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境内匈奴墓葬研究初探

干振瑜

（黑龙江省博物馆，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摘 要：对匈奴问题的研究一直以来就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通过对中国境内发现的匈奴墓葬的墓葬形制、随葬品、殉牲等情况的分析，我们会发现，时代越晚，匈奴的汉化程度越高。将这些资料和文献记载相结合，可以很好地复原历史时期匈奴这一民族的社会生活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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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境内；匈奴历史；先匈奴；匈奴

中图分类号：K2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2-0014-04

匈奴这一民族一直以来就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在俄罗斯、蒙古国、哈萨克斯坦、中国等国家的一些区域内发现了许多和匈奴有关的遗存，这些遗存尤其是墓葬，对研究探讨匈奴的起源、迁徙路线及社会生活情况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依据。本文以中国境内发现的匈奴墓葬为切入点，对其墓葬形制、随葬品及殉牲等情况进行一次简要的梳理，以期得到一些粗浅的认识。

根据《史记·匈奴传》记载，战国时期，“匈奴”这个名词才开始出现[1]。匈奴，又称“胡”，这个古老的北方游牧民族，兴起于公元前3世纪，随后，其势力逐渐强大起来，扮演着沟通南部的农业民族和北部欧亚草原其他民族的角色[2]。她与中原的秦汉王朝或战或和，关系十分密切。公元1世纪中叶，也就是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由于在匈奴内部离心力的增强和东汉王朝的打击这两个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向汉称臣，北匈奴则西迁至漠北地区，北匈奴于和帝永元元年至三年（公元89—91）屡为汉和南匈奴所败，部分西迁，余众为鲜卑所并[3]。南匈奴于东汉末年被分为5部，西晋时先后建立赵、夏、北凉等国，这些政权灭亡后与当地各民族融合[4]。

一、中国境内先匈奴墓葬研究现状

朱泓先生在《人种学上的匈奴、鲜卑与契丹》[5]一文中写到桃红巴拉墓葬[6]可能属于林胡遗存，而崞县窑子[7]、毛庆沟[8]、饮牛沟[9]的墓葬可能与楼烦有关，因为林胡、楼烦至战国晚期已改称匈奴，故上述各考古遗存又被称为先匈奴文化或早期匈奴文化。

田广金先生的《桃红巴拉墓群》一文对桃红巴拉出土的6座墓葬从墓葬形制、随葬品、殉牲、人种等方面做了详细的介绍。桃红巴拉出土的6座墓葬都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南北向，仅M1和M2保存完整，其余均遭不同程度的破坏，随葬品残缺不全，出土遗物以铜器为主，还有铁器、金器、骨器、陶器和石制品。当时的殉牲习俗也很盛行，其种类有马、牛、羊等。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发表的《凉城崞县窑子墓地》一文对崞县窑子一地的匈奴墓葬也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崞县窑子墓地共发掘墓葬19座，清理残墓6座，征集墓位不清的6座墓随葬品，共计31座。全部墓葬一律呈东西向，25座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除M2、23—25因遭破坏具体形制不清外，有土坑墓13座（M1、3—9、11、12、16、18、19），有头龛墓6座（M10、13—15、17、20），有头龛和生土二层台的墓2座（M21、22）。25座墓中，保存人骨的有20座，大部分保存较好，皆为仰身直肢单人葬，头向东，面向上或侧向两侧，未发现葬具痕迹。各墓的随葬品数量多寡不一，多者达数百件，少者仅2、3件。除M4、18两座女童墓外，其它各墓均有陶器。一般每墓一件，只有M5出土两件。这处墓地普遍发生殉牲的习俗，出现了骨、蚌器和骨制弓弹，并且在男女墓地流行其不同的殉牲习俗，男性以马、马鹿和羊的头、蹄为主；女性以牛、羊头、蹄为主，还有猪、狗殉葬品。

