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历史救赎之路——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文／吕澍

最近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日本时发表了一段演讲，指出德国之所以能回到国际社会，再次赢得尊重，原因首先在于德国敢于直面历史，这也是修复关系的必要因素。中国媒体对此多有报道，并认为是对安倍政府的 “礼貌提醒”。

确实，联邦德国承认纳粹犯下的罪行不可饶恕，并真诚忏悔和赔偿，获得了邻国认可，也获得了全世界、尤其是中国的高度赞赏。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德国人使用的赔偿一词是“Wiedergutmachung”，而并非“Entschadigun g”或 “Kompensation”之类。这当然别有深意，仅从字面上讲，就是重新做好。它除了经济赔偿的意思之外，还含有修正、修复、和解之意。英文对这一概念所用的“German Compensation”，无法包含这样的丰富含义。中文里也找不到准确的字词，只好从“一切向钱看”的角度加以翻译了。

战后积极承担战争罪贲

联邦德国早在建立之初，首任联邦总理阿登纳就在议会中说，以德国人民的名义实施的巨大罪行是必须要赔偿的，哪怕达到经济承受力的极限。阿登纳的历史性原则声明在议会上得到一致赞同。所有党派的议员，无论左右，都起立表示支持。舆论界的反应也相类似。比如《南德意志报》认为，这不关乎外交，“而是关乎人类的道德行为，为了努力重新洗清德国之名上的耻辱”。1956年6月21日，议会还通过了《联邦德国对纳粹受害者赔偿法》。

然而，根据德国一家著名的民意调查机构在1949年所做的民意调查，超过半数的西德人J司意不具体的“赔偿”。而美国一个高级委员会的一项特殊民意调查显示，普通的德国人认为，对德国的战争致残者、战死者家人和被驱逐者的必要资助更为重要，而不同意归还非法侵占的犹太商店。大多数人认为，1952年8月与以色列签订的赔偿条约乃多此一举、至少赔偿数额太高，这种看法更多地来自左派的社会民主党( SPD)的支持者。这说明承认自己的罪责并且给予受害者足够的赔偿，在普通民众中的接受度并不高。

普通老百姓关注的是自己的眼前利益，由此也凸显出政治家的高瞻远瞩。民主体制的精髓并非一人一票那么直观，而真正的政治家，并非只会迎合选民。属于右派的基督教民主同盟( CDU)的阿登纳及其政府在赔偿一事上的义无反顾，不是做秀、不是做广告，由此联邦德国走上了被邻居、欧洲和世界接受的正途。

让大众们接受承担罪责的观念，除了政治家的决断，更少不了文化精英的努力。海德堡大学的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1945~ 1946年冬季学期的课程就已经在深入探讨“我们中的很多人在内心深处是所有这些罪恶的反对者而没有行动，……需要承认道德上的连带责任”这一话题。雅斯贝尔斯得出的结论是：集体罪责作为公民的政治义务，虽然不是犯罪的罪责，与道德的和形而上意义的不同，但与公民集体政治义务相关联。

德国教会尤其是新教教会也不断从灵魂上清除纳粹的影响。1950年4月27日，针对欧洲根深蒂固的反犹倾向，德国新教教会主教会议通过了“对以色列的罪责”一词，以此来警告所有基督徒，要在“上帝法庭上，清算我们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由学者、教会等倡导的记忆文化，让德国民众沉浸在历史反思的氛围中，因此民众中赞成承担集体罪责、赔偿受害者的比例一直在上升。

在与索赔委员会及以色列国谈判之后，联邦德国在1952年9月10日的《卢森堡协议》中承诺，支付给以色列入全球性的赔偿34.5亿马克，并承诺修改现有赔偿法，以便一系列个别的赔偿问题得以解决。《卢森堡协议》签订几年之后，联邦德国又开启了与西欧11国的全球协议谈判，签订协议，给予“西方受迫害者”的赔偿总额约为l万亿马克。在1957年7月修正《联邦赔偿法》的基础上，到1980年代中期，联邦德国已经支付了7~ 7.5万亿马克。根据《卢森堡协议》所要担负的义务，到1990年代末，联邦德国政府最终支付100万亿马克，其中80%付给了大屠杀的犹太幸存者，他们中一半生活在以色列。

我们在屏幕上多次看到，1963年7月26日，美国总统肯尼迪访问西柏林，面对聚集在市政厅广场上的德国民众用德语说了“Ich bin einB erliner”（我是一个柏林人）这句话，很多人深受感动，当场落泪；同时也感到振奋和鼓舞，因为这正意味着德国人被西方大家庭所接纳。其实在此之前，1962年9月，法国总统戴高乐访问德国时，就用德语向德国青年发表了著名的“路德维希堡市演讲”。他将德国青年称作伟大民族的儿女，尽管这个民族在历史上犯过错误。戴高乐积极肯定了德国民族为人类贡献了丰富的精神、科学、艺术和哲学瑰宝，以无数发明创造和技术劳动成果改变了世界。他的讲话也让德国青年欢欣跃动。这次演讲成为德法关系史上的里程碑，表征着两次百年敌对史的结束。1963年1月，阿登纳和戴高乐签署了《德法友好条约》。道歉与接受，都是出于真诚，形成了良性互动。

