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的民族团结教育初探

贺小娜

摘要：延安时期，我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了具有历史意义和革命意义的民族团结教育，为边区的政治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提供了充分的思想条件，对构建边区和谐社会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让边区人民统一起来，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积极投身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洪流中。民族团结教育同时也是边区综合建设得到长足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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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民族团结教育

延安时期具体来说是指中共中央随同红军一起经过万里长征到达陕北的吴起镇（今吴起县），到中共中央从陕北吴堡县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去迎接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一历史阶段。这一历史阶段前后经历了13个年头。这一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针，从文化、经济和政治等诸多领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教育工作，形成了一整套包含区域自治、宗教信仰、教育组织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成熟的民族团结教育工作的方法和理论，从此,我党的民族团结教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一、民族团结教育工作组织的建立

1.民族教育工作组织结构的建立1936年春，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建成西工委）成立，张闻天任书记，委员由回族、蒙古族和汉族同志组成。西工委下面设有民族问题研究室，专门对陕、甘、宁、青等五省的少数民族工作负责。民族问题研究室进行了广泛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两个对民族工作进行指导的纲领性文件（《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这两个文件成为我党制定民族区域等政策的科学依据，对民族工作的开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之后，我党于1937年7月和1941年5月先后成立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下设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

2.民族工作组织体系的完善

陕甘宁边区政府下设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并在少数民族集中的县区设立民族事务科员。这些机构设置的目的都是为了能更好地对民族问题进行处理，它们对于少数民族工作的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建立层次鲜明的民族组织体系进一步加强了我党的民族团结教育工作。

二、民族区域自治管理的开展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下，结合我国实际，第一次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区域自治这一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理论。这一理论在陕北等地进行初步实施，使各族人民之间的大团结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1.民族区域自治管理政策的形成民族平等是民族区域自治的最核心的思想。《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1939）赋予了回、蒙民族在经济、政治上与汉族同等的权利。《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则在民族平等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回、蒙古民族自治区的政治主张。这两个文件对民族区域自治的方式和思想进行了明确，民族平等政策得到了落实。

2.民族区域自治的开展

1936年，回民自治县在豫海县成立，城关镇的两个村与定边县的四、五两区成立回民自治乡（1942 年4 月升级为自治区），回民自治区在曲子县的三岔镇、新正县的一、九两区和盐池县的回六庄成立。这些自治县、区、乡的县长、区长和乡长由回族人民自己选举，由他们对所辖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管理。之后，若干自治乡和自治区相继在部分回族聚居乡村成立，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具有完全的管理权和选举权。

3.少数民族参政议政

先后在1939年2月和1941年1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二届参议会都对少数民族参加选举进行了具体规定，赋予了少数民族人民参政议政权。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产生的边区参议院中，就有七位回族代表当选，在第三届参议会(1946 年4 月)上又有了3 位回族代表产生。

三、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发展

作为民族心理重要表现之一的宗教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民族团结教育工作的开展。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对民族宗教文化的学习、民族宗教信仰的尊重和宗教建筑的兴建上。

1.尊重民族宗教信仰

延安时期，边区政府为贯彻执行党的宗教和民族政策，颁发了一系列涉及回族和其信奉的伊斯兰教的通知、规定和文件。如在《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中明确要求对回族和蒙古族的文化、习惯、宗教和信仰进行尊重；在《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中要求对回族人民信仰宗教的自由进行尊重，并同时对轻视和侮辱回教的言行进行反对和禁止。

2.学习民族宗教文化

通过刊发《回族概述》《回民工作问答讲话》，印发《回回工作简要手册》和出版《回回民族问题》等手段，对伊斯兰教的教义、起源和回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等知识进行全面介绍，普及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知识，大大提高了基层党组织和政府处理宗教问题的能力。

3.帮助兴建宗教建筑

边区政府成立后，先后帮助境内的回民聚集区建立了5处清真寺，并给予建寺以经费、土地等方面的便利。延安清真寺新落成后，毛泽东同志还为其亲笔题字。《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向第二届边区参议会报告与建议书》中这样写道：到1941年，边区凡是有回民的地方，都建有清真寺。

四、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振兴

发展民族文化教育，保障和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和使用，对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民族的大团结是大有裨益的。延安时期，边区政府在进行民族团结教育的同时，十分重视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

