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皇明北虏考》的史源及其史料价值

哈 斯

（赤峰学院 蒙古文史学院，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 要：《皇明北虏考》是明人郑晓撰著的第一部有头有尾的当代蒙古史著作。成书于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记事贯通明朝十二帝，按年、月记述了其间的蒙古史事和明蒙之间的往来关系，内容之丰富，记述之可靠，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但此著从其问世至今，学界在发掘利用其资料方面下的工夫多，对其自身情况研究的少，而其史料来源及史料价值更值得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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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皇明北虏考》；史源；史料价值

中图分类号：K8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2-0020-03

基金项目：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皇明北虏考》史源及其史料价值”（NJSY13296）

大一统的元王朝结束之后，中国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此后，明朝与蒙古南北对峙近280年，入清之后，双方才统一于清朝之下。有明一代，蒙古政权又回到了游牧状态，由于社会环境和政治、军事、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有关明代蒙古历史情况，蒙古政权方面留下的直接史料极少，这就给后世研究这一段蒙古历史留下了难题，而明人留下的汉籍史料反成为考查这一时期蒙古历史的重要依据。明人留下的涉及蒙古史事的文献史料很多，有官方文献，也有私家著述。官方文献多以分散资料的形式存留，而私家著述则多具体例，各有特色。郑晓（1499—1566）的《皇明北虏考》即私家著述中有关明代蒙古史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记事始洪武元年（1368），迄嘉靖二十九年（1550），记述其间的蒙古史事及蒙古与明朝的关系。《皇明北虏考》的史学价值取决于它的史料来源，考《皇明北虏考》的史料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洪武至正德时期记事对《明实录》的利用

实录是记述各帝王在位时期历史的史料长编，包含有王朝诸多方面的史料，因而成为明朝各类史著的源头，最具有权威性。由于蒙古问题在明朝的特殊性，明历朝实录中特别重视对蒙古史事的记载，因而也成为明代蒙古史料的重要来源。郑晓同时代的史家如朱国祯的《皇明史概》、雷礼的《大政记》都不同程度地采录了实录。细检郑晓的《皇明北虏考》，洪武至正德时期的大部分事实是利用了《实录》的记载，尤其是洪武至景泰年间的内容，与实录所载基本雷同，有些部分甚至完全相同，只是在行文表述上间有差异。

（一）有些史事《实录》的记载详细一些，《皇明北虏考》则记述较简括

如记阿鲁台被永乐皇帝败走事，《实录》作：

（永乐）二十年七月己未，车架次杀胡原，前锋都督朱荣等获阿鲁台部属送御营，备言阿鲁台举家惴栗，其母及妻向之骂曰：“大明皇帝何负尔？而必欲为逆天负恩事。尔死固宜，而使吾属骈首就缚为俘囚，将死无葬身处，皆汝所贻祸也。”阿鲁台尽弃其马驼牛羊锱重于阔栾海之侧，与其家属直北走矣[1]。

《皇明北虏考》作：

永乐二十年七月，次杀胡原，获虏，言阿鲁台部下闻兵出塞，皆优惧叛散，继闻上亲征，阿鲁台大惧，其母妻亦恨阿鲁台反，时时骂阿鲁台逆天负恩，自取丧命。阿鲁台惶惑，尽弃其马驼牛羊锱重于阔鸾海旁，北走[2]。

意同。是原封不动地承袭了《实录》的内容。

阿鲁台被瓦剌打败事，《实录》永乐二十一年九月癸巳条载：

虏中伪知院阿失帖木儿、古纳台等率其妻子来降，备言：“阿鲁台今夏为瓦剌顺宁王脱欢等所败，掠其人口马驼牛羊殆尽，部落溃散，无所属。”又曰：“彼若闻天兵复出，疾走远壁之不暇，岂复敢南萌南向之意。”命赐酒馔及衣服靴袜，授阿失帖木儿、古纳台俱正千户。

《皇明北虏考》作：

虏知院阿失帖木儿、（右）[古]纳台等率妻子来降，言阿鲁台今夏为瓦剌顺宁王之子脱欢所败，掠去人畜无算，部属溃散无统，若闻天兵复出，疾走远避不暇，敢南向耶？上以二人为正千户。

《皇明北虏考》完全采录了《实录》。

也先土干降明事，《实录》永乐二十一年冬十月甲寅记作：

迤北鞑靼王子也先土干来归，时懋为前锋，探知虏在饮马河北，为瓦剌所败。追至宿嵬山口，遇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属来归……己巳，封也先土干为忠勇王，赐姓名曰金忠。

