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隆洼文化玉器特点简析

崔岩勤

（赤峰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 要：西辽河流域是中国史前玉文化十分发达的地区之一，其中兴隆洼文化玉器在种类、造型、雕琢工艺、使用功能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特点。它们不仅是迄今所知西辽河流域年代最早的玉器，而且也是中国年代最早的玉器，为研究中国玉文化及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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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兴隆洼文化；玉器；造型

中图分类号：B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4-0005-06

收稿日期：2015年2月25日

作者简介：崔岩勤，女，汉族，本科学历，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玉器、红山文化玉器、西辽河流域史前考古学文化。

一

西辽河流域是中国史前玉文化十分发达的地区之一，在该地区已确认的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早期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富河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1]。从目前已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调查报告看，小河西文化和富河文化的遗址较少，还未发现玉器。赵宝沟文化仅有小善德沟[2]遗址半地穴房屋居住面上出土几件玉玦。小河沿文化出土玉器也较少，例如在大南沟墓地[3]发掘墓葬83座，只在M14出土绿松石珠一件，M56出土玉管一件。在西辽河流域出土玉器数量较多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其中兴隆洼文化考古发掘出土的玉器不仅是迄今所知本地区年代最早的玉器，而且也是中国年代最早的玉器[4]。兴隆洼文化因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的发掘而得名，距今8200—7600年[5]。目前已发掘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址有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和兴隆沟遗址、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巴林右旗锡本包楞墓葬、辽宁阜新查海遗址等。在这些遗址中，除南台子遗址外，其余均发掘出土了玉器。

本文主要依据已发表的兴隆洼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调查报告及兴隆洼文化玉器研究的相关论著，就兴隆洼文化玉器的特点进行简要分析。

二

兴隆洼文化出土玉器的遗址集中在内蒙古赤峰及辽宁一带，通过发掘报告可知各遗址玉器出土的状况。

兴隆洼遗址[6]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在大凌河支流牤牛河上游右岸一低丘岗上。1983年—1993年先后进行6次发掘，清理发现一大型聚落遗址，有半地穴房址、灰坑、窖穴、居室墓葬及环绕房址的围沟等遗迹，出土的遗物有陶器、石器、玉器、骨器、蚌器、牙器等。出土的玉器以玉玦为主，其次为玉匕形器，其它有弯条形器、玉管、玉斧、玉锛、玉凿等。其中玉玦数量较多，有10余件，在M117、130、M135、M142等居室墓中成对出土，多位于墓主人的耳部。在M109、F11、F250出土有弯条形器，F125、F128出土匕形器，T220、F110、F138出土玉锛，F260出土有玉凿。

兴隆沟遗址[7]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东部，地处大凌河支流牤牛河上游左岸，东南距兴隆洼遗址13公里。1982年进行古代遗址普查时发现，1998年开始调查，2001-2003年进行三次发掘。遗址分3个地点，其中第一地点为兴隆洼文化中期大型聚落。清理的遗迹有房址、居室墓葬、灰坑等，发掘出土的遗物十分丰富，有陶器、石器、玉器、骨器、蚌器、动物骨骼和植物遗存等。出土玉器的种类与兴隆洼遗址相似，有玉玦、玉匕形器、弯条形器、玉锛、玉凿等。其中M4墓主为一女童，出土两件玉玦，一件出自填土内，另一件嵌入墓主右眼眶内。M7出土2件玉玦，一件位于左肩部，另一件位于右肱骨内侧。在F11出土有弯条形器，F21出土有玉凿，F22出土有玉匕形器。

查海遗址[8]位于辽宁省阜新县沙拉乡查海村南约2.5公里的丘陵地带。1986—1994年进行7次不同规模的发掘。清理的遗迹有房址、灰坑、墓葬、居室墓等，出土的遗物有石器、陶器、玉器等。7次发掘出土玉器共计二十七件，玉匕形器十二件、玉玦六件、玉管四件、玉斧两件、玉凿两件、小玉环一件。其中玉玦、玉匕多见于墓葬，在地层和房址内也有出土。其它器类皆为地层和房址内出土，墓葬中不见。F43居室墓中出土玉玦两件，位于墓主头部两耳处；F7居室墓中出土匕形器六件，分别位于墓主人的腰部、胸部和颈部。

