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话题的重新演绎——评方方《暗示》中的乱伦叙事

张 露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摘 要：《暗示》重新阐说了现代生存语境下的乱伦意象。在命运悲剧的捉弄下，两代人不约而同的冲破了伦理与禁忌的束缚，“情”与“性”的发展历程，赋予了乱伦以不同的时代内涵，面对无法洗脱的罪恶与渊薮，在不同生命观的指引下，主人公们采取了雷同的生命归宿，生与死的交织成了现代人在无法摆脱的命运定数下的时代悲剧与命运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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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暗示；乱伦；情与性；时代悲剧；命运悲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2-0142-03

方方出于作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从新写实叙事开始，从底层人物的喜怒哀乐中发掘出中国人对于生命的坚韧与执着，在《暗示》中，方方试图从一些新的角度去挖掘生存困境与命运悲剧交织的生命奥秘。方方寻找了一些充满变态因素的原始意象，在时代变迁的生命征途中，不同的语境赋予了这些古老的生命意象以新的内涵。本文将从乱伦的角度阐释这个古老话题的新的内涵。

一、由“情”至“性”的“罪恶”

乱伦作为一种古老的社会现象，是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母题。“乱伦”虽然是以文明对立物的身份出现的，但它却以自身的悖谬阐述彰显了人类对文明的追求，“乱伦成为古往今来叙事文学作品书写的一个敏感而重要的主题，也是叙事文学最常见的叙述模式，而且总是被挖掘出种种潜在的新意和引人入胜之处”[1]。生理意义上的乱伦指“发生于有亲密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之间的性交。广义而言，它包括发生于一些正式亲属即使没有血缘关系之间的性交，这种性交在文化上也是被禁止的，如继父母与继子女或继同胞之间的性关系”[2]。在文学作品中，乱伦母题被安置在一个个特殊的社会背景中，作家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去讲述在乱伦禁忌中的人性的扭曲与变形。现代性的发展，现代文明的进步，驱使着人们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与精神追求，然而乱伦这一社会形态却仿佛在时光的流变中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从中国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乱伦叙事依旧成为一种叙述模式而没有被作家们所遗忘。从《雷雨》里面的繁漪与周萍，周萍与四凤，白薇《打出幽灵塔》里的胡国光与萧月林，到《伏羲伏羲》里的杨天青与菊豆，《白鹿原》里的鹿子霖与田小娥等等。在文学王国里，乱伦题材成为一种反映人性嬗变、岁月变迁的呈现方式。伴随乱伦而产生的是一系列的文明禁忌和伦理的规则，在乱伦与禁忌的斗争中，文学以独特的视角，超越了人类的生物机能层面，从伦理、人性、文化的角度挖掘人类进程中的每一种文化制约下的令人颤栗的灵魂。正如苏童评价纳博科夫的小说史所说的：“乱伦和诱奸是猥亵和肮脏的，而一部出色的关于乱伦和诱奸的小说竟然是高贵而迷人的，这是纳博科夫作为一名优秀作家的光荣。他重新构建了世界，世界便消融在他的幻想中，这有多么美好。”[3]

对乱伦的书写是方方《暗示》的一个重要的表达途径。无论从生理意义、精神意义还是文化意义上来说，乱伦背后蕴藏着人类无数的秘密。《暗示》主要讲述了叶桑的父亲与姨妈以及叶桑与宁克的不伦爱恋。乱伦主要发生在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之间以及无血缘关系但有法律关系或道德关系的亲属之间，主要形式有父女、母子、兄妹等等，然而《暗示》集中讲述了姐夫与小姨子，妹夫与大姨子之间的乱伦故事。姐夫与小姨子之间的轶事在实际生活中已经成为了一种没有明文规定的独特的社会现象。方方在阐述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的同时，将命运变迁中的许多不可控因素融进了乱伦叙事之中，将原本丑陋的人性污点，通过命运的悲剧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悲剧是将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人看”，在命运的捉弄下，乱伦在悲剧情节的演绎中让世人尽睹了人性的善与恶，以及人类对自由的渴望与追寻。

