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朝鲜朝士人辞赋中的时代观照

朴孟军

（东北师范大学 亚洲文明研究院，吉林 长春 130062）

摘 要：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是朝鲜内忧外患最时期，此际，一部分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士人为了改变现状，找到根治社会弊病进行了探索，并将这种观照体现在辞赋作品中。其作品大体可分为评谏朝政时局与感怀世道人生两个方面，体现了朝鲜士人救国图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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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朝鲜朝辞赋；时代观照；评谏朝政；感怀世道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113-02

朝鲜朝（1392—1910）又称朝鲜王朝、李氏朝鲜，是朝鲜半岛上治期最久的统一集权王朝。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即宣祖、光海君、仁祖三位君主的统治时期，朝鲜朝的内忧外患接踵而来。所谓“内忧”，包括极端严重的经济危机、空前激烈的文官集团内部党争，以及“废母论”、“仁祖反正”等王室风波；而所谓“外患”，则包括日本发动的“壬辰倭乱”、“丁酉再乱”与女真政权发动的“丙子虏乱”、“丁卯胡乱”，在这一连串侵略战争的打击下，朝鲜朝屡遭亡国绝祀之险，兵火和疫病蔓延了大半个朝鲜半岛，堪称朝鲜朝最为苦难的时期。

在这一背景下，受性理学影响颇深的士人集团受到残酷现实的刺激，他们纷纷对这一时代进行感性阐述与理性思考，并将观照的结果体现在文学创作当中。大体而言，士人作为政治主体与文化主体的“二元属性”使他们担负着完善统治的政治使命，也兼具着心怀天下的人文情操，因而体现在辞赋中的思索大体依照着对朝政时局的评谏与对世道人心的感怀两条思路进行的。

一、对朝政时局的评谏

其一，讥讽昏佞。主要是指在赋中讽刺君主昏庸不察、批判奸小庸碌卑鄙的内容。从表面看来，这些赋作虽多借寓言和借古讽今，鲜见对批判对象的直白痛斥，却不能由此否认作者在此迷幛后含有的强烈的对现实丑恶的批判精神。这一点由作者普遍具有党争士祸的经历便可得以侧面证明，如《冤牛赋》的作者赵希逸曾在“癸丑狱事”中被判流徙、《蛙鸣赋》的作者张维曾因金直哉诬狱牵连罢职[2]，其他作者也常有类似遭遇。而最显著的是批判奸佞的作品，比如，李民宬《事修谤兴》借韩愈《原毁》“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 一句，列举周公、孟子、伍子胥、屈原的遭遇，兴发了“佩中和以为旗，饰《诗》、《礼》之干橹”的君子常遭谗臣“砺齿牙而交毁”，以致抱负不得施展的苦痛；朴光前《伴食宰相赋》借唐代卢怀慎的典故，漫画式勾勒了平素“跃马而食肉”、“呼唱之扬扬”，遇事则“推同位之独贤，已笑语之嬉嬉。羌齐唯而偕诺，但偶坐而俪食”的昏官形象，并用借“伴食之籧篨”、“太仓之雀鼠”对尸位素餐的高官进行了嘲讽。

其二，有为抗争。这部分主要是对于国家蒙受外族侵略而寄望君王重振雄风和勉励人们勇敢抗争的内容。此类赋作的表现形式仍然喜好经由对历史人事的感悟来体现。如韩应寅在《哭江心寺》中以元灭南宋、陆秀夫沉江殉国为背景，发出“数千年衣冠变夷，三百载宗社何依”的痛泣和“殲厥巨魁，复我邦族。庶奉我王，以靖王室”、“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的宣言；而经历过“丁卯胡乱”的吴达济在《宝剑跃鞘》中塑造的抵抗“西邻”入侵、“控三韩而雄视”的朝鲜英雄，展示了作者力抗后金，保家卫国的决心。

