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我国工业化模式推进新时期“三农”发展

王辉程晓蕊曲承乐

摘要：建国以后，我国效仿苏联举全国之力发展工业化。但在自身较差的资源禀赋条件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下，我国工业化资本积累不得不采取内向型自我剥夺的方式，将发展的成本转嫁到农业、农村和农民之上，长期以来造成了严重的“三农问题”。本文对我国推进工业化选择内向型资本积累这一模式进行解读，着重探寻其形成的内在原因，并在新时代背景下探索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复兴之路。

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关键词 ：工业化；内向型资本积累；“剪刀差”模式；“三农”发展

工业化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必然过程，以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为目标。我国实现工业化的任务，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的。至今，我国为实现工业化已经奋斗了近60年，成功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建设成为拥有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并有一部分达到现代化水平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我国工业化发展采取的是内向型的资本积累，将农业和农村作为了工业化发展的“成本转嫁”载体，出现了相当严重的“三农”问题：农民失业、农村消亡、农业多样化遭到破坏、农村环境污染等。因此，在享受工业化发展成果的同时也要反思，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切实贯彻生态文明的理念，促进“三农”的全面发展。

一、两种不同的工业化资本积累模式

任何国家推进工业化都必然涉及到资本积累，单从理论上说，工业化资本积累的来源，不外乎国外来源和国内来源两部分。国外来源表现为境外资源的流入，这种积累方式可称为外向型资本积累；相对应的内向型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为国内农业剩余这一本源途径，另外还包括工业内部的自身积累及政府投资等。

1.外向型资本积累

西方凭借先进的航海技术和强大的军事力量采取了外向型资本积累模式。其具体表现为，移民殖民主义。西方国家主要通过海外扩张，建立海外殖民地，直接获取殖民地上的自然资源；资本主义奴隶制，欧洲殖民者把非洲的黑人贩卖到美洲充当奴隶，并获取了充足劳动力资源；垄断海外贸易，凭借先进的航海技术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垄断海上航线和贸易资源，获取巨额资本。西方国家就是通过这种扩张和掠夺的方式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本，为它们进行早期的工业化提供了丰富的资金和原料。

2.内向型资本积累

我国是典型的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采取内向型资本积累模式的国家。在具体工业资本积累过程中，学习的是苏联的“剪刀差”模式：国家采取垄断贸易的方式，以很低的价格，强制性或半强制性地从农民手中取得农产品，同时又以较高的价格向农民销售工业品，农业剩余资源即通过这种价格关系，从农业部门转入非农业部门，成为工业化的资本积累。我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政策导向下，工业化的资本积累一直采取的都是内向型自我剥夺模式，并将工业化的发展代价转嫁到了处于弱势地位的农业、农村和农民。其实质上是一种工业化发展的成本转嫁模式，结果造成了农村出现一系列的“致贫”“致乱”“致害”的恶劣现象。

二、我国工业化采取内向型资本积累模式的原因

我国在发展工业化过程中，采取以工农业“剪刀差”为主要手段的内向型资本积累模式有着深刻的历史传统背景和现实条件约束。

1.清王朝实力衰微和儒家传统思想的洗礼

在西方推行工业化的同时期，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随着西方日渐强大，一直以来的贸易顺差被打破，中国成为了西方列强虎视眈眈想要瓜分的猎物，后经甲午中日战争致命打击，最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对外已毫无优势，根本没有能力像西方一样采取对外扩张、掠夺的外向型资本积累方式。

另外，自古以来儒家思想长期作为政治统治思想，一直都是以“心性之学”为中心议题，讲求“知、行、仁”三者合一，这些观念对执政者的影响根深蒂固。不论是清政府发展民族工商业，还是1949年建国以后推行工业化，领导人都会秉持“礼治”“德治”“人治”等这样的治理理念，采取睦邻友好和与邻为善的对外政策。这种“仁爱”“克己”的儒家“心性之学”决定了我国不会采取军事战争等强制手段进行对外掠夺和扩张。

2.工业化发展的薄弱基础和政治环境建国后，中国加紧发展工业化。但是由于初期现代工业十分弱小，工业部门和工业发展基础都很薄弱；加之一开始就伴随着人口“爆炸”的沉重压力；另外，境外资源流入近乎为零，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一系列原因致使我国的工业化发展的资本积累只能长期依存于国内资源，而且只能依靠农业和农村。

改革开放后，中央虽然完成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却又进入一个以地方资源资本化的方式大幅度进行的地方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时代。乡镇企业、外资企业崛起，国有工业比重下降，开创了多元化工业经济格局。但是，新的发展模式依旧是以工业为核心的发展战略，国家继续通过“剪刀差”的模式从农村和农业中调动工业化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负担依然很重。乡镇企业在农村崛起以后，盲目追求过快发展，也给农村带来了很大的污染问题。