白音长汗遗址[9]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双井乡白音长汗村南约0.5公里，西拉木伦河北岸的阶地上，于1988年、1989年和1991年进行三次发掘。文化遗存分五期，其中二期为兴隆洼文化。发现的遗迹有围沟、房址、灰坑、墓葬，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玉器、骨器、蚌器等。在山岗顶部清理7座墓葬，出土玉器七件，有玉管四件、玉玦两件、玉蝉一件。其中M4出土玉管两件，玉玦一件；M2出土玉玦一件，玉管一件；M11出土玉管一件；M7出土玉蝉一件。

锡本包楞墓葬[10]位于内蒙古巴林右旗锡本包楞，该墓是当地牧民在挖牛拦围壕时发现，为一土坑竖穴墓。墓内有一完整的人骨架，仰身直肢。出土三件玉器，玉玦一件位于墓主的头部，玉匕形器两件，位于腰部。此墓的文化特征与兴隆洼遗址、查海遗址有相似之处，推断应为兴隆洼文化时期的墓葬。

三

综合分析兴隆洼文化遗址、墓葬出土的玉器，可以看到兴隆洼文化玉器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玉器是兴隆洼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出土状况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兴隆洼文化玉器以考古发掘为主，在已发掘的兴隆洼遗址、兴隆沟遗址、查海遗址、白音长汗遗址及锡本包楞墓葬等均有玉器出土。同时，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的遗物十分丰富，种类有石器、陶器、蚌器、骨器、玉器、动物骨骼、植物遗骸等，在器物群中，玉器占有一定的地位，是兴隆洼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研究这一时期的玉文化提供了考古资料。

考古发掘出土的兴隆洼文化玉器大致有以下几种状况[11]：第一类出自遗址的堆积层，如查海遗址T0604二层出土的玉斧；第二类出自房址堆积层内，如兴隆洼遗址F110第一层内出土玉锛一件，F173第二层出土玉锛一件，F125第一层内出土玉匕一件；第三类是出自房址的居住面上，如兴隆洼遗址F229居住面出土玉玦一件；第四类是出自居室墓内，如兴隆洼、兴隆沟、查海遗址居室墓，出土有玉玦、玉匕形器等；第五类是出自位于室外的墓葬内，如白音长汗墓葬和锡本包楞墓葬等。从出土玉器的种类看，出自墓葬中的玉器主要有玉玦、玉匕形器，它们应为墓主人生前佩带或使用的器物。最典型的是玉玦，多成对出土，以兴隆沟遗址、兴隆沟遗址为代表[12]，主要有兴隆洼遗址的M117、118、M130、M135、M142、兴隆沟遗址M7、M4等，出土时多位于墓主人的耳部。出土玉匕形器最多的是查海遗址F7居室墓，共计六件，两件一组，分别位于墓主人的腰部、胸部和颈部。锡本包楞墓葬出土两件，也位于腰部。由于墓葬中出土的玉器位置明确，为我们认识其使用功能提供了重要资料。而在遗址或房址的堆积层内，只零散地见到玉斧、玉锛、玉凿等，它们未作为随葬品出现在墓葬中，这种现象值得注意。

（二）兴隆洼文化玉器玉质精良、色泽美丽，玉器种类独特，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经专家鉴定，兴隆洼文化玉器所用玉料主要是辽宁岫岩的闪石玉[13]，有淡绿色、青绿、黄绿、深绿、乳白或浅白色、黄蜡色等多种颜色。在中国玉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岫岩玉是利用最早、范围最广、历史延续最长的玉材[14]，从新石器时代至今一直被开发利用。玉器因其使用功能多样、文化内涵丰富，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玉石也被称为中华文明的奠基石。兴隆洼文化玉器使用的岫岩玉是中国古代玉文化起源时期的重要玉材，对研究玉石的分化、玉石资源的开发利用、玉器的起源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目前所知兴隆洼文化玉器约有百余件[15]，主要有玉玦、玉匕形器、弯条形器、玉管、玉斧形器、锛形器、凿形器等，分为装饰类和仿工具类。各类玉器中，玉玦出土数量最多，是兴隆洼文化的典型器类，其次为玉匕形器。兴隆洼文化时期出现的以玉玦、玉匕形器等为代表的玉器组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首先，这一时期的玉玦、玉匕形器还处于雕琢与使用的初创阶段，与兴隆洼文化年代相当或略晚的东北地区乃至东北亚地区的许多遗址发现都与此类似，因此具有一定的普遍性[16]。兴隆洼文化玉器则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历史地位十分重要。