尽管这两个故事的主人公的身份大体相同，然而故事的叙述模式却千差万别。老一辈和年轻一代乱伦故事折射出了由“情”到“性”的进化史。方方在这部作品中，有意淡化故事发生的社会背景，在一个略去外界环境的困局中彰显人类的本性。但据歌曲《爱的代价》（1992年12月）和电影《焦裕禄》（1990年）、《大决战》（1991年第一部：1992年第三部）的出品时间看，故事的当下时间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为此叶父和姨妈的爱恨纠葛发生在20年前的“文革”期间。面对不同的经济、文化背景，两代的乱伦故事则背负着不同的文化内蕴。叶父与姨妈的乱伦发生在姨妈从新疆归来后，一段本该完美的婚恋因叶父偷情偷错人而发生了变化，可以说正是因为如此，叶父以及姨妈因此而背负了伦理的禁忌，面对伦理道德设置的陷阱，在百般让步之后，不堪命运折磨的叶父终于屈服，与叶桑的母亲成亲。姨妈也因此逃离了伤心之地，远赴新疆。姨妈从新疆归来后，姨妈与叶父旧情复燃，可以说乱伦才正式开始。叶父与姨妈的乱伦是在命运捉弄下的一场爱情悲剧。方方曾说：“真正的爱情很难得到，我怀疑这世上还有什么爱情。”[4]对真正爱情的不断追寻，成为了方方的一种叙事理想。而叶父与姨妈的乱伦则是源于真正的爱情，在叶父偷错人之前，叶父与姨妈是真正相爱的一对恋人，如果不是命运的捉弄，这样的爱情悲剧也不会上演。无论是时代背景，还是建立在传统道德基础之上的伦理观念，都不会容忍这种行为，伦理的禁忌束缚着人们的手脚。叶父与姨妈的乱伦是建立在“情”的基础之上的欲望冲动，悲剧发生前的由“性”到“情”的自然发展过程必然不属于这一范畴。为此“姨妈一天天恢复她的美丽，而爸爸一天天恢复他的自信”。真正的爱情正是性始情生，相得益彰的过程，人类不同于其他的动物，但“性”又是人类的本能。为此，在真正爱情的滋润下，叶父与姨妈重新发现了生活的真正含义，而这种状态下的爱情则变成了家庭伦理桎梏下的枷锁，叶父希望摆脱家庭伦理禁忌给他带来的束缚，而叶母则变成了一个可怜的伦理捍卫者，在这场情爱的斗争中，她显然是胜利者，但却也是最后的失败者，因为姨妈得到了真正的爱情，而她却什么也没有。

二、时代的欲望与身体的快乐

叶桑与宁克的故事则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伴随经济的发展，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西方各个时期的文化经典以集体的面目出现在了中国人的文化餐桌上。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相关问题的浮现，西方的现代主义理论尤其是后现代的理论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叶桑与宁克的乱伦故事，虽然仍延续着乱伦这个母题，但时代的变迁却赋予了其丰富的内涵和深邃的意蕴。年轻一代的故事是在伦理外衣装扮下的一场追寻自我的盛宴，“道德是没有原因和理由的：道德的必要性，道德的意义，也是不能被描述的和进行逻辑推理的。因此，道德像生命的其余部分一样，是不可测的：它没有伦理的基础，我们再也不能为道德的自我提供伦理的指导，再也不能‘创制’道德”[5]。后现代的理论范畴是建立在对现代主义的反思基础之上的，伦理与道德再也不是以一种完整的形式出现在秩序体系中了，伦理与道德的分离，彰显着一种新的道德追求，即“没有伦理规范的道德”。对自我的追求取代了以往的伦理规范，自我的道德是建立在反传统之上的一种非理性的道德模式，“自我伦理学就是把现代性的理性道德主体转换成为后现代的欲望主体，把‘听话的身体’变成‘享用的身体’”[6]。后现代的伦理学高扬一种自我审美化的道德追求，努力突破伦理与规范的限制，在物质与文明的枷锁之外，追寻着充满自由的理想王国，表达着后现代主义者对人性的执着追求。

同叶父与姨妈的爱情纠葛一样，叶桑与宁克的情爱关系也在命运的预设框架里运行着，如宁克所说：“早认识你几年，我就不会让你离开珞珈山，你不该和我错过。”单相思的爱永远是那样残缺，也许叶桑从一开始就不爱宁克，也许从来就没有爱过他，于是当叶桑与宁克再次相遇后，叶桑面对宁克的散漫话语困境时，竭力以伦理规范提醒宁克“你还没有叫我大姐哩”，“大姐”不仅仅是一个家庭成员之间的称呼，更是一个伦理的紧箍咒，它提醒宁克要服从家庭伦理秩序的要求。然而，在自设的伦理格局里，叶桑没有冲破各种巧合的际遇，竟然和宁克突破了最后一道伦理防线。从叶桑的角度讲，叶桑对宁克没有产生过那种真正意义上的爱，叶桑之所以与宁克偷欢，“性”的诱惑在这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叶桑在宁克的温柔关怀与爱抚中，体会到了那种邢志伟所不曾给也不会给予的精神的愉悦。在时代的语境里，叶桑与宁克充分享受着彼此带来的快乐，他们充分的追求着那种冲破伦理规范的自我道德，可以说叶桑在这场鱼水之欢中，最重要的收获就是得到了心理上的平衡，“仿佛原先失重的心，现在业已平衡，她边开门边想，这下我跟邢志伟持平了，邢志伟能做的，我也做得到，而且还会比他做得更漂亮，我更应该轻轻松松的回家。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无非如此”，可以说叶桑在命运的各种“暗示”下走进了乱伦的魔咒。

