自由的空间。这个新的空间是终结了资本逻辑的空间；它不再以交换价值为基础，而是以使用价值为根本目的，从而将日常生活从商品空间和资本积累中解救出来。可见，城市革命思想赋予了传统革命理论以空间内涵和空间维度。

其次，城市革命的目标是争取和实现城市权利。“城市权利”也是由列斐伏尔最先提出的，反映的是对资本主义城市日常生活的控诉和对建立公正平等的城市空间的诉求。城市权利的实现意味着空间的控制和管理由大众掌握，为大众服务。列斐伏尔在城市权利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差异的权利”。由于资本主义空间是一个抽象的同质化空间，资本的同一性压制了差异的生产，城市空间生产都遵循着相同的逻辑。因此，差异的权利的提出是为了反抗资本主义同质化空间，实现社会主义的差异化空间。在列斐伏尔的影响下，哈维对城市权利展开了进一步深入探讨。他认为，“城市权利远远超出我们所说的获得城市资源的个人的或群体的权利，城市权利是一种按照我们的期望改变和改造城市的权利”。哈维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建立起来的城市权利是非常狭窄的，仅仅为少数政治和经济精英所拥有，他们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愿望不断改造城市，使城市成为为他们创造财富的机器。作为被剥夺者的城市居民应该加大对生产和剩余资本的民主管理。因为城市发展是吸收剩余资本的主要渠道，资本主义通过新自由主义计划使对剩余资本的控制朝着私有化的方向发展，日益落入少数富人的手中。所以只有将生产和剩余资本置于大众的民主管理之下，才能建立起普遍的城市权利。此外，城市权利还包括对城市共享资源的拥有和使用。共享资源是由城市集体劳动所创造出来的，使用共享资源的权利必然属于所有创造它的人们。然而，当前城市的共享资源却被资本以商品化和货币化的形式无情地占有。同时新自由主义不断紧缩公共物品的供应，使共享资源的创造和集体使用面临巨大压力。争取城市权利的斗争就是要反抗资本对共享资源的侵蚀，将生产出的价值保留在生产者手中，维护人们的共同利益。

最后，城市是开拓和组织阶级斗争的前沿阵地，城市矛盾和斗争提供了建立新的反资本主义联盟的基础。传统左翼常常认为，城市社会运动和反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斗争。前者是关于再生产的问题，是与权利、市民权等联系在一起的，是改良运动而非革命；而后者是反抗资本在生产中对劳动力的剥削和异化，是彻底的革命。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学者批评这种观点仅仅只看到了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当前城市空间生产已将阶级剥削的场所从工厂扩展到消费领域和生活场所，资本对工人生活空间的挤压和剥削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实质上反映的就是阶级冲突和矛盾，因此城市社会运动是具有阶级内容的。虽然城市社会运动的主体一般不以阶级而以性别、种族、宗教和文化来区分，但资本同样也是按照民族、种族、性别进行差别化对待，从而在对生活空间的经济剥夺中产生了明显的不平等。因此，阶级斗争在城市生活空间中是通过基于城市的民族、种族、宗教和性别间的冲突而展开的。为此，阶级斗争必须赋予城市社会运动以同等重要的地位，工人阶级必须和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结成联盟，开辟城市革命的新道路。

三、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理论评析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是对二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城市社会发展变化现实进行反思和批判的理论成果。它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以空间思维重新审视城市，开辟了一条不同于传统城市理论的研究路向。

第一，结合当代资本主义城市发展现实，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城市问题并不突出，因此不可能成为其理论的中心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不关心城市问题。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论住宅问题》等著作中对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城市进行了深入研究。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城市思想的基础上，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城市化实践作出了新的理论阐释。

首先，城市空间不仅仅是资本积累的场所，更是资本主义维持存续的重要途径。经典马克思主义把城市理解为生产要素空间聚集的主要载体，它是工业资本主义起步和发展的基本条件。资本主义大工业及其创造的城市推动了工人阶级的形成，由此产生了尖锐的劳资矛盾。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受到这一矛盾的限制，列斐伏尔认为其原因就在于资本已经将空间本身转化为商品，通过空间生产和空间扩张获得生存和发展。空间生产所带来的后果是使资本主义从以工业为基础的生产转变为以城市为基础的生产，原先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系统枢纽的加工制造业被建筑和休闲工业所取代。哈维指出，资本主义正是借助于城市建筑环境的建造开发来吸收过剩资本和劳动力，才得以不断克服自身的局限性。因此，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者强调城市对于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工业资本不再是城市发展的主导力量，金融资本、跨国资本的力量日益强大。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城市主要是为工业资本服务，城市中聚集的是大工业生产所必需的各种基础设施。因此马克思着重分析的也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过程中的矛盾与危机。而在当今全球化、空间化时代，金融资本、跨国资本无疑是塑造城市空间的决定性力量。一方面，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改造必须依赖于金融资本所提供的强大资金支持，这使城市经历了一个转变，以前是表达工业资本家的生产需求，如今表达的则是金融资本的管理权和控制权。金融资本的投机性和风险性使城市住宅和房地产市场潜伏着危机。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全球流动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国际化，跨国公司竞争力日益增强，资本主义工业活动逐渐遍布全球。许多城市为了争取资本不得不向跨国公司屈服，如果不满足它们的要求，资本就会撤走，城市就会陷入危机。可见，在金融资本和跨国资本的运作下，当代资本主义城市发展聚集了新的矛盾和危机。