《皇明北虏考》作：

永乐二十一年十月，先锋将陈懋至饮马河北，遇鞑靼王子也先土干率妻子部落来归，封为忠勇王，赐姓名金忠。

《实录》记事是先纲后目，《皇明北虏考》是直叙其事。

（二）《皇明北虏考》的记载与《实录》同，只是文字上略有润色

《皇明北虏考》在利用《实录》的记载时，不全是原封照录，而是有取有弃，也有综合。而采录朝廷的重要文书时，则是原文照录，如，明朝在洪武、永乐年间7次致书北元及景泰年间的5次致书北元可汗、权臣的文书内容与《实录》中的记载是完全相同的。《皇明北虏考》从洪武到正德年间的记事多采自《实录》，兹不赘引。同时也发现，从天顺之后，《皇明北虏考》利用《实录》的内容明显减少，这可能是郑晓又看到《实录》以外的更多文献的缘故。官修《实录》和郑晓私人的记述各有特色，可互相对照，互相稽考。

二、洪武至正德时期记事对《明实录》以外文献的采摘

《皇明北虏考》在利用《实录》的同时，还增加了一些不见《实录》的记载，如讲“土木之变”的原因，《皇明北虏考》云：

也先者，脱欢之子也。当是时，脱脱不花弱而也先强盛，也先又以其姊妻脱脱不花，数年间，挟脱脱不花遣人并入贡马，得赐金帛无算，使人皆馆京师，逾春始遣还，遂桀骜不恭，时时杀掠道路。我往来通事人变诈，出好语，告以中国虚实，也先因与通事言：“吾有子，请婚南朝公主。”通事人谩曰：“为若奏皇帝，皇帝许尔矣。”也先大喜，夸诸酋曰：“吾且进聘礼。”

《明英宗实录》景泰元年五月壬子也有此事的记载，来源于兵部的报告：“通事达官千户马云、马青等，先是奉使迤北，许也先细乐妓女，又许与中国结亲。云云。”对结亲细节则略而不书。《皇明北虏考》则补足了其中的细节。此事较早的记载有李实《北使录》：“这事只因陈友、马清、马云小人上是非，所以动了军马，小事儿做成大事。”[3]成书于天顺年间的刘定之《否泰录》记载：“往来通使等变诈翻复，告以中国虚实。也先求以其子结婚于帝室，通使皆私许。也先进马为聘仪，朝廷不知也，答诏无许姻意。也先愧怒。”[4]都未有《皇明北虏考》所述的细节。显然，郑晓是见到了更原始的资料，并把它原原本本地载入书中，使内容更加丰富、详实。

《否泰录》在记述明英宗被也先俘虏之后说：

二十八日，至黑松林，也先营在焉。上入营坐，也先拜，稽首，乃侍坐，宰马设宴，出妻妾四人，以次奉上酒，歌舞以为娱，其后，遂奉上居于伯颜帖木儿营，去也先营十余里，伯颜帖木儿与其妻妾见上，亦如也先礼。伯颜帖木儿每二日献羊，七日献牛，也先每七日献马[5]。

《皇明北虏考》将此概括为：

上自大同出塞，至野松林也先营，也先进酒，出妻妾歌舞，遂奉上居伯颜帖木儿营。两营相距十里许，伯颜帖木儿见上甚恭谨。

除了把《否泰录》之“黑松林”误写成“野松林”之外，内容上没有什么变化。

在记述早期蒙古部落的情况时，《皇明北虏考》参考了魏焕的《皇明九边考》及张雨的《边政考》等书。成书于嘉靖二十年（1541）魏焕《九边考》载：

今访小王子居沙漠之地，其属，北有黄毛达子，南有吉囊、阿尔秃厮居套，东有满惠（三）[王]居宣府外，西有亦不剌居西海。（《番夷总考》）

北虏哈喇真、哈（连）[速]二部常在此边驻牧。哈喇真部下为营者一，大酋把答罕奈领之，兵约三万；哈（连）[速]部下为营一，大酋失喇台吉领之，兵约二万。（《大同镇》）

北虏亦克罕一部常住牧此边，兵约五万，为营者五，曰好城察罕儿，曰克失旦，曰卜尔报，东营曰阿儿，西营曰把即郎阿儿，入寇无常。今年虏在套中，以三关为出入之路，直抵山西地方抢掠。（《三关镇》）

北虏冈留、罕哈、尔填三部常在此边住牧，兵约六万，与朵颜诸夷为邻。冈留部下为营者三，大酋满惠王领之；罕哈部下为营者三，大酋猛可不郎领之；尔填部下为营者一，大酋可都留领之。（《宣府镇》）