在《毛庆沟墓葬》一文中，对毛庆沟墓葬的介绍也较为详细，毛庆沟墓地位于凉城县蛮汗山南麓的永兴毛庆沟缓坡上，是属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遗址。已发掘79座墓葬，绝大多数属于游牧民族北狄的东西向墓葬67座，有的带有殉牲习俗。只有10多个属于中原民族南北向墓葬，墓葬间没有发现打破或叠压关系。有的有棺椁，随葬物为铜带钩等，整个墓地相继出土了上千件大小文物。这批材料最先于1982年披露,1986年发表了考古发掘报告。这是游牧民族和中原民族的墓葬，这两个民族有着不同的生活习俗，却共同使用了一个墓地，客观地反映了古代这里的各民族和睦相处平等生活的历史事实。

1997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内蒙古凉城县饮牛沟发掘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墓葬，并于1984年编写了《凉城饮牛沟墓葬清理简报》。共发掘清理了23座墓葬，其中，男女各11例，儿童1例。多数墓葬人骨保存状况良好。通过对饮牛沟1997年出土的人骨观察测量及对比表明，饮牛沟墓地男女性别比为1：1，死亡年龄多在中年；颅骨形态特征及测量值上具有东亚蒙古人种的特点；3/4以上的人骨有病理表现。随葬品以牛马的头蹄为主。

朱泓先生在《北方文物》发表的《人种学上的匈奴、鲜卑与契丹》一文主要从对出土的匈奴人骨鉴定方面来证明匈奴人是蒙古人种的。他列举了桃红巴拉和崞县窑子、毛庆沟和饮牛沟4组头骨的种系成分，并且认为匈奴族的人种构成是多元的，活动于现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和西伯利亚的匈奴族居民在成分上主要为蒙古人种的西伯利亚类型，在略晚的时期又增加了某些欧罗巴人种的因素；而生活在我国境内南流黄河两岸的匈奴族及其先民的体质类型中，则主要包括有北亚蒙古人种和东亚蒙古人种的成分。

二、中国境内匈奴墓葬研究现状

就目前而言，中国境内已确定为匈奴墓葬的遗址有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西沟畔墓地[10]中的M1—3、M4—8、M10—12等11座匈奴墓、补洞沟墓地[11]；陕西长安县客省庄M140[12]、铜川枣庙M25[13]、神木大保当墓地[14]、西安北郊岗寨村M13[15]；宁夏同心县倒墩子墓地[16]、同心县李家套子墓地[17]；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墓地乙区[18]；新疆哈密市东庙尔沟墓地[19]、巴里坤南湾墓地[20]、和静县察吾乎沟口3号墓地[21]。此外，一些带有浓厚匈奴文化因素的墓葬，如在内蒙古中南部发现的汉代时期存在殉牲情况的几座砖室墓及争议较大的西岔沟墓葬等，均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

（一）墓葬年代

据发掘报告，这些中国境内发现的匈奴墓葬中属于战国时期的仅有一处，即西沟畔M1—3；西汉前期的匈奴墓地有西沟畔M4—8、M10—12、陕西客省庄M140、铜川枣庙M25、新疆哈密东庙尔沟和巴里坤南湾墓地；西汉中晚期则有宁夏倒墩子墓地；宁夏李家套子墓地和新疆察吾乎沟口三号墓地属于东汉前期；东汉中晚期的墓地有内蒙古鄂尔多斯补洞沟墓和陕西神木大保当墓、西安北郊岗寨村M13、青海大通上孙家寨乙区墓地。

（二）墓葬形制

通过对这些匈奴墓葬的形制分析研究，可将其分为5类形制。

土坑墓。西沟畔M1—3、M4—8、M10—12，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南北向，多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北，没有发现葬具；长安省客省庄M140，为窄长的土坑竖穴墓，南北向，仰身直肢葬，头向北，葬具痕迹不清；陕西铜川枣庙M25，长方形竖穴土坑，东西向，因受地形的限制，稍微偏西南，屈肢葬；新疆巴里坤南湾墓地一竖穴土坑墓为主；宁夏同心县倒墩子墓地有20座墓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李家套子墓地有1座土坑竖穴木椁墓，残缺不全，木椁四周用宽10—20厘米的木板拼接而成，椁盖已毁，人骨均残缺不全，并且散乱于棺内外；补洞沟墓地，均为南北向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仰身直肢葬，头向北，未发现葬具。