其次，从西辽河流域史前玉文化发展的承继关系看，兴隆洼文化时期的玉器在后来的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中已不多见。红山文化时期玉器种类增多，题材丰富，数量增加，器体较大，使用功能多样，与兴隆洼文化玉器相比具有明显的创新和发展。就玉器的种类而言，红山文化玉器大体可分为动物类、人物类、仿工具类、装饰类、特殊类等五大类[17]，其中动物类玉器有玉猪龙、双猪首玉璜、双猪首三孔器、兽面形器、玉鸟、玉鸮、玉龟、玉鱼、玉蚕等；仿工具类有玉斧、玉钺、玉纺瓜、棒形器、勾形器等；装饰类有玉环、玉镯、玉珠、玉玦、菱形饰、曲面牌饰等；特殊类有玉箍形器、玉璧、双联璧、三联璧、勾云形玉器等；人物类有玉人、人面饰等。这些玉器与兴隆洼文化玉器种类相同的仅有玉玦、玉斧，并且数量极少。比如出土玉玦的有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红山文化墓葬[18]，出土两件玉玦位于墓主人的左右耳部，属装饰品，器形和使用功能继承了兴隆洼文化时期的传统。玉斧在红山文化时期的墓葬中没有出土。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采集的玉斧[19]，一件近长方形，体扁平，弧顶，双面斜刃，通体磨光，通长13.5厘米，宽5.8厘米；另一件为平顶，圆弧刃，顶部有一圆孔。因其为采集品，使用功能不明。夏家店下层文化属于西辽河流域早期青铜文化，出土玉器较多的遗址主要是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墓地[20]，共计出土九十四件，有玉珠、玉玦、玉斧、玉钺、玉璧、玉环、玉弧形器、直条形器、弯条形器、圆柱形器、矩形器、楔形器、玉勾云形器、玉箍形器、玉勾形器、玉鸟形器、玉龟形器、玉曲面牌饰、玉璇玑形器等。玉器在种类和造型上继承了红山文化玉器的传统。与兴隆洼文化玉器种类相同的只有玉玦、玉斧、弯条形器。大甸子墓地中出土玉玦十件，完整的五件，出在男性墓中，皆在耳部，或左或右，成对出土的仅一座墓，在M1214位于墓主人左右耳部分各一件。另外五件是玦形器的一段，折断的一端磨制平整，多数在一端有穿孔，以穿系佩戴。这种使用方法在兴隆洼文化时期出现了变化，佩戴者的性别有差异。出土于耳部的墓主人均为男性，出土于胸前或腰部的墓主人均为女性。弯条形器在红山文化中不见，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大甸子墓出土四件，出自两座墓内，每座两件。一座墓葬墓主人是11岁的左右的女童，弯条形器位于胸前；另一座墓葬的墓主人是40—45岁的男性，弯条形器出自墓中的龛内，周围堆放漆器、猪蹄骨等。大甸子墓出土玉斧七件，出自七座大中型墓葬中。玉斧器形大，上有穿孔，斧身有钻孔，应安装有木柄。墓主人均20岁以上的男性，最大者55岁。玉斧出土时位置比较固定，位于胸腰之际，斧身与葬具及躯体的方向垂直。就器物使用功能而言，这时的玉斧已成为身份地位和权利的象征。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玉斧形器与兴隆洼文化时期相比，在形制及使用功能方面已有明显的差异。

由此可见，以玉玦为代表的兴隆洼文化玉器群，是新石器时代中期独特的玉器组合，具有时代特点。

（三）从玉器的形制看，兴隆洼文化玉器器形小，形制规范

兴隆洼文化出土的玉玦、玉匕形器、玉管、弯条形器、玉斧形器、锛形器、凿形器等形制小，均为几何形，器表光素无纹。

玉玦有环状、柱状两种类型。环状玉玦为圆环形，体上有一缺口。在兴隆洼遗址、兴隆沟遗址出土较多[21]。比如兴隆洼遗址M117出土的一对玉玦，一件直径2.99厘米，厚0.60厘米，另一件直径2.82厘米，厚0.45厘米。M130出土一对玉玦，位于墓主头骨左侧的直径4.77厘米，厚0.73厘米；头骨右侧的直径4.77厘米，厚0.74厘米。兴隆洼M135出土的2件玉玦，器体较大，有“玦王”之称（图1）。位于墓主头骨右侧的直径5.94厘米，厚0.75厘米，出土于头骨左侧的直径6.05厘米，厚0.79厘米。查海遗址出土的环状玉玦（标本T0407②：6）外径3.8-4厘米[22]。林西白音长汗遗址出土两件玉玦[23]，M4出土一件，直径4.2-4.4厘米，厚1厘米，孔径0.9-1.5厘米；M2出土一件，直径2.9-3.1厘米，厚1.2-1.4，孔径0.7厘米。巴林右旗锡本包楞出土一件玉玦[24]，外径4.6厘米，内径2.8厘米，厚0.75厘米。管状玉玦呈管柱状，体侧有一细长的开口。兴隆洼遗址[25]M142出一对（图2），位于墓主头骨左侧的直径1.17厘米，厚0.80厘米；头骨右侧的直径1.28厘米，厚0.95厘米。M118出一对，出土于填土中的直径1.05厘米，厚1.05厘米，墓主右肱骨处的直径1.18厘米，厚1.01厘米。查海遗址出土的一件（标本T0505②：1）厚2厘米，外径2-2.2厘米[26]。