其三，反战维和。这类作品同样是在朝鲜朝遭受兵锋浩劫的背景下产生的，主要有反对侵略战争与呼吁和平两方面内容。在反战辞赋中，有两篇同名的《悯忠阁》，作者分别为金奉祖与权涛。公元645年，唐太宗以高句丽莫离支渊盖素文“贼弑其主，尽杀大臣，用刑有同坑阱；百姓转动辄死，怨痛在心，道路以目”[4]为由发动了对高句丽的征伐，结果因资储不济撤军。归国后的太宗“深悯忠义之士殁于戎事，卜斯地将建寺为之荐福”，后武则天依其旨将之建成，并“以悯忠为额”。这两篇赋作不仅在内容上共同锁定了这一事件，且不约而同选择了相同的结构与立意——均从悯忠阁的荒凉景象起篇，进而倒叙太宗因骄生暴入侵高句丽，失败后心生悔恨并下诏建阁的史事，最后以一段议论表达个人对于此事的看法。在对待大唐将士方面，两赋均报以一如本国的哀悯态度：金赋云，“哀赤县之生灵，尽青丘之猿鹤”，“生为义士兮死作忠魂，春与猿吟兮秋与鹤飞”；权赋云，“哀壮士之何辜，暴万骨于边土”，“隋骸唐骨，一般冤结”，将他们视为满足统治者欲望的牺牲品。在维和赋作中，以李春英《泣罹锋赋》为佳。此赋的宋太祖是一个心怀天下、仁爱好生的君王形象。他发动陈桥兵变是为“顺民心而应箓”，征伐四方是因“思天下之一家”，当南唐归降的捷报传来，“朝野方庆乎混一”，他却为多年因战乱饱受苦难的百姓流下泪来。这一艺术形象或与历史上真实的宋太祖并不相符，却鲜明体现了作者迫切希求一位“好生至仁”、“神武不杀”、虽事征伐却以天下太平为目的的君主。而此类呼唤，归根结底是源自乱世中对和平的渴望。由于这种渴求很难实现，赋作在结尾处转为直白无遗的怅恨：“何后王之不仁，视生民于草蔡。自战国而已然，况时世之益末。伟方面之真主，谅不嗜而能一。可追踪于三代，岂汉唐之髣髴？生干戈之乱世，痛黎元之暴骨。”

其四，忧患图存。这是一种在离乱的社会背景下更为冷静的思索。张显光的《日食赋》记载了“皇明万历二十有四秋”，即“壬辰倭乱”后明、日短暂和解的1596年，作者与友人目睹了被视为“天之示灾”的日食，继而引出的激烈讨论，其中作者认为朝鲜虽暂复安宁，却仍处于转瞬生危之中，应当“自反而修省”。而任叔英《汴都赋》细述了定都于“久矣为国之根柢”之汴梁城的北宋王朝不知忧患，终沦亡于外寇之手的历史，提出了“胡不内修外攘，而易其好土木之心，何患乎彼虏之难防、君臣上下流连荒亡”的建议。此外，朴光前在《屯田赋》中提出“守御之大道，曰养兵之得宜”，推崇“以军而寓农”的屯田制度，表明经过国破君亡的教训，朝鲜朝士人开始重视武备。

其五，谏言政局。相对于侧重表达一种态度的辞赋，对统治者谏言体现了干预朝政的倾向。如赵纬韩《海大鱼赋》、郑蕴《立大事者以人心为本》。赵赋从正面入手，借《战国策·齐策》中齐人以“海大鱼”三字劝服靖郭君放弃在薛筑城的典故，兴发了“夫君之有过，臣必谏之。谏而能改，是谓善谏，虽豚鱼木石之皆可感”的感想，赞美了君主从善如流的作风；而郑赋则从反面讲起，借宋高宗不从忠言，坐失良机，致使“宋室之堂堂而终不能进中原”一事，揭示了君主不纳忠言的后果，发出了“戒宋帝之逆耳”的警示之语。至于外事方面的谏言，主要见于赵希逸的咏史赋作中。对于在国际间行事的方式，他在《养胎赋》和《青梅煮酒论英雄赋》中一方面嘉赏勾践与刘备忍辱待时的“英雄”行为，另一方面批评曹操不顾时机，主动弄潮的“奸雄”行径，体现了他对于小弱之国生存之道的思考。另外，关于如何处理与中原王朝关系，他在《百翎贯寨赋》的议论部分认为甘宁百骑劫曹营的英雄行为勇则勇矣，却是“暴虎凭河”；孙权若能如齐桓公、晋文公尊周一样明确尊奉东汉王朝，早早地以“江汉为池，带甲百万”的实力声讨羽翼未丰的曹操，便不致落入一定要靠“劫掠之举”才能脱险的尴尬境地。

