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互动关系研究

许凡 宋殿清 田利军

摘要：厘清和把握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对于实现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云南省为例,对四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云南省四化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和较为明显的单项因果关系；四化变动在短期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差异较大；然而，从长期来看，工业化和信息化对于农业现代化有积极的作用，而城镇化则削弱了农业现代化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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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四化互动；熵值法；向量自回归模型；多变量协整检验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对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要求更为紧迫”，强调四化同步下推进农业现代化的紧迫性。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基本途径，这“新四化”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然而，要做好“四化同步”，就必须从国情、省情出发，遵循客观规律，处理好四化之间关系。研究四化之间的关系，寻求四化统筹的突破口，对于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不少文献对于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各自的水平测算较多，也讨论了各化与经济增长的联系。在“三化同步”概念提出之后，关于三化互动、协调发展的研究开始增多。“四化同步”是我国特有的命题，在“三化同步”的基础上增加了信息化发展要求，反映了现阶段发展的现实要求和时代特征。

当前，大多数文献仍然集中在“四化同步”的理论分析，少有关于四化水平的测度、四化互动关系的检验。其中，黄安胜、许佳贤基于熵值法对全国各省域四化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且对评价结果进行聚类分析和离散系数分析。袁晓玲、景行军等通过对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两两之间相互作用机理的分析，总结提炼出了“新”四化互动关系理论模型，并运用熵值法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对我国“新四化”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测度和评价。以往文献中关于三化互动的研究较多，但缺乏信息化的新内容，并且衡量各化水平度时局限于单个指标，没有突出各化的内涵和外延。另外，在无论三化还是四化研究中，都过于研究理论分析或者是全国范围内的互动关系研究，缺少对于特定地区的四化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认为区域间四化发展过程所表现的互动关系有所差别，尤其是在四化发展水平不高的欠发达地区，其表现的作用方式、作用强度与其他地区不一而足。因此，本文选取云南省为例，分别建立了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基于1990-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测算了云南省四化发展指数，并进而对其进行多变量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

另外，相对于快速推进的工业化、日新月异的城镇化和风起云涌的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明显滞后，是实现现代化的短板，四化同步最薄弱的环节依然是农业现代化。因此，本文特定进行了农业现代化对其自身和其他三化的变动下的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以分析四化的发展对其他的发展影响与否、影响方式及影响程度。

三、来自云南省的实证检验

云南省处于我国西部地区，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水平和信息化发展水平均较低，在这样一个不发达地区如何推动四化同步、协调发展，厘清四化之间作用的关系将有重要意义。

1.四化发展水平的测度

本文分别选取有代表性的指标设计体系，用以综合测度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水平：

(1)四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工业化发展水平测度指标集中反映了新型工业化的内涵。本文选取人均GDP、非农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非农产业就业人员数、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单位GDP能耗等6项指标来衡量其发展水平。工业化发展指数用IND表示。

为突出建设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确保城镇化水平能全面反映我国新型城镇化的质量，本文选取城镇化率、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每万人医生数、人口密度、城市居民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等6项指标。城镇化发展指数用URB表示。

基于对农业现代化现状的认识，本文选取农民人均纯收入、劳均耕地面积、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有效灌溉率、每公顷耕地农用化肥施用量、每公顷耕地拥有农用机械总动力数、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成灾率、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等10个指标来综合测度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数用ARG表示。

在衡量云南省信息化发展水平方面，本文选取规模以上电子信息产业制造业企业利润总额、规模以上电子信息产业制造业企业从业人员数、电话（含移动电话）普及率、电视覆盖率、邮电业务总量等5项指标。信息化发展指数用INF表示。

（2）评价方法说明。熵值法是一种用于多对象多指标体系的综合评价方法，根据各指标传输给决策者信息量的大小来确定指标权重。采用熵值法得到的结果是基于指标自身所传递的信息，因此能克服多变量间的信息重叠和人为确定权重的主观性，使评价体系更科学合理。

