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新文化史特征——以《屠猫记》为例

夏依甜

（天津师范大学，天津 300221）

摘 要：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文化史学堪称史学界的重大转折。它批判了旧有“新史学”的研究方式，提出自己的一套理论，着力于对文本的分析来重构当时的历史环境。它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征，为史学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达恩顿《屠猫记》一书便是以这一理论为基础所著。但同时这一理论的弊端也不断显露出来。但无论如何，它都是当代史学界值得注意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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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文化史；屠猫记；达恩顿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3-0028-03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新文化史，又被称为社会文化史。它作为对旧的“新史学”的反动与发展，开拓了历史学的研究视域与分析角度，形成了历史学上的重大转折。它对后现代主义、微观史学等的继承与批判，使之形成了独特的写作方法。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所著《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正是新文化史学的代表作之一。新文化史学著作立足于平民的小故事，通过对文本的分析，模拟当时的社会环境、人际关系和思维方式等，以此来捕捉历史的瞬间。新文化史学是在对新史学的批判之上兴起的，同时还受到后现代主义、历史人类学等学科的影响，集百家之长，其特征不仅表现为新史学的超越，还表现出方法上的复杂性以及内容上的广泛性。本文拟从《屠猫记》一书对新文化史学的特征作出简要评述。

一、跨学科的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新文化史学的研究结合了社会学、文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提高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现象的分析能力。以《屠猫记》为例，该书可以看作是作者达恩顿从人类学角度对异域文化的探索。在该书中，作者运用“深度描述”的方法对历史文本层层剥析，深入解读，力图回到历史现场。作者通过对《小红帽》《睡美人》《灰姑娘》《穿靴子的猫》等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在不同国家发展衍变的历史进行考证，比较了各个版本的不同，归结出法国故事的特性：机智幽默，并且处处充满了狡猾与欺骗，这些特性则体现出当时法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处世策略。“法国故事尝起来有盐巴味，闻起来有泥土味……而德国故事则偏向神秘、超自然与暴力。”①作者试图通过对民间故事的深入解读，重构18世纪法国农民的生活状态和社会体系。

二、人是主体

在新史学的视角中，个人几乎完全被淹没在历史的结构中，丧失了活力。在新史学研究者们看来，政治制度、历史规律等才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重要因素。即便偶有涉及到“人”，也只是作为群体中抽象的人，并非独立的个体。而新文化史学者则对此持批判态度。他们认为，“人”，而且是具有独特个性的人才是历史的主体。传统史学虽然也一直将人作为主要的描述对象。但通常仅限于具有丰功伟绩的重要人物，如王侯将相、伟人，或一些事件的领袖人物和重要参与者，这些也是新文化史所反对的。新文化史学视野内的“人”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妇女、儿童、小贩等，都可能成为故事的主角。

在《屠猫记》的第二章，作者分析了一个18世纪印刷工人与屠猫仪式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一名叫孔塔的印刷工人记述的他作为一名印刷铺学徒时亲眼见证的故事。故事记述了在巴黎的一家印刷所里，工人们围追堵截城市里的猫（包括师母的宠物），并把它们处死。在这种诡异的仪式中，工人们又是“欢欣”，又是“闹成一团”，无不欢乐。在之后的几天里，工人们每每想要寻开心，就会模仿当时的场景，引得大家捧腹大笑。这个故事现在看来实在是无法笑出来，甚至可能会使人赶到荒谬和反感：这种屠杀动物的仪式究竟有什么可笑的？而作者达恩顿则指出，我们之所以笑不出来，是因为我们与当时工人的生活与工作的环境存在距离，这个距离就是我们研究当时欧洲工人所处的文化氛围的一个切入点。如果我们“掌握了对猫大屠杀的笑点所在，或许就有可能掌握旧制度下技工文化的要素”。②作者从几个年轻的印刷工人的角度，带领读者了解那个年代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以及工人生活中的主要文化要素，使读者仿如身临其境般领略当时的情景。