玉匕形器为扁长条形，一面内凹，一面外弧。顶部略窄，有一钻孔，通体光素无纹。其造型应是仿骨匕形器制作而成[27]。兴隆沟遗址[28]F22出土的匕形器长4.26厘米，宽1.11厘米，厚0.18厘米。兴隆洼遗址F125出土的匕形器（图3），长3.60厘米，宽1.18厘米，厚0.28厘米；F128出土匕形器长2.65厘米、宽1.31厘米、厚0.43厘米；查海遗址[29]出土的匕形器（标本T0307②：1）长11.6厘米。

弯条形器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器体呈弯弧状，似动物的獠牙，顶端有钻孔。兴隆洼遗址[30]M109出土一件，长7厘米，宽1.00厘米，厚0.70厘米；另一种类型可能是残玦改制而成，兴隆沟遗址[31]F11出土一件（图4），长1.80厘米。兴隆洼遗址[32]F250出土一件，长4厘米、宽0.32厘米，厚0.52厘米。它们应是考古发现最早的玉器改制的实例。

玉管的造型与兴隆洼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石管形制相似[33]，多为圆柱状，中有对钻孔。查海遗址出土四件[34]，两端为斜口，最长的一件（标本T0607②）体长4.5厘米，直径1.2厘米，孔径0.5厘米；最短的一件（标本F41：2）体长2厘米，直径1.5厘米，孔径0.7厘米。白音长汗遗址出土玉管四件[35]，两端平齐的一件，M2：7长9.5厘米，直径1.9-2.3厘米，孔径0.6-1.2厘米。一端平齐，一端斜口的三件。其中M4：5长3.8厘米，直径1.3-1.5厘米，孔径0.4-0.9厘米；M4：17，长3.8厘米，直径1.55厘米，孔径0.35-0.75厘米；M11：2长4.1厘米，直径1.6-1.8厘米，孔径0.6-0.7厘米。

玉斧、玉凿、玉锛等形制与兴隆洼文化出土的石斧、石凿、石锛等相似，应是仿石器加工而成[36]。查海遗址出土的玉斧[37]（标本T0607②：2）为扁方体，正锋，直刃，两侧有切割平棱，顶部残。器体残长5.2厘米，厚0.8厘米，刃长2.1厘米。兴隆洼遗址[38]T220出土的玉锛（图5），体长3.46厘米，宽2.05厘米，厚0.83厘米；F110出土玉锛，体长3.93厘米，宽2.14厘米，厚0.83厘米；F260出土玉凿长3.87厘米，宽1.35厘米，厚0.68厘米。

此外，在查海遗址出土一件外径1.2厘米的小玉环[39]，白音长汗遗址出土一件圆雕玉蝉[40]（图6），体长3.55厘米，头宽1厘米，尾宽1.2厘米，厚1.1厘米，孔径0.3-0.5厘米。这两种玉器在兴隆洼文化玉器中是极罕见的。在兴隆沟遗址F22还出土一件管状饰半成品[41]，直径1.52厘米，厚0.88厘米，一侧有明显的沟槽，这件器物是研究玉器加工工艺十分难得的资料。