洞室墓。宁夏同心县倒墩子墓地，6座竖穴墓道偏洞室墓，洞室底部略低于墓道底部，个别以大石块垒砌坑壁，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北；西安北郊岗寨村M13，墓葬形制为长方形竖穴墓道土洞墓，墓道在南，墓室平面为梯形，头向南，侧身屈肢，面西。新疆察吾乎沟口有4座墓为洞室墓，位于东片墓地，地表上均有较高的圆丘形石堆，竖穴窄长，洞室内均葬有一人，仰身直肢，头向东。

砖室墓。这类墓的墓葬形制已经和汉墓无异，李家套子M2则为砖室墓，墓底铺砖，棺已朽，人骨散乱于墓室各处；青海大通上孙家寨乙区，该墓为带斜坡墓道的前后室砖室墓，穹窿顶；陕西神木大保当、葬具为棺椁，地面有圆形坟冢，多南北向，也有少数东西向，多人合葬。

石椁墓。宁夏同心县倒墩子M22，墓沿坑壁四周砌16块天然砾石，没有发现木质葬具，发掘者认为死者为一婴儿，因骨架保存不好，仅残存破碎的头骨；李家套子有一座石椁墓，墓坑的四壁用厚10厘米左右的平整石板竖砌，葬具和人骨均不存；新疆哈密市东庙尔沟墓地，墓表有圆形石堆，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壁用薄片石砌筑，多为仰身直肢葬；新疆巴里坤县南湾墓地，以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为主；新疆巴里坤南湾墓地也有少量的石椁墓，石砌墓地表有石圈围绕，墓室为长方形，墓下壁用卵石垒砌，石壁高达30—40厘米。

木框墓。新疆察吾乎沟口三号墓有7座为长方形木框墓，这类墓位于这片墓地的东部，地表上均有较低平的石堆，墓室较大，墓口往往棚盖木头，墓室中有木框葬具，死者头向东或东北，仰身直肢葬或者是仰身分腿做骑马状。

通过对这些中国境内发现的匈奴墓葬进行分析研究，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些墓葬还是以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为主，虽然也有其它类形的墓葬形制，尤其是到了东汉时期，可能由于汉文化的影响和匈奴自身的文化取向有关，几乎从墓葬形制看不出匈奴和汉族的差异，出现了和汉族类型一致的砖室墓，这就更为加剧了区分汉匈关系的困难程度。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的使用和文献记载的匈奴不封不树的葬俗有一定关系，在土坑竖穴墓中，多南北向，仰身直肢为主，也有少数的东西向墓葬。

（三）随葬品

匈奴墓葬中出土有陶器、铜器、铁器、骨器，还有一些金银器、丝织品等遗物。陶器、铜器和骨器在匈奴墓葬中所起的作用尤为重要。

陶器，具有匈奴典型文化因素的肩部饰波浪纹和弦纹的陶罐较多。西沟畔M5、M12出土的轮制陶罐，近底部有直径约1厘米的小孔，这也是典型的匈奴器物；补洞沟M1也出土有肩部饰一周波浪纹的夹砂陶罐，M6也出土有肩部饰波浪纹的典型的匈奴陶罐；陕西铜川枣庙M25出土的这件陶罐为圆口双唇、短颈、鼓腹、平底，肩腹部分饰4组旋纹；大保当墓地中也发现了肩部饰波浪纹的陶罐；西安北郊岗寨村M13出土的一件红褐陶，双耳、鼓腹、底部微凹、肩部也饰有两道刻划弦纹，而且还出土了1件中原流行的泥质灰陶罐；宁夏同心县倒墩子墓地随葬品中也发现有肩部饰波浪纹的陶罐；李家套子墓地中出土有陶罐，肩部饰波浪纹；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25件陶器皆为泥质灰陶，有1件刻划波浪纹的平底罐，出土于前室填土中；新疆哈密市东庙尔沟出土的陶器为夹砂黑陶罐；新疆和静县察吾乎沟口三号墓地出土的随葬品中也有典型的肩饰波浪纹的匈奴陶罐。通过这些墓葬中出土的陶器，我们可以发现，具有匈奴典型文化因素的肩部饰波浪纹和弦纹的陶罐几乎在这些墓中均有发现，而且形制相差不是很大，这些都可以为研究族属问题提供一个参考。