弘治十三年，虏酋火筛大举入套，始驻牧。正德以后，应绍不、阿尔秃斯、满官嗔三部入套。应绍不部下为营者十，曰阿速，曰阿喇嗔，曰合奴郎，曰孛来，曰当喇儿罕，曰失保嗔，曰叭儿廒，曰荒花旦，曰奴母嗔，曰塔不乃麻，旧属太师亦不剌，后分散，各部惟哈麻真一部全。阿儿秃斯部下为营者七，旧亦属亦不喇，今则大酋吉囊领之，为营者四，曰哱合厮，曰偶甚，曰叭哈思纳，曰打郎。满官嗔部下为营者八，旧属火筛，今则大酋俺答阿不孩领之，为营者六，曰多罗土闷，曰畏吾儿，曰兀甚，曰叭要，曰兀鲁，曰土吉剌。三部兵约共七万，俱住牧套内，时寇绥、宁、甘、固、宣、大等边。（《榆林镇》）[6]

张雨的《边政考》云：

此一带有北虏亦克罕一部住牧，兵曰五万，大营凡五，曰好陈察罕儿，曰克失旦，曰卜尔报，东营曰阿儿，西营曰把即郎阿儿，入寇无常。

先是，有北虏应绍不，阿儿秃厮、满官嗔三部。应绍不部下为营者十，曰阿速，曰阿喇嗔，曰合奴郎，曰哱来，曰当喇儿罕，曰失保嗔，曰叭儿廒，曰荒花旦，曰奴母嗔，曰塔不乃麻，旧属太师亦不剌，今皆分散，各部惟哈麻嗔一部全耳。阿儿秃厮部下为营者七，旧亦属亦不剌，今则大酋吉囊领之，合为四营，曰哱合厮，曰偶甚，曰叭哈思纳，曰打郎。满官嗔部下为营者八，推旧属火筛，今则大酋俺答阿不孩领之，合为六营，曰多罗土闷，曰畏兀儿，曰兀甚，曰叭要，曰兀鲁，曰土吉剌。三部兵约共七万，俱住牧套内，时寇延、宁、甘、固、宣、大。（《三边四镇之图》）

本部大营凡五，众约七万余，居中屯聚，以卫克罕，其东部三，大营凡六，统于其酋，曰满会王，曰猛可不郎，曰可都留，众约五万余。西邻宣府，东近朵颜。其南部二，大营凡二，统于其酋，曰把答罕奈，曰失喇台吉，众约五万余，住牧宣、大。其西部三，为应绍不、为阿尔秃厮，为满官嗔。应绍不部为营者十，为亦卜剌所统。亦卜剌以弑阿尔伦故逃遁西海，甘肃为其荼毒三十余年。阿尔秃厮部为营者七，故亦属亦卜剌，今属吉囊，合而为四，众约七万余。满官嗔部为营者八，故属火筛，今俺答阿卜孩领之，合而为六，众约四万余，皆驻牧河套。二虏素称雄黠，凶虐尤甚。(《三夷纪类》)[7]

《皇明北虏考》吸收两书的记载，记作：

亦克罕大营五，曰好陈察罕儿，曰召阿儿，曰把郎阿儿，曰克失旦，曰卜尔报，可五万人，卜赤居中屯牧，五营环卫之。又东有冈留、罕哈、尔填三部。冈留部营三，其酋满会王；罕哈部营三，其酋猛可不郎；尔填部营一，其酋可都留。三部可六万人，居沙漠东偏，与朵颜为邻。西有应绍不，阿儿秃厮、满官嗔三部。应绍不部营十，曰阿速，曰哈喇嗔，曰舍奴郎，曰孛来，曰当剌儿罕，曰失保嗔，曰叭儿廒，曰荒花旦，曰奴母嗔，曰塔不乃麻，故属亦不剌，亦不剌遁西海去，遂分散无几，惟哈剌嗔一营仅全。阿儿秃厮部营七，故属亦不剌，今从吉囊，合为四营，曰哱合厮，曰偶甚，曰叭哈思纳，曰打郎，众可七万。满官嗔部营八，故属火筛，今从俺答，合为六营，曰多罗田土闷畏吾儿，曰兀甚，曰叭要，曰兀鲁，曰土吉剌。三部众可四万。吉囊、俺答皆出入河套，二酋皆阿著子也，诸种中独强，时寇延、宁、宣、大。南有哈剌嗔、哈连二部。哈剌嗔部营一，酋把答罕奈，众可三万，哈连部营一，酋失剌台吉，众可二万。居宣府、大同塞外。北有兀良罕，营一，故小王子北部也，因隙叛去，至今相攻。又西为瓦剌，可五万人，世与土鲁番为杀。诸虏虽逐水草，迁徙不定，然营部皆有分地，不相乱。