三、工业化发展带来的“三农”问题

工业化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历史性变化，使我国从一个农业经济大国转变为工业经济大国；但同时工业化也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造成了长期破坏。

在农业方面，农业长期以来作为工业化发展进行资本原始积累所掠夺的对象，严重的“剪刀差”长期压抑和扭曲了回报再生产体系，严重削弱了农业自身的再生产能力；在农村方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通过强制或半强制的方式剥夺农业剩余价值来推动工业化发展，并由此形成了一整套包括政府定价、统购统销、户籍制度等在内的城乡隔离的二元社会结构，使得农村长期处于社会发展的边缘状态。“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结构一直成为限制农村发展的障碍，农村作为工业化发展的成本转嫁载体无法享受到工业文明的成果，在城市繁荣发达的背后出现了落后、破败的农村；在农民方面，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农民承受了很大的负担，不但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廉价的劳动力和大量的资金，还为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市场贡献——购买和消费大量工业产品。但是，农民获得的收益与其担负的成本极不对称，城乡收入差距也愈来愈大，大量农民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下。

另外，我国在推进工业化发展时多采取以消耗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先发展、后治理”的模式，存在很多浪费资源和环境破坏的问题。尤其在改革开放后，地方工业化兴起，招商引资成为发展潮流。发达国家纷纷到中国投资建厂，或将原料生产基地设在中国，很大程度上将环境的成本附加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之中，不论城市还是农村，都在这新一轮的工业化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四、多层次地推进“三农”发展促进“三农”的新发展，就是要在倡导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更加关注农业、农村和农民，统筹城乡一体发展，从多重层面上实现农民增收、农业自我循环发展和农村的复兴，真正探索出加快“三农”问题解决之道。

1.观念层次

树立生态文明发展的理念。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城乡发展矛盾以及环境问题。现在要回归到生态文明时代，人们要自觉地认为是自然的一部分，探寻既符合生态又尊重文明的发展之路。“三农”问题的解决，其本意就应该是以生态文明为立足之基的“农业发展和乡村文明复兴”。因此，在促进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时，要秉持生态文明的理念，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与文明共同发展的道路。

重建农民对于农村的归属感。在现代工业化、城市化的冲击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阻隔下，农村一直游离在社会发展的边缘，农村大批青壮年“放弃土地，涌入城市”寻找务工机会，农村空巢化严重。要解决“三农”问题，必须重建农民对于农村的归属感，自发形成一种村社的集体理性，建立基于血缘地缘关系而形成的乡村归属感和集体依赖感。吸引农民回到农村、回到土地上，让农民自信在乡村内部能通过资源整合获取全村收益最大化，努力恢复农村的广义生态环境和宏观社会资本水平，改善农村的经济基础，重建农村良治体系。

2.制度层次

实现“三农”的发展和振兴，必须要在制度层面加大投入，推进制度创新。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要逐步消除城乡二元化的社会结构这一体制性障碍，构建平等公平的城乡关系；要深化就业与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就业体系；要推动农业经营体制和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大力发展立体农业、市民休闲农业、循环农业；要加大对“三农”的财政扶持力度，加大财政支农、金融支农的力度，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让公共财政阳光逐步覆盖农村，加大补贴农民力度，支持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真正实现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全面发展。

3.实践层次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工养农，保护农业。目前，我国工业化发展进入到中后期阶段，在新时期倡导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基础上，要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之路。对于农业的保护和补给，不能把工业剩余回归农业变成简单的对农业的“输血型”保护，剩余注入应建立在培养和增强农业自身的“造血”功能之上，在以工补农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自我循环和良性发展。

加快发展生态农业。发展生态农业，符合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的发展要求，以农业自身为核心，发展生态农业，实现农业、农村的自我循环和可持续发展。另外，在生态农业发展过程中，也要注重人文关怀，成立专业合作社作为统筹机构，合作社承诺对农田保收，向农民推广有机农业种植技术，收获后农民和城市消费者直接对接，企业家和市民以双方协商的道义价格向农户认购，并实施农产品的可追溯机制，真正实现农产品的“道义生产—道义流通—道义销售”过程，为农民、为社会真正谋利益。

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参考文献

[1]李溦.农业剩余与工业化资本积累[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2]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

[3]乔万尼·阿瑞吉.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4]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

[5]温铁军.村社理性：破解“三农”与“三治”困境的一个新视角[J].中共中央党校校报，2010（4）.

[6]何慧丽.生态文明的超越与溯源——兼谈精耕细作的农业发展观[J].有机慢生活，2013（7）.

[7]陈文辉，冯海发，石通清.农民与工业化[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