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中权力变移与信息权力内涵分析

摘要：权力是国际政治领域的核心概念和热点话题。在信息时代，传统的国家权力影响要素与信息结合，权力发生变移，信息权力出现。信息权力是一种新型权力，它同时具有传统国家权力观的特征，又被赋予信息的特性，是软权力和硬权力的综合体。新时期国家综合力量的对比更多的是信息权力的对比，各国围绕信息权力必将展开新的竞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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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权力；变移；信息权力；内涵

权力是国际政治领域最为核心的概念之一。在西方三大主流国际政治理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那里，无一例外。马克思主义等其他学派也都注意到了权力这一关键范畴。国际政治理论各学派看待权力的视角不同，研究权力问题的方法不同，因此所得出的结论也有所不同。

新世纪以来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全球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社会相互依赖和影响的程度逐渐加深，但国际政治中最主要和最重要的行为体仍然是国家，权力因素依然在国际层面扮演着关键角色。

一、信息与权力的结合

信息在显示其稀缺价值时, 就被赋予了权力。这是信息与权力二者的结合点。在信息时代，这种结合被无限放大并加以强化了。不论对于个人、团体，还是对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不外如是。在信息社会，“信息不仅是资源，而且已经成为权力源。”“信息本位正在逐渐替代金钱和其他实物，甚至传统的权力，而起着绝对重要的支配作用。”信息权力逐渐超越传统权力，成为比传统政治权力更有份量和活力的权力。

信息权力是如何产生的？它与传统的国际政治权力观有何区分？本文试图从信息时代的背景下，考察权力的变移，并对信息权力的出现给出解释，对其内涵做一番分析。首先有必要从学派发展的角度，梳理一下国际政治的主要权力观，并指出它们与时代特性的相关性。

二、传统的权力观与时代特性

1.现实主义的权力观

现实主义成熟完善于20 世纪20 年代，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也正是现实主义开启了国际政治作为独立学科的存在。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奠基人汉斯·摩根索认为，权力限定利益，“利益”是根据权力大小界定的。在他看来，权力是人支配他人的意志和行动的力量，反映的是行使者与被行使者之间的一种心理关系。权力是能够达到并维持人控制人这一目的的任何手段，它可以是武力，也可以是控制思想的心理联系。摩根索把国家权力要素归类为地理、自然资源、工业能力、军事装备、人口、国民性、国民士气、外交的素质和政府的素质等。其中，对国家权力构成最重要的是军事装备，它赋予地理、自然资源和工业能力等因素以现实效应性。在传统的现实主义政治家眼里，军事实力是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因素，一国权力大小首先在于其军事实力强弱。

1979年《国际政治理论》一书的出版是新现实主义即结构现实主义产生的标志，它的作者华尔兹也不否认权力的重要地位，但认为权力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20世纪90年代进攻性现实主义从结构主义分离出来，以米尔斯·海默为代表，这一学派强化了对权力和霸权的追求，可以说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回归。

2.建构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

建构主义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并迅速发展壮大。建构主义强调观念,认为观念造就了权力和利益，从而使之在国际政治中发挥作用。“观念决定权力的意义与内容,决定国家实现利益的战略,也决定利益本身。”可以说，主流建构主义并不否认权力的地位, 只是强调其内涵需要重新界定。在建构主义学派看来，权力和利益不是物质的，而是由观念构成的。它的逻辑思路是这样的:观念建构利益，利益建构权力。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者，不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同样重视权力问题，但研究的出发点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学理论除了众所周知的战争革命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在权力观上，也认为它是一种客观存在，也对世界格局具有决定作用。但同时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的力量不可忽视，在国际体系中应该实现权力与道德的并重。

3.硬权力与软权力观

现实主义强调物质，建构主义重视观念。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则认为，物质因素只是国家权力的一个方面。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约瑟夫·奈那里，权力被划分为硬权力和软权力。其中硬权力包含国家的军事能力、自然资源和其他有形物质的力量，软权力的源泉则包括文化和意识形态、国际机制相关的规则与制度。硬权力是一种“对抗型”的权力，而软权力是一种“合作型”的权力。与之相对应的是，硬权力可以在一定的政治主体如国家内部得到强化和扩散，而软权力则更加依赖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支持：认同一定的文化价值观，支持一定的体制机制规则。

一言以蔽之，软权力具有开放性和非垄断性，即软权力的基本组成要素不能由一定的国家或国际集团所独有。软权力的大小与文化和知识的开放性正相关：文化和知识越是被传播，软权力越大，越是被垄断，软权力越小。只有当一种文化广泛传播时，软权力才会产生强大的力量。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冷战结束以后，各国纷纷通过提升自己的软权力资源来塑造国家形象和影响国际形势。如今，伴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依托的新科技革命，软权力的新形式正在出现，传统的地缘政治学已经无法来解释和评估其日渐凸显的影响。

4.权力与时代特性

上述主流国际政治理论的权力观，无一不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学科发展情况相联系，无一不具有特定的时代特性。在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时段里，正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前后，是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崩溃后最为混乱的世界体系，弱肉强食，各国以实力说话。自由主义盛行的时候，恰恰是美苏争霸的高潮时期，世界两极体系形成了暂时的稳定。系统论、控制论盛行，新技术革命初见端倪，各国自然转向对非传统因素的研究。而文化建构主义在冷战结束的大背景下，世界逐渐走向多极发展，后工业化时代来临，电子技术发展和信息网络化一浪高过一浪。