（3）数据来源说明。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1990-2011 年《中国统计年鉴》《云南省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等，针对评价指标体系所涉及的指标数据进行采集和计算。

（4）熵值得分结果。根据熵值法计算出的权重，分别计算得出中国在1985 —2011 年间各年度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测度得分,得到图1。

2.四化互动的关系检验首先对云南省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数的数据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如果三个数据列属于同阶单整，则对其进行协整检验以确定是否具有协整关系，如果具有协整关系则进一步进行因果关系分析，确定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并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来进一步分析各化影响程度。

（1）单位根检验。变量序列的平稳性检验是判断变量之间协整关系和进行Granger 因果检验的前提。本文运用Eviews7.2 软件对IND、URB、ARG 和INF这四组数据分别进行ADF 单位根检验,检验的最优滞后步长根据AIC 和SC值最小原则确定。云南省的四化发展指数的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IND、URB、ARG 和INF 的一阶差分均在5%显著水平上不存在单位根，表明其同阶单整, 这表明之间可能具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可以通过协整检验进一步分析。

（2）多变量协整检验。由于本文存在多个变量，可以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对这三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分析。检验是基于VAR 型进行的，因此为了方便进行协整分析，首先构建一个VAR模型。本文采用AIC和SC准则来确定VAR模型的滞后阶数为3,从而在协整时滞后期的选择为2，Johansen 协整检验结果见表2。

由表可知: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可以拒绝r=0的零假设, 表明这三个变量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且其中的一个协整关系式为：

ARG =0.34012×IND +0.28191×INF-1.784337×URB (6)

由上述协整方程可知,工业化、信息化对农业现代化有正相关性，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呈负相关性。其中，工业化水平和信息化水平每提高1%,农业现代化水平就能分别增长0.34%和0.28%，而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农业现代化水平则减少1.78%。并且城镇化的提高对于农业现代化的影响要比工业化和信息化的程度要低，这表明云南省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必须有更强的工业化和信息化为支撑，农业现代化水平才不至于降低。

（3）格兰杰因果检验。协整检验的结构表明了四化之间的确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这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进一步检验。在这里，本文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来对四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可以看出，在滞后三期、显著性为10%的水平下，工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格兰杰原因，但不是信息化和城镇化的格兰杰原因；农业现代化是信息化的格兰杰原因，但不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格兰杰原因；城镇化是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格兰杰原因，但不是农业现代化的格兰杰原因；信息化不是其他三化的格兰杰原因。各化之间存在单项因果关系，即云南省的城镇化对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发展有促进作用，而工业化有对农业现代化有促进作用，农业现代化对信息化有促进作用。

一是农业现代化对其他三化变动响应考察。脉冲响应函数是用来衡量来自某个内生变量的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VAR 模型当中所有内生变量当前值和未来值的影响。图2 显示了农业现代化对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的脉冲响应。从图2可以看出，当在本期给农业现代化1个百分点的正冲击后,农业现代化水平自身反应起伏较大,在第2期农业现代化水平直接降到最低值-0.001517, 随后就逐步提高，并在第6期开始呈现正响应，而后迅速变为负响应，之后逐步提升，最后在第10期衰减至0附近。纵观整个响应期，总响应值为-0.0005133，大部分时期为负响应，且持续时间较长。这可能是因为一些农业机械设备在投入使用后，能在相当长时间内持续使用，在更新它们前不会再投入同样的设备，因此对自身冲击的响应最初为正，在相当长时间内为负，对农业现代化产生了抑制作用。

农业现代化水平变动对工业化水平变动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反应最初为正，并在第2期达到最大为0.0015%，接着逐步下降变为负值，在第3 期达到最低为-0.000155% ，而后逐渐上升。虽有起伏，但一直处于正响应，其中在第6期开始逐渐衰减稳定于0。可以看出，在工业化的初期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物质装备支持，表现为响应函数最初为正值，但随着工业化的大力推进，一部分劳动力和用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资金迅速被转移，响应函数一度出现了负值。但纵观整个响应期，大部分时期为正响应，总响应值为0.00534023，工业化在较长时期中提升了农业现代化水平。