三、更加注重观念和心态的研究

传统的思想史关注的是重大、系统的思想，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人们已经越来越相信，是现象决定观念，传统思想史逐渐被人们冷落。思想史“净研究那些玄乎乎的民族精神之类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社会史的人趁虚而入，他们不是要力挽狂澜，而是要对旧史学落井下石；不是要重建一个新体系，而是要开拓出无数新方向”。③一时间，各种研究方向纷纷涌现。除了研究方向广泛外，它还把人们的感情、经验以及一些散乱的想法等传统史学不涉及或不屑于涉及的领域都作为历史考察的一部分。与传统史学热衷于大人物、思想家的思想不同，新文化史学研究更倾向于市井小民的生活感受、心绪情感，更注重人们“心态”的变化，并且透过这些不同的小人物们的心态来捕捉当时人们的思维方式。新文化史的研究者坚定地认为，无论是在哪一国家或哪一时代，历史都不只是大人物、大思想家这些英雄、伟人的历史，而是包括所有底层民众在内的有血有肉、活灵活现的以及大众的、整体的历史。研究者们从历史长河中大部分的小人物的心态和视角，使当时的情景重新出现在读者眼前。

《屠猫记》就是这样一部著作。作者达恩顿通过对法国大革命时期不同城市、不同身份的小人物的心态的描述，勾勒出了民众眼中的大革命。在第一章中，作者对民间故事进行了分析。从《小拇指》的故事可以看到近代法国儿童死亡率偏高以及人民对此表现出的冷漠和纵容；从《骗子和师傅》的故事中可以看到卖婴现象的普遍性以及农民生活极度贫困的状况。无论是什么样的故事，总是充斥着生活贫困、营养不良、虐待等情节，当然也少不了农民对吃的渴望。农民的愿望通常是以食物的形态出现，比如面包、香肠和酒，虽然具体的内容可能会因地区而有所差异。然而相同的是，故事的主人公一旦获得了一些超自然的力量，比如魔戒、魔杖等等，第一个念头总会是想要丰富的食物。由于食物的贫乏，描述故事的农民对食物并没有太具体的描述，也没有太多的想象力，菜色大多是“农民餐”，“如果要豪华一下，他会加上一句‘甚至还有餐巾’”。④在《屠猫记》的第二章，作者则转向了对工人阶级的心态的关注。作者发现根据故事记载，当时工人普遍对资产阶级充满恨意。“猫”是女巫的象征。通过对猫的屠杀象征现实中对女巫的迫害，从而表达对印刷厂老板及其妻子的恨意。作者就是通过对这一故事的解读，把当时工人阶级的心声传达出来。在第三章中，作者通过对一位资产阶级人物的描写，使我们看到了当时资产阶级的一些状态。他们趋向于贵族阶级，而又把自身同民众作出区分。通过对游行的描写，展现了资产阶级对新秩序的构建以及向着城市的新主人的角色的转变。第四章中的出版社的检察官，面对当时的一些著作时，总是表现出敌意，这则体现着新旧思想之间的差异。主流的思想涉及到社会中核心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问题，检察官员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恰恰体现了大革命时期思想界的革新风暴。

作者通过对不同阶层的心理状态的一一描述，将一个整体的法国社会勾勒出来。无论哪一个阶层，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态：对自身所处地位不满。

四、分析框架的界限模糊

从空间上看，“在15世纪以来兴起的民族国家的鼓舞下,民族国家取代王朝成为历史学的叙述单位”，⑤年鉴学派则发展出超国家地区的宏观研究来反驳。而对于新文化史学而言，研究范围的选择更加自由，并不存在绝对的对立。研究范围可以是一个国家，也可以是一个偏僻的村庄；可以是一座华丽的宫殿，也可以一个破陋的茅草屋。这些单位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但却也不是随意选择——一切都以叙述主题为核心。与所述主题相关程度的直接与否，构成了研究的核心空间和外围设置，而随着主体活动的变化，这一范围也随之扩大、缩小或迁移。

从时间上看，传统史学将历史分为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现代史等，不同的史学家有不同的研究时段，而这些时段的具体划分也成为他们争论的焦点。新文化史的研究者们则与此不同，他们的研究并不限定在从古代到近代这样的时间次序中，也不限于某段具体的历史时期。同空间上的处理一样，时间的选择一直是围绕着主体展开的，并没有明确的断代或界限。

《屠猫记》第一章讲述的是关于法国的民间故事，以及同一故事在德、意、英等国的不同版本；第二章工人的屠猫运动发生在1730年左右巴黎的圣塞佛伦街；第三章“旅行手册”的故事发生在18世纪60年代的蒙彼利埃；第四章的警员又回到巴黎，只不过时间又到了50年代。这些故事的发生时间并没有具体划分，也没有按照时间顺序依次描写；故事的发生地点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见证了法国大革命的发生。作者通过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阶层的人——农民、工人、普通市民、警察和知识分子等——的眼睛来观察法国大革命每一时期的不同侧面，从而建立起法国社会的整体形象。