三、信息时代特性、权力变移及信息权力的产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大变革，国际政治的学者也对其进行了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在政治军事层面，是关于冷战两极体系的终结及世界秩序的重建过程；在经济层面，是关于全球化趋势和相互依赖的加深。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层面的变革：即信息革命在全球范围的推进及其在国际政治领域产生的广泛而重大的影响。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国际间的交流交往方式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这一影响和变化，反映在权力领域，便也烙上了时代特性。在权力问题上，信息革命正在改变以地理单元为基础的有形权力秩序。网络信息化使得权力的许多方面以信息形式存在，信息本位正在取代有形资源成为衡量权力的基本尺度。国家间的权力对比和权力转移，所依赖的基础已经不局限于单纯的物质资源、经济水平和军事力量，而更多的与信息技术正相关。“与过去那种靠战争来仲裁一切的时代不同，今天值得注意的一类力量，并不来自于枪杆子。”来自于哪里呢？毫无疑问，是信息。

信息时代使那些无形的权力要素更加凸显，权力本身正在发生变移。首先是文化知识。苏珊·斯特兰奇认为，知识是一种结构性权力，知识的获得和掌握者可以控制知识的传播渠道，让那些他们所不希望其得到这种知识的人仰望，不让他们接触，从而掌握权力。斯特兰奇进一步强调了知识权力对财富分配的影响。她的重大贡献在于将考察权力基础的要素从物质引向了知识层面。彼得·德雷克也赞同这一观点。“事实上，知识是当今唯一有意义的资源。传统的生产要素——土地等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它们并没有消失，它们只是变得次要。”阿尔文·托夫勒也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国家权力的衡量方法从武力转向财富，又从财富转向知识。在《权力转移》一书中，他把权力的基础分为三个主要支柱：暴力、财富和知识。他论述说权力的本质在当今世界已经发生变化，暴力、财富等较低级的权力，是军事霸权主义时期和经济争霸时期世界政治的权力基础。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知识这个高级权力的地位将发生扭转，将成为决定未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主要因素。他因此断定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是知识越来越成为权力的主要支柱。

其次是信息技术本身。信息技术可以直接转化为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包括经济实力要素和军事实力要素。在经济层面，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计算机、多媒体通信、软件等电子信息产业迅速崛起，成为带动国民经济全方位发展的主导产业，并带来了新的生产经营方式和理念。在政治军事领域，武器装备和作战性能越来越依赖和取决于于电子信息技术的转化和应用程度“, 电子信息技术已取代导弹核技术成为当代国防科学技术的核心和衡量国防现代化的主要标志”。信息技术进步正在改变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深刻的变革正在从军事理论到作战样式，蔓延到武器装备和编制体制。在信息时代，军事领域的各种信息攻防手段增多，黑客与反黑客、信息系统与网络成为新的作战要素，网络安全正在成为国家安全的主要方面。

总之，在信息时代，信息太重要了，信息与权力的结合在多个层面展开，促使传统的权力要素向信息方向变移演进。信息权力这时便应运而生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权力已经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作为代表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新的象征，信息权力正在日益影响甚至主导国际事务。

四、信息权力内涵分析

信息权力的概念，首次由由约瑟夫·奈和威廉·奥多斯在1996 年明确提出。信息权力是一个综合的概念，是一个国家信息化程度的总的体现。简言之，信息权力，是一个国家信息资源、信息技术、信息产业和信息经济等方面实力的总和。奈在1998年与基欧汉合著的另一本书《信息时代的权力和相互依赖》一文中继续指出，下个世纪信息技术有可能成为权力最重要的来源，并预言,如果一个国家控制了信息权,那么这个国家最终能够主导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证明了这些学者的论断。二战以来，美国的国家权力除了表现为其强大的武装部队，还体现在其官方传媒“美国之音”上，体现在互联网上大量的来自美国的信息资源和技术参数，以及由其所营造的文化氛围。21世纪以来，信息技术加速发展，而信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产业进步、人们的生活方式及观念的调整、国防工业装备的不断升级等等，都反映了信息权力越来越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央。2013年被美国中情局雇员斯诺登曝光的“棱镜门”事件令世界震惊，也佐证了美国迄今为止所保持的对于其他所有国家的领先地位，原来也是基于其信息优势地位。一句话，美国掌握了优于其他国家的信息权力。

信息权力是信息时代一种新的权力形式，是国际政治进程中传统权力观的变移方向和归宿。那么信息权力与传统权力的区分在哪，内涵有何不同呢？

一方面，信息权力也是权力，它具有传统权力观的共性特征，即物质性特征。这一点从前文中关于信息时代的权力变移和信息权力的产生过程不难了解。基于信息技术，国家不断将其转化为军事国防技术的成果，使得信息“硬化”和“物质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另一方面，由于信息技术本身是知识的载体，是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传播的依托，使得权力由物质向非物质化的演变的趋势也加剧。因此信息权力也是具有非物质性的。

信息权力同时具有物质属性和非物质属性，这很好的诠释和融合了新自由主义学派的软硬权力观。软权力和硬权力都很重要，而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软权力的作用比以往更加凸显了。信息权力的出现，一方面巩固了硬权力在展示国家“肌肉”方面的能力，同时也让软权力的发挥更加游刃有余，可谓“外刚内秀”。可以说，信息权力是权力软硬两个方面的倍增器，它在增加国家物质力量有效性的同时，还能够增强一国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吸引力。奈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在信息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已经普遍增强了全球其他国家民众对美国思想的认识和美国价值观的认同。因此，我们聪明地运用权力的方式应该是软硬权力并重。

综上所述，信息权力兼有硬权力的物质性和软权力的非物质性，信息权力是硬权力和软权力的综合体。信息权力的物质化和非物质化同时演进对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因素带来极其重要的影响，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信息权力成为国家综合力量对比的集中体现，各国必将围绕信息权力展开新的竞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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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