当然，德国之所以能够承担罪责、赔偿受害者，不只是自发行为促成的，国际外交压力也是重要条件之一。虽然在冷战形势下，西德作为对抗苏联和东欧阵营的桥头堡，得到西方阵营的支持，但美国议会中犹太人实力强大，促使美国在对德外交上一直没有放松对纳粹的清算。这一情形与美国的日本外交政策形成巨大反差：因为美国华裔势力对议会根本没有影响力，日本更多地被当作实用的对抗苏联的航空母舰，被当作盟友而非战败国。并且，联邦德国有着要融入西方大家庭的强烈意愿，这也使德国不断谋求邻国的谅解和支持。

反思纳粹历史深入灵魂

尽管，德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已赢得西方各国的谅解和信任，但“六八学生运动”让反思纳粹历史更加深入灵魂。青年学生不断追问父辈，你们究竟做了什么？仅仅承认道德上的连带责任已不够，人们开始追究个人在纳粹时期的所作所为。1966年就任联邦德国总理的库尔特·基辛格( Kurt Kiesinger)在担任总理之前就因其纳粹党员的历史饱受争议。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G u nterGrass)在1966年的《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公开信，呼吁他放弃总理宝座；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以放弃德国护照而抗争；抗议活动的高潮发生在1968年11月7日的基民盟大会上．一位妇女当众抽了基辛格一个耳光。这位身为记者的女子，丈夫是法国犹太人，其父和众多亲人都被纳粹杀害。德国人对有纳粹前科的联邦总理的坚决不容忍震撼人心。基辛格不得不于1969年辞职，成为联邦德国历史上任职时间最短的总理。这与日本正好形成强烈对比。

继任联邦总理的维利·勃兰特( Willi Brandt)，是社会民主党人，具有鲜明的左派立场，深受左派知识分子的拥戴。第三帝国时期，勃兰特因参加地下抵抗组织而遭到纳粹通缉，不得不流亡挪威。1970年作为联邦总理的勃兰特，在华沙隔都罹难者纪念碑前历史性的下跪，被东欧、特别是波兰人民看作是德意志民族对纳粹受难者认罪和忏悔的真诚表达。此后德国与东欧的关系趋于正常化，尽管那还是冷战并无缓解的年代。勃兰特的历史性一跪，并非表演，而是触景生情，当时在德国引起争议，甚至有不少人认为这一跪有损国家的尊严。但时至今日，这样的杂音不再有，勃兰特的一跪也毫无争议地载入史册。

苏联解体后，由于历史政治原因，东欧各国纳粹时期被迫当劳工的幸存者，生活非常困难。尽管德国对各国的赔偿已经结束，而这些劳工作为个人并未得到赔偿。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他们年老体衰，东欧各国经济环境艰难，要求德国赔偿的声音越来越大。为此德国于2000年成立“回忆，责任和未来”基金会，由联邦政府和经济界共同出资，在全球范围内对纳粹暴行的受害者个人进行赔偿。截止到2007年，总计为150多万受害者赔偿了43.7亿欧元，其中波兰近9.3亿欧元、俄罗斯4.3亿欧元、乌克兰8.8亿欧元、白俄罗斯3.55亿欧元、捷克2．16亿欧元，其他国家的犹太人受害者约9.3亿欧元、非犹太人受害者2.7亿欧元。此外，还赔偿了犹太人财产和各种损失2亿多欧元，外加支付美国律师费近6400万欧元和德国律师费250多万欧元……对比中国的王选女士对日的民间索赔之艰辛，默克尔总理应该提醒的不只是日本政府。

联邦德国对纳粹历史的反思无处不在，真可谓是从娃娃抓起，其中小学历史教科书虽然不同，但其教学指导思想，在于“让学生获得这样的能力，即将一己的作用当作历史的一部分来看待。学生研究过去的历史事件并批判性地对历史提问，由此形成自己的判断力”。而纳粹历史成为授课的重要一章，除了追溯纳粹思想的起源、展示犹太人的苦难，同时也讲述独裁制度下的日常生活。由此对民主和人权确立不可动摇的信念。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德国馆里，展示出刻有纳粹统治下犹太受害者姓名和生卒日的被称为“绊脚石”的铜质铭牌。它散落在德国普通的人行道上，成为一个个不起眼的纪念碑。科隆艺术家Gunter Deming最早发起这一行动。他引用犹太教法典说： “只有当名字被忘记时，一个人才真的被忘却。”他在被害犹太人最后居住过的房子门前挂上铜牌，上面刻着“此处曾住过……”，一块铜牌一个人名。后来又将铜牌镶嵌在路面上。截止到2014,年8月，铺设的铜牌已经超过5万块。这一纪念行动不仅遍及德国各城市，而且还发展到欧洲17个国家。上海世博会上，德国人把它们搬进了德国馆。世界博览会是展示国家形象的良机，一般各国都是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亮出来。而德国人利用这样的平台，把自己历史中最不堪的一页展示给世人。

近来希腊债务危机到了新的关口，因欧洲央行坚决要求希腊履行借款后“勒紧裤腰带”的义务，新上台的左派政府领导人突然提出，德国应当归还纳粹德国的一项欠款，引起社会上的热议。德国民间舆论一方面对希腊混淆现实经济义务和历史赔偿不满，另一方面却也大多认可这是应当予以赔偿的欠债，并且还从国际法角度来论证这笔历史赔偿的合法性。这不禁使人感慨民众对历史反思和罪责承当的勇气和理性，与1950年代初期已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