1.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

1939年秋，中央党校在陕甘宁边区创建了回民班；陕北公学民族部于1941年成立；学校在少数民族地区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截止到1944年，边区政府创办的伊斯兰小学就达8所之多，同时还在边区西北部的定边建立了一所伊斯兰公学，并将阿拉伯语纳入课堂教学中。此外，还兴建了蒙古族学校两所；1941年民族学院成功创办，共招收汉、回、蒙古、苗、藏等多个民族学生300余人；在积极筹备下，回民民族促进会和蒙古文化促进会成立了。

2.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作为民族团结教育的一部分，我党延安时期在延安大学、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校以及军事政治学校等院校中招收了一大批少数民族青年，将其培养成为少数民族干部，以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和提高。同时，为了提高民族素质，在各民族聚集区，还通过冬学、夜校、识字班、识字组等形式扫除青壮年文盲，提高其识字率。

五、边区民族团结教育的积极作用

为数不少的群众由于文化水平不高而缺乏应有的抗战意识，政治水平十分低下。通过民族团结教育不仅加大了抗日宣传和民族团结的力度，唤醒了民众抗战热情，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同时也提高了群众的政治水平，将其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统一起来，一心一意跟党走。

1.民族团结教育使民众的政治素质进一步提高

民族团结教育是对我党民族政策的一次宣传，它让民族的政治意识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变，将保家卫国的意识深深植根于民众心中，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民族与自身的关系，积极投入到民族解放和民族革命的洪流中。例如，1937年，为了让党提出的统一战线目标得以贯彻，《不当亡国奴》《爱中华》等庆阳民众教育馆编排的小说短剧在不同的地方每天坚持演出，所到之处，群众的民族意识无一不被唤醒，他们异口同声地喊出了“还我领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抗日救亡口号。1941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在报告中这样写道：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战，抗战不胜利，大家当亡国奴，什么都没有，是边区妇孺皆知的道理。

2.各民族以实际行动支援前线或参加抗战

随着边区民族团结教育的不断深入，群众纷纷聚集到共产党的旗帜下，参加自卫军，保家卫国。在党的伟大号召下，民众踊跃参军，其中不乏妇女，都争先恐后为抗战出力。仅1939年，接受检阅大会检阅的女子自卫军就有1000多名，她们还参加军事表演，赢得普遍好评。民族教育的宣传取得明显效果，广大群众踊跃捐钱捐物，齐心协力为抗战。在这一时期，红军教导师在庆阳驻防，但该地经济贫困，军队吃了上顿没下顿，庆阳民众教育馆民众知道后慷慨解囊，为军队送来了粮食。可见，通过民族团结教育，各民族群众的政治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了，为取得抗战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又增添了几分保障。

六、边区民族团结教育的启示

1.民族团结教育必须紧密结合党的中心任务

文化体现了一定的政治模式和社会经济，同时也影响着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民族团结教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历史背景下展开，其主要目的是鼓励各民族群众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共同推翻蒋家王朝。党的中心任务就是通过民族团结教育，让各民族群众将思想统一到政治军事活动上，为政治军事活动提供帮助。

2.民族团结教育必须紧密结合政权建设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教育必须以政权建设为保障和前提，同时这也是政权建设的条件和内容。只有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权下，民族团结教育才有大力开展的机会。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之后，边区的民族团结教育才逐渐发展并成熟起来。陕甘宁边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主动地贯彻执行民主纲领，统一思想，团结抗战，使民族政治建设不断走向深入，为边区的民族团结教育营造了一个良好氛围。边区的民族团结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政权，让抗战得以持续。民族团结教育是反战根据地发展和边区实行民主政治的需要。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入实践，形成一整套民族团结教育政策，为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民族政策的不断完善积累了宝贵经验。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民族团结教育十分重要，它将社会文化置于民众的内心，实现民族团结和政治教育的统一，积极破除封建迷信思想，提高群众抗日和打倒蒋家王朝的热情，为今后投身革命、建立美好家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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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乔楠.甘肃革命文化史料选萃[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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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妇女[J].抗日战争研究，2004(2).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 陕甘宁边区民族宗教问题研究”（编号：14JK1811）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