三、时代悲剧与命运悲剧的演绎

可以说这两个类似的乱伦悲剧集中讲述了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时代悲剧与命运悲剧，伦理与规范从诞生之日起，就被赋予了深沉的历史内涵。“文革”时代与改革开放时代，显然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叶父与姨妈的乱伦，因而被赋予了鲜明的政治色彩，虽然作者极力掩饰故事发生的外在环境，但是，这场乱伦在时代话语与道德话语的双重打压下，而以悲剧的形式告终。虽然我们无法获知叶父与姨妈那时的心境，但是，姨妈的自杀却从侧面告诉了我们她所面临的来自外界的压力，正如宁克所说的“她承受不了罪恶”，罪恶的感觉让姨妈永远的背负着可耻的十字架，压的她喘不过气来。而叶桑与宁克的乱伦却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显然，叶桑与宁克的故事发生在改革开放时期，传统的伦理与规范在金钱与欲望的冲击下变得不再强大，但是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却还有所保留，在利益与欲望的诱惑下，人们逐渐不再拘泥于规范的束缚，时代的快乐与肉体的愉悦成了很多人的时代追求。叶桑与宁克的乱伦之所以发生却没有延续，可以说是出于一种欲望的动机，冲破伦理与规范的束缚同样变成了当代人的一种冲破禁区的快乐，叶桑与宁克的偷情让叶桑体会到了从未感受的快乐，“所有的骨节都嘎嘎地作响。所有的经脉都绷紧如弓。所有的器官都在寻找自己最恰当的表达方式。空气膨胀的声音由轻微的咝咝咝声转瞬变成雷霆呼啸而过。有如风暴席卷走叶桑惯见的人间风景。令她来到一个全新的场地。那地方晶莹剔透，芬芳扑鼻，飘渺如仙境。她相信她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个地方。她惊愕得几乎喊出声来”。叶桑与宁克的乱伦只是以一场偷情开始，同时也以这场偷情结束，在追寻自我道德的征途中，自我愉悦超脱了爱与伦理，可以说欲望才是这场悲剧的真正元凶。叶桑最后的自杀却彰显着不同于姨妈的时代内涵，可以说，叶桑的死虽然有洗刷“罪恶”的成分，更多的是叶桑已经看到她的生存困境不能给与她所需要的高度的精神自由，“为自己找一个家”成了叶桑的人生目标，这是一个精神的家园，是一个“鸟语花香”“溪水潺潺”的桃源盛景，然而这种自由的精神境界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找到，在享受到人间的最后一丝快乐后，叶桑从容的跳进了江水，在朝阳的映衬下寻找到了她的“流水哗拉拉，芬芳扑鼻”的理想之地。

老一辈的乱伦是从“爱”开始的，结果无意间却跳进了命运的陷阱，在命运的捉弄下演变成一场爱情悲剧；而叶桑与宁克才真正标榜了那些所谓的快乐原则。正是由“情”到“性”的发展史，展现了不同历史语境下，人们对情爱的追求与企望。在这场不同的乱伦现象背后，命运主导着人们的喜怒哀乐，主人公在无法改变的命运悲剧中挣扎，乱伦不仅仅是一种伦理悲剧更是一场命运悲剧。在命运的捉弄下，女主人公都选择了以“死”来洗刷自身的罪恶。叶父生活在内疚与痛苦之中，而宁克的境遇和心境无从得知。非理性的爱恋，导致了一场必然发生的命运悲剧。在遵守规范，突破伦理的道路上，方方以一种非正常的爱恋方式叙说了人类对“情”与“欲”的终极追求。“乱伦”不仅是一种悲剧性的情爱演绎，更是人类对命运之谜的终极探索。相同的一幕幕悲剧不断重演，而人类对命运的终极理解却在加深。方方以不断重演的乱伦模式，启发着人类去探索不同历史、民族背景中的生命之谜和命运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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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杨经建.乱伦母题与中外叙事文学[J].外国文学评论，2000，（4）.

〔2〕徐汉明,刘安求.乱伦禁忌与家庭情结[J].医学与社会，1998，（2）.

〔3〕苏童.虚构的热情[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4〕方方.为自己内心的写作.小说评论，2002，（1）.

〔5〕齐格蒙特·鲍曼.论后现代道德[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6〕陈冬秀.伦理边界自我伦理学与审美狂喜——纳博科夫小说中的后现代伦理问题.南昌大学学报,2012，（3）.

（责任编辑 姜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