再次，政府、国家对当代资本主义城市的干预作用日益明显。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国家不直接介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城市发展完全受私人资本的支配。但单个资本家都从自身利益出发相互竞争，往往不能认识到以集体的阶级利益而行动，于是国家不得不进行调节和干预。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者认为城市规划是国家干预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重要工具，但对于城市规划的作用形成了两派观点：一派是列斐伏尔，他批判资本主义城市规划造成了行政和经济统治的抽象空间，破坏了维持日常生活的社会空间；哈维、卡斯特则认为国家通过城市规划，保证了对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城市服务进行集体供给，从而减轻了资本积累对社会体制的破坏和消极影响。当然，国家对城市的干预“并不意味着否定国家的资本主义性质，因为它的主导目标仍是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再生产”。

最后，城市阶级斗争不仅包括工厂车间斗争，也包括生活场所的斗争。早期城市工人运动主要是围绕改善工作条件和提高工资水平而展开的。伴随着资本城市化，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居住空间和生存条件不断恶化。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意识到资本积累创造了一个等级化的城市居住空间，资产阶级居住在豪华型社区，而雇佣工人则居住在贫民窟。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者进一步阐发了这一观点，指出居住空间的分隔状况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城市中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因为种族、性别等问题更加恶化。因此他们强调旨在改善住房、教育、交通、保健医疗等生存条件的城市社会运动是阶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批判了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主流城市社会学，改变了传统城市研究的保守性和封闭性。20世纪60年代之前，芝加哥学派占据城市研究的主流，提出了影响广泛的城市性理论。“城市性”是指城市人的心理特征、价值观念以及人际关系的特点，是城市文化的表现，当前资本主义的城市文化表现为城市异化和社会混乱无序，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城市人口的空间形态特征。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学者批评芝加哥学派在对城市性的理解上存在误区。现代社会生活的普遍都市化很容易造成一个错觉，那就是城市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城市本身产生了各种思想、行为方式以及社会组织。实际上，城市并不是一个可以脱离于它所处的社会而自发或独立发挥作用的，它本身就是生产关系的产物，因此城市性的真正决定因素不是人口、文化，而是特定的生产方式。芝加哥学派将城市看作是独立于生产方式之外的东西，也就无法对城市冲突和危机作出合理的解释，更不可能对资本主义城市化展开批判。因此，“建立在‘城市性’概念基础上的城市社会学，是一种有关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它从文化上认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者将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引入城市性问题研究，主张将城市性置于生产方式下来考察，使之成为一个包含人、社会、意识形态、生产等各种因素有机联系的概念，从而补充和深化了城市性理论，使城市社会学超越了之前狭窄的苑囿，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研究城市问题。

第三，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理论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和不足，表现为过分强调将城市作为一个空间结构进行共时态研究，缺乏对城市的历时态考察。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始终注重从劳动分工与世界历史的角度理解城市从古代到近代的发展变迁，始终注重从前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东西方社会差别来理解民族国家与阶级演变过程中城市的变化。而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者大多受结构主义方法的影响，只是把城市问题看作是当代问题，而没有将其放置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历史进程中来理解和分析。这就导致列斐伏尔夸大了城市在人类社会进程中的作用，认为城市性已经统治工业社会。显然，列斐伏尔颠倒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逻辑关系，尽管城市化进程深刻影响了工业化，但城市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表征，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实际上，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理论对城市矛盾和危机的分析恰恰表明马克思所揭示的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就是城市危机的根源。同样，卡斯特由于缺乏总体性的历史视野，将城市看作单纯由集体消费过程而建构和运行的，忽视了城市的其他进程，没有认识到城市的发展变迁是生产、交换、消费、分配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复杂的演变历程。因此，只有将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结合起来才能准确把握城市的本质，也才能指明城市化发展的历史出路。无论如何，伴随着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资本在城市空间领域的扩张，其负面效应也逐渐积累与加剧。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理论对于我们认识和化解城市矛盾，探索一条健康合理的新型城市化道路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注释：

① 由于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城市研究分散于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因此这一理论流派也被称为“新城市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地理学马克思主义”、“激进城市理论”等。本文以“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理论”来指称这一理论流派。

②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it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Wiley-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1992, p.37.

③ 高鉴国：《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78页。

④Davi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5, p.226, p.175.

⑤ 哈维将马克思对工业资本生产过程的分析称为资本的初级循环。

⑥P. Saunders, Social Theory and the Urban Question, second edition, London: Hutchinton, 1986, p.173.

⑦Manuel Castells, The Urban Question,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7, p.236.

⑧［法］列斐伏尔：《空间政治学的反思》，转引自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