二、对世道人生的感怀

其一，感时哀世。处在一个多事之秋，所闻所睹尽是内奸外寇对国家的败坏，士人们自然不禁生出许多感慨。放眼望去，家国已是满目疮痍，内政、外交、世风、人性，几乎处处沉疴，因此发出对世道人生的感怀。这方面赋作最著名的当是李安讷《次王粲〈登楼赋〉》，该赋作于“万历壬辰忧倭贼之乱，奔窜岭北，流转关西”之时。作者一路阅尽“豺虎纵横以咬人兮，积骸髐然而成丘”的惨象，抑郁许久的感慨终于在登上成川降仙楼的一刻涌出。其中有羁旅望归的迫切（“岂胜景之不豫兮，固归思之难禁”），生不逢时遗憾（“悼余生之不辰兮，逢此世之罔极”），对无人为国的愤恨（“神州既以陆沈兮，畴一人之戮力”），对忠臣贤良的失望（“忠寂寞而结舌兮，贤遁逃而避色”），以及对战争的厌倦（“望北辰以揽涕兮，尚兵戈之不息”），虽云次韵于王粲《登楼赋》，所表现的愁苦却远比王赋复杂。除此之外，朴光前的《梦周公赋》、李春英和李民宬的两首《凤凰来仪》感慨“国家如煅”，世道昏乱；郑澈《卖钗献爵》感慨战乱之际乱象；高尚颜《笑牵牛赋》慨叹了时逢战乱，富贵良缘转瞬成空；韩应寅《仁和肆》感伤于“世降风偷，人滋诈谲”；河受一《箕子操赋》伤世难禁；赵纬韩《河图赋》有感于时乱世衰，急切呼唤圣人救世；权涛《安危托妇人》与《身疾喻朝政》则痛心于须眉无种、朝政多弊。

其二，悲愤不甘。相较于哀时哀世，这是一种更为激烈的情绪，怀有这种情绪的士人对于悲惨不堪的现实固然失望却并不绝望。在他们的赋作里，体现出一种对于现状的不甘与愿意改变现状的决心。赵希逸《病鹘赋》通过对一只憔悴失势却力图恢复昔日风采的病鹘的刻画，发表了“天生大才，厄而必昌。死灰尚燃，弱植终强”的思想，歌颂了在逆境中矢志奋发的精神。金安节的《述怀奉呈仁里诸君子》，直白表达了“满胡马于列邑，暗腥尘于社稷”，即外虏入侵的背景下，、“悲故国之禾黍，鸟相鸣而寻巢”，“姑偷安于一隅，哀国事之日非”的悲情，却也在另一方面表示自己“身虽远于江湖，抱葵忱于蔀屋”，仍然怀抱着对国事的热切关心与对洗雪国耻的决心。

其三，匡时济世。这种思想比起哀时哀世和悲愤不甘、态度更为积极，有典型的儒家学者之风。士人们“顾国事之已矣，痛无救于殄瘁”，遂产生了以儒家思想补救时陋的想法。如张显光的《冶隐竹赋》，喊出：“旌不夺之贞操，表特立之大节。”金宇颙的《镜无见疵之失赋》则直言忠直之人不应因所言逆耳而生怨憎，号召世人坚守忠直的品质。吴达济的《空心柏》则热烈赞颂了比干庙中空心柏树的“孤贞”，愿“愿樵夫之毋往，永勿翦而勿伐”，使忠贞之志伴着空心柏树万古长存。

其四，重视教育。朝鲜自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却因政治昏乱、世风日下，使斯文俱废。正如在郑逑赋作《立雪》中所述：“吁嗟乎世道之一降，师与弟其俱亡。既未见束脩之行兮，矧皐比尊重之可望。”国逢战乱，亟待整顿，士人自然会考虑从文教做起。李时发在《仙查书斋赋》小序中说：“此乃乱后斯文之一幸也。”赵希逸在《军中起书楼赋》主张在军营中建立书楼，“褒文武之两有”，主张动荡时期要兴文重武。

其五，孝亲念慈。收中国“孝”的影响，朝鲜也讲究孝道。当朝鲜出现纲常紊乱之象，士人便希望从孝亲做起补救伦常。这方面最著名的是金安节，其《食舍肉》云：“值昏朝废母时，作此以寓义。”可见是不忿于光海君的“废母论”，因而作赋讽谏。至于宋邦祚的《老孝子赋》则盛赞了一位五十年如一日的孝亲楷模。作者主张先正家风，后正朝纲。孝亲念慈与斯文重教一样，是当时朝鲜朝士人基于匡时济世的考虑，以儒家的思想为指导进行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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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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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姜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