3书的记载为辗转相因，但同出一源。这个源头当出自当时的兵部档案，原始材料很可能是九边镇所上报于兵部的情报资料。但3书记载又有微细的差别。魏焕书说应绍不、阿尔秃厮、满官嗔3部兵约7万，而之后成书的张雨《边政考》却有两种不同的记载，在该书的《三边四镇之图》中应绍不、阿尔秃厮、满官嗔“三部兵约共七万余”，又在该书的《三夷纪类》中说阿尔秃斯众约7万余，满官嗔众约4万余。郑晓书中也有类似的情况，说，仅阿尔秃厮一部就“众可七万”，而却又合计“三部众可四万余”，令人不解。郑晓、张雨书认为右翼哈喇嗔等部置于宣府、大同边外，魏书中则认为右翼哈喇嗔等部置于大同边外。魏焕将小王子牧地定在明三关镇北，又把郑晓认为在沙漠东偏的罔留部置于宣府边外。

《皇明北虏考》又有魏、张两书都未载的珍贵史料，即关于兀良罕与瓦剌之事。书中言，“北有兀良罕，营一，故小王子北部也，因隙叛去，至今相攻。又西为瓦剌，可五万人，世与土鲁番为杀”，透露了蒙古本部与瓦剌、土鲁番3部之间的关系，体现出《皇明北虏考》超越前代记载的史料价值。

除此以外，《皇明北虏考》还参考利用了一些大臣的奏疏、文集。这些大臣都在边镇或兵部担任过要职，其文章、奏疏具为当时人写当时事，可信度较高。时人的著述和名臣的疏奏是《皇明北虏考》的重要史源之一，当无疑议。这些当时人述当时事资料的利用，成就了《皇明北虏考》。

三、嘉靖年间记事所采录的当代文献

《皇明北虏考》的内容，最能体现其史料价值的是嘉靖年间所采录的文献。

郑晓是嘉靖朝人，《皇明北虏考》的著撰年代亦为嘉靖时。其时，嘉靖皇帝的实录尚未修撰，这样，《皇明北虏考》在记述嘉靖年间的史事时，就没有利用实录的可能。因此，书中所记嘉靖元年以后的事实，当为郑晓直接依据档案资料和时人著述以及亲闻撰成。

《皇明北虏考》嘉靖年间的记事利用过兵部所藏的档案，这可从后来据档案成书的《明世宗实录》、同时代的史书如陈建的《皇明资治通纪》及稍后一点的史书沈越的《嘉隆两朝闻见纪》等可以得到印证。如，《明世宗实录》载以下诸条记事：

嘉靖十八年二月壬寅，上一驾将南狩，诏起旧辅臣大学士翟銮充行边使，拊巡九边，暂改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事完如旧。发太仓银五十万两分往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偏头、雁门、宁武、延绥、宁夏、固原、甘肃，随行边使，赏劳官军。

嘉靖二十一年七月己未，擒斩俺答阿不孩者赏千金，不次升赏，其次酋者三百金，升职三级。

嘉靖二十九年八月丁亥，杀兵部尚书丁汝夔，侍郎杨守谦。时法司坐汝夔守备不设，守谦失误军机律，俱秋后处斩。上怒，谓汝夔罔上毒民，守谦党同坐视，皆死有余辜，促命所司行刑。汝夔仍枭示……初，虏薄都城，汝夔恐丧师，辄戒各营兵勿轻与战。各营兵惟守谦营最近城，风声易达，故诸将士远壁不战者辄引本兵及守谦为辞，语闻禁中，二臣遂得罪。

对应的事实，《皇明北虏考》记作：

嘉靖十八年二月，上巡承天，以翟銮、毛伯温为行边使，出帑金五十万两赏塞上将士。

嘉靖二十一年七月……上出赏格，擒斩俺答赏银千两，升不次，他酋三百两，升三级。

二十九年八月，俺答遂入渔阳塞，犯京师，焚劫至德胜、西直门，窥八陵，掠教场。上震怒，杀兵部尚书丁汝夔，都御史杨守谦。

以上诸事，两书的记述显然是出自同一史源。《明世宗实录》无疑是来自兵部档案，郑晓的记载也当是从兵部档案而来的。不过实录是摘抄原件，而郑晓是归纳叙述。

嘉靖年间，大同发生了两次大的兵变。专题记述此事的书有直接经历过此事的人韩邦奇的《大同纪事》、苏祐的《云中事记》、孙允中的《云中纪变》及综记其事的尹耕《大同平叛志》等。这些著述，《皇明北虏考》亦曾采录。韩邦奇等都是亲与处理大同兵变的当事人，他们的第一手记述，郑晓是不会放过的。

总之，从全书而言，洪武至天顺间的史事多依据于《实录》，之后的记载是作者在职期间搜集众多材料及亲闻到的内容，与第一部分相比史料价值更重要，这也应成为我们研究的重点。《皇明北虏考》给后人留下了丰富而详实的史料，这也反过来证明了它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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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明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2〕郑晓.皇明北虏考.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

〔3〕李实.北使录.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

〔4〕〔5〕刘定之.否泰录.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

〔6〕魏焕.九边考.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

〔7〕张雨.边政考.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姜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