五、研究内容“雅俗共赏”

所谓“雅”是指学术上严谨的精神，在文本的考证上谨慎严格；所谓“俗”，一是指关注过去不为人关注的大众的文化，二是指新文化史学著作通常选题新颖，视角独特，摆脱了传统史学的枯燥无味，比较能够引起大众对历史的兴趣。新文化史学者宣扬“文本之外别无他物”，通过对文本的分析可以了解某一地区的人们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思维方式，从而用当时人们的眼光来看待历史。新文化史著作选材丰富，一句运动中的口号、教会的婚姻记录、一个故事甚至一个笑话，都可能成为作者的材料，他们试图抓住每一个历史瞬间。他们认为，历史研究的任务并不是辨别史料的真伪，而是通过文献感受时代的气息。

《屠猫记》开篇就讲了《小红帽》的故事。作者撇开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影响，也摒弃了历代文人对故事的修饰，仅从最原始的文本资料分析，将文本放到故事放生时的乡村，同法国近代农民的生存状况结合起来。以这一故事为出发点，达恩顿又对更多脍炙人口的法国民间故事进行考证，认为这些故事虽带有迷信色彩，但却是能真实反映乡村习俗与生活习惯的材料，不应该被排斥在史料考察的范围之外。

六、余论

传统史学认为，在史料的选择上要以外交档案、政府文献等“可靠性”较强的文件为蓝本，在论证中如实、客观地陈述，力图重建历史事件。历史的缜密性在于对于一手材料进行审慎、客观的研究。但这种研究方法的危险在于，如果不能发现新的史料，仅根据现有材料提出问题，那么历史学者们就会陷入到无休止的争论中。而随着新文化史学将研究范围拓展，诸如教会的婚姻记录、地契、房契等都成为可以研究的史料，即便是一手材料也存在着记录人的个人感情色彩。任何原始材料都是当时文化背景的产物，都包含着记述者的主观意志。史料的选择不在于是一手还是二手，而是它们都含有记录者的个性和场景的限制。因此新文化史学力求从生活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拒绝对研究的研究。他们的材料通常是未被设计的新领域，即便是使用过的材料，也会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或不同的侧面来重新诠释。

新文化史学并没有停留在对语言、行为等的表象研究，而是从文化的角度挖掘其深层次的内涵，同时强调情感、个性的作用。在历史的变迁过程中，并不仅仅有英雄、领袖，还有很多普普通通的小人物，他们也有自己的意志和情感，他们对于运动、革命等也有着自己的看法。历史的发展并不会因为某个人的思想而改变，而是由于社会的政体作用。少数的英雄人物与多数的普通百姓构成了社会的整体，他们聚集在一起才构成了推动历史的力量。因此，新文化史学认为，研究史料的重点并不是在于研究发生了何种行为，而是在于研究这种行为是为何发生的。研究者们通过个体的行为、涉及的事件、身处的背景等，探究这些材料所反映的意义。

新文化史学注重文化的能动作用，颠覆了以往文化“被决定”的高高在上的地位。它强调文化的独立性，强调文化不仅仅是从属于社会、经济的产物，而是对塑造社会和经济活动等具有一定的决定性作用的。新文化史学是对旧的“新史学”的反动，这种反动也成为它对历史学的突出贡献。但是，随着新文化史的发展和应用，其自身问题也在不断暴露出来。它强调情感和心态的作用，强调人的个性化，这很可能使研究者在分析时陷入主观臆断；它过分强调文化的作用，而忽视了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它致力于微观史学的论述而避免宏观事件，难免会忽视对历史事件的多角度、多层面的观察。这些问题都会成为新文化史学发展上的障碍。但毋庸置疑的是，新文化史学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和思路，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推动了史学理论的发展；它以新颖的选材吸引读者，以开放的角度讨论历史，视每一位读者为平等的交流者，不再以精英自居……这些都使史学的前景更加开阔。无论存在何种的优点和弊端，它都是当前史学界值得注意的发展方向。

注 释：

①②④罗伯特·达恩顿.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M].新星出版社，2006.53-56，79，31.

③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68.

⑤李霞，杨豫.走向开放的综合——新文化史学探析[J].国外社会科学，2001（5）：28.

（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