（四）兴隆洼文化玉器雕琢技术成熟，主要包括选择玉料、开片、琢磨毛坯、整形、钻孔、切割、抛光等工序

邓聪先生对兴隆洼文化玉器的工艺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42]。从总体看，兴隆洼文化玉器的雕琢工艺因器形不同有简有繁。较简单的是玉斧、玉凿、玉锛的制作，一般经过选择玉料、开片、琢磨毛坯、整形、抛光即可。稍有一定难度的是匕形器、弯条器、玉管，它们增加了钻孔的工序。技术难度最大的是玉玦的制作，包括选料、琢磨毛坯、中央穿孔、内孔研磨、开玦口、打磨抛光等多个工序。在各项工艺中，钻孔和开玦口技术最独特。玉器上的钻孔有单面钻和两面对钻两种类型，因器形不同，使用的钻孔方法也不同。比如，玉匕形器、弯条器的小孔靠近器体一端，多为单面钻。玉管器体稍长，孔为两面对钻。玉玦的内孔使用两面琢击敲穿，或以实芯钻钻出小孔，然后扩孔的办法。前者用于环状玉玦，后者用于管状玉玦。开玦口的切割技术主要有线切割和片切割两种方法。可见，兴隆洼文化玉器虽然属于玉文化发展的初级阶段，但雕琢工艺成熟完备，玉器器形规整，通体磨光，温润光洁，为后来西辽河流域玉文化发展的高峰——红山文化玉器的产生、发展奠定了基础。

（五）兴隆洼文化玉器使用功能具有多样性

兴隆洼文化玉器的使用功能，可依据玉器出土时在遗址或墓葬中的位置及器表残留的痕迹进行推断。当时玉器已具有装饰功能、使用功能、宗教祭祀或礼仪功能等多种属性。

装饰类玉器主要有玉玦、玉匕形器、玉管、弯条形器等。其中最典型的是玉玦，多成对出土，位于墓主人的耳边，应为耳饰，代表了兴隆洼文化时期独特的审美情趣。比如查海F43居室墓、兴隆洼M117、M130、M135、M142等出土的玉玦即属此类。其次是玉匕形器，出土数量最多的是查海遗址F7居室墓，共计出土六件匕形器，出土时两件一组，分别位于墓主人的颈部、胸部和腰部，应为项饰、身上的挂饰或衣服上的缀饰[43]。锡本包楞墓葬出土两件玉匕形器，也位于墓主的腰部。

具有使用功能的玉器主要有玉斧、玉锛、玉凿等。刃部有痕迹的可为实用器，属工具类[44]。兴隆洼遗址F138出土的玉锛，体长3.31厘米，宽1.83厘米，厚0.58厘米，刃部上有由于使用产生的细微破痕。F110出土的玉锛，体长3.93厘米，宽2.14厘米，厚0.83厘米，刃部一侧有细微破裂面，估计是使用的痕迹。

具有宗教祭祀功能的玉器有玉斧、玉锛、玉凿等。尤其是玉斧，除作为工具使用外，无使用痕迹的可能是祭祀活动中使用的驱邪“神器”[45]。

此外，部分玉器具有一器多用的特点。一类是玉斧、玉锛、玉凿等，它们或具使用功能，或有宗教祭祀功能。另一类是玉玦，它不仅是装饰类玉器中的重器，同时还有特殊的使用功能和寓意。如在兴隆沟M4出土的两件玉玦，一件出自填土内，另一件嵌入墓主人右眼眶内，应具有以玉示目的象征意义[46]。

从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玉器看，兴隆洼文化玉器虽多出自墓葬中，以随葬品的形式出现。兴隆洼文化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种类较多，有陶器、骨器、石器、蚌器、玉器等，每座墓葬随葬品数量和种类多寡不一，还没有形成规律性的器物组合关系。在众多的墓葬中，最典型的是兴隆洼遗址M118，该墓出土的随葬品种类多，数量大[47]。在墓主右侧葬有两头整猪的骨架，为一雌一雄。出土器物有陶器、骨器、石器、蚌器、玉器等五大类，包括陶杯、石斧、磨石各一件，石管九件，小石块四件，骨梗石刃镖三件，骨两端器两件，骨针、骨叉状器、骨料各一件，牙饰品八件，圆形蚌饰一件，短管状玉玦两件，压制小石叶715。从整体上看，兴隆洼文化出土玉器的墓葬只是少数，同时伴有其它类型的器物，随葬的玉器多为主人随身佩戴的装饰品，以玉玦、玉匕形器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墓主人生前所具有的身份和地位，与红山文化晚期“唯玉为葬”的葬俗是不同的。

从西辽河流域史前玉文化发展的进程看，兴隆洼文化玉器是该地区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玉器，这些玉器不仅为认识西辽河流域玉文化的起源、发展及兴隆洼文化的社会形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而且为红山文化玉器找到了源头。红山文化玉器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玉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它的产生和发展与兴隆洼文化有承继关系。从中国玉文化发展的视角看，兴隆洼文化玉器是迄今中国所知年代最早的玉器，说明西辽河流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玉文化出现最早、最发达的地区，为研究中国玉文化的起源及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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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