铜器中主要有铜鍑和车马器部件、铜牌饰等。例如陕西铜川枣庙M25出土的一件透雕铜牌饰，图案风格为膺兽动物搏斗纹，具有秦汉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特点，发掘者认为其时代可晚到西汉时期。在部分匈奴墓葬中也发现有铜镜、铜带扣、带钩等遗物。长安县客省庄M140墓葬在死者的腰部出土了2件图案为二武士披发锥髻，赤膊在树下角斗的青铜透雕饰牌，这一饰牌也为研究匈奴民族的人种问题提供了参考，宁夏同心县的倒墩子墓地中也出土有青铜透雕饰牌。

骨器中主要为骨勺子和骨筷子、骨弓弭。例如陕西神木大保当墓地发现了许多骨勺子和骨筷子、骨弓弭，这些均为匈奴典型的文化因素。

当然，在这些匈奴墓葬中也发现有汉代文化因素的遗物，比如新疆察吾乎沟口三号墓地，发现有较多的丝织品，这些丝织品是汉代主要的文化遗存，出现在匈奴墓葬中，说明汉匈之间的联系交往之多。在李家套子墓地中，也发现了汉式的车具和货泉、五铢钱，在墓地中也采集到了1件长方形透雕青铜饰牌，根据其形制，发掘者认为其汉化程度较高，同样在同心县的倒墩子墓地中也发现了许多五铢钱。在匈奴墓葬中也发现有大量的金银器，这些均可以为探讨汉匈之间的关系和匈奴文化的因素提供大量的实物资料。

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境内的匈奴墓葬，带有匈奴文化典型的因素依然存在于这些墓葬中，时代越晚，汉化程度越高，墓葬中会发现和汉代有关的大量遗存，比如丝织品、货币等。

（四）殉牲情况

这些匈奴墓葬中大多数发现有殉牲的情况，多为马、牛、羊的头和蹄等。如西沟畔M2在人头骨左侧，发现了多具马、羊头骨；宁夏同心县倒墩子墓地殉牲有牛、羊头蹄等；新疆和静县察吾乎沟口三号墓地殉牲有马、羊头蹄；补洞沟墓地均有马、牛、羊的骨骼；陕西神木大保当墓地有3座出土动物骨骼，有羊、鹿、狗和狗獾的头骨，西安北郊岗寨村M13殉牲有鹿和羊的头、蹄；这些只是简要地介绍了墓葬中的殉牲情况，为了更好地了解殉牲的具体位置及殉牲内容，我们可以将中国境内这些匈奴墓葬中发现的殉牲情况以表格的形式简要分析一下。

这些匈奴墓葬主要随葬的是马、牛、羊的头和蹄，在一些个别墓葬中，如新疆察吾乎沟口三号墓地多随葬马腿，并且马腿的放置位置也较为讲究，主要放置在人骨脚下或者一侧，这可能和这一时期特定的习俗有关系。而且西汉前期中国境内发现的匈奴墓葬中殉牲情况不是很多，甚至没有，但是到了西汉中后期，一直到了东汉时期，马、牛、羊的头蹄骨逐渐增多。对于殉牲的摆放位置似乎也有一定的讲究，有的可能寄予一定的特殊含义，而不是随意埋葬，这些都体现了匈奴人对殉牲的重视程度。

通过对中国境内发现的这些墓葬的墓葬形制、随葬品、殉牲等情况的分析，我们会发现，时代越晚，匈奴的汉化程度越高。将这些资料和文献记载相结合，可以很好地复原历史时期匈奴这一民族的社会生活等情况。有些可能已经辨别不出哪些是匈奴这一民族的墓葬，这就需要我们借助于多学科的研究，尤其是体质人类学的应用。匈奴属于北亚蒙古人种，在体质特征上带有北亚蒙古人种的特征，借助体质人类学的手段，可以为我们判别族属问题及相关研究领域提供一个很好的参考工具。随着匈奴考古材料的新发现和多学科的应用，一些和匈奴相关、难以解决的问题定会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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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