城镇化对于农业现代化的冲击从一开始的前几期就明显抑制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并在第四期达到最低值，之后开始在0值附近起伏，末期出现在0值附近的正响应区域。纵观整个响应期，在一开始明显出现负响应之后出现正负响应交错的情况，然而总响应值为-0.0009446，表明城镇化在较长时期中还是抑制了农业现代化水平。这可以理解为城镇化的过程吸引大批农村劳动力和资金向城市部门外流，影响了农业的发展。

农业现代化来自于信息化的冲击则不太明显。在第五期之前，冲击带来的影响正负交替，在第五期之后信息化的正响应开始显现出来，并一直持续到期末。纵观整个响应期，大部分时期为正响应，总响应值为0.0008673，信息化还是在较长时期中提升了农业现代化水平。这可能是因为信息化带来的信息技术革新，对于农业部门来说有一个适应过程，在适应过程之后信息化水平持续地提升了农业现代化水平。

二是农业现代化对其他三化方差分解。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进而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通过进行方差分解，得到图2所示结果。由方差分解图可以看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不仅受到自身的冲击，同时也受到了其他三化的冲击，来自农业现代化自身的冲击对其自身变化的相对贡献度在第1 期为100%，随后逐步降低，经过7期之后，稳定在64%左右；来自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对农业现代化的相对贡献度在第1期为0%，随后分别以不同程度逐步上升，经过7期之后，工业化对其的影响分稳定在27%左右，城镇化和信息化的贡献度上升至6.7%、2.96%，工业化的影响要显著高于城镇化和信息化的影响。

四、结论及讨论

本文在首先从理论上讨论了四化之间的互相作用路径，然后选取云南省为例，分别建立了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基于1990-2011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计算了云南省四化发展指数，并进而对其进行多变量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从中可以看出，四化之间确实存在互动关系，但是作用方式和强度有所差异，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及建议：

1.四化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且存在单项因果关系

云南省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之间的发展进程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从长期协整检验看, 云南省的农业现代化对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弹性均为正数，而城镇化前的系数为负，且这与之后的脉冲响应函数反映的结果也一致。应该注意到，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的城镇化水平的正向作用，要超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工业化和信息化带来的负向作用。

可见，在大力推进城镇化的时候，需有更强有力地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才能抵消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带来的负效应。

在滞后三期、显著性为10%的水平下，四化之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即云南省的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发展有促进作用，但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变化未必会改变城镇化的水平；工业化对农业现代化有促进作用，但农业现代化的水平提高却未必会引起工业化的增加。农业现代化对信息化有促进作用，但是信息化的变动未必会引起农业现代化的提高。

2.四化的变动对农业现代化对四化变动的响应趋势和贡献程度出现很大差异

从整个观察期来看，来自农业现代化自身和城镇化的冲击，对农业现代化有抑制作用。工业化和信息化对农业现代化冲击效应为正。其中来自农业现代化自身的冲击短期正效应较为明显，来自工业化的冲击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都将对农业现代化持续有较强的正效应。来自城镇化的冲击在短期和长期都持续表现为负效应，信息化对农业现代化的短期效应不明显、长期将产生正效应。因此，云南省在四化协调背景下推动农业现代化，除了要不断增强农业现代化自身水平外，要把握好城镇化的发展速度，注重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对农业发展的负作用，加强工业化的推进，落实工业反哺农业力度；积极提高信息化建设力度，建立促进农业信息化的长效机制，带动农业现代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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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经济系统运行与调控”（编号：J50504）子课题；上海市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编号：JW?CXSL1202）]

（作者单位：上海理工大学）